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在上海买了两年旧书，给国家攒出了一座图书馆。

1941 年 12 月 28 日，香港。

冯平山图书馆的门被推了开来。

进来的，乃是日军宪兵队。

屋子当中，堆着一百一十一个特大木箱。

箱子侧面贴着一行字，上书，寄华盛顿中国驻美大使馆胡大使收。

箱子里面装的是三万多册中国古书。

它们自上海来，在此地歇了不到一年。

如今全给搬走了。

搬去东京了。

上海那边有一个人还蒙在鼓里。

他名叫郑振铎。

他后来写过，这批书在香港沦陷之后，就再也没有消息。

那批书，是他在两年当中一册一册挑出来的。

为了让这批书回家，他后来所拿出的东西，只有一本他自己手抄的账。

那本账怎么会成为凭证？

凭的，就是他记的那几页纸。

一个人在打仗的时候，怎么会跑去买旧书？

这笔账，得从 1937 年算起。

1937 年 8 月 13 日，上海的枪炮声便响了起来。

他那个时候，是暨南大学文学院的院长。

炮火起来的那一年，他自己家里一万几千册书，全毁在战火里面。

他家里头，上有年迈的祖母，下有刚出生的小儿子。

学校仍是在上海办学，他没有离开。

那时候的上海有点特别，公共租界以及法租界还没被占，成了沦陷区里面的一块孤岛。

大后方有西南联大，一群人在一起，同仇敌忾。

孤岛里面没有这样的一群人。

留下来的那批人，被内地的朋友视为贪图安逸。

就这件事而言，他一句话也解释不了。

往后退一步看，这个选择其实颇为古怪。

要走的话，他有的是机会。

要是留下来，他留下来的缘由在当时根本说不出口。

留下来，为的是什么？

这个理由他后来才敢讲。

1938 年底开始，江南的藏书家把书往外抛。

苏州，常熟，湖州，宁波这几处地方，明清以来出过大藏书家。

一打仗的时候，人要逃难，书带不走。

人一缺钱，书就得卖。

这里面有一个反常的地方。

书要卖，价钱照理该越来越低。

然而在上海，书价却是往上走的。

这是何故？

说穿了，这不是一桩生意，是一场抢。

上海便成了书的集散地。

盯着这批书的，并不只有中国人。

日本的满铁在收，东亚同文书院也在收。

伪满以及伪北平的机构在收，汉奸梁鸿志也在收。

美国的哈佛燕京学社同样在收。

说到底，这是一场抢购战。

书就那么些，抢的人却有十几路。

那么这些书，最后都让谁给买走了？

他后来写过书商所收到的邮件，十之六七送去了哈佛燕京学社以及华北交通公司。

殿版书以及开化纸的书，多半送去了伪满洲国。

这句话的斤两，今天的人未必接得住。

它说的是中国自己的学问，往后要跑到外国去学。

那批书要是出了关，再回来那就难了。

1939 年底，他以及几个人联名给重庆发电报。

联名的是商务印书馆的张元济，光华大学的张寿镛以及暨南大学的何炳松。

电报所说的意思只有一条，江南文献正在被劫，请政府出钱抢救。

这份电报的背后有个判断。

江南那些藏书楼，凭自己是保不住书的，得让国家的钱进来。

这笔钱由谁来出？

由谁来买？

买啥？

三个问题，后来皆有了答案。

钱最后是从一笔没花出去的钱里面挪出来的。

抗战之前，中央图书馆要盖新馆，政府拨了一笔建筑款。

南京失守以后楼没盖成，钱还躺在银行里面。

这笔钱被取出来买了书。

此事教给他一个经验。

重庆那边，也是能够争取的。

1940 年 1 月 19 日，文献保存同志会于上海成立。

为了避开日伪的耳目，这个组织对外是保密的。

买书的时候不挂自己的名字，只挂暨南大学，光华大学以及商务印书馆涵芬楼的名义。

分工一事，写得清清楚楚。

张凤举和他负责访书，张元济负责鉴定宋元善本，何炳松以及张寿镛则负责管钱。

细则里面还有一条，每部书价在五十元以上的，必须全体委员签字。

这条规矩看似琐碎，其实很要紧。

它防的，就是经办人自己揩油。

那他在这条规矩里面怎么干活？

