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阿婆七十三了，耳不聋眼不花，就是腿脚有点慢。每天清晨五点半，她准时端着一只掉了瓷的搪瓷痰盂，踩着木拖鞋"踢踢踏踏"地穿过弄堂，到公厕去倒。这是她四十年的老习惯，雷打不动。

1983年7月12号那天，她照例出门。天色刚泛起鱼肚白，弄堂里还蒙着一层薄雾。她倒完回来，拐进天井的时候，余光扫见二楼周家的媳妇在晾被子。

朱阿婆本来没在意，周家媳妇嫁过来五年了，天天低头不见抬头见，没什么稀奇的。她端着空痰盂正要往自家门槛里迈，脚都抬起来了，又放下了。

她多看了两眼。

第一眼，是被子的颜色不对。蓝底白花的被面，本该干干净净的，可正中间洇着一大片暗褐色的印子，边缘发黑，像什么东西渗进去又晒干了。朱阿婆活了七十多年，什么样的污渍没见过？酱油是棕黑的，锈迹是黄褐的，血才是那个颜色。

第二眼，是那个女人的手。周家媳妇正踮着脚把被角往竹竿上搭，袖口滑下去，露出一截小臂。小臂内侧有一道疤，弯弯扭扭的，朱阿婆没见过那样的疤——不是割的，倒像是被什么东西捅穿了之后愈合的。

这两个"多看一眼"，加在一起不过三五秒钟。可就是这三五秒，让朱阿婆端着痰盂的手一哆嗦。

她想起了十年前。

1973年冬天，淮海中路上那家人民银行储蓄所被抢了。两个蒙面人冲进去，一个拿刀逼着柜台交钱，一个在外面望风。有个女柜员偷偷按了警铃，拿刀的那个回头就是一刀，捅在她胳膊上，血溅了一柜台。钱抢了三千多，人跑了，案子一直没破。通缉令在弄堂口的布告栏贴了大半年，画像上那个持刀人穿一件深色中山装，身材不高，右眉梢有一颗黑痣。

朱阿婆当时天天从布告栏前面过，那张脸看了没有一百回也有八十回。她记得最清楚的就是那颗痣——因为画像画得不算像，独独那颗痣点得特别重，像生怕别人看不见似的。

此刻她站在天井边上，盯着周家媳妇的侧脸，越看越觉得哪里不对劲。周家媳妇叫李玉兰，平日里总是低着头走路，眉毛压得低低的，刘海遮着半边额头。今天她仰着脸够竹竿，头发往后面别过去，整张脸露了出来。

右眉梢，有一颗黑痣。

朱阿婆的脚钉在了原地。她想起通缉令上写的另一件事：持刀歹徒在搏斗中被女柜员挠伤了左小臂，留下了一道贯穿伤。李玉兰晒完被子转身回屋的时候，左臂上那道疤正好对着朱阿婆。

朱阿婆没吭声，端着痰盂进了屋。她把门关上，坐在床边想了整整一上午。李玉兰是1978年嫁进弄堂的——算到今年，正好五年。五年前嫁过来的，十年前的案子。这中间差的那几年她去了哪里，干什么了，谁都不知道。

下午朱阿婆去居委会打了一个电话。她不识字，电话号码是请居委会的小王帮她拨的。电话接通后她对着话筒说："派出所吗？我是南市区花园弄的居民，我要报案。我们弄堂里有个女人，长得像十年前淮海路银行抢劫案通缉令上那个人。"

派出所来了两个民警。他们先查了李玉兰的户籍底册——1978年从苏北迁入上海，之前的档案一片空白。民警又调出1973年的案卷，翻到最后一页，那里贴着一张从储蓄所监控摄像头里洗出来的黑白照片：歹徒蒙着脸，只露出眉眼，右眉梢一颗黑痣清清楚楚。

当天晚上，民警以查暂住证为由敲开了周家的门。李玉兰开的门，穿着那件洗得发白的碎花衬衫，袖口卷到胳膊肘。民警一眼看见她左小臂上那道疤——和案卷里描述的"左臂贯穿伤"分毫不差。再抬头看她的脸，右眉梢那颗痣在日光灯底下明明白白。

李玉兰被带到派出所的时候什么都没说。审讯持续到后半夜，她终于开了口。1973年她十九岁，跟一个男人合伙抢了储蓄所，她负责动刀。事后两人分头跑了，那个男人再没出现过，她一个人躲到苏北农村，藏了五年。1978年风声松了，她托人办了假户口，嫁到上海，进了这条弄堂，安安分分过了五年日子。她以为只要她不再提，那件事就永远过去了。

她交代完，问了一句："你们怎么找到我的？"

民警说："弄堂里一个阿婆，早上看见你晒被子。"

李玉兰愣住了。她想起那天早上她确实晒了那条被子——那是十年前她裹伤用的被面，上面沾着那个女柜员的血，她舍不得扔，一直压在箱底。那天是梅雨天过后头一个晴天，她鬼使神差地拿出来晒了晒。她记得当时朱阿婆端着痰盂从底下走过，看了她两眼。

就两眼。

案子破了。消息传回弄堂那天，邻居们围在弄堂口议论纷纷。有人说李玉兰平时看着挺老实的，有人说怪不得她从来不跟人来往，有人说她男人周志强可怜，被蒙在鼓里这么多年。

只有朱阿婆什么都没说。她坐在自家门槛上，端着一杯凉茶慢慢地喝。有个邻居凑过来问她："阿婆，你当时是怎么看出来的？"

朱阿婆把茶杯放下，抬起眼皮看了那人一眼："我就多看了两眼。"

然后她起身，端着空茶杯进了屋，把门轻轻关上了。弄堂里静悄悄的，那根晾被子的竹竿还在天井里空荡荡地挂着，风一吹，轻轻晃了两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