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0年5月，上海公共租界成都路德康医院，邵式平、陈潭秋和一名潜伏在敌人内部的共产党员赵宝昊，先后被卷入一场持续近二十年的秘密追查。医院走廊里响起的几声枪声，改变了三个人的命运，也让一桩涉及情报泄露、潜伏牺牲和人性弱点的案件，长期压在周恩来的心头。
那时的上海，表面上车水马龙，租界街头有电车、洋行和电影院；暗地里却布满了密探、巡捕和秘密接头点。中共中央第一次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会议和全国红军代表会议，正是在这样的环境下秘密举行。
会议地点选在医院，并不是临时起意。医院人员复杂，病人进出有合理身份，伤员、探视者和医护人员混在一起，不容易引起特别注意。来自苏维埃区域、红军部队以及工农兵群众中的代表，被分批送入医院，以住院养病为名，集中讨论苏区政权建设、红军发展和根据地工作。
会议接近结束时，多数代表已经转移。最危险的时刻，往往并不是刚开始，而是人心稍有松懈之际。就在撤离前后，淞沪警备司令部少校督察官钱祖谊，带着两名便衣人员进入医院。
他们打着寻找病房的幌子，在走廊中逐间查看。医院方面虽然处在租界管理之下，却没有能力阻止这类带有官方背景的搜查。钱祖谊很快盯上了邵式平和陈潭秋所在的病房，准备以转院为名，将两人带出医院。
一旦离开租界，后果几乎可以预料。
就在这时，跟随钱祖谊前来的赵宝昊认出了目标。此人并非普通便衣，而是中国共产党安排在淞沪警备司令部侦缉系统中的潜伏人员。他与组织保持联系已有多年，却从未想到自己会在这一天被迫提前出手。
赵宝昊是浙江宁波人，十四岁便到上海谋生，早年做过机械工。那是一个靠手艺吃饭的年代，他擅长拆装机器，也能修理枪械。上海工人运动期间，他曾为工人武装起义检查、修缮武器，逐渐接触到共产党人，后来加入中国共产党。
他的价值，不只在于会修枪，更在于能够隐藏自己。
进入敌方机构后，赵宝昊表面上是侦缉人员，实际上主要负责收集情报。他很少主动参与行动，组织也尽量不让他暴露。潜伏人员不是越活跃越有功劳，很多时候，沉默、谨慎和耐心才是最重要的工作。
那天在德康医院，他面临的选择没有多少时间。若继续跟随钱祖谊行动，邵式平和陈潭秋很可能被捕；若当场开枪，自己苦心经营多年的潜伏身份也会立刻崩塌。
据后来调查材料记载，赵宝昊突然拔枪射击，钱祖谊及其同伙当场倒地。赵宝昊本人也负了伤。为了让“遭到外部袭击”的说法能够成立，他又朝自己的手臂补了一枪。
有人问：“你为什么还要再打一枪？”
赵宝昊没有留下完整记录，但从当时情势看，这一枪并不是冲动之举。伤口必须足够真实，才能骗过敌方审查；位置又不能过于致命，否则无法继续应对盘问。那是一个潜伏人员在极短时间内作出的冷静判断。
邵式平和陈潭秋趁乱离开，赵宝昊则被送往广仁医院救治。租界巡捕赶到时，现场只剩下两具尸体和一名负伤人员。赵宝昊拒绝说明身份，外界一度只能把他看作遭到袭击的侦缉人员。
组织很快设法与他取得联系。地下党员曾某进入病房，向他传达了两层意思：一方面，组织认为他的身份暂时没有完全暴露，可以继续潜伏；另一方面，德康医院的秘密会议为何会被敌人掌握，必须查清楚。
赵宝昊接受了任务。
他回到原单位后，表面上照常活动，暗中却开始查找泄密源头。值得一提的是，他过去曾替淞沪警备系统的重要人物修理过一支手枪，因此在敌方上层留下过印象。这层关系使他在审查中没有遭受最严厉的处置，也为他暂时保住身份提供了便利。
但他没有等来安全。
1930年6月18日，赵宝昊向组织传出消息，称自己掌握了重要线索，希望在龙华寺附近会面。这种主动提出接头的行为，说明他认为事情已经到了不能拖延的地步。
然而，负责联络的人还没有赶到，噩耗便传来了。
赵宝昊在住所附近遭到数名特务搜捕。他开枪击毙一人，打伤两人，自己也身中数弹。眼看无法突围，他举枪自尽，结束了短暂而危险的生命。
当时的人只知道他在枪战中牺牲，却不知道敌人究竟凭什么找到了他。更不清楚的是，德康医院的会议地点，到底是怎样泄露出去的。案件因此被列入内部档案，后来被称作“马字三号案”。
上海地下斗争接连不断，随后又发生了中央苏区反“围剿”、长征、西安事变、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相比那些牵动全局的大事，一名潜伏人员的死亡显得沉重，却难以立即排上最紧迫的调查日程。
案卷就这样被封存。
新中国成立后，公安机关开始整理旧案。1949年11月，周恩来把这桩多年前的案件交给罗瑞卿，要求重新调查。周恩来关心的并不只是赵宝昊如何牺牲，还想知道当年德康医院那场秘密会议是否存在更深的泄密环节。
专案组接手时，材料十分零散。赵宝昊没有留下书面说明，敌方档案也有缺失，原来的驻地在战乱中遭到破坏。侦查员只能从旧址、医院记录和当年的知情人身上，一点点寻找突破口。
