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80年代，於仙海从北方回到家乡，接触黄岩历史，得知乡贤戴邦定很早参加革命，是黄岩著名的早期党员戴元谱的入党介绍人，可县志仅有一句提及。

而《临海县志》介绍“历史上著名学校台州中学”时，也只有“民国十六年（1927）二月，浙江省政府派戴邦定（中共党员）任校长”一句。

再翻《台州地区志》，讲到“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时，也只提了一句1927年“5月上旬临海特别支部书记戴邦定遭通缉”。

为什么有关戴邦定的情况都是一句话，1927年后他似在人间消失？於仙海顿生窦疑，经多方打探，终于了解到戴可能与华东师大中文系原系主任许杰教授共事过，戴还可能就是他在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学习时教他们教学法这门课的戴介民老师。

于是，於仙海写信向许杰请教，果然没有失望。许杰的回信令他详细了解到了戴邦定的生平与事迹。

戴介民就是戴邦定，字戎异，曾用名林传声、朱介民，笔名巴克，1902年出生，黄岩西乡半岭堂人，是早期在台州地区有影响的共产党员（许杰语）。

他在当地南渠小学结业后，转临海省立第六师范，1924年进上海大学，攻读哲学和历史，1925年由孔另镜介绍参加中国共产党，不久被推为支部宣传委员˗

1926年底，戴邦定被派至杭州与杨贤江筹办《杭州民国日报》。为了加强台州地区党组织领导，1927年2月，党组织又委派戴邦定任中共临海特支书记，公开身份是省立第六中学（今台州中学）校长。

“4·12”反革命政变后，蒋介石施行高压政策，给戴扣上“反动分子”帽子，“急令缉拿”。戴邦定和王观澜先把外地同志转移出台州，自己回到宁溪山里搞农民运动，创建黄岩西乡第一个党的基层组织——半岭堂支部。

1928年，刚成立的黄岩县委重要成员林泗斋被捕，戴邦定便选择撤离，在上海找到组织。此后，一直用名“介民”，以至原名反不为人所知。

1929年，戴邦定与许杰办“明日书店”，传播进步文化。1930年形势严峻，他的直接领导人地下党中央特科陈赓突然离沪，使戴与当时的组织单线联系中断。

脱党期间的戴邦定，依然坚持信仰，先后出版《社会主义的基础》、《唯物史观的基础》两个译自日文的小册子。

这几年里，他在生活上也比较辛苦，处于“失业”和“打零”状态，时而在大公职业学校做几个月副教导主任，时而在中国公学每周上很少几节课，不时靠写稿添些收入。1936年去杭州高中任教。1938年，应邀到天台县许杰事办的大公中学任教导主任，因宣传“赤化”而被迫离开，回到“孤岛”上海。

1939年，在中共地下组织领导的上海社会科学联合会和上海大学同学会支持下，戴邦定拿出自己的私蓄，典卖掉妻子的陪嫁首饰，筹措经费，在上海宁波路130号创办“建承中学”，后迁至白克路（凤阳路）。由于许杰所办大公中学被勒令停办，许多“大公”的进步教师转到“建承”。

1941年秋，台州特委在上海组织特别支部定建承中学为地下交通站，负责撤退浙东党的干部到苏北新四军根据地。戴邦定热情地为党组织在建 承开展工作提供条件，支持并保护学生投身革命活动。

转移来的浙东党干部在建承过渡期间，或任教师或充学员，所以建承初三以上学生虽只有一百三四十人，党员则占五分之一，其时上海中学界许多单位中共党员都是空白。

戴邦定说：“建承要建新承旧，既要有扬 弃，又要继承优良传统。“”他规定办学宗旨是：“培植革命青年，探讨改造旧教育途径。”倡导“勤学、勤业、大勇”六字校训。

他亲自教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社会发展史，使学生认识社会，知道自己怎样做人，怎样求进步。在教学上，他强调从学生的实际出发，循循善诱，奖罚结合，以奖为主的方针。

他设计成绩几次得“优”，记小功，三次小功记大功，三次大功就可以登“建承之光”，“建承之光”活动成为青年进取向上的强大磁场，为从“建承”走出的人所念念不忘。

建承限于校舍本不收女住宿生，一位家住浦东的女生渴望求学，却苦于走读之难，戴邦定破格收留，安排她和自己女儿平华同住一室。

学校政治倾向鲜明，鼓励上进，重视学习，把“踏踏实实有重点的学好一两门课，得一两个或几个满分”作为指导思想，为群众信赖，许多名人都送子弟来上学，鲁迅儿子海婴（时名周渊）也插班建承，许广平曾为此拜托戴校长。

戴邦定请了许多名人任教，如许杰、巴人（作家）、陈守实（历史学家）、陈烟桥（画家）等，还请社会贤达马寅初、胡风、李平心等来演讲，让学生开阔视野，活跃思维。

“孤岛”上海物价飞涨，戴邦定维持学校生存也有一手。许杰在《坎坷道路上的足迹》中写道：“戴的应付办法是趸货。学期初收来学费，即买作实物，此后慢慢出卖，不仅免受贬值之苦，而且还有利可图。”

建承办学十年，培养了一大批优秀人才，其中有杨西光（上海市委宣传部长）、马承源（青铜器专家、上海博物馆馆长）、王家扬（浙江省政协主席）等。王家扬曾说建承是上海“孤岛时期”的“抗大”。

解放后，学校改名为“成都二中”。后经有识人士建议，1986年，上海市委同意恢复“建承”原校名，以纪念这所有功于史的“革命摇篮”（许杰语）。

1945年，戴邦定遭日伪迫害入狱5个月，被严刑逼供，丝毫不吐党的真情。鉴于其狱中的坚强表现，1946年春由沙重叔介绍他重新入党。

是年6月，上海各界名流164人致书蒋介石呼吁和平反对内战，戴邦定参与其中。

在他支持下，建承中学不仅接纳中共上海学委在校召开全市大中学生代表会，还让当局不准成立的“学生助学联合会”机构设在校内。

解放后，戴邦定调任虹口中学、晏摩氏中学校长。期间他无端受到非难，在1953年因所谓“政治复杂”而被迫退党，调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书，任教学法教研室主任。

他并未小陈，编写了《中学历史教学法》这部上海第一部马列主义教学法讲义，该书成为全国仅有的三种国产历史教学法用书之一。

他还与上海市教育局调研室合作，集中上海20多位优秀中学历史教师，编写并出版一套上海版中学历史教材和教师备课指导书，如《世界近代现代史教学法》由上海新知识出版社1956年出版，封面署“校订者戴介民”。这些书曾多年影响着上海中学历史教坛。

1957年，他亲率58届华东师大历史系本科生去南京、苏州作历史考察，开师范生走出课堂的先河。受其影响，上海学界曾兴起一阵参观文物古迹之风。

在那段特殊时期，戴邦定再受打击，终于倒下，1973年去世。

1978年，戴邦定平反，加于其身的一切诬蔑不实之词被推倒，并恢复名誉。1984年，中共上海市虹口区教育局委员会决定恢复戴邦定的党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