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周退休的第三天，我骂了他。骂的什么已经忘了，左右不过是那些老话。三十年了，骂他就像每天要刷牙，晚上要泡脚，一天不骂反倒觉得缺了什么。他坐在沙发上看电视，手里捏着遥控器，我站在厨房门口，手里攥着一块抹布。水池里泡着中午的碗，水龙头在滴水，一滴一滴，砸在不锈钢水槽里，响得人心里发毛。
“周建国，你看看人家老李，退休了还去外面做顾问，一个月万把块。你倒好，天天窝在沙发上，跟个废人一样。”
他没换台，也没看我。遥控器在手里转了个方向，又转回来。电视里在放一档综艺节目，几个年轻人在那里跑来跑去，笑声假得刺耳。
“我跟你说话呢，你聋了？”
他把遥控器放在茶几上，站起来，走到阳台上。阳台上那盆茉莉早就枯了，只剩几根干枝戳在土里。他站在那儿，背对着我，肩膀微微塌着。后脑勺的头发白了一大片，像落了一层霜。我忽然想起来，他今年六十了。
“周建国。”
他转过身。阳台的推拉门没关，秋风从纱窗的破洞里灌进来，吹得他衬衫下摆一掀一掀。他看着我的眼睛，嘴唇动了动。
“我们离婚。”
四个字。一个字一个字，清清楚楚，像四块石头，一块一块砸在我脸上。
我手里的抹布掉在地上，湿漉漉地瘫在瓷砖上，洇出一小片水渍。嘴巴张了张，喉咙里什么声音都没发出来。厨房的水龙头还在滴，一滴，又一滴。冰箱的压缩机突然嗡嗡响起来，震得地板都在颤。
他走回客厅，从我身边经过，到卧室去了。我听见衣柜门打开，又关上。抽屉拉开，又推回去。我在原地站了很久，久到冰箱的压缩机停了，久到电视里的综艺节目放完了，开始播广告。
然后我笑了。
“周建国你发什么神经？退休了脑子也退了？离婚？你离什么婚？你离了婚谁给你烧饭？谁给你洗衣服？你那点退休工资够干什么？”
没有声音从卧室传来。
我走过去，推开卧室门。他坐在床边，手里拿着一个牛皮纸信封。他把信封递给我。我抽出来，是一份离婚协议书，打印好的，日期都填好了。财产分割那一栏，房子归我，存款对半，他只要那辆开了十年的车。
“你认真的？”
他看着我的眼睛，点了点头。我第一次发现他的眼睛是灰蓝色的，像下过雨的天。
那天晚上我没做饭。他也没提。我坐在客厅里，他坐在卧室里，中间隔着一道半掩的门。天黑下来了，我没开灯。路灯的光从窗户斜进来，把茶几上的离婚协议书照得发白。我听见他在卧室里走动，打开衣柜，又关上。拉杆箱的轮子在地板上滚过，磕在门槛上，顿了一下。
我给自己倒了一杯水。水是凉的，喝下去胃里一阵紧缩。我想起来，这三十年，我给他倒了多少杯水，做了多少顿饭，洗了多少件衣服。每天早晨六点半起床，给他煮粥，煎一个荷包蛋，蛋边要煎得焦脆，他喜欢那样。粥要熬到米粒开花，不能太稠也不能太稀。他胃不好，太稠了反酸，太稀了又觉得寡淡。这些事我做了三十年，做得比自己的手指头还熟。可他呢？
“周建国，”我冲着卧室的方向喊，“你出来把话说清楚。”
没有回应。
“你退休了，翅膀硬了是不是？觉得不用我伺候了？我告诉你，你离了我连袜子都找不到。”
还是没有回应。
我站起来，走到卧室门口。他已经躺下了，被子盖到下巴，面朝墙壁。床头柜上放着一杯水，满的，没动过。我站了一会儿，把门带上了。
那天夜里我做了个梦。梦见我们刚结婚那会儿，住在虹口区一间十二平米的亭子间里。他每天骑自行车载我去上班，我坐在后座上，手扶着他的腰。他的腰那时候还是窄的，硬邦邦的。他骑车骑得快，风把衬衫吹得鼓起来，我闻见他身上肥皂的味道，还有汗味。到了单位门口，他一只脚撑在地上，回头看我，说，下班我来接你。我说，不用，我自己坐公交。他说，我来接你。每天都这么说。
