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瓣心香寄缅怀
—张鏖—
抗日战争中，我两次在谭震林同志领导下工作。他对我的教育和影响很大，留给我的印象很深。在他逝世6周年的时候，回忆起他从皖南到江南东路，大刀阔斧地开拓抗日斗争局面和领导部队到上海扩军的往事，深感影响深远。因而草成此文，谨作一瓣心香，寄托我的无限缅怀。
大刀阔斧开拓东路抗战局面
我是1940年5月下旬和温玉成一起到常熟的。那时，常熟东乡的东塘市、董洪及其附近地区，是江南东路抗日的中心地区。原先成立的江南人民抗日义勇军东路司令部已改组为江南人民抗日救国军东路指挥部。东路军政委员会书记谭震林化名林俊任司令兼政委，何克希化名王耑任副司令，张开荆任参谋长，吴仲超化名吴铿任政治部副主任。我们到达后，温玉成被派往无锡发展抗日武装，我被任命为政治部宣教科长。
谭震林先我两个月到达东路。东路包括长江以南，杭州湾以北，澄(江阴)(无)锡公路和苏(州)嘉(兴)公路以东，直至东海之滨。这个地区原是1939年5月陈毅命叶飞(化名叶探)率第六团同江抗在武进县戴溪桥会师以后，以江南人民抗日义勇军名义东进发展起来的。后来江抗移师扬中整编，转战扬州吴家桥地区。在上海的地下中共江苏省委和苏南地方党领导下重建的江抗东路司令部，是以主力部队在阳澄湖畔坚持的数十名伤病员和民抗为基础组建的。1940年3月，中共中央东南局和新四军军部派何克希、吴仲超到东路加强领导。他们到达后，同原在东路坚持斗争的同志一致要求上级派一位军政斗争经验更加丰富的领导人前来主持全面工作。在陈毅建议下，东南局和新四军军部便调谭震林来到东路组织军政委员会，主持党政军全面工作。
我在新四军第三支队政治部工作时，谭震林任副司令，实际主持支队的全面工作。1939年二三月间，第三支队在他的指挥下，进入铜(陵)南(陵)繁(昌)地区敌后及沿长江一带开展游击战争，建立抗日民主区村政权，连续粉碎日军的“扫荡”，并且取得了保卫繁昌五战五胜的光辉战绩。这期间，他就对国民党第三战区把人民抗日武装部署在这一狭小地区，限制其发展，而项英不敢突破这些限制的状况很不满意，他曾通过刘少奇向党中央反映意见，说他担心这样下去皖南前途危险。他受命来到江南，真是如鱼得水，可以大显身手了。谭震林到任不久，正好中共中央发出“五四”指示，提出不要受国民党的限制，独立自主地放手扩大队伍，坚决地建立根据地，建立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权，向一切敌人占领区域发展。在西起南京，东到海边，南至杭州，北至徐州的广阔地区内，尽可能迅速地并有步骤、有计划地将一切可能控制的区域控制在我们手中;还指示要在江浙敌后发展10万人枪，迅速建立政权，不要坐失良机，等等。这些指示给东路的发展指明了方向。
谭震林坚决贯彻执行中共中央的指示，他在搞好东路党政军领导机构的组织建设的同时，将部队整编为第一和第二两个支队，一面整训，一面继续发展各级地方武装，改造地方实力派队伍，陆续增建了第三、四、五、六、七支队，提出“准备打出去”的口号，并且深刻地指出:“在这个狭小区域，不打出去，非但不能发展，而且将来是要被消灭的。”他还指出:我们是为民族生存进行正义战争之师，有中共中央的正确路线、方针和政策，有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有优良的革命传统，是人民群众拥护的军队。只要我们发挥这些优势，便能克服目前力量还不大，没有固定后方保障，物质条件困难等弱点，从而战胜日伪和国民党顽固派的进攻。他从实际情况出发，制订了东路发展游击战争的战略和建设抗日根据地的规划。规定第‘阶段以苏(州)常(熟)边区为基地，东出昆(山)嘉(定)太(仓)边区，配合地方武装向东发展，同时以主力西进澄(江阴)(无)锡虞(山)边区，歼击敌伪和顽匪，将苏常太、澄锡虞和丹阳北部连成一片。虽然起初东路我军总兵力只有400多人，敌伪顽兵力数倍于我，仅在这一带反共扰民不抗日的顽军即在千人以上。但这个任务用了四个月
