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登瀛和“斜扁头”李长发侥幸逃脱后，连夜去徐家汇一个朋友处住了一宿。
次日，俩人早早起来，担心警方顺藤摸瓜追踪而至，立刻告辞。先去茶馆要了茶水、点心，一边吃喝一边商量接下来去哪里避风头。
两人都意识到，这祸闯得有点儿大，待在上海迟早会被警方拿下，该去哪里呢？
他俩之前尽管没有折进过局子，但是毕竟在道上混了这么些年头，从别人那里听得许多里面的事情，议来议去，最后决定去苏州，投奔崔小山。
崔小山，二十六岁，已婚，家里开着茶叶行，批发兼零售，他跟着父亲经营茶叶生意，人称“崔小开”。
几个月前的清明前夕，他带着妻子来沪旅游，在外滩看大轮船时钱包遭窃，富家阔少顿时成为穷光蛋，连回苏州的车钱都没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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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妻俩正着急时，方登瀛奉老爸之命，陪同外地来沪的两个客户在外滩游览拍照。看到这对夫妇就像热锅上蚂蚁一般，立马上前询问。
崔小山一五一十说了说，方登瀛很仗义，掏出一百万元钞票（旧版人民币，与新版人民币的兑换比率是10000∶1。）送给对方，又指点他们去分局或者派出所报案，还拿出拍纸簿随手画了一张路线图。
崔小山夫妇遇到好心救急之人，感激不尽，双方互留姓名地址，就此交了朋友。
此刻，闯了祸的方少爷想起了苏州的崔小山，他对自己面临的情况作了分析，警方要抓无非为两桩事儿——跟金迎成打架和涉枪。
在上海滩，这其实算不上是什么了不得的大事，打架没有死人，甚至连重伤的都没有;再说涉枪，上海解放不过三个多年头，民间私藏的枪支肯定有一些的，别说手枪，只怕冲锋枪、机关枪甚至手榴弹、地雷都有，只要不响，或者即使响了但没造成死伤，那就算不上多大的事。
警方眼下重视那是当然，但上海滩是什么地方？说天天有大案一点儿也不夸张，时间久了，警方必定要把注意力放在那些大案的侦查上面，那就顾不得他们，到那时候再回来，估计差不多也就能混过去。
不过，这一步还有些具体的细节问题需要考虑，比如，不能长住崔小山家，他和“斜扁头”要以考察生意的名义去苏州，不能让对方知道他们在上海犯了事。
况且，据说苏州规定住宿超过两天就得向派出所报临时户口，否则户籍警要来调查。
然而，这个问题倒难不倒方登瀛，他身边一直带着大量现金，可以住在旅馆，之前偶尔帮父亲的工厂、商店介绍生意、采购原料，备着三店一厂的空白介绍信，办理登记手续时随手填一张就行。
四种介绍信轮流使用，不会引起进行例行巡查的民警注意。
两人打定主意，直奔北火车站。巧得很，北站前面的广场上正好有一群警察在盘查进出站人员，时不时拦住某个对象盘问一番，甚至还会检查行李。
方登瀛、李长发远远看见，不敢过去，于是进了站前天目中路上的一家小饭馆，要了三个菜、两瓶啤酒，吃得差不多，看着警察离开，这才结账出门。
如果说方登瀛、李长发昨晚从刑警刘熊生手里逃脱是交了好运的话，那这会儿，他们的好运气算是到头了。
进了看守所后，方登瀛痛定思痛，后悔自己不该招惹那几个“吃佛”的主儿。
大城市火车站等人多的地方，一向是扒手的理想活动场所，通常说来，他们除了会偷钱包，对打架玩命不是很在行，也缺乏胆量。一般都有个把儿大流氓做靠山，他们从偷来的钱钞中拿出一部分进贡。
这种情况，北上广都有，上海和广州对这类做法，无论黑道白道都没有一个约定俗成的称谓，只有北京有，曰“吃佛”。
其意来源于扒手，因为他们自称“佛爷”，而接受他们这份贡品的流氓就是“吃佛”。
方登瀛、李长发俩人来到站前广场时，正遇到四个“吃佛”的流氓从候车室出来。
由于人多，流氓又是逆向行走，难免跟人磕磕碰碰，他们嘴里骂骂咧咧，别人看见这副吃相，自然知道遇到了什么角色，纷纷让路。
方登瀛、李长发无动于衷，只管照常前行，对方看见，觉得这是挑衅，于是驻步不前，站在那里等他们过去。
方登瀛因为负案在身，不想跟对方纠缠，正想招呼李长发让让对方，那四个家伙中已经有人认出他，悄声对同伴说：
“
这是老闸方少爷啊！”
由于距离很近，这句话被方登瀛听见了，他那“老闸一只鼎”的名号可是打出来的，此刻如若让步，不出半天就会传遍上海黑道，对方添油加醋变成他方少爷害怕北站区的“吃佛”流氓，今后在江湖上怎么混？
方登瀛只能继续往前，不过此举还是有风险，打架他看得多打得少，搞搞谋划、指挥还行，直接动手的话明显逊色的多。
昨晚成功对付刑警刘熊生，那是他和李长发以二对一，主要出力的还是李长发。现在，他们人数少于对方，如若真的动手，没有多少胜算。
就在这时，对方为首的那个络腮胡子横了方登瀛一眼，故意提高声调：
“
什么方少爷？狗屁！到北站咱的地盘上，也不来打个招呼！”
“斜扁头”一听，忍不住了，破口大骂，对方一看，摩拳擦掌准备动手，方登瀛留意到那个认出自己是方少爷的家伙把手伸进怀里，显然要掏家伙。
这一举动，使他脑子里掠过一个念头：
对方是四，这边只有他俩，四对二，还想掏家伙，显然不是那种讲江湖规矩的流氓。
