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埃及不只有沙漠和金字塔，地中海边还藏着一座被时间忘掉的欧洲。

开罗的朋友听说我要在亚历山大待一个月，第一反应是摇头。

“那里没什么好看的，”他说，“两天就够了，看看图书馆，看看城堡，然后回开罗。

”我问他上次去是什么时候，他想了想：“十年前吧。”我又问：“那你待了几天？”他笑了：“当天来回。”

这就是大多数人对亚历山大的态度——路过，看一眼，走人。

旅行社的行程单上，它永远是开罗和卢克索之间的一个括号，一个可以省略的注脚。

所有人都在告诉你，埃及是金字塔，是尼罗河，是沙漠里的神庙，是红海边的度假村。没有人告诉你，在地中海的南岸，有一座城市曾经比雅典和罗马更繁华，曾经拥有古代世界最大的图书馆，曾经是克利奥帕特拉和安东尼的舞台。而今天，它像一个穿着旧西装的老绅士，袖口磨破了，但扣子还是扣齐的。

我在那里住了一个月零三天。我不是游客，我是那个每天早上去同一家咖啡馆、被老板记住名字、被邻居老太太问“今天怎么没去买菜”的人。我站亚历山大这一边——它不是埃及的过去，它是埃及的另一种可能。

如果你只去开罗和卢克索，你永远不知道阿拉伯世界里还藏着这样一块地中海的碎片。

一、出站的那一刻

从开罗坐火车到亚历山大，两个半小时。我买的是二等座，票价75埃镑，折合人民币不到十块钱。车厢里有人吃瓜子，有人打电话，有人把鞋脱了把脚搭在对面的座位上。我旁边坐着一个穿校服的男孩，大概十二三岁，一直在看一本阿拉伯语的漫画书。他妈妈坐在过道另一边，每隔十分钟就探头看一眼他有没有睡着。

火车快到的时候，窗外开始出现不同寻常的颜色——不是开罗那种土黄色和灰色，是蓝色和白色。蓝色是海，白色是房子。那些房子沿着海岸线铺开，密密匝匝的，像有人把一整盒积木倒在了地中海边上。

出了Misr车站，我站在广场上，第一次感觉到了这个城市的不同。开罗的广场是喧闹的、拥挤的、带着沙尘和喇叭声的。这里也有喇叭声，但空气里多了一种咸湿的味道，是海风。

一个穿蓝色制服的出租车司机朝我走过来，六十多岁，头发花白，肚子挺得老高。

“Taxi？Taxi？”他问。我说了地址，他点点头，伸手接过我的箱子。

“第一次来亚历山大？”他问。他的英语带着浓重的口音，但比开罗的司机流利得多。

“第一次。”

“住多久？”

“一个月。”

他从后视镜里看了我一眼，表情像是听到了什么不可思议的事。“一个月？在亚历山大？”

“怎么了？”

他耸耸肩：“没人在这里待一个月。游客都是两天，最多三天。你在这里待一个月，你会无聊死的。”

“那你在这里住了多久？”

“我？

”他笑了，露出几颗金牙，“我在这里出生，在这里长大，在这里开了三十年出租车。

我哪儿也没去过。”

他叫Mahmoud，后来我坐过他的车四次。每次他都会给我打折，理由分别是：今天天气好、今天天气不好、今天他心情好、今天他女儿考试通过了。第四次的时候他告诉我，他女儿在亚历山大大学学医，是全家第一个大学生。他说这句话的时候，车正好经过一片老建筑，夕阳把那些褪色的黄色墙面照成了金色。

“你看这些房子，”他指着窗外，“一百年前，这里住的是希腊人、意大利人、法国人。现在住的是我们。但房子还是那些房子。”

我住的公寓在Anfushi区，一栋1930年代的老楼，六层，没有电梯——不对，有电梯，但电梯坏了，房东说要修，修了三周也没修好。每天爬楼梯的时候，我都能看到楼梯间的墙上贴满了不同年代的痕迹：一张1970年代的法语海报，一张褪色的电影广告，还有几行用阿拉伯语写的涂鸦，我后来问邻居才知道，那是一句情诗。

