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5月1日，一份德文刊物在上海诞生，得名《黄报》（GelbePost）。从创刊之日到1940年8月30日被迫停刊，《黄报》虽然只走过了短短的16个月，却不影响它被誉为当时亚洲地区最好的德文报刊。它被全世界各大档案馆和图书馆珍藏，不仅出现在诸多影视作品中，前七期亦被集结成册重新出版。它究竟是怎样的一份报刊？让我们穿过历史烟云，探寻它的前世今生。
《黄报》的名与实
《黄报》的名字难免会让人联想到一系列贬义词：无论是根植于近代种族主义的“黄种”“黄祸”，还是19世纪末源于美国新闻界、充满低级趣味的“黄色报刊”（yellow press），无不与黄色相关。当时上海正处于“孤岛”时期，日军占领华界，租界的种族话语无处不在，城市报业又相当发达，一份欧洲人办的刊物如此命名，是需要勇气与魄力的。对此，主编阿道夫·施托菲尔（Adolf Josef Storfer，1888—1944）在发刊词中特意澄清：之所以取此名，仅因刊物封面为黄色，且黑色铅字印刷在黄色纸张上更醒目，这样配色是延续其一贯的出版风格。这一朴素的解释，或许尚不能完全消除路人的质疑，但相信任何翻阅过《黄报》的读者，都能立即心领神会。《黄报》之“黄”，只如读者的亲眼所见、目之所及——如此简单，如此而已。
《黄报》关于中国街头儿童的报道
如果说，《黄报》的名字敢于教人反思根深蒂固的认知模式，回归最基本的视觉感知，那么，它的内容也致力于此：搭建一座跨文化桥梁，让先入为主的刻板印象消融于真实的生活经验和深度的阅读与思考之中。最能体现《黄报》基调的，或许莫过于施托菲尔亲自撰写的创刊号首篇文章了：
不应忘记，这个国家的象征既不是我们祖母“中国风”装饰架上点头晃脑哂笑的满清大官，不是挥舞法杖、抛出无尽卷轴的魔术师，不是低劣的惊悚侦探小说里那种阴险持刀的中国恶棍，不是发了财的鸦片商在悠然闲适中叠手于肥肚之上；不应忘记，也并非书房中沉静品鉴稀世珍玩、钻研古代经典的雅士即为中国人民的代表；恰恰相反，真正代表中国城市民众的，正是那些艰苦劳作却仅能勉强维生的苦力。苦力以其自身象征着中国城市的劳动人口，正如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这个巨大国家78%的人口是农民——代表着这片广阔土地的人民。向他们致敬，向苦力致敬，向勤劳苦干的中国民众致敬！
这篇《向苦力脱帽致敬》剑指彼时西方舆论场对中国的符号化想象，把视线聚焦于最广大的劳动者身上，从而使《黄报》在创刊之初，就区别于同时代多数带着殖民立场审视中国的外刊。从上海街头的人力车夫、乞丐、难民、流浪儿童，再到工人、学生、文艺工作者，相关专门报道和摄影作品出现在每一期，述说着一个在苦难中奋力前行的民族。
《黄报》关于中国街头儿童的报道
《黄报》的故与新
除了对底层社会的人文关怀和深刻洞察，《黄报》兼具历史视野和文化维度，并始终以这种平等与尊重为前提，在不同文化间充当沟通的媒介。
《黄报》始为“刊”，正如其副标题“东亚插图半月刊”所示，这份图文并茂的杂志每月出版两期；后为“报”，施托菲尔逐步改其为周报、日报发行。16开的大小，每期24页，其中关于中国的内容最多，同时也涉及日本、俄国、朝鲜半岛和东南亚诸国。其文章篇幅往往较长，不乏两三千词的长文，以严肃性和学术性著称。它向读者讲解中国历史和传统文化，也报道新的社会发展，同时将欧洲新思想和新学说介绍到东亚。就论及中国的主题而言，登载的文章涵盖了古代钱币演变史、语言文字、文房四宝、衣食住行、民俗惯习、桥梁建筑、佛教寺庙、古今运动、游戏娱乐、妇女解放、电影（如《渔光曲》《马路天使》）、文学名著（如《金瓶梅》《子夜》）、西方文学与戏剧在本土的译介与编演等等，触及社会和文化的方方面面，为后世留下彼时中国珍贵的文字记录与一手影像。
《黄报》封面
时至今日，《黄报》的“黄”已然经过时光沉淀，透出一种奇异而斑驳的“彩”。再度翻开这份德文报刊，人们可以跟随摄影师的镜头，回到老上海的街巷弄堂，品味80多年前普通中国百姓的日常；可以从刊登的多语种广告和实用信息里，一窥上海这座国际化大都市的现代与繁华；可以在德奥学者的分析中，重新理解汉字、文化与潜意识的关联；也可以透过犹太流亡者的视角，审思不同族群之间相互缠绕的历史。在《黄报》呈现的时空里，林语堂的夫人廖翠凤正向西方读者介绍妇女绞面和画眉的传统，掷地有声地宣告“我们中国女性从来不是各种时尚的奴隶”；歌德在1827年基于清代《百美新咏》英译本而转译的《梅妃小姐》（Fräulein Mei-Fe）古典德文诗，在百年后又将东方诗韵传递给来中国避难的欧洲读者；曾为数千名奥地利犹太人签发签证、被称为“中国辛德勒”的何凤山，正以无可争议的事实，驳斥日本进攻中国的“两个论点”；德国汉学家唐维礼（WillyTonn，1902—1957）逃到上海后笔耕不辍，积极阐发基督教、犹太教和儒家文化的思想通约性，强调“只有传统思想中的仁爱和公义”才能为人民带来幸福……
