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玻利维亚，你的身体不再属于你，它变成了一间有人已经搬进去的公寓。

所有人都说，高原反应熬过前三天就好了。

我在拉巴斯住到第九天，还在凌晨四点被自己喘醒，心跳快得像有人在我胸腔里拍一面小鼓。

这件事的真相是：高原反应不跟你商量，它有自己的时间表。你只能受着，或者走人。

我站受着的那一边。但我得承认，受着不等于赢。受着只是学会怎么跟它一起过日子。

玻利维亚首都拉巴斯，海拔三千六百四十米。这个数字我在出发前查过三次，每次都觉得自己做好了准备。我买了红景天，提前一周开始吃，还从国内带了两个便携氧气罐，塞在背包最底层。事实证明，那两个氧气罐的作用，大概跟我出发前对着地图深呼吸差不多。

第一个晚上，我住在罗莎家。罗莎是我在拉巴斯的女房东，六十二岁，个子不到一米五，走路快得像后面有人追。她帮我拎箱子上楼——三楼，四十二级台阶。我爬到一半就得停下来，手撑着墙，像刚跑完八百米。罗莎站在上面回头看我说：“慢慢来，第一天都这样。”

她说“第一天都这样”的时候，语气平淡得像在说今天天气不错。

但第九天凌晨四点，我坐在床边，手里攥着那个便携氧气罐，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如果现在订机票走，最早能走哪天。

这就是我要说的真相。高原反应不是三天的感冒，它是一场你每天都在重新谈判的合同，条款随时会变，而你是那个永远没有议价权的一方。我站那些留下来的人这一边，但我不想美化这件事。留下来不是勇敢，留下来只是因为你还没找到离开的理由。

一、四十二级台阶

到拉巴斯的第三天，我决定去办一张当地的电话卡。这件事在国内大概需要十五分钟，我给自己留了一个半小时。

结果我花了整整一个下午，不是因为流程复杂，是因为我每走十几步就得停下来喘气。

从罗莎家到最近的电讯营业厅，地图上显示九百米。我走了四十分钟。

这个速度放在平地上，相当于一个八十岁的老太太推着助行器过马路。

我穿着一件薄羽绒服，背着一个空的双肩包，走在拉巴斯下午三点的太阳底下，感觉自己像一个被抽掉了肺叶的标本。

路上经过一个卖古柯叶的小摊。摊主是个中年女人，脸被高原的阳光晒成了深棕色，颧骨上两团红——后来我知道那叫“高原红”，是毛细血管在低氧环境下扩张的结果。

她面前摆着三个麻袋，一袋古柯叶，一袋古柯茶包，一袋我不知道名字的干草。

我停下来看了一眼，她立刻抓起一把古柯叶递到我面前。

“Coca？”她说，发音短促，像在叫一个人的名字。

我摇了摇头。她没再坚持，把叶子放回去，低头继续整理她的麻袋。后来卡洛斯告诉我，古柯叶在玻利维亚是合法的，也是日常的——泡茶、嚼食、祭祀，都离不开它。但游客买不买，摊主从来不劝第二句。

卡洛斯是我在拉巴斯认识的第一个当地人。他在我住的那条街上开一家小咖啡馆，三十出头，留着一圈修剪得很整齐的胡子，说话的时候喜欢用手指敲桌面。

我第一次进他店里，点了一杯美式，他看了我一眼说：“你是新来的。

”

“怎么看出来的？”

“你点咖啡的时候在喘。”他说，面无表情地转身去磨豆子。

那天下午我在他的店里坐了两个小时。他给我泡了一杯古柯茶，叶子浮在热水里，颜色像淡绿茶。我喝了一口，味道有点苦，有点像没加糖的甘草水。

“有用吗？”我问。

“不知道。”他说，“我们从小喝到大，没人说得清有没有用。但你不喝，会更难受。”

这是我在玻利维亚学到的第一件事：这里的人不跟你讲道理，他们跟你讲经验。经验是，三千六百米的地方，你的身体需要一切它能得到的帮助，哪怕那个帮助只是心理上的。

从咖啡馆出来，我继续往营业厅走。经过一个十字路口，红灯亮了。

我站在路边等，旁边站着一个穿校服的小姑娘，大概十来岁，背着一个巨大的书包。

她看了我一眼，然后从口袋里掏出一颗糖，递给我。

“你脸色不好。”她说，用的是西班牙语，语速很快。

我接过糖，说了声谢谢。她把书包往上提了提，绿灯亮了，她快步走过马路，消失在人群里。我站在原地，把糖剥开塞进嘴里，是一颗柠檬味的硬糖。那个瞬间我突然觉得，这个城市对我还算客气。

