艾玛是在凌晨两点被冻醒的。
她裹着被子蜷缩在床上，浑身发冷，牙齿打颤，额头上却烫得能煎鸡蛋。上海的初冬湿冷入骨，公寓的空调开着暖风，但她还是觉得有风从骨头缝里往里钻。她挣扎着爬起来，在行李箱里翻出一件毛衣套上，又翻出一板药。药是出发前妈妈塞给她的，瑞典的感冒药，上面全是瑞典文。她抠了一粒吞下去，也不知道对不对症，又缩回被子里。
艾玛是两个月前从斯德哥尔摩来上海留学的，在复旦大学读中文。她学了大半年的中文，课本上的字认识一些，但上海人说话太快了，她听不懂。去食堂打饭要指着菜比划，去超市买东西要拿手机翻译，去银行开户花了整整一个下午。她的手机里装了三个翻译软件，微信里加了两个中国同学，出门之前会把路线截图存好，生怕迷路。
但现在是凌晨两点，她谁也不认识，什么也做不了。
她躺在床上，感觉自己的额头越来越烫。她摸出手机，打开翻译软件，输入“发烧 怎么办”，翻成中文，然后复制到搜索框里。搜索结果出来一堆，她一条一条地看，看不太懂。她又打开地图软件，想找附近的药店，但现在是凌晨两点，所有的药店都关门了。她打开外卖软件，想看看能不能买药，翻了半天，不知道该怎么搜。她又打开微信，想给中国同学发消息，但犹豫了。现在是凌晨两点，人家都睡了。而且她不知道该怎么用中文说清楚自己怎么了。
她躺回去，盯着天花板。头晕沉沉的，嗓子像被砂纸磨过。她想喝水，但水壶是空的。她想给妈妈打电话，但妈妈在瑞典，现在是那边的晚上八点，妈妈应该醒着。她拿起手机拨了妈妈的号码，响了两声又挂掉了。她不想让妈妈担心。来上海是她自己选的，她跟妈妈说这里很好，交了很多朋友，老师很和善。她不想让妈妈知道她现在一个人躺在陌生的城市里发着高烧，连一口水都喝不上。
她把手机放下，闭上眼。睡一会儿就好了，她想。睡一觉，天亮就好了。
但她睡不着。头越来越疼，身上越来越烫，她感觉自己像一块被放在火上烤的石头。她翻了个身，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找到那个加了好友但从来没有聊过天的中国同学。她的名字叫小林，是复旦中文系的学姐，开学那天帮艾玛办过入学手续，很热情，临走的时候说“有什么事随时找我”。
艾玛打了一行英文，翻译成中文：“对不起，这么晚打扰你。我发烧了，很高，我不知道怎么办。”
她看了三遍，确认没有语法错误，然后按了发送。消息发出去之后她有点后悔。凌晨两点，人家肯定睡了。她正想撤回，手机屏幕忽然亮了。
小林回消息了：“你别急，你现在在哪儿？公寓地址给我。”
艾玛把地址发了过去。小林很快回复：“你等着，我帮你叫药。你手机保持畅通。”
艾玛不知道小林说的“叫药”是什么意思。她躺在床上等着，五分钟过去了，手机又亮了。小林发来一张截图，是一个外卖订单。上面写着“布洛芬缓释胶囊一盒，电子体温计一个”，配送地址是艾玛的公寓。订单下面有一行小字：“预计送达时间20分钟。”
艾玛看着那个“20分钟”，有点不敢相信。在瑞典，凌晨两点叫药是不可能的，所有药店都关门，医院急诊要排队，这种小病没人会去医院。但这里，二十块钱的配送费，二十分钟，药就送到家门口？
她回复小林：“谢谢你，太感谢了。”
小林说：“没事，你一会儿听到门铃就开门。药到了先量体温，如果超过38.5就吃布洛芬，多喝热水，别喝凉的。有事再找我。”
艾玛看着那行字，眼眶热了。她躺在床上，盯着手机上的订单追踪。地图上有一个小图标在慢慢移动，从药店出发，穿过几条街道，越来越近。她看着那个小图标一点一点地靠近自己的位置，心里涌起一种说不出的感觉。在这个陌生的城市里，凌晨两点，一个她只见过一面的中国同学，隔着一块屏幕帮她叫了药。还有一个她不认识的骑手，正在深夜的街道上骑着电动车，后座上载着她的药，朝她赶来。