徐森玉写给重庆的信里说，他的车船以及联络费等开销，从来没有动用公款一钱。他自己一分劳务费都没要，连车马费也是自掏腰包。

这句话并非客套。

他为公家买书，把价钱议到书商都不痛快。

用今天的说法，他好比一个把预算卡到小数点的采购。

问题就在于，他手里面没有那么多钱。

钱是有限的，书则是抢不完的。

一个人，如何跟这十几路人抢？

张元济那头，还有过一回摩擦。

他在来青阁跟店主议价议了几个小时，用五十八元把两部方志给买下。

送到张元济那里，张元济只肯出三十元。

为此，他写信跟张寿镛力争。

他的理由是，跟敌人抢书的时候还价太狠，会把许多要紧的东西给漏掉。

在这一点上，他跟张元济其实不是一路人。

张元济所看重的，是版本，他要抢的，是一批马上要没了的史料。

最吃紧的一仗，就在南浔。

南浔有座嘉业藏书楼，主人名叫刘承幹。

这座楼建于 1924 年，全盛的时候号称藏书六十万卷，是民国最大的私人藏书楼。

1937 年 11 月，日军把南浔镇给占了。

刘家把书里面最精华的一部分给运到了上海租界的宅子里。

刘承幹肯不肯卖？

他一直在卖，只是卖给谁，便成了问题。

1940 年前后，有将近十方势力把这批书给盯上了。

最凶的要数满铁的大连图书馆，起先开三十七万，后来抬到六十万。

日本军部背景的东亚同文书院也来了，并且不许满铁插手。

伪北平的机构来了，汪伪的梁鸿志来了，就连哈佛燕京学社也伸了手。

那几个月当中，他在给张寿镛的信上写下一句，「诚江南文化之生死存亡关头也」。

他如何应对？

摆在面前的，有三条路。

路子一，把整楼的书一并争。

要价六十万，他出不起。

路子二，不争，眼看着这批书被拉走。

他挑了第三条，只把最要紧的那一部分给抢了。

剩下的，正好留给刘承幹，由他去搪塞日方。

头一件要处理的，是人。

他去寻了一个人。

北平来薰阁的老板陈济川，是替东亚同文书院南下收书的。

陈济川一到上海，郑振铎便找上门。

他讲私交，也论大义，随后掏出一张五千元的支票。

这笔钱，便是给陈济川在北平收书的佣金。

这一路的对手，就这么给劝退了。

北平其余的书商见了这个架势，也便退了。

余下的竞争者，他一个一个劝刘承幹。

最要紧的一条是，他劝刘承幹别把书卖给那些人。

把外面的给劝退了，家里那一关还在。

刘承幹手里的书，要从哪里挑？

书该怎样挑，他心里有一本账。

他先把嘉业堂的藏书目录看了一遍，看完讲了一句，「明刊本一千八百种以上，实大观也」。

那批明版里头有明代边防，海防以及抗倭的史料。

这些东西能把《明史》的疏漏给补上。

问题就在于，这些东西在那时候并不值钱。

嘉业堂里头最出名的，是宋元本。

1929 年，刘承幹把一百六十二部宋元本挑了出来，印过一本《嘉业堂善本书影》。

古书行里面，最馋的便是这批宋元本。

他把这批宋元本看过以后，说了一句很直的话。

他在信中写了八个字，「断烂伪冒，触目皆是」。

意思是看着像宝贝，翻开里面却全是假的。

毛泽东同志在《矛盾论》当中讲过一个办法，先把主要矛盾给找出来。

他所找出来的主要矛盾，是这批明版。

他把宋元本一概给舍掉，只要明刊本。

这么个干法，就不怕被人说没眼光？

这个判断在当时是要被人反对的。

古书行里面认的就是宋元本，肯为一部宋版把家底给掏空的人多得是。

他偏偏把这些宋元本给丢在了一边。

要是换成你是他，多半也不敢赌。

他要买的这批东西，难处在于当年并不值钱。

值钱的是宋元本，明刊在行里算不得稀罕。

他所要的，是几十年之后才会有人来查的东西。

1940 年 12 月，管着故宫古物馆的徐森玉，悄悄离开重庆，回到上海。

两个人在刘承幹的藏书处看了将近半个月。

从两千七百多部书里面，一部一部挑。

半个月能把两千七百多部给看完吗？

看不完，他们只是把要买的给挑出来。

1941 年 4 月，同志会把这批书给买了下来。

明刊一千二百多种，钞校本三十多种，价钱则二十多万。