到了营业厅，排队的人不多，大概七八个。但柜台只开了两个窗口，队伍移动的速度大概每十分钟往前挪一个人。我前面站着一个中年男人，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西装外套，手里攥着一沓文件。他回头看了我一眼，用英语问：“第一次来？”

“嗯。”

“习惯了吗？”

“还在习惯。”

他笑了笑，说：“我来了六年，还没习惯。”然后他转回去，继续盯着柜台。他的西装外套在肩膀的位置磨出了一层薄薄的光。

轮到我的时候，柜台后面的姑娘问我要护照。

我把护照递过去，她翻开看了一眼，又看了一眼，然后抬头问我：“你确定要办？

”

“确定。”

“信号不太好，在有些地方。”她说，语气像在提醒我别抱太大希望。

“没关系。”

她敲了一会儿键盘，打印出一张单子让我签字。我签完字，她把卡递给我，说：“七天之内会开通。”我问她能不能快一点，她看了我一眼，说：“七天已经是最快的了。”

那张卡最后是第九天开通的。第九天，正好是我凌晨四点坐在床边想订机票的那一天。我没有订机票。不是因为不想，是因为我发现，如果我现在走了，那张电话卡就白办了。

二、药店和氧气罐

在拉巴斯，药店比咖啡馆多。这不是夸张。我住的那条街，五百米之内有四家药店，每一家都卖氧气罐和一种叫“Sorojchi Pills”的高原药。

药店的玻璃柜台上永远摆着一排蓝色的小罐子，像一排等待被领走的玩具。

我买第一个氧气罐是在第六天。那天早上起来，头像是被人用绳子勒了一整夜，太阳穴一跳一跳地疼。我下楼找罗莎，她正在厨房里煮古柯茶。看到我扶着门框的样子，她放下手里的杯子，说：“你看起来像被卡车碾过。”

“差不多。”

她从柜子里摸出一小罐氧气，递给我：“吸两口，然后去药店买Sorojchi。”

我接过氧气罐，按照她的指示吸了两口。味道是凉的，没什么特别的感觉，但我的头确实松了一点。罗莎看着我说：“这东西只能管十分钟，别依赖它。”

“那什么管用？”

“时间。”她说，然后转身继续煮茶。

去药店的路上，我经过卡洛斯的咖啡馆。他正在门口摆椅子，看到我，抬了抬下巴：“昨晚没睡好？”

“你怎么知道？”

“你眼睛是肿的。”他说，“进来坐坐？”

我摇摇头，指了指前面的药店。他点点头，没再说什么，继续摆他的椅子。

药店里只有一个店员，一个二十多岁的姑娘，头发扎成马尾，穿着一件白色的工作服。我走到柜台前，指了指那排蓝色的小罐子。她拿了一罐放在柜台上，然后问我：“你要药吗？”

“什么药？”

她从柜台下面拿出一盒Sorojchi Pills，包装上印着西班牙语和艾马拉语。

我付了钱，一共四十五玻利维亚诺，按当时的汇率大概四十五块人民币。她把药和氧气罐装进一个塑料袋，递给我，说：“多喝水，少走路。”

“就这些？”

“就这些。”她顿了顿，又加了一句，“别喝酒。”

后来我才知道，在拉巴斯，药店店员是最实用的一群医生。

他们不给你讲理论，不让你做检查，你走进药店，他们看一眼你的脸色，就知道你是头疼、恶心、还是睡不着。

然后给你一盒药，告诉你什么时候吃，什么时候停。整个过程不超过三分钟。

但最让我记住的，是那个店员在给我找零的时候，数了几枚硬币，停了一下，又多数了一枚，放在我手心里。她说：“第一次来？”

“嗯。”

“我妈妈也是外地来的。”她说，“她刚来的时候，在床上躺了一个月。”