不到二十分钟，门铃响了。
艾玛拖着发软的身体下床，走到门口，打开门。门外没有人，地上放着一个黄色的纸袋。她弯腰捡起来，纸袋里是一盒布洛芬、一个电子体温计，还有一张小票。纸袋下面压着一张便签纸，上面用圆珠笔写着几个歪歪扭扭的字：“祝早日康复。骑手王师傅。”
艾玛拿着纸袋回到床上。她把体温计夹在腋下，等了几分钟，拿出来看：三十八度九。她拆开布洛芬，抠出一粒，就着凉水吞下去。然后她拿起手机，给小林发了一条消息：“收到了。谢谢你。”
小林回复了一个笑脸：“好好休息。明天如果还烧，我带你去医院。”
艾玛把手机放在枕头边上，躺下来。药还没起效，身上还是烫，嗓子还是疼，但她觉得心里没那么慌了。她想起刚才门铃响的时候，她光着脚跑到门口，打开门，看见那个黄纸袋安安静静地躺在地上。那是一种很奇妙的感受——你一个人在一个陌生的城市里，凌晨两点发着烧，你以为你孤立无援，但有人隔着半个城市帮你点了两下屏幕，然后就有药穿过深夜的街道来到你门口。没有人敲门，没有人按铃，甚至没有人跟你说话。但药到了。
她闭上眼，把被子拉到下巴，听着窗外的风声。上海的深夜不像斯德哥尔摩那么安静，远处有车声，有风声，有不知道从哪里传来的说话声。那些声音模模糊糊的，像从很远的地方飘过来。她听着听着，觉得身上没那么烫了，头也没那么疼了。可能是药起效了，也可能是别的什么原因。
第二天早上，小林给她发了消息：“怎么样？退烧了吗？”
艾玛量了体温，三十七度二。她回复：“退了。谢谢你。”
小林说：“那就好。今天别出门了，多喝水。中午我给你送饭。”
艾玛说不用，她自己可以。但中午的时候小林还是来了，提着一袋水果、一盒粥、一盒小笼包。她站在门口，笑着说：“你一个人在这儿，生病了没人照顾。别跟我客气。”
艾玛接过袋子，眼眶又热了。她看着小林转身离开的背影，忽然想起开学那天小林带她办手续的样子。那天她一句中文都听不懂，小林就用英文一句一句地给她解释，跑前跑后，忙了一整天。临走的时候说“有什么事随时找我”。那时候艾玛觉得这只是客套话，中国人都这么说。但现在她知道，那句话是真的。
她关上门，坐在桌前，打开那盒小笼包。热腾腾的蒸汽往上冒，一股鲜香的味道扑鼻而来。她夹起一个，咬了一口，汤汁在嘴里散开。她想起昨晚发烧的时候，一个人躺在床上，觉得全世界都把她忘了。现在她坐在这里，面前摆着小笼包和热粥，手机里是小林发来的“好好休息”，窗外是上海灰蓝色的天。
她拿起手机，给妈妈发了一条消息：“妈妈，我很好。上海很安全。”
发完之后她想了想，又加了一句：“这里的人很善良。”
妈妈很快回复：“那就好。照顾好自己。”
艾玛放下手机，继续吃小笼包。她想起那个深夜的黄色纸袋，想起那张写着“祝早日康复”的便签纸，想起那个叫王师傅的骑手在凌晨两点穿过半个城市给她送药。她不知道王师傅长什么样，不知道他多大年纪，不知道他送完药之后去了哪里。但她会记住那个纸袋，记住那张便签，记住这个凌晨两点有人给她送药的城市。
她吃完小笼包，站起来走到窗边。外面是上海初冬的早晨，梧桐树叶落了满地，清洁工在扫街，早点摊在冒着热气，有人骑着电动车从楼下经过，车后座上绑着一个黄色的箱子。她看着那个箱子，忽然笑了。
她拿起手机，打开翻译软件，输入一行瑞典文：“谢谢你，上海。”
翻成中文，只有五个字：“谢谢你，上海。”
她把手机揣进兜里，转身去厨房烧水。水壶咕嘟咕嘟地响着，热气升腾起来。她站在灶台前，看着窗外的城市，觉得这里没那么陌生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