这笔钱是如何定下来的？

这个价钱放在当年是什么分量，我算不准。

只知道满铁那边愿意出六十万，买下的是整栋楼的书。

那该把这批书往哪里送？

书买下来，还得把它运走。

1941 年的夏天，上海的局势一天紧似一天。

他把里头最要紧的八十二种交到徐森玉手里，由徐森玉亲自押着，经香港转重庆。

那么剩下的怎么办？

剩下来的三千二百多部，他拆成三千八百多个邮包，从邮局里头一批批寄去香港。

到香港以后，再加上叶恭绰在当地所买的书，装成一百一十一箱。

箱子以中央图书馆的名义，存放在香港大学的冯平山图书馆里面。

书搁在旁人手里，他睡得着觉吗？

睡不安稳，他后来接连写信催促，要把书尽快运出香港。

理由很实在，香港潮湿，白蚁多，书放得久了，就会坏。

说到底，这批书只要还在香港一天，他心里便挂着一天。

这件事，他办得不大守规矩。

按程序，运港方案要重庆的中央图书馆以及香港的庚款会点头。

两边开会反复讨论的时候，谁都不肯担这个责任。

他等不及了。

书运到香港大学的时候，他还没有往上报。

按照当时的规矩，这叫做越权。

根据后来发生的事情来看，他要是等了，那这批书里面一件都留不下。

重庆方面得知以后非常生气，写信批评他。

他反过来安抚参与这件事的人，让他们别管那边，再过半个月便运完了。

此时还有一条路。

按照原定计划，这批书要装船运去美国，交由驻美使馆代管。

船没有赶上。

那艘船叫格兰特总统号，后来在马尼拉港被日军给炸沉。

此书因此没有沉进海里。

可这批躲过海难的书，接下来等来的，是什么？

12 月底日军进了香港，宪兵队在冯平山图书馆把这批箱子给找到了。

1942 年 2 月，日军二十三军调查班把港大几个单位的图书尽数搬走。

自香港劫走的书接近五万册，一批批运去东京。

1942 年 11 月，日本陆军参谋总部把这些书当作战利品，转交给了文部省。

1943 年 7 月，书被送到了上野的帝国图书馆。

1944 年 1 月把箱子打开的时候，箱子上的封条还在。

所写的，就是寄华盛顿中国驻美大使馆胡大使收。

他是一点消息都没有。

那时候他还在上海，所晓得的，就是这批书沦陷在香港，此后毫无音信。

有很长一段日子，他当这批书已经没了。

书到底还在不在，那几年谁也不敢说。

他并不知晓，只能靠猜。

这一段他是怎么熬过去的，我猜不透。

史料当中，没有把他当时的原话给留下来。

依我看，那几年里面，他最难的地方不是没钱，也不是没人手。

是他根本不知道自己所做的这件事到底有没有用处。

这件事真正难的所在就在这里。

书没了，他没处问，也没处查。

1945 年 11 月的时候，他写过一篇序。

序里面问的是，辛辛苦苦搜来抢来的这些东西，难道就是为了收在一处，方便敌人一次烧掉。

他还想过另外一桩事。

当初要是不把这些书收到一起，是不是大部分书反倒还能分藏在各家手里，活下来。

这个问题他答不出来。

史料当中也答不出来。

在他所不知道的地方，这批书正被人一件一件地翻着。

主持整理的是长泽规矩也，此人被称作日本近代文献学第一人。

这个人隔着海，乃是郑振铎二十年的熟人。

1931 年郑振铎印《清人杂剧》初集，长泽把自己所藏的孤本从日本寄过来，借给他影印。

那批书在帝国图书馆里面打开以后，长泽发现分量不对。

他主动要求做一份详细目录，把行款，纸样，刻工，藏书印记一项一项给记下来。

这份目录一直做到战争结束，也没做完。

有意思的是，这批书值多少钱，没有人比他更清楚。

1944 年秋天，美军对东京的轰炸开始频繁起来。

帝国图书馆把十三万册贵重图书疏散到长野，里面有两万册是中国被劫的善本。

日本投降以后，别的书便陆续回了东京。

这两万册却没有。

他们想把这两万册给藏起来，是不是怕被查出来？

他跟馆长讲，占领军一来就会把书拿走，就像当年他们在中国做的那样。

说这话的，乃是日本那边负责整理这批书的学者。