到淀山湖去!到大上海(指到浦东和浙东)去!”在谭震林领导卞，完成第一阶段任务的效率之高是惊人的。1941年春季，我苏南部队改编为新四军第六师，谭震林任师长兼政委，茅山地区部队改编为第十六旅，东路地区部队改编为第十八旅，继续执行第二阶段的任务。后来，由于七八月间日伪开始“清乡”，我军全力投入反“清乡”斗争，使执行这一任务受到了一些影响。但是从1941年初开始，在谭震林部署下，经过将近一年的战斗，我军接连击败敌顽的进犯，扩大了东路抗日根据地，在新开辟地区进行了建党建政和发动群众工作，控制了包括96个市镇的广大地区，成立了4个专署、20多个县，派第十八旅五十二团二营向太湖、苏州城西发展，沟通了与茅山、太(湖)漏(湖)地区的联系。并以浦东为基础，将工作发展到嘉兴、海宁、钱塘江北岸一带，为后来我军在浙东的发展开了先路，成绩卓著。事实充分证明，人们称道谭震林的作风“大刀阔斧”，真是名不虚传！
领导部队到上海扩军
从1938年春起，上海的地下中共江苏省委就动员新兵和输送干部物资到东路抗日根据地，支援抗日斗争。被送到根据地的女同志大都做民运工作，男同志到连队当兵或到教导队学习。到194。年六七月间，为防中途暴露危及上海党的安全，停止了向根据地成批输送新兵。
我到东路任宣教科长以后，由于政治部机构组织尚不健全，谭司令要我协助对上海输送来的人员进行政治审查。八九月间，谭司令率首脑机关由苏常太进入澄锡虞。有一天，他对我说:“现在上海不来新兵了，你看我们自己能不能派人去扩兵?”我表示赞成，并建议先派几个人去试扩。他便要我同第二支队司令陈挺研究行动。9月间，我们先派青年干事陈浩和二连文化教员叶时到上海试扩。他俩都是上海人，有较多的社会关系，活动能力也很强，经过10多天就扩兵20余人，都是青年男女工人、店员、学生和贫民。经过初步考察教育后，分成三个小组，各人化装经常熟、江阴送往部队。我向谭司令汇报了情况，谭司令高兴地说:“这次打开了自己去上海扩军的路子，创造了经验，证明各部队都可以组织力量到上海扩军。”
又说:“上海敌伪虽然控制严密，但人民有强烈的反抗精神，我党我军有极高的威望和影响，我们距上海近，有社会关系，都是去扩军的有利条件。当然困难也不少，还有危险，但只要工作精细，注意保密安全，是能够顺利完成任务的。”他还说:“上海产业工人多，学生多，有了大批上海兵，能增加部队的工人成分，提高部队的文化水平，部队的成长会更快。中央指示在江浙发展10万人枪，我想在江南创造10万产业军—建成一支以产业工人为基础的部队，所以我们要发动部队都派人到上海去扩军。”“你要和陈挺研究搞个到上海扩军的办法，对派去的人，采用秘密工作方式，实行单线领导。”
这时支队已扩编为纵队，第二支队改为第二纵队，陈挺任司令，我任政治处主任，纵队其他领导干部尚未配起来。于是我向陈挺和总支书记、组织股长黄烽传达了谭司令的指示，共同研究决定组成三个扩军小组:第一组由二营教导员张萝莹负责，成员有林平等三四人;第二组由王志明负责，成员有郭炳钧等三四人;第三组有陈浩、叶时等三四人。后来，陈浩调任连队指导员，文化教员肖牧接替了他的工作，由我领导这项工作。扩军小组规定成员在沪期间各自与组长联系，组员间.不发生横的关系。做好一切准备工作之后，我向谭司令作了汇报。
经他同意，三个扩军小组便分别出发了。按规定第一、第二小组驻上海，第三小组往返于上海、根据地之间，各小组人员到上海后大都住亲友家，也有住自己家或小旅馆的。在日伪顽特眼皮底下扩军，真如虎口夺食一般，他们不畏艰险，终于完成了任务。