她把硬币推到我面前，手心朝上，像是在递一件很轻但很重要的东西。我接过硬币，放进兜里。走出药店的时候，阳光正好打在玻璃门上，我眯了一下眼睛。

那天下午我没有去任何地方。我坐在罗莎家的阳台上，喝着一杯又一杯的古柯茶，看着远处的伊宜马尼峰。山顶的雪在阳光下白得刺眼。

我数了一下，从阳台能看到的那段街道上，有四家药店、两家诊所、一家卖氧气罐的医疗器械店。

一个城市需要多少药店，才能让住在里面的人觉得安全？拉巴斯的答案是：五百米四家。这个数字放在任何一个平原城市，都像是一个笑话。但在这里，它是日常。

三、我以为能适应

来玻利维亚之前，我对高原反应的认知大概是这样的：头疼几天，然后身体就会自己调整过来。电视上那些爬珠峰的人，不都是这么演的吗？先在营地住几天，等身体适应了，再往上走。

我错了。适应这件事，在拉巴斯是另一种逻辑。

第十四天，我的头疼确实减轻了。但我开始失眠。每天晚上躺在床上，身体累得像一块浸透了水的布，脑子却清醒得像刚喝了两杯浓缩咖啡。我试过数羊，试过听白噪音，试过罗莎给我的古柯茶——都没用。

凌晨两点，我坐在客厅的沙发上，看着窗外拉巴斯的灯火，觉得这个城市在跟我开玩笑。

第二十天，我去了卡洛斯的咖啡馆。那天店里没什么人，他坐在靠窗的桌子旁看书。看到我进来，他把书合上，问我：“你最近睡得怎么样？”

“你怎么知道我睡不好？”

“你黑眼圈快掉到下巴了。”他说，站起来给我倒了一杯水，“坐。”

我坐下，把杯子握在手里。卡洛斯看了我一会儿，说：“你知道吗，拉巴斯本地人也不一定睡得好。”

“真的？”

“我小时候，我妈妈每天晚上都要起来两次，去阳台上透气。”他说，用手指敲着桌面，一下，两下，“她在这里住了一辈子，还是会有喘不上气的时候。”

“那怎么办？”

“不怎么办。”他说，“你学会了跟它一起过。它不会消失，你也不会死。你们就这样。”

他说“你们就这样”的时候，语气很平，像在说一段很长的婚姻。我看着他，突然觉得这个比喻很准确。

在拉巴斯，你和你的身体之间，不是主仆关系，不是合作关系，是一种被迫的共生关系。

它不舒服的时候，你也别想舒服。它今天心情好，你就能多走两步。它今天闹脾气，你就得在沙发上坐一整天。

第二十三天，我约卡洛斯去了一趟月亮谷。那是一片离拉巴斯市区大概十公里的地貌保护区，岩石被风蚀成各种奇怪的形状，像月球表面。我们叫了一辆出租车，司机叫埃德加，四十多岁，脸圆圆的，笑起来眼睛眯成两条缝。他从后视镜里看了我一眼，问：“你是中国人？”

“对。”

“我去过广州。”他说，“那边不用喘气。”

我笑了。他也笑了。卡洛斯坐在旁边，没说话，看着窗外的山。

到了月亮谷，我们下车走了大概二十分钟。路不算陡，但我还是得时不时停下来。埃德加走在我旁边，步子很慢，像是故意在等我。

他指着一块形状像蘑菇的岩石说：“你看那个，像不像一个老头在弯腰？

”

我顺着他的手指看过去，确实像。他又说：“我小时候来这里，这块石头就是这样。三十年了，没变过。”

“你经常来？”

“以前经常。”他说，“现在不常来了。爬不动了。”

他说“爬不动了”的时候，语气里没有任何抱怨，像在说一件早就接受的事情。我看着他的侧脸，他的颧骨上也有两团红，比罗莎的浅一些，但还在。一个在拉巴斯住了四十多年的人，脸上依然带着高原的印记。

那天回程的路上，埃德加把车停在路边，让我们看远处的伊宜马尼峰。夕阳照在山顶上，雪变成了粉红色。他熄了火，车里一下子安静下来。过了大概一分钟，他说：“我女儿现在在圣克鲁斯，海拔四百米。她每次回来，第一天都要吸氧。”

“她不习惯？”

“她习惯了那边。

”他说，重新发动车子，“人就是这样，哪里舒服，身体就往哪里走。

”

四、海拔是一种货币

在玻利维亚待了一个月之后，我开始注意到一件事：海拔在这里不只是一个地理数字，它是一种货币。你住在哪里，你能做什么，你的身体能承受什么，都跟海拔有关。而玻利维亚人，比任何地方的人都会算这笔账。

