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7年11月17日，上海大连西路一带，一名退休工人发现自家那辆黑色永久牌自行车，在雨后的街边整整停了一夜。

车座湿了，车轮上沾着泥，车主却迟迟没有回来。老人起初只当是儿子借车忘了归还，后来听说附近的西体育会路储蓄所发生命案，心里猛地一沉，赶紧把情况告诉了派出所。

这辆普通自行车，谁也没想到，会成为一起重大案件的突破口。

那时的自行车不是寻常物件。能买上一辆永久牌，往往要攒下几个月工资，还得想办法弄到购买凭证。车被人借走后，停在案发地点附近，却无人取回，怎么看都不合常理。

调查人员很快查到，案发当天早晨，老人把车借给了儿子的同学。借车人名叫于双戈，上海海运管理局职工，曾经做过轮船乘警。

这个身份，让侦查人员立即警觉起来。

1987年11月16日中午，位于大连西路562号的中国工商银行西体育会路储蓄所，发生了一起枪击案。储蓄所面积不大，工作人员轮流吃午饭，营业场所里只剩下女职工朱亚娣一人。

就在这段空当，有人敲响后门。

朱亚娣以为是同事回来，顺手打开了门。门外站着一个年轻男子，手里握着手枪，神情紧张，动作却十分凶狠。她转身去按报警装置，同时高声呼喊：“有人抢银行！”

两声枪响，打破了午间的安静。

朱亚娣中弹倒地，凶手没有来得及取走现金，便仓促逃离。柜台里的钱一分未少，营业厅却留下了血迹、弹壳和一条人命。

案发现场有一枚完整指纹。弹壳经检验，是五四式手枪使用的弹壳。侦查人员随即把它与三天前发生的“茂新轮”盗枪案联系起来。

11月13日，停泊在黄浦江上的“茂新轮”曾丢失两支五四式手枪及一批子弹。两起案件相隔只有三天，而且现场提取到的指纹特征高度接近。

一枚指纹，把两桩看似毫无关联的案件串到了一起。

调查人员分析认为，作案者熟悉船上结构，能够避开值班人员，准确找到乘警室，不太可能是临时起意的外来人员。与此同时，他在储蓄所内停留过一段时间，留下了较明显的行动痕迹，说明此人虽然胆大，却谈不上老练。

于双戈的经历逐渐浮出水面。

他出生于1963年，山东莱阳人，自幼由伯父伯母抚养，在上海长大。高中毕业后曾待业，后来被安排到上海海运管理局工作，在多艘轮船上担任乘警。

但他工作期间屡次违反纪律，还牵涉赌博和倒卖外烟等问题。1987年9月，他被调离原岗位，转到公交车队售票。

熟悉船舶内部路线，又突然借车失踪，再加上年龄、身材、口音和衣着特征都与目击者描述相符，专案组很快把调查重点集中到他身上。

技术人员从于双戈的人事档案中提取指纹，经过细致比对，确认与储蓄所和“茂新轮”留下的指纹属于同一人。

证据链就此闭合。

案发当天，警方赶到于双戈家中。他的养父母神情异常，屋里气氛压抑。侦查人员注意到，养父的目光反复落在茶几上的一个铁皮盒子上。

盒盖打开后，里面整齐放着一批子弹。

养父母此前已经察觉儿子行为反常。于双戈早晨匆忙出门，单位却没有上班。到了傍晚，街坊传来储蓄所发生枪击案的消息，夫妻俩把失踪的儿子、铁盒里的子弹和街头传闻连在一起，一夜未眠。

第二天，他们找到于双戈的女友蒋佩玲，才发现于双戈就藏在她那里。

养父追问他去了哪里，为什么没有上班，又问子弹从何而来。于双戈起初还想搪塞，见事情无法遮掩，便跪下来承认自己盗枪、抢劫并开枪杀人。

养父劝他去自首：“自己做的事情，自己承担。”

于双戈没有接受。

蒋佩玲也跪了下来，说：“我跟他一起走。”

这句话，成为此案中最让旁观者难以理解的一幕。她已经知道于双戈闯下的是杀人重罪，却没有立即离开，反而拿出积蓄，帮他准备逃走。

那时的两百元，并不是一个轻飘飘的数字。对于普通家庭而言，这笔钱足够维持相当长一段日子。蒋佩玲把钱交给于双戈，等于明知危险仍在替他提供帮助。

养父母到来后，于双戈假装答应收拾衣物，准备去投案。养父稍稍放松警惕，他便趁机拉着蒋佩玲冲出房门。

养父追到门口大喊：“捉牢伊！”

