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 年 5 月 27 日，上海解放。
人民解放军进了这座中国最大的工商业城市，可有一种东西却迟迟进不来 —— 人民币。
国民党留下的是个烂摊子。法币、金圆券接连垮台，十几年恶性通胀把人心弄怕了。老百姓和商家信不过任何纸币，买卖大宗货物照旧用银元、用黄金。军管会限期收兑金圆券，明令金条、银元、外币不得在市场流通，人民币是唯一合法货币。可政令归政令，市面上投机资本根本不理会。有人甚至放出话来：解放军进得了上海，人民币进不了上海。
这不是一句空话。控制着上海证券大楼的投机势力，用各种通讯工具指挥各据点炒买炒卖银元外币，银元价格被轮番哄抬，短短十几天对人民币的比价就上涨近两倍，带动大米价格翻了两倍多、棉纱价格翻倍。市民领到人民币，第一件事往往是赶紧换成实物或者银元，生怕砸在手里。人民币名义上是本位币，实际买不到整批货物，几乎成了银元的辅币。
新中国经济战线上的第一仗，就这样在上海滩打响。指挥这场仗的，是刚到北平主持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的陈云。
第一回合，后来被叫作银元之战。
最初的办法是以银元制银元。政府计划集中十万银元分批投放黑市，尝试以银元平抑银元投机。6 月 5 日率先投放，这批银元如同泼入沙堆，很快被投机资本悉数吸纳，价格纹丝不动，到 6 月 7 日，一块银元的黑市价反而涨到一千八百元人民币。
经济手段一时压不住，行政手段随即跟上。据中国共产党历史网、人民网等权威来源记述，1949 年 6 月 10 日，经中央批准，上海市军管会一举查封了投机大本营证券大楼，逮捕法办投机首要分子二百余人，查抄了大量黄金、银元和外币。武汉、广州等城市也相继行动，缉拿破坏金融的首要分子，查封地下钱庄和街头兑换店。上海当天就掀起拒用银元的群众运动，商店配合政府拒收银元。银元黑市价格应声大跌，粮油价格跟着回落，人民币这才真正站稳了市场。
但陈云看得很清楚，查封证券大楼解决的是投机的窝点，通货膨胀的根子不在那儿。根子是货币发行和物资供给严重不平衡，是财政入不敷出。
他在代中央起草的电报里就讲过，这场斗争比对金圆券的斗争困难得多，可能拖得很久，除了政治手段，还必须陆续采取许多经济步骤。他开出的方子包括：铁路交通和市政公用事业一律收人民币，税收一律征收人民币，发行实物公债，查验私人银行资金，开放各解放区之间的汇兑，用老区相对稳固的货币阵地支援南方新区。
真正的硬仗，在几个月后。
1949 年夏天，华东、华北暴雨成灾，叠加财政赤字、货币增发，上海粮价率先暴涨，迅速牵连纱布，涨风蔓延到天津、武汉和中原一带。投机资本在银元上栽了跟头，转而把钱砸进粮食和纱布这些实物里。国民党特务扬言：只要控制了两白一黑 —— 大米、棉花和煤炭，就能置上海于死地。
这年 7 月，陈云带着中财委的人专程赶到上海，连续多天听汇报、摸情况。7 月 27 日到 8 月 15 日，有华东、华北、华中、东北、西北五个大区财经负责人参加的上海财经会议召开，前后开了二十多天。陈云在会上把道理讲透：物价上涨的根源是通货膨胀，通货膨胀的根源是军费、修铁路、工业投资、收购农产品开支巨大，财政入不敷出；只有战争结束、财政收支趋向平衡，物价才可能根本稳定。眼下要做的，是有计划地吞吐，把粮食、纱布这些命脉物资牢牢掌握在国家手里。他的思路是，掌握粮食以稳住城市，掌握纱布以稳住农村。
会议定下了一整套办法：统一全国财经的步子就此迈开，决定建立统一的发行库，组建全国性的花纱布公司、中纺公司、土产公司，发行公债，乡村抓紧征粮，城市抓紧税收，精简节约，从全国各解放区调运物资支援上海。光是粮食，陈云就提出从东北、华中、华东三个地区调一亿二千万斤，九、十两个月每月六千万斤。
秋收到来后，政府要大量投放货币收购粮棉，投机资本再次闻到腥味。10 月起，全国又掀起一次涨风，持续四十多天，物价上涨三倍多，北方囤粮、南方囤纱布，来势比前几次都凶。
这一回，陈云不靠查封，而是布了一个全国性的物资口袋。
