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晟画像
在龙首原东缘近浐河处，有一条显著高于周边区域的黄土梁，梁上有一古老村落，名为广大门村。
广大门村古老，是因这里曾是唐长安城禁苑东面二门之南门——光泰门所在地，所以至少自唐代起，这里便已得名光泰门，唐朝后诞生了光泰门村。时间推移，历史变迁，到1949年后，流传一千多年的光泰门村演变成了广大门村。
光泰门是唐代长安城核心皇家苑囿——禁苑（隋代称大兴苑）东垣墙二大门之南门。据考证，禁苑占据了唐都长安北部大片地区，北枕渭水，向西包揽了汉长安城，南接宫城，东抵浐河灞河西岸，周回一百二十里，苑周有垣墙。东西各设二门，南北各设三门，光泰门正是东垣墙二门之南门。
禁苑内分布有望春亭、梨园亭等景观建筑以及九曲宫、未央宫等宫室群，辅以完整严密的城垣体系，使得禁苑兼具军事驻防、水运维护与皇家游猎等功能。而分布于东西南北垣墙之上的十座城门，则成为禁苑与宫城、外界交通往来的重要通道，功能各有侧重。
光泰门地近浐河、灞河汇流之处，唐代长安城漕运体系的核心枢纽广运潭也近在咫尺。
大多考证认为，广运潭当在“浐灞之会”，也即浐河、灞河交汇处。是唐代关中地区漕渠的终点所在，东可以接纳由漕渠而来的漕粮船只，西可以转送都城供给，而向西转送都城供给的最近通道便是光泰门；另外，在广运潭和光泰门之间还设有漕船装卸、储存米粮所用的“米仓”。
《旧唐书·韦坚传》中，记载了广运潭开凿之后的情形及韦坚讨好皇帝的景象：“馀船洽进，至楼下，连樯弥亘数里，观者山积。京城百姓多不识驿马船樯竿，人人骇视。”“坚预于东京、汴、宋取小斛底船三二百只置于潭侧，其船皆署牌表之。若广陵郡船，即于栿背上堆积广陵所出锦、镜、铜器、海味；丹阳郡船，即京口绫衫段；晋陵郡船，即折造官端绫绣；会稽郡船，即铜器、罗、吴绫、绛纱；南海郡船，即玳瑁、真珠、象牙、沉香；豫章郡船，即名瓷、酒器、茶釜、茶铛、茶碗……凡数十郡……坚跪上诸郡轻货，又上百牙盘食，府县进奏，教坊出乐迭奏。”
这说明广运潭竣工后，时任陕郡太守、水陆转运使的韦坚，为向玄宗夸示漕运之绩，专门搞了一个盛大的竣工典礼，京城百姓因不识船樯，观者山积，玄宗亦亲临禁苑内浐水之滨的望春楼观礼，韦坚曾当场将各船所载的“诸郡轻货”跪进玄宗。
考证认为，韦坚当是经由光泰门向望春楼的玄宗“跪进”的。当然，光泰门也是日后从米仓转搬粮斛入禁苑的唯一路径。
不唯如此，因光泰门外东北侧三公里处即是汉灞桥所在，自秦汉以来即存在一条通往高陵、渭北的交通大道，所以光泰门外可以被认为是水陆交通汇集之处，属于长安城东的交通冲要之地。西北大学教授张永禄研究指出，光泰门与广运潭渡口形成水陆联运节点，具备双重交通功能；《陕西省志》记载，光泰门与浐河直线距离不足500米，掌控着禁苑东向出入通道。
光泰门的关键性与重要性，也在后续的军事斗争中得以体现。
据《旧唐书·李晟传》所载：建中四年（783年）泾原兵变，朱泚据长安称帝，德宗出奔奉天。次年兴元元年（784年）五月，李晟自东渭桥进薄京城，《旧唐书·李晟传》载：“晟自东渭桥移军于光泰门外米仓村，以薄京城。”李晟随后率军与朱泚叛军在光泰门附近爆发了“光泰门之战”。两军反复争夺，李晟遣骑将史万顷拆苑墙二百余步为突破口，与贼血战，大败朱泚军，遂收复长安，又从汉中迎回德宗皇帝。
光泰庙也即广泰庙，均系由光泰门演化而来，既是村名，也是村内“广泰庙”的俗称。
广泰庙的正式称谓是“判官庙”，判官庙香火旺盛、声名远扬，在广泰庙村民口中更是有很多神奇传说。
判官庙得名于庙内所奉判官崔珏，崔珏传为隋唐年间人，此人通阴阳，昼理阳间事，夜断阴府冤，是地府头号判官，似乎非常符合民间对于公平正义、善恶有报的坚定信仰。
但是这里显然存在着一个巨大讹误，或者说是存在着一个信息在传播过程中被层层扭曲的过程，也叫“传播扭曲效应”。传播扭曲效应是指信息在传播过程中被层层扭曲的心理效应，属于传播学术语，主要表现为信息经多级传递后呈现夸张、增值等失真现象。
此说何来？
因为“判官庙”的前身光泰庙，所奉者正是曾在光泰门附近激战叛军保卫长安百姓、迎回唐朝皇帝的李晟将军。
历史记载：平叛后，唐德宗于贞元五年（公元789年）在凌烟阁为李晟画像；长安百姓亦感李晟之德，在光泰门北为李晟修建忠烈祠。忠烈祠位于光泰门附近，所以逐渐流传成了光泰庙。又因李晟体魄胖大，塑像也是胖大模样，所以民间也称此庙为“胖官庙”。
