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拉那的主街，有一点像缩小版的长安街。

宽阔的道路两边，是许多前苏联时期留下来的建筑。

我们一路走，一路发挥着中年男人特有的想象力。

“这个像军事博物馆。”

“那个像民族文化宫。”

“那个建筑，一看就是大人物开会的地方。”

这三个男人，有时候看建筑的水平，和年轻时候看姑娘差不多。

第一眼先看气质，至于里面是什么，慢慢再了解。

走到一栋白色石头垒起的建筑前，我们发现外墙上挂着巨大的海报，里面正在举办一个展览。

我们仨都爱看展，于是非常自然地说：“走，进去看看。”

走到门口，我们探头探脑地找了一圈，没有看到售票处。

于是凭借多年的旅行经验，以及一种莫名其妙的勇气，我们直接走了进去。

结果刚进门，就看见了机场级别的安检。

我们仨愣了一下，在国外，除了机场，很少有地方会这么戒备森严。

峻哥小心翼翼地问工作人员：“请问，这是什么展？为什么安检这么严格？”

那个年轻人笑了。

他说：“这里是总理府。”

我们三个互相看了一眼，可能展览不在这儿，是我们误闯了总理府。

小伙子笑嘻嘻的跟我们说：请进吧，这个展览，是借用了总理府的一部分空间。

我们本来只是想看一个展，没想到，历史觉得我们既然来了，就顺手把总理府的门，打开了一条缝。

后来，我越来越喜欢巴尔干，因为这里有一种奇怪的习惯。

它总喜欢把过去的人，安排在未来的某个下午，来等一个陌生人经过。

这是地拉那总理府里的 COD——开放与对话中心（Center for Openness and Dialogue）。做的是一场两个关于阿尔巴尼亚记忆的展览。

一个属于画家Naxhi Bakalli，另一个属于文学家Ismail Kadare。

一个用颜色保存着一个民族的梦；而另一个，用文字保存了一个民族的伤口。

他们有一个共同点：都生活在一个，不容易表达自己的时代。

那个年代，很多人的嘴巴还在，但是声音已经消失了。

而艺术，成了人类偷偷留下来的证词。

那位大画家，在霍查时期，曾经放下了画笔三十年。

我站在他的画前，忽然想知道：

那三十年里，他有没有偷偷地，打开过颜料盒？

有没有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偷偷想过，颜色它有一天，还会再回来？

一个画家最珍贵的东西，是他的手。

可是有些年代，会让一双手，也学会沉默。

展厅很安静，游客并不多。

我的脚步落在大理石的地面上，声音被高高的屋顶反弹回来。

那个瞬间，我突然觉得：每个人走过的地方，都会留下声音。

有些声音消散在空气里；有些声音，会沉入土地里。

展厅的另一边，是文学家卡达莱的手稿。

密密麻麻的，从天花板到墙壁，再到铺满了一张张的桌面。

我站在手稿前，突然，有个声音说：“你看不懂我的文字，对吗？”

我回头，一位老人坐在那里。

他说：“没关系。很多时候，一个国家最重要的话，恰恰是写给看不懂它的人看的。”

我问：“先生，那么多年，你为什么还留在那里？

他说：“走当然容易，可是我的那些鬼魂怎么办？”

文字最奇妙的地方就是：

它不能改变过去，但是它可以阻止过去，彻底消失。

时间久了，人们会忘记灾难，忘记眼泪，也忘记一些词语，曾经代表过怎样的痛苦。

但是一本书、一幅画、一件艺术品，会替他们保存下来。

它们就像黑夜里留下的一盏灯，不是为了照亮过去。

而是要提醒后来的人：那里曾经，漆黑过。

一个画家，用三十年的沉默保护着自己的灵魂。

一个作家，用一本本小说，把不能说的话，藏进了书里。

离开展览以后，我们去了地拉那的几座宗教建筑。

圣保罗大教堂，因为特蕾莎修女的缘故，我一直想去看看。

入口处，她的雕像安静地站在那里。

那个一生帮助穷人的老人，已经成为了，这座城市精神的一部分。

有意思的是，就在它旁边的不远处，就是地拉那最美的大清真寺。

不同的信仰，在这里距离如此接近。

我突然觉得，

信仰本身没有方向。

真正决定方向的，是握住信仰的人。

走过一个街区，就是碉堡军事博物馆。

一路上，我们看到很多的 山坡上，一个个圆形的小建筑。

毅哥说：“那些就是碉堡。”

那是冷战时期，留下来的特殊遗产。

这个还没有海南岛大的国家，曾经修建了十七万个碉堡。

平均下来，几乎每一平方公里的土地，都曾经等待过一场，并不存在的战争。

走进碉堡以后，空气一下子变了。

这里没有艺术展厅里的安静，这里保存的是，另一种记忆。

枪支，制服，刑讯设备，还有名单。

有几个房间，一串又一串的名字，挂满了整个空间，

那些曾经活生生的人，最后都变成了一张纸上的符号。

我走过那些房间的时候，总觉得有人跟在后面。

我回头看，却什么都没有。

后来我知道了，不是没有人，是这里的人太多了。

多到每一面墙的后面，都站着几个，无法开口说话的人。

走出碉堡的时候，我坐在路边，深深地吸了一口气。

我回过头，又看了一眼那个入口。

它像一只黑色的眼睛，沉默地看着这个世界。

我当时想：

人类最可怕的行为，不是制造武器。

而是有一天，我们会相信，伤害别人是正确的。

所以那些留下来的碉堡，并不是为了让后来的人去仇恨。

它们只是想告诉我们：

这里曾经有人，把错误当成了正确。

而我们，怎么避免去再犯一次。

阳光很好，街边上，年轻人在喝着咖啡聊着天。

孩子在奔跑，一个个小摊上，有人在大声的笑。

眼前的一切，和平而普通。

可是就在几分钟前，我还站在一个充满恐惧和死亡的地方。

我突然明白：

一座城市最真实的模样，就是它同时拥有过去，和现在。

同一个城市里，教堂和清真寺肩并肩存在，而碉堡和鲜花也肩并肩的存在。

鲜花下面，可能埋着废墟；笑声旁边，可能藏着眼泪。

有些国家，把过去埋在了地下；有些国家，把过去盖成了博物馆。

可无论怎样，过去从来都不会真正的消失。

它只是换了一种方式，在某个冬天的下午，等一个路过的人，来听见它的声音。

离开碉堡以后，我看到路边，用铁架子搭起了一座城堡。

一个小女孩，她手里拿着一个红色的气球，爬上了阳光下的城堡。

她不知道，脚下这片土地，曾经让多少成年人哭泣。

她只是快乐的爬上去。

也许这是幸运，也许这也是，人类继续生活下去的秘密。

我们不可能永远背着过去走路。

但总要有人替过去记得。

因为

只有记得，我们才不会让过去，换一种方式回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