这场架，能不打还是不打为好，否则吃亏的多半是自己，最好的办法是警告对方不要轻举妄动，各走各的路。
当然，要想达到这个目的，仅仅说几句场面话是不行的，看来只有靠一件法宝——手枪！
方登瀛扭头对“斜扁头”说：
对方闻之大怒，正待扑上前来，忽然齐齐地都定住了，方少爷手里亮出了一支手枪！
那四个家伙脸色立变，互相看了看，就像预先约定过似的，一起转身离开。这一切，发生在电光石火之间，旁边那些拿着行李经过的旅客根本没有留意到。
方登瀛和“斜扁头”终于松了口气，刚刚走进候车厅侧边的售票处准备排队买票，从外面进来了三个便衣，随同他们进来的还有刚才四个“吃佛”哥们儿中的一个。
他向三个便衣迅速指点了方登瀛两人后，随即闪进了一旁的人群，便衣佯装购买车票的乘客，穿过人群来到他俩身后，突然一声暴喝：
“不许动！”
话音未落，方登瀛、李长发已经被扑倒在地，还没弄清楚究竟是怎么回事，双手已经被扭到身后铐上了手铐！
专案组长阮敏煌带领众刑警赶到北站派出所时，两个被捕者兀自一副大梦初醒的迷糊样子。刘熊生一看:
没错，昨晚就是这两个小子！
随即进行讯问，方登瀛对与金迎成斗殴、私藏枪支两桩事儿供认不讳。
侦查员问:
这支手枪和五十发子弹是从哪里来的？
对方答:
花了一百三十万钞票买的，上家是虬江路五金机电旧货市场的一个姓汪的摊主，其店铺编号是077。
9月上旬，一个下着小雨的午后，方登瀛奉父命前往虬江路旧货市场觅购旧漆包线。
当时，国家已经开始了对资本家生产和经营的有效控制，加上抗美援朝的原因，有色金属、煤炭、棉花等原材料被定为国家统一支配的物资，私营厂家进货按配给供应，不得私自买卖，否则就是“不法奸商”，将被逮捕法办。
方登瀛出门的跟班是“三头”中的“两头”——“阿六头”、“小毛头”和一个小喽啰王某。
三人随身各带一把匕首，方登瀛则揣着一把带鞘的三棱刮刀，买好漆包线办好送货手续，四人便在旧货市场逛了一圈，那支手枪就是在这时候买下的。
出售枪支别说新社会，就是国民党统治时期也不能公开进行，都是地下交易，他怎么知道077号摊有手枪卖呢？方登瀛交代:
是摊主汪仁和自己找上来的。
方登瀛逛到这个摊点，看中的是摊子上的一把用于摆设的仿真手枪，拿在手里摆弄了片刻，觉得挺好玩，立马掏钱买下。
摊主找零钱的时候，其中一张掉在地上，“小毛头”俯身去捡，怀里匕首不慎滑落出来，“小毛头”眼疾手快，不等落地，已经伸手抄住。
那个摊主赞了一声“身手不错”，又嘟哝了一句：
“
不过，再快也快不过手枪！”
方登瀛听着心里一动，便问对方:
摊主的回答模棱两可：
方登瀛听了窃喜，明白对方果真有手枪出售，双方讨价还价，最后以一百三十万元人民币成交。
刑警问方登瀛：
“你当时跟他进里屋去看枪时，摊主是把枪放在哪里？”
对方说:
“
枪放在一个木盒里，子弹放在角落的一口铁皮工具箱里。”
专案组随即指派刑警小林、老刘去虬江路找到077号摊主汪仁和，二话不说，先铐上手铐，然后搜查，可是未查获其他枪支或者违禁品。
汪仁和交代:
这支枪和五十发子弹是不久前的一个傍晚，他正要收摊打烊的时候，一个突然上门的五十多岁的老者拿来卖给他的。
汪仁和在虬江路开五金机电旧货摊已经好几年，抗战胜利伊始，日军投降而国民党政府还没进上海接收的真空阶段，社会上散落的枪支弹药甚多，他曾公开买卖过，甚至还把一挺马克沁重机枪架在摊位上招徕生意，名头自此传开。
不过，这种特殊买卖不过做了个把月，到1945年9月中旬就停止了。因为有了名气，直到上海解放前，偷偷摸摸买卖枪支的情况每年仍有几例。
不过，上海解放后再就没有了，这次是第一次。
汪仁和不无后悔地说:
都怪自己太贪财，知道新社会买卖枪支弹药是违法的，可是那老者登门出售的这支手枪开价实在便宜，连同五十发子弹也不过五十万元。如若卖出去的话，价格起码翻一个跟斗以上，心里一动，就收了下来。
专案组把手枪和子弹一起送交市局技术室作鉴定，得出结论:
这支手枪系勃朗宁手枪仿制品，仿真水平甚高，无论枪管内壁的膛线、扳机和弹簧，还是外表的抛光工艺，都达到了专业水准，应该出自制枪内行之手。
那些子弹并非仿造品，而是正规兵工厂的产品。
值得注意的是，从枪膛内部检查情况来看，这支手枪制成以后，还没有发射过，表明制作者对其技艺充满自信，连试射也省了，应该是一个老手。
案子侦查到这里，算是告一段落。持枪、售枪的案犯已经抓到，涉案的手枪和五十发子弹也已经收缴。
如果要说还有什么不够圆满的地方，那就是向汪仁和提供枪支弹药的老者还没有下落。
当天晚上，专案组开会研究如何进行下一步调查。
汪仁和交代说:
那个老者拿着手枪和子弹兜售时，子弹上留有明显的油迹。可是，手枪枪身表面却是擦得干干净净。
汪仁和原是金工出身，抗战胜利后又做过枪支弹药的买卖，收购过崭新的枪支、子弹，对如何保存枪支弹药说得出一些道道。
凭其经验，这支手枪应该是前不久由熟悉造枪工艺流程、具有制枪技术、具备制作设备的熟手制作的，因为要立即出手，所以没有在枪身表面涂上一层用于防锈的油脂。
而那些子弹的储存时间显然已经有些年头，表面涂抹了油脂，防止氧化和受潮。
专案组就汪仁和的上述交待请教市局技术室，鉴定专家认为:
情况属实。
专案组就此进行讨论，很快达成共识。如果制作人不具备兵工厂那样的专业设备，相较于子弹而言，手枪倒比较容易私造。
