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3月，上海在全国率先试点饮料“营养选择”分级标识，按糖、饱和脂肪等指标将饮料分为A、B、C、D四个等级。如果你当时走进一家霸王茶姬或奈雪的茶，会看到菜单上已经标好了ABCD——但如果你拿起一瓶可口可乐，瓶身上什么新东西都没有。

两年多过去，首批参与这个试点的全是本土品牌。可口可乐、百事去哪了？

这背后不是“谁愿意、谁不愿意”的问题，而是三类结构性错配同时发生的结果：本土品牌能踩着窗口期快速决策，国际品牌的流程还没启动；外资在本轮试点中缺乏稳定的标准参与渠道；而这种“本土先行、外资滞后”的现象，近五年在国内同类试点里反复出现，不是偶然。

从本土品牌的角度来看，霸王茶姬的反应速度说明了一切。2024年试点正式启动，同年霸王茶姬就在全国门店推行“营养选择”标识，并根据分级标准调整配方。奈雪的茶同样是首批参与者，不仅在现制饮品上标注营养等级，还是首个在RTD瓶装饮料上标分级标识的新茶饮品牌。

霸王茶姬品牌线下网球主题互动展示区

这两个品牌能这么快，决策链路是关键——总部就在本地，不需要层层上报到海外，从接到试点通知到完成标准适配，可以在几个月内搞定。上海市长宁区的公开信息也佐证了这一点：北新泾街道全程指导霸王茶姬参与营养选择分级试点落地，区市场监管局直接对接。

本土品牌跟地方监管部门的沟通链路是日常的、在线的。

切换到国际品牌视角，节奏完全不同。对照案例来自运动服饰品牌Alo，这家公司因总部需统筹评估中国市场竞争格局、线下扩张成本、假冒产品维护成本等多重变量，内部决策周期长达2年以上，最终错过了2024-2025年国内首批线下门店落地窗口。

食品饮料行业的跨国企业面临类似的审批链路：地方试点需要快速响应，但全球/区域总部的统一决策流程天然匹配不了这种节奏。2019年基金投顾试点首批无外资机构参与，直到2026年扩容阶段才启动外资申报流程，同样的剧本在不同行业反复上演。

比决策速度更深层的问题是参与渠道。上海这个试点由疾控中心牵头，是地方政府指导的自愿性项目。对于本土品牌，对接路径很清楚——找区市场监管局就能推进。但外资品牌在本轮试点启动时，缺乏稳定的官方参与入口。

关键节点：国内首个专门针对外商投资企业参与标准制定的常态化协作机制，直到2026年8月才由重庆市四部门联合出台。这套机制包含定期标准化圆桌会、政策解读、标准制修订信息通报等内容，但时间上已经在本次试点启动两年半之后了。

在这个机制落地之前，国际品牌想参与地方行业标准的起草，渠道上的被动是客观存在的事实。2025年底发布的团体标准《现制饮料营养选择标识规范》，参与起草的8家企业——霸王茶姬、奈雪的茶、挪瓦咖啡、盒马、京东等——全部是本土品牌。没有可口可乐，没有百事。

把镜头拉远一点，同样的剧本在近五年的国内同类试点中已经反复上演。

深圳2024年9月启动的农产品质量分级试点，首批参与主体是盒马、小象超市和本土农产品企业，国际食品饮料品牌的参与信息为零。工信部2025年底通过的数字化转型服务商首批认证，入选企业中仅施耐德电气1家为外资，其余全为本土机构。

同一时间节点发布的工信部首批中国消费名品名单，皮革行业入选的2个区域品牌、2家企业均为本土主体。

规律很清楚：国内自愿性首批试点或名单类项目，窗口期普遍偏紧，本土企业的本地化决策链路天然占优，国际品牌的统一审批流程与地方试点节奏错配，是长期存在的结构性特征，不是上海这次试点的特殊现象。

还有一个较少被提及的因素：参与这个分级标识，不只是把ABCD印到杯子上那么简单。臧嘉捷主任的介绍点出了本质——试点企业开始根据标准调整配方，A、B级饮料占比从44.5%提升到52.4%，部分品牌甚至达到90%。

这意味着参与试点等于主动给自己加压：你得改配方、降糖、重新调试口味。

对于奈雪、霸王茶姬来说，这个决策的逻辑很清楚。消费端的数据已经摆在那里：超过63%的消费者觉得现制饮品“过于甜腻”，“配料表干净”以4.22分位列消费者最看重的健康要素第一。

贴上A级或B级标签，本身就是面向这个消费趋势的商业动作——霸王茶姬今年也透露，超过50%的消费者倾向选择AB等级的饮品。参与试点跟商业利益同向，决策当然快。

而对可口可乐、百事这样的国际品牌，产品配方是全球统一的经典款。要让国内一条地方试点驱动配方调整，需要说服的可能不止中国区，还有全球产品线。中国市场是重要板块，但对任何一家跨国巨头来说，为一个地方试点调整全球配方都是需要重度论证的事情。

把三个维度拼在一起，答案浮出来了，它不是任何一个单一原因造成的。

本土品牌决策链路短、本地化对接畅通，在试点启动后的短窗口内可以完成从接到通知到标准适配、到全门店落地的全过程。国际品牌面对同样一个窗口期，内部审批还没走完，参与渠道也缺乏，适配成本也需要更多论证——这三个因素叠加在一起，决定了首批参与者名单里没有它们。

更重要的判断是这个：这种现象不是哪个主体的主观意愿造成的，也不是单次偶然。近五年国内食品、消费、数字转型等多个领域的首批试点，都呈现出类似的结构性特征。

2025年2月增值电信业务对外资开放、2026年8月外资标准参与机制出台等政策事实证明，制度层并未系统性地排除国际品牌。但跨国企业的决策周期与国内首批试点的节奏确实不匹配，这不是哪个品牌“不愿意”，而是两套系统各自在按自己的时钟走。

值得留意的是，所有分析都基于第三方推导。这也是这件事最后的留白——没人说过“不让他们来”，也没人说过“我们不来”，但事实上首批确实没来。

接下来的问题是：当这种分级标识从试点走向推广、覆盖全国超2万家餐饮和零售门店时，那些曾经缺席的国际品牌，会不会在下一轮赶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