房东叫Sami，六十七岁，希腊裔埃及人。他的祖父从雅典来亚历山大做生意，从此再没离开。

Sami能说阿拉伯语、英语、法语和希腊语，但四种语言都带着口音。

他第一次带我看房子的时候，穿着一件浅蓝色的衬衫，袖口磨得发白，但扣子扣得整整齐齐。

“这栋楼是我祖父1928年建的，”他说，“那时候亚历山大还是‘地中海的新娘’。你知道这个称呼吗？”

我摇头。

“现在没人这么叫了，”他推开阳台的门，“但你看。”

阳台外面就是海。

不是远远地看到一条蓝色的线，是海浪直接拍在楼下的防波堤上，白色的泡沫溅起来，在阳光下亮得刺眼。

海风灌进来，把窗帘吹得鼓起来，像一只巨大的白色气球。

“房租多少？”我问。

“一个月4000埃镑，”他说，“但如果你住一个月，3500就行。”

4000埃镑，不到500块人民币。这就是亚历山大老城区的海景房价格。我当场付了钱。

Sami把钥匙递给我的时候，又说了一句：“晚上不要开窗，风太大。

还有，楼下那家咖啡馆的老板叫Youssef，你告诉他是我让你去的，他会给你多加糖。”

二、一杯茶的价格

Youssef的咖啡馆在楼下转角，没有招牌，只有一块用粉笔写着阿拉伯语的小黑板。

店里摆着六张桌子，塑料椅子，墙上挂着一幅褪色的纳赛尔画像和一张1990年的日历。

每天早上七点，Youssef会准时把第一壶红茶放在炉子上，然后坐在门口的第一张椅子上，看着街上的人来来往往。

我第一次去的时候，他用阿拉伯语问我要什么。我说：“Tea。”他点点头，转身进了厨房。三分钟后，他端出来一杯红茶，放在我面前，旁边还有一小碟糖。

“Sami让你来的？”他用英语问。

“你怎么知道？”

“因为你是中国人，住在那栋楼里，而且你说了‘Tea’而不是‘Chai’。”他笑了，露出一口整齐的假牙，“Sami的房客我都认识。”

那杯茶的价格是5埃镑，不到六毛钱人民币。我每天早上都去，坐一个小时，看街上的人。

Youssef有时候会坐下来跟我聊天，有时候只是点点头，继续看他的街。

第三天早上，他问我：“你在这里待多久？”

“一个月。”

他挑了一下眉毛，和Mahmoud的反应一模一样。“一个月？你会无聊的。”

“为什么所有人都这么说？”

“因为亚历山大不是给游客准备的城市，”他说，“我们这里没有金字塔，没有神庙，没有热气球。

我们只有海，和一群不知道自己在等什么的人。”

“你在等什么？”

他愣了一下，然后笑了。“我在等这壶茶煮好，”他指指炉子，“然后等下一壶。就这样。”

但有一天早上，他没有坐在门口的椅子上。我走进去的时候，他正站在柜台后面，手里拿着一张照片。照片上是一个年轻女人，穿着白色的连衣裙，站在一片蓝色的门前。

“我妻子，”他说，“三年前走了。”

“对不起。”

“没关系，”他把照片放回抽屉里，“她以前每天下午都坐在这里，坐那张桌子。”他指了指靠窗的位置，“她喜欢看海。她说，如果有一天我们不在了，海还在。”

那天他给我倒了两杯茶，一杯放在我面前，一杯放在那张空桌子上。他什么也没说，转身回了厨房。

我后来算了一笔账。Youssef的咖啡馆，一天大概卖出去八十杯茶，每杯5埃镑，一天收入400埃镑，一个月12000埃镑。房租3000埃镑，水电500埃镑，茶叶和糖大概2000埃镑。剩下的6500埃镑，要养活他自己，还要给在开罗上大学的儿子寄钱。他每天早上六点起床，晚上十点关门，一年三百六十五天，只有开斋节那天休息。