他们先找到一名曾经看守宿舍的老人。老人回忆，赵宝昊遇害那天，几名特务提前赶到住处，点名要抓捕赵宝昊。其中一人是军法处人员，另一个是侦缉大队探长。
赵宝昊从外面回来时，手里还拿着芝麻酥糖，看上去和平日没有区别。对方突然拔枪，他没有转身逃跑，而是先撒出石灰粉，趁敌人眼睛受刺激、现场混乱之际还击。
老人回忆说：“院子里一下乱了，枪声连成一片。”
赵宝昊在交火中打死一人，打伤两人，随后饮弹自尽。另有旁观者证实了这段经过。侦查员据此判断，敌人当时已经掌握了相当确切的证据，否则不会由军法系统人员直接带队抓捕。
问题随即集中到两个地方：赵宝昊住院期间，是否留下了什么物证；他准备接头的消息，又是怎样被敌人掌握的。
广仁医院后来改名为宏仁医院，旧病历保存较为完整。专案组在1930年的住院记录中找到了赵宝昊的名字，也查到当年为他做手术的外科医生方仲知。
病历上记载，赵宝昊自称遭到外部枪击，但衣物污损严重。方仲知很快离开上海，去了香港。更巧的是，与他关系密切的护士钟文雅，后来也离开上海，并与他在香港成婚。
两名仍在医院工作的老护士回忆，方仲知医术不错，与钟文雅配合默契。那次手术中，赵宝昊衣物上的火药痕迹引起了医生注意。按照当时的司法判断，近距离自伤留下的灼痕，可能成为致命证据。
方仲知没有把这一情况直接交给敌方，而是设法处理伤口，并让钟文雅将相关衣物送去焚烧。他随后向军法方面说明，伤口可以解释为外部枪击。
有人问：“这样做，不怕惹祸吗？”
方仲知后来交代，他当时并不知道赵宝昊的真实身份，只是受人托付，又判断这名伤员并非普通枪案嫌疑人。医生与帮会之间的关系，也让他处于复杂的人情网络中。可无论动机怎样，他确实帮助赵宝昊掩盖了自伤痕迹。
方仲知后来被人提醒，军法部门已经怀疑他包庇共产党，于是连夜离开上海前往香港。这个细节相当关键。若他主动告密，完全没有必要仓促逃走，更不需要多年不敢回乡。
调查到这里，方仲知基本被排除在泄密者之外。真正的突破，来自护士姜曾珠。
姜曾珠找到公安人员，主动提出怀疑司徒萱。她说，公安开始调查旧案后，司徒萱变得异常紧张，平时能说会道，后来却经常发呆，提到赵宝昊时神色慌乱。
姜曾珠的丈夫是一名数学教师。听完妻子的疑惑后，他反问：“如果她什么都没做，为什么总提醒别人不要多说？”
这句话让姜曾珠重新想起一件被忽略的小事。
手术结束后，方仲知让钟文雅把赵宝昊的衣物送去处理。钟文雅中途被叫走，便将衣物交给司徒萱代办。司徒萱发现衣服上的焦痕，猜到其中有问题，却没有立即焚烧，而是将衣物藏了起来。
她很快意识到，方仲知和钟文雅正在替一名枪伤病人掩盖证据。她未必清楚赵宝昊的身份，却知道这件事可能牵涉共产党。
真正推动她行动的，并不是明确的政治立场，而是长期积压的嫉妒。
在医院里，方仲知更信任钟文雅，工作中也常常优先叫她帮忙。司徒萱自认为能力并不逊色，却始终得不到同样的重视。钟文雅年轻、利落，又与方仲知关系亲近，这让司徒萱心中越来越不平。
她把衣物和检举信送到了警备机关。
检举信的大意是，医院有人替共产党嫌疑人伪造枪伤证据。那件衣物随即成为敌方重新追查赵宝昊的关键凭据。潜伏多年的身份，就这样被一件原本准备烧掉的衣服撕开了口子。
司徒萱后来辩称：“只是赌气，没想过会死人。”
但她的行为已经越过了后果无法挽回的界线。正是这份物证，使敌人确认赵宝昊并非普通侦缉人员，也使搜捕行动有了明确目标。赵宝昊最终死于枪战，方仲知被迫远走香港，钟文雅也随之离开。
案件的这一层真相，解释了赵宝昊为何暴露，却仍没有完全回答周恩来最关心的问题：德康医院的会议地点，是谁提供给敌人的？
专案组后来注意到，赵宝昊临死前曾对那名探长说过一句带有地方口音的话。表面听起来像是讥讽，实际可能暗含地下交通系统使用的代号。根据当时上海地下工作的联络方式，这句话被认为是在向组织留下最后提示，指向一名代号与沪西有关的交通人员。
这个人后来已经被组织查明并处理，相关细节没有在公开材料中完全展开。也正因为关键泄密者早已死亡，继续追查的价值和可能性都十分有限。专案组查清赵宝昊暴露的直接原因后，案件调查便告一段落。
司徒萱最终受到法律惩处。她不是长期潜伏的特务，也不是经过训练的职业人员，只是因为个人私怨递出了一封信，却让敌人的追捕机器获得了最需要的证据。历史中的许多悲剧，并不总由惊天阴谋推动，有时只是一个普通人在狭窄处境里作出的恶意选择。
赵宝昊留下的痕迹很少。没有完整日记，没有公开遗言，甚至没有一份能够详细说明潜伏经历的文字档案。他的一生，更多存在于几名老人的回忆、医院的一纸病历和一场迟到多年的调查里。
德康医院的会议得以保存，邵式平和陈潭秋成功脱险；赵宝昊却没有等到组织安排的接头。1930年6月18日，他在上海龙华一带的枪战中牺牲。二十年后，专案人员才将这条断裂的线索重新接起，给“马字三号案”留下了明确的案卷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