对于一个有过较长时间生产操作实践的钳工来说，只要有车床和整套钳工工具加上一个台虎钳，就可以按照图纸制造出一支合格的手枪。
制作过程中，车床的利用率不高，仅仅是代替铣床铣出枪管内的膛线，其余工艺全部可以通过手工完成。
其中，技术含量最高的是对弹簧的热处理，热处理的质量决定了手枪是否可以连续发射。
因此，这个私造枪支的案犯应该是一名具有相当技术水平的钳工，而从缴获手枪枪身表面的抛光处理来看，可以证明案犯具备较高的热处理水平。
子弹的制作工艺虽没有手枪那么复杂，但是难以手工成批量制作，其工艺流程中需要冲床，子弹头的直径和形状必须整齐划一，况且还有配制发射药的技术难题。
因此，本案私造枪支的案犯应该是在持有现成的军用手枪子弹后，根据子弹的直径设定了枪管口径，然后凭借车床（当然，如有使用铣床的方便，那就直接用铣床了）解决制造枪管的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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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这个推断准确，这种枪支制作得可能并不多，也许就这么一支，因为他要根据拥有子弹的数量来决定。
这样看来，汪仁和的那个上家（向他兜售枪支的老者）不大可能再去虬江路或者其他地方提供私造的手枪。
从专案组目前为止掌握的情况来看，这个私造手枪的案犯应该具有以下特征：
男性，年龄在三十岁以上，有专业金工技能（以钳工为主），从事过相当一段时间的钳工操作，其工作场所并非手工操作的小作坊、街头摊点，而是有机床（包括车床、刨床、铣床等机械设备）的车间，具有修理、调试、操作机床的能力，通晓热处理技术。
另外，还可能有过枪械修理甚至制造的实践，对枪械零部件比较熟悉。
放在今天，具备上述综合素质的技工很少，如若要查访的话可能比较容易。可是在那个年代，上海是全国各大中城市中此类技工最多的地方。
自1843年开埠以来，外商纷纷来沪开办工厂，带来了先进技术，运来了各种令华人大开眼界的新型机械设备，为了节约人力成本，不可能大面积从本国招聘技工来华工作，而是采取在当地招收华工的办法，由外国技师传帮带。
没过多少年，上海滩就涌现出一批操作水平不亚于甚至超越洋师傅的以钳工为主的技工，当时对这种技工还有个统一称谓——外国铜匠。
随着列强租界在上海的扩展，更多外商在上海投资开厂，中国官方和私人也纷纷投资开办大大小小的工厂、作坊，需要更多的技术工人。
一些曾经在海外和国内的外资厂家、轮船公司打过工的技工，纷纷来沪应聘，扩大了上海滩金属加工的综合技术能力，又在实践中发展了金工技艺水平。
上海解放时，全市拥有数千家具备相当规模的工厂、作坊，在这些场所工作的技工那就更多了。
对于此刻的专案组来说，要想在那么多符合基本条件的技工中找出涉案者，难度不是一般的大。
不过，专案组认为:
尽管懂行的工匠很多，若是真的私造手枪，还是需要具备一些特定条件。
首先，要拥有使用机床（最低限度应该是车床）的便利和热处理的条件。
不过，即便拥有也不是说就可以随心所欲堂而皇之地放手操作。上海滩凡是有机床、热处理设备的厂家、作坊至少得有几十个技工，大的厂家如江南造船厂成千上万。
枪支不可能是一次成型，得多次操作才行，利用厂方设备作私货，即便不被工头发现，也逃不过其他工友的眼睛。
大伙儿抬头不见低头见，手枪零部件的活儿干起来又算不上复杂，你会干，人家也会干，说不定比你干得还精，只要从旁边经过时看一眼，就知道你正在制作的这个零件干什么用。
特别是弹夹的弹簧是回形针形状，制作和热处理时若是有个懂行的经过，一看就是一个激灵。
即便是对手枪结构不了解的工匠，看着也会觉得奇怪，这种形状的弹簧除了用于弹夹，没听说可以用到其他什么机械物件上。
因此，这个私造枪支的家伙必须具备克服上述风险，在晚上或者休息日独自加班，不易被别人发现。
其次，根据市局技术室专家的鉴定结果，手枪制造出来后未进行过射击，这就泄露了一个信息：
制作者是行家里手，具有专业水平，对自己亲手制作的枪支十分自信，不用试枪就敢拿出来。
因此，可以断定这个工匠以前肯定有过制作手枪的经历。
前面说过，上海滩的金工工匠中，其技术水平可以制作手枪的成千上万，但是具备这份自信的工匠不多。
这样一来，专案组总结出了私造手枪案犯的两个基本特征：
一是有较多时间可以独自待在有机床和热处理设备的工作场所;
二是有在兵工厂、军队的枪械修理厂或者旧警察局、租界巡捕房验枪部门工作的经历。
接下来的侦查，就是要在上海滩数以万计、出类拔萃的金工工匠中，进行大海捞针式的查摸。
这项工作从9月23日一早开始进行，要求各单位两天内完成。
专案组通过政府机关下辖的各相关主管局、科和行业协会，对各自对口管辖的工厂、作坊发出协查通知，要求各厂（作坊）主管部门（或私营老板）在保密前提下，把本单位金工中曾有过在兵工厂、枪械修理所、验枪部门等工作经历的工匠遴选出来报送。
此举对于员工较少的单位来说，不成问题，但对那些大中厂家的工作量很大，保卫、人事部门加班加点，连夜翻阅职工档案，同时通过工会向工人中的积极分子了解。