后来女儿出生了。再后来我们搬到了浦东，两室一厅，有电梯。他升了科长，我调了岗位。日子不知道怎么的，就变成这样了。
早晨五点多我就醒了。天还没亮透，灰蒙蒙的光从窗帘缝里渗进来。我翻了个身，发现身边的被子是平的。他不在。我坐起来，听见厨房里有声音。水龙头开了又关，筷子碰在碗沿上，叮的一声。他在煮粥。
我穿好衣服出去。他站在灶台前，背对着我。粥已经在锅里翻滚了，白气往上冒，把他整个人罩在里面。他听见脚步声，没回头，说，粥快好了。
我看了一眼台面。切好的酱瓜放在小碟子里，旁边是两个咸鸭蛋，壳已经敲碎了，蛋黄流着油。他自己盛的粥，坐在桌子边，低头喝。我盛了一碗，坐在他对面。两个人中间隔着那碟酱瓜，谁也没说话。粥有点稠，他今天水放少了。我抬头看他，他的眼窝陷下去了，颧骨突出来，我才发现他瘦了不少。以前合身的睡衣，领口空荡荡的。
“你什么时候开始瘦的？”我问他。
他顿了一下，继续喝粥。
“问你话呢。”
“有一阵了。”
“什么叫有一阵了？多久？”
“几个月吧。”
“几个月？我怎么不知道？”
他放下筷子，拿起咸鸭蛋，在桌角磕了磕，剥壳。动作很慢，指关节发白。我注意到他拿筷子的手在抖，很轻微的，不仔细看根本看不出来。他以前拿筷子很稳，给女儿夹菜的时候，一夹一个准。
“你手怎么了？”
他把咸鸭蛋放在粥碗里，用筷子捣碎。蛋黄散开，把白粥染成浅橙色。
“没事。”
“周建国，你到底怎么了？”
他站起来，端着碗走到厨房，把剩下的粥倒进水池。水龙头哗哗地冲，碗碰在池壁上，脆响。我看着他的背影，忽然发现他的肩膀一高一低，走路的时候右脚有点拖。这些事，我竟然今天才看到。
他回了卧室，关上门。我坐在桌子边，那碟酱瓜还剩几块，咸鸭蛋的壳碎在桌上，油汪汪的。我拿起他刚才用的碗，碗底还粘着几粒米。我用手捏起一粒，放进嘴里。凉的，硬的。
吃完早饭我去了女儿房间。她的房间还是老样子，床单是粉色的，书架上摆着一排小说，从初中到大学的课本还码在墙角。我拉开书桌抽屉，里面是些旧笔记本、圆珠笔、电影票根。最底下压着一张照片，是我们三个人在世纪公园拍的。那年女儿小学毕业，老周还没白头发，我也没这么多皱纹。他站在我右边，手搭在我肩膀上，笑得眼睛眯成一条缝。女儿站在中间，两只手比着V。
我把照片翻过来。背面有一行字，老周的笔迹，用圆珠笔写的，笔画很深：一九九九年七月，丽华和囡囡。
丽华。他多久没叫过这个名字了。
我又回到自己房间。他躺在床上，面朝墙壁。我拉开他床头柜的抽屉，第一层是药瓶，降压药，降糖药，阿司匹林。第二层是眼镜盒、指甲钳、一包没拆封的手帕纸。第三层，最里面，压着一个白色信封。我抽出来，封口是开的。里面是一张对折的A4纸。展开。
CT报告单。检查日期是三个月前。患者姓名周建国，年龄六十岁。肝脏右叶见不规则低密度灶，大小约6.8×5.2cm。门静脉右支见充盈缺损。考虑肝细胞癌，伴门静脉癌栓形成可能。建议进一步检查。
我把报告单放回去，放回原处，压在那包手帕纸下面。关上抽屉。他翻了个身，面朝我，眼睛睁着。灰蓝色的瞳孔，像阴天的海面。
“你翻我东西了。”
我没说话。
“丽华。”
他又叫了我的名字。声音很轻，像怕吵醒什么似的。我的手在发抖，我把手插进口袋里。
“三个月了？”我问。
他闭上眼睛。
“医生怎么说？”
“半年到一年。”
“为什么不告诉我？”
他沉默了很久。窗外有鸟叫，一声长一声短，不知道是什么鸟。远处有汽车驶过的声音，轮胎碾过湿路面，沙沙的。楼下有人在说话，好像是隔壁张阿姨的声音，在跟谁讲电话。