光阴荏苒，斗转星移，不知过了多少春夏，也不知改了几多朝代。小庙迎受着时间和自然的冲击与洗礼，加上民间掌握的历史和文化的有限和匮乏，在历代多次重修庙宇和再塑金身的过程中，“胖官”讹传成“判官”，李晟讹误为崔珏。当然可以理解：“胖”本就有“判”的读音，社会的动荡与朝代的改换也极容易造成历史信息的扭曲和失真。
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宝相庄严一千余年的光泰庙一度残破不堪，只剩一座颓败的大殿和几株松柏。往后十余年，地方善信自发集资，陆续翻修了大殿，建起了山门、二殿及一些偏殿，成就了如今广泰庙二进小院的格局。
光泰门和整个禁苑体系随同唐王朝的覆灭走向圮废，光泰庙也在唐末遭遇了毁灭，史载：唐末，朱全忠胁迫唐昭宗迁都洛阳，“毁长安宫室、百司、庙宇及民间庐舍，取其材，浮渭而下。”光泰庙在此期间遭受拆除，不过后人很快又在其遗址之上重建庙堂，再塑金身。
所以，在原禁苑所在的地势高亢、风景优美、交通便捷的黄土梁之上，再也没有了皇家禁苑制度对黎民百姓生活生产的禁制，并且还矗立着一座规模可观、香火旺盛的光泰庙。这里自然成为人们定居生活、繁衍生息的理想之选。
根据推测，唐王朝覆灭之后，陆续有百姓来到光泰庙周边生活定居，围庙形成聚落的现象在中国传统聚落中本就较为常见，加上这里黄土深厚、水源丰富、交通便捷，可谓是宜农宜商的风水宝地。
根据民间传说，光泰门村形成于明代隆庆年间，为“光大里”。
至迟到明代，光泰庙周边已经形成村落，据2024年考古文献显示，当地出土的明代地界碑已使用“光太村”的名称，印证了地名传承关系。
日月如流，转眼到了清代，嘉庆年间编修的《咸宁县志》将本村记载为“光太庙村”，属于咸宁县午门社；到了民国，《长安咸宁两县续志》沿袭前志，依然将本村记载为“光太庙村”，不过注释其也称“光太门村”，属于咸宁县午门仓（后划归长安县），但此时的“光太庙村”已经是包括“马家湾”等四个自然村在内的大村。
1949年后，光太庙村正式改称广大门村，从南而北包括马家湾、堡子村、窑场子、什字街、后街等自然村，是远近驰名的大村。
关于从光泰门到广大门的演化，《西安通览》对此概括记载：光泰门遗址在历史演变中形成“广大门”村落区域。
至于具体的演化过程，笔者在此略作猜测：唐王朝覆灭之后，李晟忠烈祠渐成庙宇，由于禁苑体系的毁废，这一临近光泰门的区域因其良好的地理区位和自然条件，而陆续迎来居民倚庙（李晟庙）而居，久而久之，成为聚落，再成村落，遂有了光泰庙村。但在历史的长河之中，自然的洗礼和人口的迭换导致历史信息不断地损耗、异化、扭曲、失真……
所以在这一过程中，光泰门既废，门侧之祠称光泰庙，庙旁之村称光泰庙村；日久口传，庙名“光泰”渐讹为“广泰”“广太”，村名则分作两支——北村以庙为名，讹作“广大庙”；南村以门为名，讹作“广大门”。《西安通览》所记正是此意：“明隆庆年间地界碑已称光太村，以位于唐禁苑城东墙南门光泰门得名。北村有庙宇，人称光泰庙。因年代久远，北村讹为广大庙，南村讹为广大门。”，总之，“光”和“广”读音相近，“泰”和“太”读音相同，“太”和“大”不仅意思相近，书写差异也不大，加上村名和庙名的混用，几个名称就像打地鼠游戏中的地鼠一样，在历史记载中此起彼伏，非常考验后人的识别能力。
不过名称虽有差异，但其传承关系却是非常明确的：广大门村系由唐代光泰门演化而来的村落，并且，光泰门村所在区域还拥有更为古老和丰富的历史。
光泰门村所在区域在秦、汉时期即为著名的“灞上”之西端，唐朝时作为禁苑东垣墙二门之南门，且地近广运潭，交通位置非常重要。
宋以降，光泰门村作为交通冲要之地的重要性愈发提升。西安城和渭北之间的一条官马大道经行本村。官马大道全长125华里，由西安东廓门向东，经今石碑寨、光泰门，到新筑镇，再经漕渠村、耿镇，由耿镇渡过渭河后进入渭北。相应的，在光泰门村东北方向的浐河、灞河之上，很久以来就存在着一座被人们称作“古渡”的光泰庙桥（渡），根据《咸宁县志》记载：光泰门渡，入高陵路。《咸宁长安两县续志》记载：光泰庙桥，在县治[东北]十二里光泰庙村灞水上。桥由光泰庙至宋家围墙，冬有夏无，人称古渡。每当冬、夏之初，由光泰庙、宋家围墙人民循例修、拆。
一座城门赋予其姓名，一座祠庙给予其灵魂，一条河流成为其脉搏，一片塬地成就其根基，一个时代铸造其新生。未来，因塬而生、因门而名、因水而美、因庙而聚的广大门必将延续历史文脉，竞秀于龙首之原、浐河之滨。
文：张筱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