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一所公办高中的校长李闽，每学年开学前最重要的工作不是排课表，而是给每个班配班主任。她的办法只有一个字：劝。一轮一轮地劝，做思想工作，像被一次又一次拒绝。

让她最头疼的，是今年8月文汇报旗下上观新闻披露的那个细节——有年轻教师为了不当班主任，直接拍了一张精神疾病诊断书在校长桌上。这不是某个人的极端选择，背后的注脚是一组数据：上海某区面向在岗班主任的问卷调查中，92%的人填了“不愿意续任”。

这不是孤立事件。甘肃省政协委员张腾国在调研中发现，因班主任工作负荷重、压力大，许多教师担任意愿不强，部分学校只能安排新入职的年轻教师直接顶上。

从吉林镇赉县到新疆克州，从湖南到浙江，各地教育部门近年密集出台提高班主任津贴、职称倾斜的政策，但到了2026年8月底开学季，“年轻人不愿当班主任”仍然登上热搜，社交平台上教师自嘲的段子被网友戏称为“泰国征兵现场”：选上的人哭天抢地，没选上的人欢天喜地。

从上海到全国，从资深教师到刚入职的年轻人，班主任岗位正在经历一场系统性的

“权责利失衡”退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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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一位有近20年班主任经验的教师黎丽，跟记者算过她的一天：早上7点前到教室，白天带两个班英语课，课间答疑、管纪律、填表格、开会、培训，晚上七八点离校是常态。回家继续备课、改卷子、命题。多项调查数据显示，中小学班主任每周工作时间普遍超过60小时。

但问题不在于60小时本身的长度，而在于这60小时里，有多少是真正花在教书育人上的。东北师范大学2025年对全国4136名班主任的调研显示，87.4%的班主任实际工作清单包含非教育教学事务，18.2%的工作时间用于处理与学生成长无关的行政指令。

北京师范大学基于全国24万余名教师调研的数据也印证了这一点：班主任每周非教育教学工作时间平均为12.3小时，远超普通教师。

有班主任说了一句大实话：“我花在填表上的时间，比备课还多。”学生信息统计表、安全排查表、心理健康档案、安全教育台账，每一项都要拍照、留痕、存档。教育、安全、卫生等各部门轮番检查，校园文化节、运动会、主题班会轮番筹备。

教师办公桌面上摆放着各类工作表格与台账

更荒诞的是，2026年仍有地方让教师周末上街巡逻、戴校牌拍照打卡，暑假强制巡河。有老师自嘲：“只剩畜牧局和殡仪馆没派过任务。”

比非教学负担更让班主任喘不过气的，是责任与权力的严重不对等。

2026年4月上观新闻披露的一项全国16000余名班主任调研显示，82.6%的班主任将安全责任列为首要压力源。另一项调研显示，90.1%的学校要求班主任在晨跑、课间操、午餐、放学等时段全程陪同，防范安全事故。

学生在校磕了碰了，班主任是第一责任人；学生之间起了冲突，班主任是调解员；学生心理出了问题，专业干预力量不足，班主任又成了24小时情绪哨兵。

与此同时，管教的权力却在持续萎缩。调查显示，78%的教师因惧怕家长投诉，主动回避对学生的严格管理。有学术研究发现，60.21%的班主任因为担心家长投诉或网络争议，不敢正常管教学生。管严了，可能被举报、被录音、被网暴；管松了，学生出了事还是班主任担责。

一篇发表在《中国教育报》上的评论道出了本质：“校闹”的共同特征是施害成本趋近于零，伤害后果几乎全部由教师和学校承担。

上海一些一年级新生家长中，甚至流行过在孩子书包里偷偷塞录音笔，全程录老师的言行。一位老师对记者说：“现在我们和学生、家长沟通，都要时刻紧绷神经，谨言慎行。”一个时刻觉得自己被监控的人，很难放开手脚去教育另一个生命。

高负荷、高风险，换来的回报是什么？

全国范围内，班主任津贴的离散度大到令人咋舌。吉林省镇赉县教育局2025年披露的数据显示，当地班主任津贴执行标准为高中、初中每月12元，小学每月10元。根据2026年一项专项调研，59.5%的班主任月津贴在400元以下，超过十分之一的人根本没有岗位津贴。

新疆克州将班主任津贴提高到每月500元，已经是极其难得的“高标准”。

那张诊断书之所以让无数一线教师感到脊背发凉，是因为它暴露了一个残酷的逻辑：系统不接受“我很累”，只接受“我有病”。疲惫不是合法的退出理由，确诊才是。

2026年《全国中小学教师现状调查报告》显示，39.09%的教师认为自己存在抑郁、焦虑倾向，21.04%的教师肯定自身存在相关情绪问题。中国人民大学俞国良团队追踪22年的研究也发现，排除幼师后教师心理异常总检出率约17.8%，高于医生、公务员和企业职工。

当崩溃成为唯一合法的退路，诊断书就成了这个行业最荒诞的通行证。

这场“班主任退潮”最终压向的，是那些最没有资格说不的人——入职五年内的年轻教师。职称评审把班主任年限卡成了硬杠杠，湖南、上海等地都有类似规定。年轻人只能硬着头皮上，而他们面对的是家长的不信任、高密度的家校冲突、以及越来越收窄的管教空间。

2025年上海已经出台了《加强新时代中小学班主任队伍建设实施意见》，从减负、增能、激励三个方向发力。2025年教育部也专门发文，要求严控社会事务进校园数量，减轻教师非教学负担。但政策落地需要时间，而班主任的流失正在此刻发生。

湖南石门县曾发生一起家校纠纷，最终以班主任确诊创伤后应激障碍、离开讲台收场。这类事件的反复出现，本身就是一种信号：靠情怀动员已经撑不住了。

92%不愿续任，不是上海的个别现象，而是班主任岗位在“无限责任、有限回报”中持续透支后的必然结果。当这个岗位需要靠诊断书才能逃离，需要用轮流坐庄来填充，它的吸引力坍塌，就不再是一个人的问题，而是一个系统的问题。

接下来，除非非教学负担被真正剥离、安全责任的边界被制度明确、津贴与付出形成对等关系，否则“谁来当班主任”这个问题，会在每一个开学季被反复追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