但每次我去喝茶，他都会问我：“今天怎么样？”然后在我回答之前，他已经把茶放在我面前了。

有一天下午，一个年轻人走进来，穿着运动鞋和牛仔裤，手里拿着一杯星巴克。他坐在靠窗的位置，掏出手机开始刷。Youssef看了他一眼，没有动。过了十分钟，年轻人抬起头：“老板，来杯茶。”

Youssef走过去，把菜单放在他面前：“这里是咖啡馆，不是茶馆。

茶要现煮，等十五分钟。”

年轻人皱了皱眉：“那算了，给我一瓶水。”

Youssef转身的时候，我看到了他的表情。不是生气，是一种说不清楚的东西。

他后来跟我说：“他是我邻居的儿子，在迪拜工作了三年，刚回来。

他现在觉得亚历山大什么都没有。”

“你觉得他还会回来吗？”

“回来？他下个月就走了。”Youssef把炉子上的茶壶拿下来，“但没关系。海还在。”

三、图书馆的背面

来亚历山大之前，我查过资料。这座城市曾经拥有古代世界最大的图书馆，藏书七十万卷，是托勒密王朝的骄傲。今天，一座现代化的新图书馆立在原地，玻璃幕墙，倾斜的屋顶，像一只巨大的眼睛盯着地中海。

每个游客都会去那里拍照，然后在社交媒体上写一句“知识的光芒永不熄灭”。

我也去了。花20埃镑买了门票，在阅览室里坐了一个下午。图书馆确实漂亮，设计感十足，藏书也不少。但我印象最深的不是这些，是图书馆外面的一条街。

那条街叫Nabi Daniel，和图书馆隔了两条马路。

街上有一家旧书店，门面只有两米宽，里面堆满了书，从地板堆到天花板。

老板叫Hassan，七十多岁，戴着一副用胶带缠着腿的老花镜。

我走进去的时候，他正在看一本法语书。看到我，他把书放下，用英语问：“中国人？”

“对。”

“我这里有一本中文书，”他弯下腰，从一个角落里翻出一本薄薄的小册子，封面已经发黄了，“你看得懂吗？

”

是一本1970年代出版的阿拉伯语-中文词典，扉页上写着“中华人民共和国驻亚历山大领事馆赠”。

“你会说中文吗？”我问。

“不会，”他笑了，“但我认得几个字。‘你好’，‘谢谢’，还有‘朋友’。”

他告诉我，这家书店是他父亲1920年开的，原来在别的地址，1960年代搬到这里。原来店里卖法语书、英语书、希腊语书，因为那时候的亚历山大住着很多外国人。现在只卖阿拉伯语书和旧课本，偶尔有一些英文小说。

“那些外国人呢？”

“走了。纳赛尔上台之后，都走了。”他把那本中文词典放回角落，“但我还在。”

“你为什么不走？”

他看着我，表情像是听到了一个奇怪的问题。“去哪里？我在这里有书。你带着书走，很重的。”

我在他的书店里待了两个小时，买了一本1950年代的埃及地图册，20埃镑。

地图上的亚历山大和现在不太一样——海岸线还在，但城市边缘还是一片空白。

那些现在密密麻麻的房子，那时候还是一片沙地。

出门的时候，我回头看了一眼。Hassan已经坐回柜台后面，继续看那本法语书。阳光从门口照进去，灰尘在光线里飘着。书店的门楣上挂着一块木牌，上面的字已经模糊了，我辨认了很久才看出来，是“Librairie”。

法国人走了，希腊人走了，意大利人走了。但书店还在，只是里面换了语言。

图书馆里放着七十万卷书的复制品，游客们排队拍照。而Hassan的书店里，一个七十岁的老人守着一屋子旧书，等着一个不会来的客人。哪个是真正的亚历山大？我不知道。但我知道，如果我下次再来，Hassan大概率还在那里。

图书馆的玻璃幕墙会一直亮着，但Hassan的灯泡坏了，他可能会换，也可能不会。

四、老太太的阳台

住到第三周的时候，我认识了楼下的邻居Madame Nadia。她八十一岁，一个人住，丈夫二十年前去世了，两个儿子一个在加拿大，一个在德国。她每天下午四点准时出现在阳台上，坐在一把藤椅里，看着海。

