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1年10月，纪念辛亥革命五十周年的活动在北京举行。受邀者中，有一位从上海赶来的白发老人。宴会上，周恩来总理向她举杯，相关记述留下了一个颇为郑重的称呼：

“吴先生。”

她叫吴弱男，是章士钊的结发妻子。但在那个场合，周恩来尊重的并不只是“章夫人”，而是一位参加过同盟会、为孙中山处理过英文函电、在危难中帮助过李大钊的革命老人。

新中国成立后，她被聘为

上海市文史研究馆馆员

，还担任过上海市政协委员。上海市文史研究馆的馆员名录中，她没有被写成某位名人的附属，而是作为一位早期革命活动者单独列传。

一个女人，为何能在半个世纪后得到如此郑重的礼遇？答案要从一台英文打字机说起。

## 她替孙中山打信，也没能说服章士钊入会

吴弱男出身安徽庐江吴氏。祖父吴长庆是晚清淮军将领，父亲吴保初以诗文和维新思想闻名。这样的家庭没有把女儿完全关在深宅里，反而较早接受了女子出洋求学的新观念。

20世纪初，吴弱男赴日本求学。那时，中国女性能够跨海留学，本身就是对旧礼法的一次突破。她学习英语，也接触到革命思想。

1905年同盟会成立后，她成为早期女会员之一

，并在《民报》社承担英文秘书和编译工作。

她处理的并非闺阁文字，而是寄往海外的信函、电报和政治文件。孙中山需要向外国友人说明中国局势，争取国际理解，熟悉英文的吴弱男便成为具体执行者。

她的工作桌上，有一台从英国购买的“CORONA”牌英文打字机。键盘不大，却连接着东京、伦敦、上海乃至中国革命的对外联络。

章士钊也是在日本与她相识的。章士钊早年投身反清活动，主编过《苏报》，后来却不愿加入同盟会。吴弱男曾受人之托劝他入会，结果没有改变他的政治选择，两人倒在交往中产生感情，后来在英国结婚。

这是一个很有意味的开端：他们因救国理想相识，却从一开始就不是政治观点完全一致的夫妻。章士钊重视个人判断，吴弱男则已经用行动选择了革命组织。婚后，两人育有章可、章用、章因三个儿子，看似成为新式知识家庭，内部的分歧却没有真正消失。

## 丈夫走进高位，她却在险境中帮助李大钊

1914年前后，李大钊在日本通过章士钊创办的《甲寅》与章家相识。回国以后，两家的来往仍未中断。李大钊送给吴弱男的照片上，题有

“弱男同志惠存”

，这个称呼说明，他们之间不仅是普通的家庭交往。

1924年，李大钊还曾为吴弱男书写那副广为流传的对联：

“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

一年后，李大钊为革命工作需要与苏联方面联络，向吴弱男借走了那台英文打字机。在一个月左右的时间里，这台机器被用来打印秘密文件。吴弱男没有公开的革命职务，却把自己能够提供的工具和便利交给了朋友。

危险很快逼近。1927年春，奉系军阀闯入苏联使馆驻地，李大钊被捕。章士钊、吴弱男曾设法劝其转移。李大钊英勇就义后，吴弱男又参与营葬、募捐和帮助遗属。

当时，章士钊的政治身份十分复杂。他做过北洋政府司法总长、教育总长，在女师大风潮中遭到鲁迅等人激烈批评；但他又与李大钊保持私交，并在朋友遇难后伸出援手。

吴弱男的选择却更直接。她不需要先判断帮助李家是否有利，也不需要借此建立声望。对她来说，李大钊既是多年旧友，也是为理想牺牲的革命者。

朋友死于军阀屠刀之下，活着的人就应当为其收殓、安葬，照顾家属。

章士钊后来在为《李大钊先生传》作序时，专门提到妻子曾为李大钊的营葬、募捐“出力”，并强调章家与李大钊的交情，不是普通人情可以概括的。

这段往事，也成为几十年后吴弱男受到尊重的重要原因。

与此同时，她与章士钊的婚姻却走到了另一条路上。章士钊接受旧式纳妾，触碰了吴弱男不能退让的底线。

20世纪20年代末

，她带着三个儿子赴欧洲，此后与章士钊长期分居。

留在婚姻中，她仍可拥有“章夫人”的体面；离开，则意味着独自承担生活、教育子女以及漂泊异乡的压力。她选择了后者。

这不是一场公开表演。她没有靠攻击章士钊来证明自己，也没有否定两人早年的情义。她只是拒绝用忍耐换取名分，把“吴弱男”三个字从“章士钊夫人”之后重新移到了前面。

## 那台打字机被捐出后，“吴先生”有了第二层含义

新中国成立后，吴弱男定居上海。

1953年

，上海市文史研究馆成立不久，她即受聘为馆员，后来又担任上海市政协委员。

文史馆对馆员的遴聘，重视年龄、学识、资历和社会声望。吴弱男能够入馆，并非因为丈夫章士钊此时身居北京，而是因为她自己亲历过晚清革命、同盟会活动和民国政局，也保存着珍贵的历史实物。

1961年，她以辛亥革命老人的身份赴京参加纪念活动，受到董必武、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接见。相关记述中，周恩来在宴会上称她

“吴先生”

。这个旧式敬称，用在一位女性身上，所强调的正是学识、资历和人格。

三年后，吴弱男又做了一件事。

1964年7月

，她把珍藏多年的英文打字机捐给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它曾替孙中山打印英文函件，也曾被李大钊借去处理秘密文件。后来，经国家文物部门鉴定，这台打字机被确认为

国家一级文物

。

如果她把它留在家中，那是一件私人纪念品；交给国家，它便成为中国革命史的公共见证。键盘早已不再响动，却把孙中山、李大钊和吴弱男三段人生连接到了一起。

这件捐赠也修正了人们对她的简单理解。她并不是在婚姻受挫后退入孤独，更不是靠“章士钊原配”的身份度过晚年。她一直知道，哪些东西属于个人，哪些东西应当留给国家和后来人。

1972年

，年事已高的吴弱男还以老同盟会会员的身份寄语台湾旧友，希望他们继承孙中山先生的爱国精神，为反对分裂、实现祖国统一作出贡献。她早年用英文替孙中山沟通海外，晚年仍把国家统一放在心上。

1973年4月1日，吴弱男在上海病逝。她留下的并不是一段供人评说的名人婚姻，而是一份独立履历：留学、入会、编译、救助故人、参与政协、保存史料、捐献文物。

所以，那一声

“吴先生”

，不是因为她嫁过谁，而是因为她在时代的风浪中，始终以自己的名字作出选择。

如果回到20世纪20年代末，一边是留在名人婚姻中保障生活与子女，另一边是带着三个孩子远赴欧洲、守住自己对婚姻和人格的原则，你认为哪一种选择更需要勇气？欢迎在评论区说说你的理由。

参考资料：

① 上海市文史研究馆《馆长、副馆长及馆员名录·吴弱男》

② 人民网、中共一大纪念馆《一台打字机与两位伟人》

③ 《党的文献》授权中国共产党新闻网刊发《中共创建者李大钊身后事》

④ 京报网《谁说观念不同就不能当朋友？管窥李大钊与北大好友们的故交往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