这件事的底细，他自己也是知道的。

那些书最后是给藏到哪儿去了？

书被运回东京，又被打散，最后藏进了神奈川一位村长的地窖里面。

日方为何要费这个劲？

只因为他们清楚这批书值钱，也明白自家理亏。

转机出现得颇为偶然。

英国军官博萨尔 1941 年在香港被俘的时候，家里的藏书也被抢走了。

他本人乃是研究中国历史的汉学家。

他所要找的书还在不在？

在，并且就在东京。

他要从什么地方找起？

他先找的，便是自己那批书的下落。

1946 年 1 月的时候，他以英国派驻远东委员会官员的身份到了东京。

他四处打听自己的书。

1 月 21 日，他在上野帝国图书馆的地下室里面找到了。

共计六百二十七册，一册也不少。

在同一间地下室当中，他还看见了另外一批书。

那是自香港大学搬来的中国政府藏书。

他马上通知了中国驻日代表团。

那么，书找到了，就能把它拿回来吗？

追索这件事，就卡在一份清单上。

按当时的规定，要求还书得证明书是被劫的，还得列清名称，年代，尺寸，重量，最好附照片。

那几年当中，中国战时所损失的书籍不下三百万册，最后归还的只有十五万八千八百七十三册。

这批中央图书馆的书，情形并不一样。

由于郑振铎给它上过账。

他究竟记了什么？

他打从买书那天起，就给每一部书编目录。

把版本，作者以及题跋，一项一项写下来。

1941 年运香港的七批书当中，每一批都配有一份存港书目。

在香港装箱的时候，每一箱还单独开列了一张图书清单。

这些目录，天底下只有他一个人手里握有全套。

换句话说，日本人手里那批书是有主的。

这件事说明，他当年所做的，并不是什么风雅事。

他是一个把每笔账都给记下来的人。

记的时候没人要看，等到要用的时候，只有他有。

1946 年 3 月，代表团当中管这件事的张凤举把那份目录带到了东京。

长泽那边同样有说法。

他主张，书是在离开香港的时候丢的。

这一说法，很难查证。

不过，目录在郑振铎手里。

哪一箱里面装了哪些书，白纸黑字。

日方是抵赖不了的。

1946 年 6 月，十箱古书先行航运回国。

剩下的那批怎么办？

还得再等将近一年。

1947 年 5 月，被劫的三万四千九百七十册古书，尽数运抵上海。

按今天的话说，他给这批书做的是一份全程可追溯的台账。

谁在哪一年从谁的手里买下哪一部，装进哪一箱，寄往哪一处，一页一页都对得上。

1958 年 10 月 17 日，郑振铎带团出访的时候，飞机失事。

他去世以后，家里人把他所藏的九千四百多册书，全部捐给了北京图书馆。

那批他替国家买回来的书，后来分藏在北京，南京以及台北。

那么，开头那个问题可以答了。

在他看来，这件事压根就算不得副业。

说到底，他给自己寻的差事就一句话，替国家把一座图书馆给攒起来。

一个书生的本分，便是读书写书。

他偏选了另一条，书先保下来，学问留到日后。

他在信里讲得很明白，为国家建一座比较完备的图书馆，对后来学者的用处，也许比他本人著书立说还要大。

他把一句话写在信里，也写在电报当中。

他在信里写过，不能逃避自己的责任。

毛泽东同志在《实践论》里面把这件事讲得很实在，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

他这两年所做的事，就是这一句。

如今的人也会碰上这样的处境。

你把好几年的工夫花在一件没人看得懂的事情上，这当中还得怀疑自己做得对不对。

前几年那些书商以及那些机构都在抢，谁抢到就是谁的。

他所抢的，是另一种东西。

别人拿钱换一部宋版摆在书斋里面，他拿钱换的，是一批将来谁都能借的书。

那两年里面，他也没有答案。

答案三年之后才来，凭借的是一本他自己记的账。

你今天所记下的那些别人看不懂的东西，也许哪一天就是你要用的那份清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