我第一次跟她说话是因为我的阳台门卡住了，她在楼下喊：“用力推！往左推！”

我推开了，低头看她。她穿着一件碎花的家居服，头发全白了，但梳得整整齐齐。她朝我挥挥手：“你是Sami的新房客？中国人？”

“对。”

“我儿子也在中国，”她说，“上海。你认识他吗？”

我笑了：“上海很大，我不一定认识。”

她也笑了：“我知道。但万一呢。”

后来我每天下午都会去她的阳台上坐一会儿。她给我讲这个城市的故事。她出生在亚历山大，父亲是埃及人，母亲是意大利人。她小时候，街上的人说五种语言，学校的同学有希腊人、犹太人、法国人、英国人。她记得1940年代的亚历山大，电影院放的是最新的好莱坞电影，百货公司里卖的是巴黎的时装。

“那时候，我们觉得自己是欧洲的一部分，”她说，“坐船去雅典只要两天。我父亲每个月都去。”

“后来呢？”

“后来纳赛尔把苏伊士运河收归国有，英国人和法国人走了。再后来，战争，战争，还是战争。”她停了一下，“我最好的朋友是希腊人，她全家搬去了雅典。走的那天，她送了我一个贝壳，说‘这是亚历山大的海，你留着’。”

“那个贝壳还在吗？”

她指了指阳台角落的一个玻璃罐。罐子里有一个白色的贝壳，边缘已经磨得光滑了。

“我儿子让我去德国，”她说，“我说不去。我在这里住了一辈子，海就在下面，我每天都能看到。去了德国，我看什么？”

“你不想他们吗？”

“想。但他们有他们的生活。”她把目光从海上收回来，“我在这里，海是我的。他们那里的海，是别人的。”

有一天下午，她突然问我：“你在中国有海吗？”

“有。我家离海很远，但我去过。”

“哪里的海？”

“青岛的，厦门的，还有南方的。”

“和这里一样吗？”

我想了想：“不一样。这里的地中海是蓝色的，很蓝，像画出来的。中国的海有时候是灰的，有时候是绿的。”

她点点头：“地中海是世界上最蓝的海。我父亲说的。他见过很多海，但他只说过这一句。”

那天我走的时候，她叫住我：“明天下午你还来吗？”

“来。”

“我带你去一个地方，”她说，“一个游客不知道的地方。”

第二天下午，她带我去了Anfushi区的一条小巷。巷子尽头是一家糕点店，门口排着长队。她跟老板打了个招呼，买了两块蛋糕，一块给我，一块她自己。

“这是亚历山大最好吃的蛋糕，”她说，“我吃了八十年了。”

蛋糕的名字叫“Basbousa”，是用粗面粉做的，泡在糖浆里，上面放了一颗杏仁。

我咬了一口，甜得发腻。

“好吃吗？”她问。

“很甜。”

“当然甜，”她笑了，“生活已经够苦了，蛋糕当然要甜。”

转折

在亚历山大的最后一周，我遇到了一个年轻人。他叫Omar，二十四岁，在图书馆附近的一家手机店工作。我修手机的时候认识了他，他英语很好，说自己是在YouTube上学的。

“你以后想做什么？”我问他。

“去德国，”他说，“或者加拿大。哪里都行，只要不在这里。”

“为什么？”

“因为这里没有未来。”他说这句话的时候，语气很平静，像是在说今天的天气，“在亚历山大，你一个月赚5000埃镑，房租就要3000。你工作十年，还是这样。在德国，你一个月赚2000欧元，你可以存钱，可以去度假，可以买房子。”

“但你家人在这里。”

“我家人也让我走。我妈妈说她后悔没走。她年轻的时候有机会去法国，但她留下了。现在她每天看着海，说‘如果当初’。”

他修好我的手机，递给我：“你是游客，你看到的是海，是阳光，是旧房子。我看到的是没有工作，没有钱，没有希望。你知道亚历山大有多少年轻人想走吗？一半。可能更多。”