一些小的工厂或作坊，当天即把情况报了上来，专案组一边接收一边审阅。
次日，其他厂家陆陆续续把名单报上，到9月24日晚上，连同之前的小厂家和作坊，专案组一共列出了七十一名被认为有可能涉枪的工匠。
这七十一人，都有在南京、汉阳、重庆、巩县等兵工厂及军队（北洋军、国民党军、日伪军和八路军、新四军）的枪械修造厂工作过的经历，熟悉枪支结构、制造技术、工具工艺。
当然，符合涉枪条件并不意味着就是嫌疑人，接下来专案组还得细致分析调查。
调查又进行了两天，结果一无所获。
这七十一人中，有三人已经死亡，有十二人已经失联（不排除其中有人也已死亡），有十三人已因各种历史问题被捕，剩下的四十三人还在正常上班。
刑警面对面与这四十三人接触，查看了他们的出勤和加班记录，找到他们提供的多名证明人予以核实，发现这些人都没有在上班或者加班期间利用工厂设备干私活儿的机会。
因此，这四十三人都被排除嫌疑。
往下该怎么走呢？专案组一番讨论之后，决定对被捕和失联的那些工匠进行重点查摸。
9月27日，刑警刘熊生去榆林分局看守所讯问被捕工匠龚信达时，意外获得了一条线索：
有个名叫曹叫宝的人精通制枪技艺，自抗战中期至1951年，每年至少要私造两三支手枪出售，据说还能制造子弹。
龚信达，浦东人，早年在上海市区一家纱厂学艺，满师后当了一名保全工，不久又跳槽去了一家机器修造厂。
抗战时，浦东地区出现了多支良莠不齐的游击队，基本上可以分为三大类：
一类是中共领导的抗日队伍，番号是“新四军淞沪支队”以及属于该支队外围武装力量的一些小分队;
另一类是既跟日伪军作战，有时也骚扰地方甚至敢跟新四军游击队叫板，由浦东民众自发组织的游击队;
还有一类就是接受日伪番号但自立为王、自行其是的土匪队伍。
当时“有枪就是草头王”，哪怕是一支早就被正规军淘汰的老套筒也是宝贝，频繁战斗很容易使枪支损坏，所以，不管是哪路队伍都需要维修枪支的技工。
由于游击队没有固定根据地，常常两三天换一个驻地，再加上经费有限，不可能招收专门技工随军行动，只能临时雇佣，而且浦东当地没有，只能到市区去请。
龚信达当时年轻力壮，技术不错，江湖上人头也熟，经常被请去给这三类游击队修枪，他跟比他大十岁的曹叫宝就是这样认识的。
曹叫宝是上海本地人，老家北新泾，出道很早，据说没有正式学过手艺，七八岁就在其伯父开的机修作坊混。
十四岁时，听说有来沪的洋轮在外滩公开招聘“外国铜匠”，于是前去应聘，当场用钢锯、锤子、凿子、锉刀等工具，把一块熟铁制作成一件可以灵巧转动的联动齿轮，立马就被洋轮录取。
在洋轮上，他一干就是十年，回到上海后，自己开了个金工作坊，挂出的字号震动上海滩金工业，名曰“万样修”。
同行是冤家，谁也不服谁。“万样修”开张的头一个月，来自全市各个旮旯的金工师傅把大到汽车、摩托车、保险箱，小至照相机、洋玩具、钟表的各种各样的物件送到这里修理，其中也有偷偷拿来的枪支，竟然没有难倒曹叫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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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爆发，日军占领上海，听说曹叫宝其人，觉得是个人才，准备把他“礼送”到日本本土去干什么绝密活儿。
其时，曹叫宝的朋友多得难以计数，三教九流各行各业都有，自然有人给他通风报信。
于是，他马上关了“万样修”，躲到浦东奉贤海边的一个小渔村，弄了条小船，靠打鱼为生。
由于朋友多，游击队仍然找得到，一旦遇上其他工匠无法修好的枪械，就会请他出马。
因为，当时修理枪械的工匠中，要数曹叫宝的本领最大，他能把别人处理不好的零件处理好。
据龚信达说:
1944年夏末秋初，他曾亲眼看见曹叫宝用纯手工方式，仅凭着一个台虎钳和一套钳工工具以及土法上马的热处理方法制造了三支手枪。
后来听说，这几支枪直接送到新四军淞沪支队，又听说曹叫宝用纯手工方法制作了五百发手枪子弹。
他和其他几个技工曾想仿效，在同样的条件下遇上了铣膛线的难题，根本无法制作铣膛线的模具。
这是因为曹叫宝使用的模具原材料选择、加工以及热处理自有秘诀，别人无法仿效。
上海解放后，曹叫宝由于历史问题被人民政府拘捕审查，一年后释放，开设了一家制造生产工具的小作坊赖以谋生。
此后，龚信达没再跟曹见过面，听说1951年曹曾因私造手枪被捕。犯上这种案子肯定要被判刑，可不知什么原因，他却被释放回家。
龚信达自己被捕是三个月前的事儿，案由是参与套购国家规定禁止民间买卖的有色金属。
专案组讨论认为:
这个姓曹的行业老法师值得怀疑，由阮敏煌带两个刑警前往其住处了解情况。
曹叫宝住在董家渡，刑警先去了管段派出所，了解到此人确实是制枪高手，上海解放后因贪私利，为一个老朋友私造过一支左轮手枪，用于偷渡时“防身自卫”。
不过，那个老朋友还没动身离沪，即被老婆举报被捕，讯问时供出了曹叫宝。
曹叫宝进了局子之后，本来是准备逮捕后判刑，一个人的出现，让事情出现了转机。这是一位师级干部，抗战时在浙东四明山根据地工作过一段时间。