拉巴斯的海拔是三千六百四十米，埃尔阿尔托机场的海拔是四千零六十一米。这两个数字之间，隔着四百二十一米，也隔着一整套生活逻辑。从拉巴斯去埃尔阿尔托，开车大概四十分钟，但你的身体能感觉到那四百米。在拉巴斯走路只是喘，到了埃尔阿尔托，你的头会开始疼。

玻利维亚的法定最低工资，当时是两千一百二十玻利维亚诺一个月，按汇率大概两千一百块人民币。但在拉巴斯，一份普通午餐——汤、主菜、米饭——大概十五到二十玻利维亚诺。一份牛排大概五十到七十。一杯咖啡，卡洛斯卖十二，星巴克卖三十。

房租，我租罗莎家的一间卧室，一个月一千二百玻利维亚诺，包水电，在拉巴斯算中等偏上。

如果去圣克鲁斯，海拔四百米，同样的房间大概八百。

这些数字放在一起，你会发现一个很简单的逻辑：在玻利维亚，海拔越低的地方，生活成本越低。但海拔越高，工资越高。拉巴斯的最低工资比圣克鲁斯高，埃尔阿尔托又比拉巴斯高。因为没有人愿意在四千多米的地方工作，除非你多给钱。

卡洛斯跟我说过一件事。他有一个朋友，在埃尔阿尔托的一家矿业公司上班，做行政，一个月挣四千五百玻利维亚诺。这个数字在玻利维亚算不错了，但他每天要早上五点起床，坐一个小时的班车从拉巴斯上去，晚上七点才能到家。卡洛斯说：“他干了三年，头发掉了一半。”

“为什么不换个工作？”

“换到哪里？”卡洛斯反问我，“拉巴斯的工作机会少，工资也低。圣克鲁斯倒是有，但他全家都在这里。”

这就是海拔货币的残酷之处。它不跟你讲道理，它只是把选择摆在你面前：你要高工资，就得拿身体换。你要身体舒服，就得接受低工资。中间那条路，窄得几乎看不见。

第三十五天，我坐了一次拉巴斯的缆车。拉巴斯的缆车系统是世界上海拔最高的城市缆车，全长大概三十公里，十条线路，把拉巴斯和埃尔阿尔托连在一起。我坐的是红线，从市中心到埃尔阿尔托，单程票价三玻利维亚诺，大概三块钱人民币。

缆车缓缓上升的时候，整个拉巴斯在脚下铺开。密密麻麻的红砖房子，像一堆堆叠在一起的积木。远处的伊宜马尼峰在云层里若隐若现。

我旁边坐着一个中年女人，穿着一件深蓝色的披肩，手里拎着一个塑料袋，袋子里装着几颗土豆。

她看了我一眼，问：“你去埃尔阿尔托？”

“随便看看。”

“那边冷。”她说，“你穿太少了。”

我低头看了一眼自己的薄外套，没说话。她又说：“我从埃尔阿尔托下来，去拉巴斯卖土豆。每天早上六点出门，下午三点回家。”

“每天都这样？”

“每天。”她说，“习惯了。”

“不累吗？”

她看了我一眼，说：“累。但能怎么办？”

她到站了，拎着土豆下了缆车。我看着她的背影消失在站台上，缆车继续往上走。到了埃尔阿尔托，我走出站台，冷风一下子灌进我的外套。我站在海拔四千零六十一米的街道上，看着周围穿着厚外套、行色匆匆的人群，突然觉得，这个城市的每一个本地人，都是高原反应的老兵。他们不是没有反应，他们只是学会了不让反应变成借口。

转折：罗莎的药箱

第六十天，我感冒了。在拉巴斯，感冒不是一件小事。平原上的感冒，喝点热水睡一觉就过去了。在三千六百米的地方，感冒会让你的血氧饱和度再往下掉几个点，然后你的头疼会回来，呼吸会变重，整个人像被塞进了一个太小的盒子。

那天晚上，我坐在客厅里，裹着罗莎给我的毯子，手里攥着一杯古柯茶。

罗莎从房间里出来，看了我一眼，没说话，转身进了厨房。过了一会儿，她端着一碗汤出来，放在我面前。汤是棕色的，里面有几块鸡肉和几颗土豆，热气往上冒。

“喝。”她说。

我喝了一口。味道很咸，但很暖。罗莎坐在我对面，看着我喝。过了一会儿，她站起来，走到柜子旁边，拉开最下面的抽屉，从里面拿出一个铁盒子。盒子是旧的，边缘的漆掉了大半，露出底下的铁皮。她把盒子放在桌上，打开盖子。