蒋佩玲在慌乱中摔倒，于双戈没有停步，独自冲进弄堂。她后来被警方控制，没有跟上这场逃亡。

另一边，徐根宝也被卷了进来。

盗枪之后，于双戈曾到徐根宝家中，把手枪和子弹拿给他看，还讲述了自己准备抢银行的打算。徐根宝吓得不轻，当场劝他：“赶紧自首，或者把枪放回去，实在不行就扔进江里。”

这些话说明，他清楚于双戈做的是危险事情，也明白枪支留在身边会造成严重后果。

然而，于双戈用另一套说辞压了过去。他问：“我们还算不算老朋友？”

徐根宝回答：“当然算。”

于双戈顺势提出，让徐根宝替自己暂时藏枪，再帮忙处理撬门工具，并承诺将来发财后分他一份。徐根宝没有把枪交给警方，也没有立即报告情况，而是选择替朋友隐瞒。

这一步，让他从知情者变成了案件中的涉案人员。

有意思的是，于双戈对身边人的态度并不相同。他面对蒋佩玲，利用的是感情；面对徐根宝，利用的则是所谓朋友义气。两个人都没有参与枪击，却都在关键时刻替他挡了一下。

而这一挡，最终把自己也挡进了法律责任之中。

警方判断，于双戈熟悉水运系统，身上又有枪，不会长时间留在上海。专案组根据他的籍贯、亲属关系和蒋佩玲的家庭情况，分别赶往山东莱阳、广东以及浙江宁波查找。

宁波距离上海不算太远，又有蒋佩玲的亲属关系，于双戈很可能把这里当作暂时藏身处。

11月23日，他出现在宁波市中心一处邮电营业场所，准备给蒋佩玲打电话。电话尚未打完，民警便冲上前将其制服。

从他身上搜出了两支五四式手枪和一批子弹。

到案后，于双戈交代了盗枪经过。他利用过去做乘警时掌握的船舶路线，带着工具登上“茂新轮”，趁乘警室无人时撬门进入，取走枪支弹药。

他盗枪的目的，是抢钱还债。长期赌博、欠下外债，再加上结婚所需的花费，让他产生了所谓“弄一笔钱”的念头。

这个念头看似只是一时冲动，实际上是长期放纵、侥幸和错误选择积累后的结果。枪从船上被盗出来，银行便成了他预设的目标。

只是他没有料到，银行没有抢成，朱亚娣却因此失去了生命。

1987年12月11日下午两点，于双戈被执行死刑。这个结局并不复杂：盗枪、持枪抢劫、开枪杀人，每一步都把他推向了无法回头的地方。

真正引发上海市民持续议论的，是蒋佩玲和徐根宝的审理。

那一时期，电视转播庭审画面仍是少见场景。许多家庭守在屏幕前，单位、街道和邻里之间也反复谈论案件经过。人们争论的重点，已经不只是于双戈为何作案，而是蒋佩玲和徐根宝为何愿意替他承担风险。

蒋佩玲在法庭上承认，自己知道于双戈做了坏事，也知道跟着逃跑意味着什么。可她认定两人已经有了感情，觉得在这种时候离开，就是把他一个人推向绝境。

这不是法律意义上的正当理由，却是她当时真实的心理。

徐根宝的解释也很直接。他说自己帮忙藏枪，是因为把于双戈当作朋友。所谓“兄弟有难不能不管”，在他那里并不是一句空话，而是一种压过判断力的习惯。

问题在于，友情一旦要求掩盖枪支、销毁工具、隐瞒重大案件，它就不再只是私人关系，而是触碰了法律边界。

案件判决下来，蒋佩玲因包庇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徐根宝因窝藏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五年。

上海街头随后流传起一句带有调侃意味的话：“娶妻就娶蒋佩玲，交友要交徐根宝。”

这句话表面上是在夸他们重情重义，背后其实藏着普通人的矛盾心情。人们一方面觉得两人糊涂，甚至觉得不值得；另一方面又承认，他们确实在关键时刻没有立即撇清关系。

但法律并不依据感情浓淡作出判断。

朱亚娣没有参与任何争端，只是在储蓄所坚守岗位，却成了枪下的受害者。她的遭遇提醒人们，所谓义气和痴情，不能成为伤害无辜者、包庇严重犯罪的理由。

于双戈把朋友当成退路，把恋人当成帮手，唯独没有真正承担起自己造成的后果。蒋佩玲和徐根宝或许有真情，也或许确实重承诺，可他们选择的方式，最终都给自己换来了牢狱之灾。

一辆被遗弃的永久自行车，一枚留在门锁上的指纹，一只装着子弹的铁皮盒子，拼出了案件的完整轮廓。更刺眼的，则是三种不同的人际关系，被同一个罪犯拖向了不同方向。

朱亚娣付出了生命，于双戈付出了性命，蒋佩玲和徐根宝则分别失去了三年与五年的自由。所谓“有福同享”，没有出现；所谓“有难同当”，也只剩下判决书上的罪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