当时，根据地枪支弹药奇缺，他便派人秘赴浦东奉贤，请正在那里修枪的曹叫宝渡海（杭州湾）赶赴浙东，指导队伍上的军工人员修枪造枪，制造子弹、手榴弹、地雷。
曹叫宝在浙东待了三个多月，为部队解决了燃眉之急，临走时拒绝部队给予的丰厚酬金，留着作为抗日经费。
这位师级干部这次赴沪开会，顺道寻访曹叫宝，向他表示感谢。因此，曹叫宝的这段经历被认为是立功表现，将功折罪，私造手枪不予追究，这是去年的事儿。
侦查员问:
曹叫宝最近是否私造过手枪呢？
派出所接待他们的警员说:
这个我们不清楚，不过应该不会！
刑警接着问道:
什么叫“应该不会”？
派出所警员解释道:
半年前，曹叫宝被发现患了严重的肺结核病，两个月前住进了叶家花园（即上海市第一肺科医院），听说撑不了几天。
刑警随后赶到叶家花园，曹叫宝果然已经病入膏肓，骨瘦如柴，话也说不利索，这副样子当然不可能私造手枪。
侦查员向其询问上海滩是否还有人拥有像他那样的造枪技术。曹叫宝说:
上海滩是藏龙卧虎之地，能工巧匠多不胜举，肯定有这样的人物隐匿于民间，至于是谁，不清楚。
刑警知道他不肯说，看他这副样子，也不好勉强，于是就问了另一件事:
当初用纯手工方式制造手枪的模具还在不在？
曹叫宝点头说:
还在家里放着，去年用过一次，现在看来用不着了。
遂后，他让陪伴在侧的儿子带侦查员去家里拿，即被送往市局技术室鉴定，结论是：
没有发现最近曾经使用过的痕迹。
——线索又断了！
9月28日，涉枪案发生后的第八天，上午八点半，专案组正聚集一起准备开会分析案情，分局看守所传来消息：
在押人犯金迎成称其有关于私造手枪的情况，要向刑侦队领导当面报告。
专案组刑警听着觉得有些奇怪，金迎成这家伙怎么折进局子了呢？
北四川分局出具的刑事拘留证上写的案由是“故意伤害”，其实，追根究底来说，其犯事的缘由跟枪有关。
金迎成文武双全，跟“保密局”特工干过架，在道上的名气自然比方少爷登瀛大得多，差不多全市黑道都知道他。
从大牢出来后，道上那些老朋友纷纷前来看望。交往的人多，真真假假的信息也就多，关于方少爷要用手枪来对付他的话头很快传到他的耳朵里。
金迎成听说之后有些害怕，表面没有露出，他寻思方登瀛这厮有枪，我也得去弄一支，到时候枪对枪，谁也不敢真的开枪，还得用拳脚来决出胜负。
于是，金迎成四处打听谁有手枪出售，价钱高些没有问题。
过了两天，有人给他送信:
杨树浦区有个叫“二癞子”的说他有一支手枪、三十发子弹，愿意出让，一口价一百五十万元。
金迎成闻讯窃喜，当即让人给“二癞子”捎话：
当晚八点在八埭头见面，一手交钱，一手交货。
晚上，金迎成前往约定地点，对方来了三个人，除了“二癞子”个头瘦小，另外两个都是一米八以上的彪形大汉。
金迎成是老江湖，一看对方知道来者不善。“二癞子”取出一个沉甸甸的小布包袱放在一个彪形大汉手里说:
你拿着，我点过钞票无误后交给金少爷。
金迎成便把钞票掏出来，“二癞子”点了一遍，说“没错”。接着，那大汉把小包袱往金迎成手里一放，三人拔腿就走。
金迎成把小包袱拿到手，马上觉得不对。若说重量，够得上一把手枪和三十发子弹的分量，可是隔着包袱捏了捏，里面的形状似有问题。
当下，金迎成便说：
“
等等，我还没验货呢！”
话音刚落，“二癞子”三人拔腿就跑。金迎成情知有鬼，手一挥，小包袱疾飞过去，正砸在一个大汉的后脑勺上，大汉立刻倒地。
与此同时，金迎成已经追上“二癞子”，将其摔翻在地，接着几步上前，使了个绊子把另一个大汉放倒。
金迎成夺回钞票离开。没想到，那个后脑勺挨了一下的大汉一直昏迷，“二癞子”无奈，只好拦了辆三轮车把伤员送到医院。
医生一边救治一边报警，金迎成当晚被捕。
次日讯问时，金迎成才知这回闯了大祸，那个大汉至今未醒，承办员告诉他:
你这次犯的案子，肯定要比上次国民党法院判得重，对方即使今天就醒过来，那也是重伤，瞧这样子肯定会有后遗症。
金迎成便问承办员:
是否有减轻刑罚的渠道？
承办员说:
有啊，根据党和政府的政策，你可以检举他人的犯罪行为，政府查实后算你立功，视功劳大小，将功折罪。
金迎成一听皱起了眉头，闷闷不乐地被看守员押回监房，刚进门，忽听有人低唤一声“金少爷”，他定睛一看，竟是方登瀛！
之前，刑警曾找金迎成了解他跟方登瀛斗殴之事，此刻在看守所见到对方，他倒也不感到意外。
方登瀛就不同了，像金迎成这样有本领而且吃过官司的家伙，在看守所人犯中很有市场，如若要收拾方少爷，无须自己动手，只要努努嘴就行了。
好汉不吃眼前亏，方登瀛只有主动向金迎成示好。金迎成呢，也并不想在号子里面跟方登瀛过不去。倒不是他不计前嫌，只是一旦这么做，传出去让江湖朋友瞧不起。
所以，他接受了方登瀛伸过来的橄榄枝，两人关在里面闲着无事，整天胡磕牙、瞎聊天。
方登瀛就这次“云楼馆”的“误会”作了解释，金迎成说:
自己根本没把这事放在心上。
方登瀛这下子终于放心了，没想到关进来倒跟金迎成交上朋友，于是掏心掏肺口无遮拦，两人无话不谈，其间谈到了那把手枪，方登瀛说是自己造的。
说者无心，听者有意，金迎成暗暗一个激灵，这不就是立功赎罪的材料吗？
趁放风的机会，他跟看守员说要见刑侦队领导，有重要情况检举。很快，刑警到看守所提审金迎成，听后不由得面面相觑。
方登瀛那支涉案手枪的来源已经查清楚了，是北站区虬江路五金机电旧货市场077号摊的摊主汪仁和卖给他的，而向汪仁和兜售这支手枪的是一个五十出头的老者。