从 11 月 1 日起，中财委在全国范围大规模集中调运粮食、棉花、棉布、煤炭，指示国营贸易公司先沉住气，控制住主要物资，趁抢购最凶的时候，把那些冷货呆货一并抛给投机商。11 月 25 日，全国物价涨得最猛的这一天，上海、北京、天津、武汉、沈阳、西安等大城市统一行动，敞开抛售粮食、棉布等主要物资。市场行情应声大幅下跌。与此同时，政府几路进兵：催征税款，收紧银根，冻结贷款。
这是一记连环掌。投机商的钱大多是高息拆借而来，货砸在手里越抛越贱，债务却一天紧似一天，最后周转不灵，纷纷破产。紧接着，在手里掌握十几亿斤周转粮的前提下，1950 年春节后正月初五，国营部门又在上海敞开售粮两亿多斤，等着年后涨价捞一把的投机商，只能把年前囤积的大米全部蚀本吐出。
这场后来被称为米棉之战，或叫粮棉之战的较量，让投机资本遭到决定性打击，从此一蹶不振。上海一位有代表性的资本家感慨说：6 月的银元风潮，共产党是用政治力量压下去的；这一次，仅用经济力量就能稳住，是上海工商界料想不到的，给了大家一个教训。到 1950 年底，全国物价基本趋于稳定，延续十几年的恶性通货膨胀被摁住了。
仗打赢了，陈云没有停手。他清楚，单纯靠集中抛售物资只是治标，想要物价长治久安，必须完成全国财政经济统一。战争年代，各解放区财经长期分散经营、各自为政；新中国成立之初，公粮、税收大多仍掌握在地方。
战争年代，各个解放区的财经是分散经营、各自为政的。新中国成立后，公粮和税收大多还掌握在地方和县、市手里，中央手里没钱，开支却集中在军费、赈灾、重点建设上，收不上来、调不出去，这是物价反复的体制病根。
1950 年 3 月 3 日，政务院通过并颁布了由陈云起草的《关于统一国家财政经济工作的决定》，核心是三个统一：统一全国财政收支，统一全国物资调度，统一全国现金管理。财政收支上，公粮、税收这些主要收入统归中央调度；现金上，所有分散在企业、机关、部队的现金，由国家银行统一管理、集中调度，既避免票子在社会上过滥，又让国家手里可调动的现金大增。
与此同时，新中国统一税政的基础框架正式搭建，结束各地税制混乱的局面。
长期战乱之后，新老解放区税制五花八门，机构也不统一。1949 年 10 月财政部成立，薄一波任部长；11 月，以华北税务总局为基础组建财政部税务总局。1949 年 11 月 24 日至 12 月 9 日，中财委和财政部在北京召开首届全国税务会议，陈云、薄一波到会。陈云在会上讲得很重：市、县党委要把最得力的干部调到税务局来，宁缺一个县委组织部长，也不能缺一个县税务局长。
1950 年 1 月 30 日，政务院发布《关于统一全国税政的决定》，附发《全国税政实施要则》和工商业税、货物税等暂行条例，暂定全国统一设置十四种税收。这标志着新中国税制和税务机构的基本框架正式确立，结束了各地税政不一、税负不公的混乱局面，让国家第一次有了稳定、统一、可预期的财政来源。
统一财经和统一税政见效极快。到 1950 年 10 月，新中国就基本实现了财政收支平衡，物价持续平稳。一个新生的人民政权，在内外都有人看衰的时候，用不到一年时间，结束了困扰中国人民十几年的通货膨胀噩梦。
对这场没有硝烟的胜利，毛泽东有过一句分量极重的评价。他认为，平抑物价、统一财经这件事的意义，不下于淮海战役。
这句话并不夸张。淮海战役决定的是军事上的胜负，而银元之战、米棉之战和统一财经决定的，是一个新生政权能不能让老百姓兜里的钱值钱、锅里有米、店里有货，能不能在城市里真正站住脚。解放军用枪杆子拿下了上海的城，陈云和财经战线的人，则用粮食、纱布、税收和一套全国统一的制度，拿下了上海的市场，拿下了人民币的信用。
回头看 1949 年那个夏天，所谓解放军进得了上海、人民币进不了上海的狂妄，本质上是旧时代投机资本对新政权的一次试探。他们赌的是共产党只会打仗、不会管经济。结果他们先输在证券大楼，再输在米市和纱布市场，最后输在一个统一、有力、能调动全国物资和财力的新体制面前。
一座城市的物价起落，连着千万户人家的柴米油盐。老一代领导人抓的看似是银元、是粮食、是税则，其实抓的是四个字：国计民生。仗打到最后，没有庆功的锣鼓，只有市面上终于不再一天三变的米价，和老百姓手里那张慢慢有了信用的人民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