“我不想让你最后记得的是我病恹恹的样子。”
“所以你就要离婚？”
“我想去养老院。都联系好了。”
“养老院？”
“浦东有一家，条件还行，一个月六千。我把车卖了，加上存款，够付一阵子。”
我看着他。他的脸在晨光里显得特别苍白，嘴唇发紫，眼皮底下一片青。他闭着眼，可眼珠在动，眼皮一跳一跳的。我忽然想起来，他睡觉一直是这样，眼皮会跳，像在做什么梦。
“那囡囡呢？你告诉她了吗？”
“没有。”
“你打算什么时候告诉她？”
“先不告诉她。等我搬过去再——”
“你搬过去？你搬哪儿去？”
“养老院。我昨天去看过了。”
我站起来。椅子往后倒，砸在地板上，砰的一声。他睁开眼。
“周建国，你把我当什么了？三十年，你什么事都自己扛，什么事都不跟我说。你以为你是谁？你以为你走了我就好过了？”
他没说话。
“你现在就给我起来。起来。”
他慢慢撑着床沿坐起来。背弓着，像一只虾。他抬头看我的时候，我发现他的眼白是黄的。肝病。黄疸。我的胃里一阵翻涌，冲到卫生间干呕了两声。什么也没吐出来。镜子里我的脸是红的，眼睛也是红的。我拧开水龙头，捧了把凉水泼在脸上。水珠顺着下巴滴在衣领上，冰凉的。
我回到卧室。他已经穿好了外套，坐在床边，手放在膝盖上。他的手指还是抖的，他把它按在膝盖上，想让它停下来。
“走。”
“去哪儿？”
“医院。重新查一遍。我不信那家医院。”
“丽华——”
“闭嘴。穿鞋。”
我蹲下去给他拿皮鞋。鞋柜最下面一层，左边第二双，黑色的系带皮鞋，他穿了七八年。鞋面有很多折痕，但擦得很亮。他每天出门前都会擦鞋，这个习惯三十年没变过。我把鞋放在他脚边。他弯腰去系鞋带，手指够不着。弯到一半停住了，一只手按着腹部。我把他的手拉开，蹲下去帮他系。鞋带在我手里打了结，我又解开，重新系。手指头一直在抖。
“另一只。”
他把另一只脚伸出来。我系好，站起来。他看着我，嘴唇动了动，没出声。我拉开衣柜，找了一件厚外套，扔在床上。
“穿上。外面降温了。”
他乖乖穿上。像以前囡囡小的时候，我说穿衣服，她就乖乖伸手。袖子伸进去，另一只。拉链拉到脖子。他站起来，晃了一下。我扶住他的胳膊，隔着外套，他的手臂细得像一根棍子。
出门的时候，他站在玄关回头看了一眼。目光从鞋柜扫到挂钩，从挂钩扫到穿衣镜。镜子里他的脸蜡黄，颧骨上贴着两块皮。他好像想说什么，喉结上下滚动了一下。
“走吧。”我说。
电梯里只有我们两个人。楼层数字从十二慢慢往下跳。他靠在电梯壁上，闭着眼。我站在他旁边，闻到一股味道，甜的，腐烂水果那种甜。是从他呼吸里呼出来的。电梯到一楼，门开了。他没有动。
“到了。”我说。
他睁开眼，迈步出去。脚步很小，一步一步。我跟在后面。
医院在浦东。抽血、B超、增强CT，折腾了一整天。我坐在走廊的塑料椅上等结果，他躺在观察室的床上睡着了。走廊里人来人往，护士推着车过去，轮子吱吱响。对面坐着一个年轻女人，怀里抱着一个婴儿，婴儿在哭，她轻轻地摇。哭声一会儿停一会儿响。消毒水的味道从四面八方钻进来，呛得嗓子发紧。
下午四点多，医生叫我进去。一个戴眼镜的男医生，很年轻，看着比囡囡大不了几岁。他把片子插在观片灯上，指给我看。
“这里，还有这里。病灶比三个月前大了。门静脉癌栓也更明显了。”
“还能治吗？”
医生沉默了一下。
“可以考虑介入治疗，联合靶向和免疫。但预后不太乐观。家属要有心理准备。”
“他还能有多久？”
“积极治疗的话，一年左右。不治疗的话……”
他没说完。我看着片子上那些白色的影子，像墨水在宣纸上洇开的形状。那些影子在他身体里长着，一点一点，吃掉他。