侦查员认为:
金迎成的这份检举材料，要么是故意编造，让警方通过对这一线索的调查，把方登瀛折腾一番，要么就是方登瀛故意捏造，关在监房里闲着无事找乐子。
不过，既然来了，那就有必要对这一线索予以核实。三人就地讨论了几分钟，决定把方登瀛晾在一边，先提审“三头”再说。
这三个小子跟方登瀛的关系这么密切，如果方登瀛真的私造枪支，不可能不知道，甚至是参与者也难说。
“小毛头”、“阿六头”、“斜扁头”被看守员从监房提出来，由阮敏煌、刘熊生、徐家贵三刑警分别讯问。
问下来的结果是三人都说不知道方登瀛私造手枪之事，也没有听说过方登瀛会干“外国铜匠”的活儿，他就是一个大少爷，在家里见到油瓶倒了也不扶，哪里会造枪？
想要枪的话，方少爷有的是钞票，买一支不就得了？
讯问到了这个地步，只有提审方登瀛本人了。这主儿听刑警一说来意，顿时一脸惊讶:
那支手枪的事儿，我不是已经交代清楚了吗？你们也向虬江路的汪仁和查清楚了，汪仁和现在也关在这里。
你们是听金迎成说的吧？那是我跟他瞎掰的。唉！金迎成的本领很大，我姓方的虽说号称“老闸一只鼎”，但是跟他没法儿比。
你们也知道，我折进局子前得罪过他，现在两人都进来了，正好关在一个监房里，他如若要我姓方的难看，那还不是分分钟的事？
当然啦，我可以报告看守员要求调监房，不是没想过，可真的调了监房，说我在看守所里怕了他金迎成，那我的面子往哪儿搁啊？
我这官司吃定了，得去监狱或者劳改农场，这种话头会被人传来传去，到哪里都抬不起头来。
所以，只有一条路可走，那就是跟金迎成把以前的误会解释清楚。我跟他谈得很好，也谈到了那支手枪，我不能告诉他这是买的，否则人家汪仁和也关在这里，金迎成马上就会想到汪仁和是我出卖的，会看不起我。
我只好说那支手枪是我私造的，像金迎成这样的人物懂规矩，别人说多少他就听多少，不可能盯着我追问具体情况，话头也就到此为止。
随后，刑警再次提审金迎成，他仍坚持自己的说法:
他是吃过官司的人，知道不能编造材料糊弄警方，否则还要罪加一等，哪儿敢呢？
当晚，专案组开会分析这几个人犯的口供，议来议去一时竟然琢磨不透。
看来，只有先把金迎成的话当真的来调查，毕竟方登瀛承认自己确实跟金迎成说过这样的话。
这是分局刑警的观点，市局两位刑警贾顺山、罗宝鼎对此却不敢苟同，其理由是之前方登瀛关于买枪的口供有“三头”作证，卖家汪仁和也已经捉拿到案，现在如果把金迎成的话当真，之前的所有结论不是都要推翻了？
两种观点相持不下，一时谁也说服不了谁。一直到29日凌晨两点多才达成一致：
把金迎成、方登瀛两人的口供放在一旁，对之前的调查重新进行判读，看其中是否漏掉了什么。
9月29日上午，专案组刑警集中一处重新翻阅本案的卷宗材料，重点是前面已经调查过的那七十一个有条件私造手枪的工匠。
摊子刚刚铺开，分局看守所打来电话说:
在押人犯汪仁和要求提审。
汪仁和告诉刑警:
进了看守所后，承办员讯问时进行法律和政策方面的教育，他意识到自己所面临的惩罚比较严重，通常会判处三年以上五年以下有期徒刑，如果运气不佳，正好遇上政府需要抓典型作为重点打击对象的话，严重到什么程度难说，十年八年也不是没有可能。
汪仁和一听吓得魂不附体，跟金迎成一样，连忙询问如何才能宽大处理。承办员说:
检举揭发犯罪行为，如果没有那就要端正态度，好好想想那个提供手枪的上家种种细节，说不定能给办案刑警提供些帮助，这就立功了。
其实，承办员的这番说教都是套话，对每个提审的人犯都差不多，但是汪仁和听着感觉有了希望，连日来一直挖空心思回想那个老者跟他交易的种种细节，甚至连做梦也想着。
昨天半夜，他忽然想起一个细节:
那天，那个老者来卖枪时曾经对他说过一番话，原话忘记了，大意是，老汪，我听说过你的，抗战胜利那年秋天，我的朋友曾拿过几支枪给你，价钱开得比较公道，买卖双方都有赚头。
汪仁和讲究和气生财，谈一笔生意交一个朋友，当时就问对方说的那个朋友是谁。老者说是“两把刀”。
汪仁和与“两把刀”其实并未见过面，只是间接打过交道。听老者说下来，上海解放后“两把刀”跟老者还有联系，今年劳动节还一起在汉口路浙江路口的“老半斋菜馆”一起喝过老酒。
汪仁和寻思:
这应该是一条线索，刑警只要找到“两把刀”，不就知道老者的下落了吗？
负责提审的阮敏煌、贾顺山获知这一情况，自是大为兴奋，汪仁和所说的“两把刀”又是哪位？
汪仁和说:
他只知道此人是上海滩“外国铜匠”中的一名佼佼者，具体情况不清楚，但以其名气，随便找个旧社会在沪上干过“外国铜匠”的打听一下，十有八九都应该知晓。
随后，阮敏煌、刘熊生离开看守所便直奔叶家花园，找“万样修”曹叫宝打听“两把刀”其人。
曹叫宝告诉侦查员:
“
两把刀”本名叫杨敬民，祖籍浙江萧山，出生在上海南市老城厢，今年大概五十上下。
杨敬民家里开着一个香烛店，跟南市沉香阁（即慈云禅寺）的僧人联系得比较多。
他小时候经常手舞足蹈，行为失控，七八岁上就被送进沉香阁住了一年，请寺内僧人相帮矫治。
这可能就是现今小儿所患的“多动症”。当时没有这个说法，只认为是顽皮，顽皮不是病，所以中西医都不会治疗。
沉香阁把这件事儿交给一个操一口北方话的中年僧人负责，这个僧人法号瑞云，曾是义和团的二师兄，功夫了得，尤擅气功。