如何把新兵送回根据地，如何进行政审和体检，如何把不合格的人遣返上海等一系列问题，摆在我的面前。我向谭司令汇报后，他说:“新兵带到根据地的问题我想办法，其他问题你们自己解决。”有一天，他把我叫去说“今天蔡悲鸿汇报财经工作，你也参加听听。”我很诧异，心想汇报财经工作同扩军有什么关系?听后才知道，侵占上海的日陆军把持京沪铁路，搜刮了大批财富，控制昊淞口及长江沿线的日海军也眼红起来，便包庇五艘德国轮船走私渔利。这五艘轮船由_L海装载日用品、布匹、煤油、西药等到江阴张家港和护潜港卸货，再从这里装运大米、农副产品返沪。谭司令说:“老蔡，你考虑一下，从上海扩的新兵有没有办法乘这些船到根据地来?”蔡说:“要和打入船上工作的同志们研究一下。”不久，经蔡悲鸿布置，我们把各扩军组长召回接上联系，便开始利用这些走私船运送新兵到根据地了。从194。年底开始，每五至七天送35名左右，到1941年7月敌人“清乡”时，我们已运回新兵1000多名。
为适应转运新兵的需要，他们在护槽港成立了一个新兵接待站，由张家信(1943年11月3日，在溧阳清水塘与日军作战中牺牲)负责，并配备医务、生活管理人员及交通员等，专门负责接待和转送新兵，进行初步政审、体检和对不合格人员的遣返工作。在根据地中心区成立了一个新兵连，负责进一步的政审和进行初步的军事训练，然后补充到部队。
1941年春天，我苏南部队改编为新四军第六师时，我们东路的第二纵队编为第十八旅第五十二团。新扩来的上海兵大部分补充到第五十二团，补充到第五十三团和第五十四团的各约200名。新兵入伍后，生活有保障，又受到了政治、军事训练，觉悟有所提高，个个都很高兴。
苏南我军编为第六师后，扩军工作即不用江南人民抗日救国军东路指挥部的名义，而改用新四军的名义进行了。我们遵照谭师长的指示，对因不合格而遣返的人员做好思想工作，所以投出过问题。但有一个逃兵，在法租界遇见我们一个扩军人员就伸手要钱，不给他，他耍赖把我们的同志拖到了附近的巡捕房，向巡捕说:“他把我弟弟拐到新四军卖了。”巡捕打他两下耳光，说:“你弟弟到新四军当兵是好事情，我以为他把你妹妹卖了呢!”说罢便把他撵走了。接着对我们这位扩军的同志说:“你等一会儿再走，免得再碰上那个家伙。”这次事件，生动地佐证了谭震林的分析，上海人民的心是向着我们的，从而更加增强了我们完成任务的信心。我们遵照谭震林关于工作精细，注意安全的指示，立即派人把已暴露的那位同志换了回来。
谭师长对上海工人、学生成分多的十八旅，具有年纪轻，文化水准高、接受力强、进步快等特点，十分赞赏。他曾多次向我述说“创造江南10万产业军”的重要意义，并提出准备向上级“建议从十八旅抽一个团给党中央当警卫部队”。
这个旅文化水准高，在全军是出名的。以五十二团为例，全团基本无文盲，第一营高中学生有30多人，初中以下人数更多，还有个别大学生。
这些上海兵在十八旅从克服皮肤生疮的困扰，到学会雨天、雨夜在田埂小路上行军，学会打仗，经过半年就成长起来了。
由于斗争环境紧张，部队移动频繁，他们从来没有在一个地方住上两夜，往往一夜之间移住几个地方。谭师长也同大家过着一样的生活。谭师长亲自组建和领导的这支部队，被人们誉为“文化军”。其实，十八旅的“武化”水平也是很高的。我们第五十二团英勇善战，所向披靡，日军为之丧胆，有“江阴老虎团”之称。1941年苏常太反“清乡”开始，该团第二营进军太湖，开辟苏州城西地区，随后西进于11月参加了著名的溧阳塘马战斗，与第十六旅旅部特务连完成了掩护旅直和苏南党政机关千余人顺利转移的任务。团的其余部分，同年8月随六师师直和十八旅旅部转移苏北，参加了开辟和保卫江(都)高(邮)宝(应)根据地的斗争，后来又参加过著名的三垛伏击战、车桥战役，立下了不朽的功绩。
如今，我们当年的江阴老虎团健在的人已寥寥无几，直接培养这支部队成长的谭震林也已去世多年了。谭震林的光辉业绩是青史长存的，他的音容笑貌永远留在我们的心中。
(1989年10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