落地那晚，吴圩机场闷得像蒸笼。我拖着箱子找民宿，巷子口阿婆卖酸嘢，玻璃缸里泡着青芒果、木瓜丝，辣椒粉撒得通红。我指着问：“这个……辣吗？”
阿婆拿竹签扎一块递过来：“尝嘛，不要钱。”
我咬一口，酸得眯眼，甜辣汁水呛进嗓子。阿婆笑：“台湾来的？听口音像。”
我点头。她往袋子里又塞两块：“拿去吃，大陆不是每样都辣。”
那晚我坐在民宿阳台，看楼下电单车流窜，外卖小哥边骑边啃馒头。手机里台湾朋友问：“那边是不是很土？”我打了几个字，又删掉。
第二天去中山路。人挤人，螺蛳粉味撞进鼻子，我皱眉头。旁边大叔端着碗蹲路边，看我表情乐了：“第一次？加个鸭脚，香。”
我摇头。他把自己碗推过来：“尝口汤，不好喝我请你吃老友粉。”
我抿一口，酸笋臭得冲脑门，但后味鲜。他问：“台湾有这？”
“没这么臭的。”
“那是你们没放开。”他哈哈笑，低头继续嗦粉，声音大得像吵架。
住到第四天，民宿老板阿强说带我去菜市场。他开电驴，我坐后座，风灌进领口。市场地上湿漉漉，卖菜阿姆用白话喊：“靓仔，菜心两块！”
阿强帮我挑菜，阿姆突然问：“你台湾来的？”
我说是。她多抓一把葱：“送你的，回去炒肉。”
阿强付钱时，她少收五毛，说：“台湾同胞嘛。”
我愣住。在台湾，我阿嬷也这样，买菜送葱，少收零头。一模一样。
转折在第五天。阿强说带我去看邕江夜景。我挺期待。结果他先带我拐进一条黑巷子，说抄近路。
巷口蹲着三个年轻人，抽烟。阿强低头走，我跟着。其中一个突然伸脚，绊了我一下。我踉跄，箱子摔地上。
“走路不长眼？”那人站起来，比我高一个头。
阿强赶紧弯腰：“对不起对不起，我朋友没注意。”
我火上来：“是他伸脚——”
阿强拽我袖子，使劲。那三人围过来，抽烟的往地上弹烟灰，弹在我鞋面。我刚要开口，阿强从兜里摸出烟，递过去：“兄弟，抽一根，算了。”
那人接了烟，看看牌子，哼一声：“滚吧。”
阿强捡起箱子，拉我走。我回头瞪，他压低声音：“别看了，走。”
出巷子，我甩开他手：“你干嘛这样？明明他们不对。”
阿强把箱子递给我，沉默几秒：“你知道那条巷子晚上常出事吗？上个月有人被抢手机，反抗，捅了一刀。”
“所以你就忍？”
“我不是忍，”他看我一眼，“我是带你出来玩，得把你完整带回去。”
我不说话。他走前面，背影瘦，T恤领口洗得发白。走几步，他停下：“我不是怕他们。我是怕你出事，我赔不起。”
那晚邕江灯火通明，游船彩灯倒映水里。我站栏杆边，阿强递来一瓶水。我接过来，没喝。
“生气了？”他问。
“没。”
“你脸上写着。”
我拧开瓶盖，喝一口：“在台湾，我会报警。”
“这里也能报，”他说，“但等警察来，你身上可能多几个洞。”
我笑了，笑得有点苦。他跟着笑，笑完低头踢石子：“其实我去年也跟人打过。在夜市，有人插队，我推他一把，他拿凳子砸我，缝了六针。后来我老婆说，你赢了又怎样？医药费自己掏，店还被砸。”
“所以你学会了忍？”
“不是学会，”他说，“是算账。算完发现，忍比较划算。”
我看着他。路灯下他眼睛发红，不是哭，是累。我突然想起我爸，在台湾开计程车，被醉客打，也是忍。
第七天，阿强带我去吃老友粉。店里人多，拼桌。对面坐个阿婆，颤巍巍夹粉，汤溅到桌上。阿强拿纸巾擦，阿婆说谢谢，他摆摆手。
阿婆吃完，掏钱，差两块。阿强帮她付了。阿婆要还，他不要。阿婆走时，从布袋里摸出一颗糖，放他碗边。
阿强拿起来，剥开，放嘴里。我问：“你认识？”
“不认识。”
“那干嘛帮？”
他嚼着糖：“两块钱，买颗糖，不亏。”
我笑。他也笑。
临走那天，阿强送我。机场门口，他递给我一袋酸嘢，阿婆那家的。他说：“跟阿婆说了你回台湾，她多给的。”
我接过来，袋子沉甸甸。他说：“下次来，别走那条巷子。”
“你带路我就不怕。”
他摇头：“我不是每次都带路的。”
我进安检，回头。他还站那，手插兜，电驴钥匙晃啊晃。我挥手，他点头。
飞机上，我打开酸嘢，青芒果酸得牙倒。旁边大陆旅客问：“好吃吗？”
我说：“挺酸的。”
他说：“酸才开胃嘛。”
我盖上盒子，看窗外云层。想起阿强那句话——“忍比较划算”。想起阿婆的葱、大叔的汤、菜市场少收的五毛。
也想起那条巷子，那根烟，那六针。
我掏出手机，给台湾朋友发消息：“大陆不是我想的那样。”
他秒回：“那是哪样？”
我打：“说不清。你自己来。”
他没再回。我关了屏幕，把酸嘢塞进背包。袋子底下，阿婆多塞了一小包辣椒盐，用橡皮筋扎着。我捏了捏，橡皮筋勒手指，有点疼。
飞机升空，耳朵堵。我嚼口香糖，想起阿强嚼糖的样子。他帮我，也帮阿婆。但他也递烟，也低头。
我阿嬷说，出门在外，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可我爸说，该争的要争。
他俩吵了一辈子。
我把口香糖吐进纸袋，系好。空姐来收垃圾，我递过去。她问：“还要水吗？”
“不用，谢谢。”
她推车走。我靠椅背，闭眼。
酸嘢袋子在脚下，有点漏，汁水渗出来，凉凉的。
我没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