杨敬民被迫跟着瑞云和尚苦练桩功、气功，一年后回家，气功已经有点儿入门的样子，之后尽管不是天天习练，但隔三差五练练总比不练好。
这样一来，尽管他的“多动症”基本痊愈，但比寻常“乖小囡”当然顽劣得多，小学毕业后，家里就把他送到一家机修厂学“外国铜匠”。
没想到，他小时候学的气功有了用武之地，钳工活儿中举凡锯、凿、锉、锤、刮等基本功，一学就会，一会就通，一通就灵，别人三年学的手艺，他一年多就学会了。
杨敬民满师后不断实践，技艺突飞猛进。二十岁那年，他听说公共租界一家洋商开的机器修造厂招收技工，前往报名应试。
洋人开出的薪水高，报名者云集，这次招考实际上就是上海滩一场钳工技艺大赛。
考试结束，杨敬民用锉刀锉出的铁块，用三角刮刀、蛇头刮刀修刮的轴瓦被评判小组评为第一。从这时起，他就有了“上海滩两把刀”之称。
不过，他后来却不再干“外国铜匠”，而是做起了棉布掮客，偶尔遇上机会自己也出资买进若干，囤积居奇，待到价格上涨后再抛出，赚取一笔差价。
当然，以其“两把刀”之名，以及可想而知的钳工手艺，他在沪上金工界的名气尚在，业内遇到技术难题时，大家还是会想到他，请其相帮解决，金工行业内部遇到纠纷，也经常请他调解。
据说，这人比较仗义，虽然谈不上“两肋插刀”，但是一般稍稍冒点儿风险的事儿义不容辞，比如抗战胜利伊始，有朋友要出手私藏的手枪，不敢拿到虬江路去卖，托他出面，他从来不打回票，拿到枪就奔虬江路，卖掉后不收一分钱报酬，车钱都是自己搭的。
专案组刑警闻知上海滩金工界还有这样一位老法师，不禁窃喜。以“两把刀”在金工界的声望，那个向汪仁和出售手枪的老者能和他一起喝酒，可见此人在业界也是个厉害角色。
既然如此，老者本人可能就是私造手枪的案犯，此刻没有什么迟疑的，只要找到“两把刀”杨敬民，就可以得知老者的身份。
专案组原以为要找“两把刀”这样一个行业名人应该很容易，哪知一上手却发现情况不容乐观。
刑警先去了工商局打听，工商局给棉布行业公会打电话，答称的确有杨敬民此人，做棉布生意，办公地址是徐家汇区天钥桥路莫家弄，但没听说过其“两把刀”的绰号。
刑警赶到那里去一看，地址倒是没错，并无此人，也没有公司或者店铺，一家小学说是教育局临时协调，在此设立了三个班级，具体情况区政府清楚。
刑警又赶往徐家汇区政府，找到工商科，接待人员说:
那里以前确实做过棉布仓库，房子是向私人租的。上海解放前夕，房东逃到海外，房子被政府没收。
那个租房的老板姓杨，叫什么不清楚，据说改做粮食生意，放弃了这边的房子，去了哪里不知道。
这一通折腾，已经半天时间过去。下午一点半，刑警又去了市粮食行业公会，了解下来，对方说:
确实有个叫杨敬民的商人登记过，听说原先是做棉布生意，再往前还做过“外国铜匠”，不过去年开始已经不做生意，听说在家歇着。
侦查员问:
他家住哪里呢？
对方搬出厚厚的登记册，查到其家庭住址是普陀区长寿路嘉德里17号。刑警赶去一打听，确实有个“两把刀”杨敬民住过，但是已在去年年底搬家，没人知道搬到哪里。
刑警寻思，搬家总要迁移户口，派出所肯定有记载，可是出乎意料，派出所竟然没有记载！
因为，杨敬民的户口从来没有迁到过这个派出所的管段，也不知道他家的户口到底在哪里。
这下又没有方向了。几个人商量了一阵，最后决定去“老半斋菜馆”碰碰运气，“两把刀”不是在今年劳动节去“老半斋”吃过酒吗？不知是否预订，如果预订是否保留记录，地址是不会有，留个电话倒是有一半的可能。
“老半斋”的账房先生说:
他们有预订记录，不过只写姓名，有电话愿留的也记一下号码，从来不写顾客地址。
刑警正沮丧时，忽然老板过来问:
同志，有什么事可以帮忙？
刑警一说来意，对方立刻说:
“
两把刀”杨老板是他的朋友，店里鼓风机、电风扇、手推车之类出了什么毛病，都是请他来修理的。
这人很够朋友，帮店里修理东西从来不收费，但若是来用餐，餐费一文也不肯少付。
当天傍晚，刑警赶到了杨敬民在董家渡的家，因为有今年劳动节一起在“老半斋”吃酒之事，杨敬民马上说出了老者的姓名。
此人名叫安传书，现年五十五岁，扬州人，少年时随其父亲去武汉开了一家理发铺子。
安传书心灵手巧，不但头剃得好，刀剪也磨得到位，而且天生对研磨有一种怪癖式的爱好。
十五岁那年，有个经常去理发的汉阳兵工厂工程师对安父说:
你儿子是搞金工的一块好料，让他剃头那是误了他的前程，倒不如让他去兵工厂学手艺吧！
就这样，安传书进了汉阳兵工厂下辖的制枪厂当了一名学徒，一干就是二十年，到1932年时，已是全厂有名的十大技师之一。
也是在这一年，安传书与厂里新来的管理人员发生矛盾，打了一架，吃了点儿亏，心里非常不爽，正好有人介绍他跳槽，他便去上海新办的“大通修造厂”当了一名技师，该厂主要业务是修理制造民用猎枪、气枪。
1937年抗战爆发，安传书的妻儿往浦东逃难时，所乘木船在黄浦江倾覆，四人全部罹难，从此他过起了单身生活。
日军侵占上海后，禁止“大通修造厂”修理制造民用枪支，于是该厂改头换面，生产烹饪调料，“大通修造厂”改为“大通食品调料厂”，制作酱油精、酱汤粉、咖哩粉、辣椒粉等食用调料。安传书因为在这里占有股份，留下负责机器修理和保养。
像安传书这种汉阳兵工厂出身的技师，在“有枪就是草头王”的年代很吃香，他和曹叫宝遇到的情况一样，活跃在浦东地区的各路游击队都曾邀请其前往修理枪械。