正是这些围绕着《黄报》的人与事、图与字，不断地吸引人们重访它的内容世界和历史现场，而这份流亡报刊也在后世“再媒介化”（remediation）的过程中历久弥新，凝结为具有多重意涵的记忆符号。它见证了上海作为避难所的海纳百川与社会万象，记录下东西方的知识分子在战时岁月的真实心声，为犹太难民提供了沟通渠道和文化食粮；它将欧洲人文思想火种留存于中国，使精神分析、比较语言学等科学与智识传统在东方延续。更重要的是，在一个人类文明深陷危机的年代，它以自身的微薄之力，点亮一盏精神灯火，至今提醒着人们：跨越偏见、平视他者，才是文明之间得以共生和对话的起点。
阿道夫·施托菲尔
《黄报》的人与事
1930年代中后期，为躲避纳粹迫害，近两万名来自欧洲德语区的犹太难民来到中国，让上海一度拥有了亚洲最大的德语社群。在这样的背景下，这批犹太流亡者在上海迅速创办了30多种德文报刊，全力服务难民社区的信息交流与经贸网络，同时建立起了相应的文化生活，“其所营造的广袤精神空间是不得不偏安一隅的难民抵御逆境的生存方式”。
作为其中最著名的知识性刊物，《黄报》的编辑与作者也多是来沪避难的犹太人。这群逃离了纳粹极权统治与种族政策的创作者，天然对社会的弱势群体怀有共情，也反感各式各样的偏见与标签。这种立场融入了《黄报》的字里行间，赢得了同为难民的德语读者群体的高度认可。1939年5月16日，一封刊登于《黄报》第二期的读者来信中写道：“在上海市面上出现的各类德文报纸和期刊中，《黄报》无疑可被视为唯一具有学术与文学水准的刊物，因此能够满足众多读者的需求。而在我看来，对于讲德语的欧洲人而言，最重要的一点在于：通往中国这片土地及其人民的桥梁终于被架设起来了。”
《黄报》主编施托菲尔来自奥地利，他曾攻读法律、哲学、心理学和语言学，两部学术专著《词语及其命运》《在语言的丛林中》备受好评，其本人亦被视作“文艺复兴式”的全才，甚至被评价为“维也纳最后一位博大精深之人”。
施托菲尔的每一重身份——语言学家、精神分析学家、出版家、反法西斯斗士——后来都在《黄报》留下了痕迹。
《黄报》文章《歌德笔下的中国》
作为语言学家，他格外关注语言在跨文化交流中起到的关键作用，多篇《黄报》文章深入探讨了汉字的象形结构、洋泾浜英语、中国古诗的德语翻译、如何学习中文等议题。
作为精神分析学派的研究者，施托菲尔在瑞士求学时就与荣格关系密切，一战结束后回到维也纳，他成为了弗洛伊德的学生，直至出任国际精神分析出版社的社长。他推动了弗洛伊德全集在欧洲的出版，并为《黄报》撰写了《精神分析在日本》《对中国汉字的精神分析》《精神分析在巴勒斯坦》《弗洛伊德与人》《论犹太仇恨：弗洛伊德关于基督教起源与反犹主义动机的最新研究》等多篇学术文章。鉴于施托菲尔为弗洛伊德学说在欧洲和东亚的传播所作出的贡献，他也被认为是“中国精神分析的先驱者之一”。
作为资深记者、编辑与出版人，施托菲尔在抵沪短短四个月内就于异国他乡办起了《黄报》，堪称一个奇迹。彼时已年过50岁的他克服了今人难以想象的困难，一人身兼社长、主编、撰稿人三职。作为难民的他自身生计尚且艰难，办报资金怎么维持？人生地不熟的他如何快速组织起团队，保障优质的稿源？不识德文的中国工人如何校对、拣字、排版，以确保德文印刷的正确性？其间诸多细节至今依然成谜，但透过施托菲尔写给友人的信件可管中窥豹，他为了报刊的运营“每天工作15到16个小时，只睡4到5个小时”。如此繁重的工作与耗费的心血使施托菲尔在1939年和1940年两次突发心脏病，《黄报》第六期就曾因此而延迟了八天出版。
16岁就开始办报的施托菲尔终其一生都在“为正义鼓呼”，他以自己的方式和法西斯主义抗争。在上海期间仍然受到纳粹的监视，但他坚持重拾出版工作，因为这是“个人为反抗第三帝国所能做之事”。《黄报》创刊仅两个月后，就遭到了总部位于纽伦堡的纳粹报纸《冲锋报》（Der Stürmer）的攻击，纳粹称施托菲尔“正试图将他的犹太毒药注入中国的广大阶层”。1940年8月，维也纳当局剥夺了施托菲尔的公民身份，称其“对第三帝国展开了恶毒的煽动性宣传”；德国驻沪总领馆官员也对他进行诋毁，意图将他逐出中国。而《黄报》同情中国人民的立场也招致日本当局的不满，成为了他们的眼中钉。1940年8月，施托菲尔被迫关停《黄报》，他本人则再度踏上流亡之旅。1941年，施托菲尔辗转逃至澳大利亚，三年后病逝于墨尔本。
往事恰从另一面证明了《黄报》在当时的影响力，让人对施托菲尔身处多重势力夹缝中的危险处境一目了然，也凸显了该报作为“抵抗第三帝国和日本侵略的知识分子纪念碑”的特殊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