我拿着手机走出店门，站在街上。阳光很好，海风很舒服，远处有人在钓鱼。一群小孩在踢足球，笑声传过来。一个老人推着车卖烤玉米，香味飘了半条街。

这是亚历山大。美丽的、破旧的、安静的、绝望的、温柔的、矛盾的。

我突然理解了Youssef那句话。他说：“海还在。”他说这句话的时候，不是乐观，也不是悲观。是一种陈述。海是唯一不会走的东西。人会走，钱会走，机会会走，但海不会。所以留下来的那些人，他们看海。不是因为海好看，是因为海是唯一还在的东西。

那天晚上，我坐在阳台上，看着海。Sami上来收房租，看到我坐着，也拉了把椅子坐下来。

“你在想什么？”他问。

“在想Omar说的话。”

“他想去德国？”

“你怎么知道？”

“这栋楼里住过六个年轻人，五个都走了。”他靠在椅背上，“我年轻的时候也想过走。去雅典，去巴黎。但我父亲说，你走了，这栋楼怎么办？我说，楼又不会跑。他说，楼不会跑，但你会。”

“你后悔吗？”

他看着海，很久没说话。然后他说：“有时候。特别是冬天，风很大的时候。但大多数时候，我不后悔。因为我在别的地方，看不到这个海。”

结尾

离开的那天早上，我去了Youssef的咖啡馆。他给我倒了一杯茶，多放了一勺糖。

“要走了？”

“嗯。”

“下次什么时候来？”

“不知道。”

他点点头，从柜台下面拿出一个小纸袋，递给我。“路上吃，”他说，“我妻子以前做的，我学了三年才学会。”

我打开看了一眼，是两块Basbousa，和Madame Nadia带我去吃的那家一模一样。

我走到街上，Mahmoud的车已经在等了。他看到我，按了按喇叭。我把箱子放进后备箱，坐进后座。车开动的时候，我回头看了一眼。Youssef站在咖啡馆门口，朝我挥了挥手。

楼上，Madame Nadia的阳台门开着，藤椅空着，玻璃罐里的贝壳在阳光下闪了一下。

火车开动的时候，我把那袋Basbousa打开，吃了一块。甜得发腻，和第一次吃的时候一样。

我把头靠在车窗上，看着窗外的地中海一点一点往后退。海是蓝色的，很蓝，像画出来的。

我忽然想起Madame Nadia说的那句话：“地中海是世界上最蓝的海。我父亲说的。”

我把剩下那块蛋糕包好，放进口袋。

我想，等我到了开罗，如果有人说“亚历山大两天就够了”，我就把这块蛋糕给他。

然后告诉他：“你错了。但没关系，海还在。”

旅行Tips：

1、吃饭：亚历山大老城区的小餐馆，一顿饭人均30-50埃镑（约4-7元人民币）。推荐Anfushi区的海鲜市场，早上去买新鲜的鱼，旁边有餐馆可以加工，加工费20埃镑。Youssef咖啡馆的红茶5埃镑一杯，Basbousa糕点店在Anfushi区小巷里，一块8埃镑。

2、住宿：老城区Anfushi或Raml Station附近的海景公寓，月租3500-5000埃镑（约400-600元人民币）。带家具，有阳台，但电梯经常坏。

建议提前在Facebook的亚历山大租房群找房源，不要通过中介。

3、交通：开罗到亚历山大的火车每天有十几班，二等座75埃镑，两个半小时。

市内出租车起步价10埃镑，但司机通常不打表，需要提前谈好价格。建议用Uber，价格透明，从Anfushi到图书馆大概25埃镑。

4、语言：旅游区英语通用，但老城区很多店主只会阿拉伯语。学几句简单的阿拉伯语会有很大帮助：“Salam Aleikum”（你好）、“Shukran”（谢谢）、“Kam？”（多少钱）。

5、最佳时间：4月到6月，9月到11月。夏天太热，冬天风大。斋月期间很多餐馆白天不开门，但晚上很热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