上海解放后，“大通食品调料厂”仍旧存在。不过，杨敬民不敢断定安传书是否仍在那里。
生怕刑警不信，杨敬民解释说:
劳动节在“老半斋”喝酒那天，他本来约了几位老友相聚，其中并无安传书。
就在他骑着自行车从董家渡家中去“老半斋”路过外滩时，正好和安传书劈面相遇。
两人已经多年没有见面，当下自是惊喜，安传书邀其去附近饭馆喝酒叙旧。
杨敬民却说他今天正好在“老半斋”请客，何不一起过去，并告知其他人都是安传书的同行，于是对方一同前往。
席间人多嘴杂，没问他在哪里高就，甚至连现今住哪里也没问。
宴毕分手时，杨敬民关照安传书，如若有事找他，可来“老半斋”让老板捎话。
9月30日，正当专案组决定去“大通厂”查访安传书其人，众刑警有了疑问：
“大通厂”有这么一个制枪行家，之前警方在该厂所在的老闸区政府工商科查看私营工厂作坊员工登记册时，花名册中并没有安传书的名字。
是该厂没有上报呢，还是此人已经离开了该厂，或者刑警在查看的时候不慎漏掉了？
有鉴于此，受命前往该厂调查的刑警刘熊生、徐家贵在途中交换了意见，决定先去区政府工商科查阅一下“大通厂”的花名册。
一去之后，二刑警竟然改变了主意，返回分局。原来，他们在查阅花名册时，顺便看了看之前未曾留心的“大通厂”老板的情况。
看到老板的名字叫方鸿儒，二刑警不由交换了一个眼色。老板姓方，与被捕的方登瀛是不是有什么关系？
他们随即往老闸分局打电话查阅户口底卡。片刻，对方回电告知，方鸿儒系方登瀛的父亲。
如此，刘熊生、徐家贵不敢打草惊蛇贸然前往，立刻返回专案组报告。
至此，专案组开始倾向于相信金迎成的检举，认为方登瀛说了假话，那支手枪可能与方家的厂子有关。
而且，涉案人不止安传书一个，也许还有其他人，比如方老板。当然，这只是目前专案组的怀疑，具体情况还得继续进行调查。
下一步该怎么查，专案组有两种意见:
一是立刻提审方登瀛，加大讯问力度，迫使他老实交代一应情况;
二是立刻开展对安传书其人其踪的外围调查，只要将此人拿下，方登瀛这小子不认也得认。
反复考虑之后，专案组决定把全部力量扑上去走后一步棋。刑警分析认为:
造枪需要技术人员和设备，技术人员目前基本上可以确定是安传书，设备也可以肯定就是利用了“大通厂”的车床。
像安传书这样的角色，只要有工具和材料，就能做出一支手枪。对于专业制枪技师来说，热处理根本不成问题，据说他们在自家的厨房里就可以完成对手枪零部件的淬火。
那么，安传书此刻藏身何处呢？刑警认为:
不管藏身哪里，“大通厂”的工人群众应该有个大致上的了解，因为最近安传书肯定去过，他要使用车床，必须露面。
当时，私营厂没有保卫科，再说由于可能涉及老板，即使有刑警也不敢联系。
于是，他们通过北四川区工会出面，约见“大通厂”工会主席姚一珉。
当天中午，双方在区政府见面。刑警一说安传书其人，姚一珉马上点头说:
认识，乃是厂里的金工首席，精通各种金工活儿。不过，这人平时不在厂里上班，他在方老板家里待着，既是管家，又协助方老板管理“大通厂”和方家所开的另外三家店铺的业务。
安传书是方老板的亲信，跟方老板关系非同一般，他的妹妹就是方太太。
了解到这一情况后，专案组当即决定先去方家把安传书抓了再说。
当天午后，安传书归案，这起涉枪案终于真相大白。
方家少爷方登瀛一直想弄支手枪玩玩，可如今是新社会，花钱也买不到，他知道大舅安传书是制枪高手，就跟其商量相帮自造一支。
安传书听后一直不敢答应，可他有一个软档——嗜赌，特别是今年以来手气不佳，输了又输，债台高筑。
大凡赌徒都有不服输想翻本的心理，安传书也不例外。为了筹集赌本，他在妹夫、妹妹那里碰壁后，盯上了外甥方登瀛，俩人达成了协议：
安传书给外甥私造一支手枪，外加五十发子弹，外甥给舅舅两条黄金项链。
安传书负责“大通厂”的机修，在厂里有一间办公室，里面藏着以前修造枪支时留下的五十发军用手枪子弹，他根据这些子弹设计枪管口径，利用星期天工厂休息的机会，以加班检查机械设备为借口，完成了零部件加工，就地取材，因陋就简进行了热处理。
装配则带回方家进行，至于如何交货，安传书颇动了些心思。
他知道这个外甥的德行，有了手枪可能会惹祸。尽管方登瀛再三保证，如果出事他绝对守口如瓶，绝不把舅舅牵进去，但安传书是老江湖，知道这种承诺靠不住。
很快，他想出了一个主意，把手枪拿到虬江路五金机电旧货市场卖给以前曾做过枪支买卖的汪老板，然后让方登瀛去向汪购买。
为了显得“真实”，他还给外甥出了个主意，让他带小兄弟一起去，以便万一出事可以作证。
安传书交代后，刑警又去看守所提审了方登瀛，对方只好如实交代，跟安传书交代的完全相符。
至此，这起外国贵宾来沪访问前的涉枪案终于在限定的十天期限内，画上了句号。
1953年2月10日，涉枪案案犯安传书、方登瀛舅甥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七年、五年。“三头”和金迎成另案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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