里面是各种各样的药：白色的药片、蓝色的胶囊、几包没有标签的草药、还有一小瓶酒精。

“我在这里住了四十年。”她说，“这些药，一半是我自己的，一半是我给房客准备的。”

她从盒子里拿出一板药，抠出两粒，放在我手心里。然后她又从另一个盒子里拿出一包草药，说：“这个泡水喝，明天就好了。”

“这是什么？”

“不知道名字。”她说，“我妈妈给我的。她住在的的喀喀湖边，海拔三千八百米。她活到八十九岁。”

她把草药放在我手里，然后合上铁盒，推回抽屉。她的动作很慢，像是做过一千次。我看着她的背影，突然想起她第一天帮我拎箱子的时候，爬那四十二级台阶，一步都没停。

“罗莎。”

“嗯？”

“你在这里住了四十年，有没有想过搬到低一点的地方？”

她转过身，看了我一会儿。她的眼睛是深棕色的，眼角有很多细纹。她说：“想过。但我的骨头在这里。”

她说完，转身进了厨房。我坐在沙发上，手里攥着那包草药，心里有什么东西咯噔了一下。我一直以为，高原反应是一个需要被“克服”的东西。但罗莎告诉我，它不是用来克服的。它是用来接受的。你的骨头在这里，你的肺在这里，你的身体在这里。你不需要战胜它，你只需要跟它住在一起。

那天晚上，我喝了罗莎的汤，泡了那包草药，睡了到玻利维亚之后最沉的一觉。

结尾：回程的飞机

离开玻利维亚的那天，我从拉巴斯飞圣克鲁斯，再从圣克鲁斯飞圣保罗。飞机从埃尔阿尔托机场起飞的时候，我靠在舷窗上，看着下面的城市慢慢变小，变成一片红色的积木，然后被云层盖住。

到了圣保罗，海拔七百六十米。我走出机舱，呼吸了一下。空气涌进肺里的感觉，像是有人把一扇窗推开了。我在机场的洗手间里照了一下镜子，发现自己脸上的高原红已经退了一半。

但我没有觉得轻松。我站在洗手间的镜子前，看着自己，突然想起罗莎的那个铁盒子，想起卡洛斯敲桌面的手指，想起埃德加说“爬不动了”时的语气。

我想起那个在药店数硬币的姑娘，想起缆车上拎着土豆的女人，想起那个递给我柠檬糖的小姑娘。

我掏出手机，看了一眼那张在拉巴斯办的电话卡。它早就没信号了，但我一直没取出来。我把手机放回兜里，走出洗手间，汇入圣保罗机场的人群。空气很足，每走一步都不需要喘。但我的脚步不知道为什么，比在拉巴斯的时候还要慢。

旅行Tips：

1、住宿：拉巴斯市中心一间带独立卫浴的卧室，月租约1200玻利维亚诺（约1200元人民币），包水电。

建议选择海拔稍低的南区（约3200米），比市中心（3640米）舒服很多。罗莎家那种本地房东的房源，可以通过当地Facebook群组找，比Airbnb便宜30%左右。

2、吃饭：本地午餐套餐（汤+主菜+米饭）15-20玻利维亚诺。古柯茶包一盒10玻利维亚诺，药店氧气罐一罐25-35玻利维亚诺，Sorojchi Pills一盒45玻利维亚诺。建议每天喝古柯茶，不要等到头疼才喝。

3、交通：拉巴斯缆车单程3玻利维亚诺，是最快也最舒服的交通方式。出租车起步价6玻利维亚诺，但高峰时段会堵。从拉巴斯到埃尔阿尔托机场，出租车约60-80玻利维亚诺，车程40分钟。

4、高反应对：抵达第一天不要洗澡，不要喝酒，不要走快。红景天提前一周吃，但别指望它管用。真正管用的是时间——前三天最难熬，第七天会好转，第十四天基本适应。如果头疼到呕吐，去药店买Sorojchi Pills，或者吸氧十分钟。

5、穿衣：拉巴斯昼夜温差大，白天18-20度，晚上3-5度。薄羽绒服和防晒霜必须同时带。高原紫外线极强，阴天也能晒伤。帽子、墨镜、润唇膏，一个都不能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