“他自己知道吗？”
“他知道。三个月前就跟他讲过了。他当时说回去考虑，后来没再来。”
我拿着报告出来。他坐在走廊的椅子上等我，外套拉链没拉，领子翻了一个角。看见我，他慢慢站起来。
“走吧。”他说。
“走什么走。跟我回家。”
他没动。
“周建国，你听好了。你要离婚，可以。你要去养老院，也可以。但不是现在。你现在这个样子，去哪儿我都不放心。等治疗完了，你想去哪儿去哪儿。”
“丽华——”
“闭嘴。”
我扭头往外走。身后没有脚步声跟上来。我走了几步，停下来，回头看他。他站在原地，双手垂在身侧，肩膀抖得厉害。走廊的灯管发出嗡嗡的电流声，白光照在他脸上，照得他满脸是泪。他没出声，就是眼泪一直流，一滴一滴，从下巴上掉下去。
“走。”我说。
他迈开步子。走到我身边的时候，我伸出手。他愣了一下，把手放进我手里。掌心很烫，有汗，还有一层硬硬的茧。那是年轻时候骑车握车把磨出来的，一直没消。我攥着他的手，穿过走廊，穿过门诊大厅，穿过等在外面的出租车队伍。司机从后视镜里看了我们好几眼。我报地址的时候，声音很平。
到家已经快七点了。我让他躺下，去厨房煮了面。清汤挂面，卧了一个荷包蛋，撒了点葱花。端到床头，他坐起来，接过碗。筷子在手里抖得夹不住面。他把碗放在床头柜上。
“我吃不下。”
“吃一点。”
他摇头。
我把碗端起来，用筷子卷了一小团面，递到他嘴边。他看着我，嘴唇张开。我把面送进去。他嚼了很久，咽下去。我又卷了一口。吃了小半碗，他偏过头，不吃了。我把碗放下，用纸巾擦他嘴角。纸巾上有淡黄色的痕迹。
那一夜他没有去养老院，也没有再提离婚的事。我们分床睡的。他睡大床，我睡囡囡的房间。半夜我起来上厕所，经过他的房间，门缝里透出光。我推开门，他靠在床头，没睡，手里拿着那个牛皮纸信封。
“怎么不睡？”
他把信封放在床头柜上。
“睡不着。”
我走进去，坐在床尾的椅子上。两个人没说话。台灯的光晕是黄色的，照着他半张脸。另外半张埋在暗处。墙上的挂钟嗒嗒地走。楼下有只猫在叫，一声一声的，像小孩哭。不知过了多久，他开口了。
“你还记得那年去苏州吗？”
“哪年？”
“囡囡三岁的时候。我们在观前街吃糖粥。”
我想起来了。那家店在巷子里，很小的门面，一口大锅架在门口，粥在锅里翻着泡，红豆沙是深红色的，撒一把桂花。囡囡坐在他肩膀上，两只手揪着他的头发。他端着碗喂我，勺子送到我嘴边，我说太甜了，他说甜才好。
“那家店不知道还在不在。”他说。
“早拆了。”
“嗯。”
又沉默了一会儿。
“丽华，我不想死在医院里。”
我看着他。他的手放在被子上，手指还是抖的。
“那你想死在哪儿？”
“家里。”
我站起来，走到床边，把他床头柜上的水杯拿起来，喝了一口。水是凉的，有股水垢味。
“睡吧。”我说。
他慢慢躺下去。我关了台灯，带上门。回到囡囡的房间，躺在床上，盯着天花板。月光从窗帘缝里漏进来，在天花板上画了一条白线。我翻了个身，枕头上有囡囡留下的味道，是樟脑丸和旧书本的味道。我想起来，这三十年，我骂了他三十年，他从来没回过嘴。我说什么他都听着，听完就去做。我以为他不在乎，以为他懦弱。他是在扛着。扛着我，扛着囡囡，扛着这个家，现在扛着病。
第二天我打电话给囡囡。她在广州，做会展策划。电话响了两声她就接了。
“妈，什么事？”
“你爸退休了。”
“我知道啊，他不是三天前就退了吗？怎么样，在家适应吗？”
“你回来一趟。”
电话那头安静了几秒。
“怎么了？”
“你回来再说。”
“妈，你先告诉我。”
“你爸病了。肝癌。医生说最多一年。”
电话里传来什么东西掉在地上的声音。然后是一阵窸窸窣窣，像是她在捡东西。
“我买今天的机票。几点的都有。我现在就看。”
“嗯。”
挂了电话，我坐在客厅的沙发上。老周从卧室出来，穿着那件厚外套，手里拿着个塑料袋。
“你去哪儿？”
“扔垃圾。”
“放着，我去扔。”
“我走走。医生说要多走走。”
我没拦他。门关上了。我走到阳台上往下看。他从单元门出来，步子很慢，走到垃圾桶旁边，把袋子丢进去。然后他没有往回走，而是沿着小区的路一直往前走。背影越来越小，拐过弯，看不见了。那盆枯茉莉还在阳台上，干枝上竟然冒了一点绿芽，米粒大小的，不仔细看根本看不见。
囡囡是晚上九点多到的。她拖着行李箱进门，看见她爸坐在沙发上看电视，愣在门口。老周站起来，笑了笑。
“囡囡回来了。”
她扑过去抱住他。头埋在他肩膀上。老周一只手拍着她的背，另一只手撑着沙发扶手。他的脸埋在她头发里，我看不见他的表情。
那天晚上囡囡哭了很久。她在自己房间里，门关着，我听见她闷在被子里哭。老周坐在客厅里，电视开着，没人在看。他手里拿着遥控器，一个台一个台地换。屏幕上的画面闪来闪去，光影打在他脸上，一会儿亮一会儿暗。
“你去看看她。”我说。
“你去吧。”
“你是她爸。”
他放下遥控器，站起来，走到囡囡房门口。手举起来，停在半空，又放下了。他回头看我，嘴唇抿着。
“我不知道说什么。”
“想说什么说什么。”
他推开门进去了。门在身后合上。我站在客厅里，听见囡囡的声音，闷闷的，叫了一声爸。然后是他低低的声音，听不清说了什么。再后来什么声音都没有了。过了很久，门开了。囡囡扶着他出来。她的眼睛是肿的，鼻头红的。
“妈，”她说，“让爸住院吧。我联系了中山医院的熟人。”
“你问你爸。”
她转头看她爸。
“爸，去住院好不好？”
老周看着女儿。他的眼神很软，像被水泡过的纸。他抬手摸了摸囡囡的头，手指从她发顶顺着发梢滑下来。
“好。”他说。
囡囡扶着他回了卧室。她在床边坐了一会儿，给他掖好被角，关了灯，出来。她走到我面前。
“妈，那张报告单你看了？”
“看了。”
“为什么不早告诉我？”
“你爸不让。”
她咬着嘴唇。下巴在抖。
“你骂了他三十年。”她说。
我看着她。
“你骂了他三十年，他什么都没说。他生病了也不说。你知不知道他为什么不说？”
“囡囡——”
“他跟我说，他怕你担心。他说你这个人，嘴上厉害，心里比谁都软。他要是说了，你肯定天天哭，他不愿意看你哭。”
我坐在椅子上。椅子很硬，硌着后背。
“他还说，你这辈子跟着他没享过什么福。刚结婚那会儿住亭子间，冬天冷得要死，你从来不抱怨。后来买房子，你把嫁妆都拿出来了。他说他欠你的。”
“别说了。”
“妈——”
“我说别说了。”
囡囡看着我。她的眼睛跟她爸一样，灰蓝色的，下过雨的天。她抿了抿嘴，转身回了房间。我坐在客厅里，没开灯。沙发旁边是老周的拖鞋，鞋尖朝外，摆得整整齐齐。他摆鞋永远这样，鞋尖朝外，方便穿。这个习惯我骂过他，说鞋尖朝外绊脚。他不改，一直这样。
后来几天，我们都在医院。老周住了院，开始做检查，做评估，准备介入治疗。囡囡白天陪床，我回家做饭，做好了用保温桶拎过去。医院走廊里的消毒水味道我已经闻惯了，不觉得呛了。邻床的病人是个老头，也是肝癌，家属来了就哭。老周从来不哭，他躺在病床上，看着窗外。窗外是医院的花园，有几棵银杏，叶子黄了，落了满地。有时候他看着看着就睡着了，手搭在被子上，输液管从手背连到架子上，一滴一滴往下走。
囡囡有一次问我：“妈，你还记得你上次夸爸是什么时候吗？”
我想了很久。
“不记得了。”
“我想也是。”
她说完就走了，去护士站拿药。我坐在病房里，老周睡着了。他的手在被子外面，我伸手把它放进去。他的手凉凉的。我把被子掖好，坐在旁边的折叠椅上。
这些天我一直在想一件事。我为什么骂他？骂他懒，骂他没本事，骂他不说话。可他不说话，是因为我一直在说。我说得太多，他就没得说了。我把话都说完了，他就只剩下听着。听着听着，三十年就过去了。
隔壁床的老头今天出院了。他儿子来接的，架着老头往外走。老头回头看了一眼空床，说再也不来了。他儿子说，不来了，咱们回家。老周看着他们，转过头来对我说：“丽华，我想吃你煮的面。”
“现在？”
“嗯。”
我回家煮了面。还是清汤挂面，荷包蛋，葱花。这次我多放了点盐。囡囡总说我的面太淡。我拎着保温桶回医院的时候，老周靠在床头，手里拿着一张纸在看。走近了，是那张照片。囡囡小学毕业在世纪公园拍的。他抬起头看见我，把照片放下。
“哪来的？”
“囡囡翻出来的。”
我把面盛出来。他接过碗，筷子还是抖，但比前几天好了一点。他吃了大半碗，把碗递给我。
“好吃。”他说。
“咸不咸？”
“刚好。”
我把碗收进保温桶。他躺下去，看着天花板。过了一会儿，他说：“丽华。”
“嗯？”
“等我出院了，我们再去趟苏州吧。”
“去苏州干什么？”
“看看那家糖粥店还在不在。”
“早拆了。”
“万一还在呢。”
我把保温桶盖子拧紧。窗外天黑了。路灯亮起来，黄黄的光照进病房，在地板上画了一块。囡囡推门进来，手里拎着水果。老周闭上眼睛，假装睡着了。囡囡看了他一眼，把水果放在柜子上，冲我使了个眼色。我跟她出去。
走廊里，囡囡靠在墙上。
“妈，医生说下周开始介入。”
“嗯。”
“他这种情况，做介入也只是拖时间。”
“我知道。”
“你确定要做吗？”
我看着囡囡。她长得很像她爸，眉眼像，神态也像。她着急的时候，手会不自觉地攥着衣角，跟她爸一模一样。
“你爸想回家。”我说。
“什么意思？”
“他想回家。不住院了。不折腾了。”
囡囡盯着我。她的眼眶红了，但她没哭。她把嘴唇抿得紧紧的，跟她爸一样。
“妈，你舍得？”
“舍不得。”
她低下头。走廊里护士推着车过去，轮子吱吱响。过了好一会儿，她抬起头来。
“那听爸的。”
我点点头。
我们没有再做介入。办了出院手续，租了一台制氧机，买了止痛药，把家里收拾出一间朝阳的房间给老周住。囡囡请了一个月假，在家帮忙。我每天做饭，熬粥，蒸蛋羹，煮烂面条。老周吃得不多，但每天都吃。他越来越瘦，肚子却鼓起来了，医生说那是腹水。他的眼睛越来越黄，皮肤也是，像一张旧报纸。
可他精神好的时候会坐在阳台上晒太阳。那盆茉莉活过来了，绿芽长成了叶子，油亮亮的。他坐在藤椅里，膝盖上盖着毯子，闭着眼，脸朝着太阳的方向。有时候我端水过去，他睁开眼，接过杯子，喝一口，放在旁边的矮凳上。
“这茉莉谁浇的水？”他问。
“我。”
“活了。”
“嗯。”
他又闭上眼。阳光照在他脸上，把皱纹照得很清楚。那些皱纹像地图上的线，一条连着一条。他年轻的时候没有这些纹。我想起来，他以前笑起来眼尾会弯，现在连笑都很少了。
有一天下午，囡囡出去买东西。家里只有我们两个人。我在厨房洗碗，他在阳台上晒太阳。碗洗完了，我擦干手，走到客厅。他睡着了。我坐在沙发上，看着他。阳台的门开着，风吹进来，把茉莉的叶子吹得轻轻晃。他呼吸得很轻，胸口几乎看不出起伏。我数着他的呼吸，一下，两下，三下。数着数着就数乱了。
他突然睁开眼。灰蓝色的眼睛，看着我。
“丽华。”
“嗯。”
“你坐过来。”
我搬了把椅子坐在他旁边。他的手从毯子下面伸出来，我握住。他的手像一把干柴，骨节硌人。
“我昨天梦见囡囡小时候了。”他说。
“嗯。”
“梦见你抱着她，在弄堂口等我下班。她手里拿着一根棒棒糖，舔得满脸都是。”
“那是草莓味的。”我说。
“对，草莓味。你骂我回来晚了，糖都化了。”
“你那天加班。”
“嗯，加班。”
他看着阳台外面。对面楼有人晾了被子，红的蓝的，在风里鼓起来。
“丽华，我没本事。让你跟着我吃苦。”
“别说了。”
“你骂我，我不生气。你骂我是因为你在乎我。”
我把他的手握紧了。眼泪掉在他手背上，一滴，两滴。他想抬手，抬不起来。他看着我，嘴角弯了一下。
“你哭了。”
“没有。”
“你哭了。”
他闭上眼睛。风吹过来，茉莉的叶子沙沙响。我擦了擦脸，站起来去厨房倒水。回来的时候，他又睡着了。呼吸很轻，很慢。我把水杯放在矮凳上，坐在椅子上，看着他。一下午就这么过去了。天慢慢暗下来。我没有开灯。囡囡回来的时候，推开门，看见我们两个在黑暗里坐着，一个睡着，一个醒着。她没有出声，轻手轻脚进了自己房间。
那天晚上他胃口特别好，吃了一整碗粥，还吃了半个咸鸭蛋。囡囡坐在旁边给他剥橘子，一瓣一瓣递到他手里。他吃了三瓣，说不吃了。囡囡把剩下的自己吃了。他看着囡囡，脸上一直带着笑。后来他说累了，囡囡扶他回房间躺下。
夜里两点多，我听见他房间有动静。我过去看，他坐在床边，脚踩在地上，低着头。
“怎么了？”
“想上厕所。”
我扶他去卫生间。他走得很慢，每一步都像踩在棉花上。回来的时候，他站在窗边，看着外面。凌晨的上海很安静，远处的楼顶上有红灯一闪一闪。
“丽华。”
“嗯。”
“对不起。”
“对不起什么？”
“说离婚。我不该说那个。”
我扶着他回到床边。他躺下去，手抓着我的袖子。
“你别走。”
“不走。”
我坐在床边。他一直抓着我的袖子，手指头没什么力气了，但还是攥着。过了一会儿，他睡着了。呼吸浅得听不见。我把手抽出来，把被子掖好。他翻了个身，面朝我，像那天早晨一样。灰蓝色的眼睛闭着，眼皮一跳一跳的。
天快亮的时候，他的呼吸停了。
囡囡是被我打电话的声音吵醒的。她跑过来的时候，我已经把他收拾好了。衣服换好了，脸擦干净了。他躺在那里，像睡着了一样。囡囡跪在床边，握着他的手。她没有哭出声，肩膀一耸一耸的。我站在门口，看着他们父女俩。晨光从窗帘缝里进来，照在他脸上。他的嘴角好像还带着那个弯，很淡。
后来几天的事我记不太清了。囡囡打了几个电话，来了几个人，花圈摆满了楼道。火葬场，告别仪式，骨灰盒。我全程都很清醒，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囡囡哭的时候我拍她的背。亲戚来的时候我招呼他们喝茶。隔壁张阿姨拉着我的手说，丽华，你要保重。我说，嗯。
一切都结束之后，囡囡要回广州了。走之前她把自己房间收拾了一遍，把那张世纪公园的照片放在我床头。
“妈，你跟我去广州住一阵吧。”
“不去。家里要有人。”
“家里没人了。”
“有。你爸在。”
囡囡看着我。她的嘴唇动了动，没说话。她把行李箱拉链拉好，站在门口，回头看了一眼客厅。她爸的拖鞋还摆在沙发旁边，鞋尖朝外。她看了几秒，蹲下去，把拖鞋摆正，鞋尖朝里。
“妈，我走了。”
“嗯。”
门关上。家里安静下来。我坐在沙发上。电视没开。冰箱的压缩机突然响起来，嗡嗡的，震得地板都在颤。过了一会儿，它停了。厨房的水龙头在滴水，一滴，一滴，砸在不锈钢水槽里。我没有去关。
阳台上那盆茉莉，叶子油亮亮的。天凉了，它还在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