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5年深秋，上海嘉定，华东计算技术研究所。
J501计算机占据了一整面墙壁，指示灯排列闪烁，宛如一双双不知疲倦的眼睛。在当时，每秒五万次的运算速度，在今天看来或许令人难以置信，但那一年，它却是国内速度最快的计算机之一。
然而，这台机器却显得颇为顽皮。
它时常“失控”——在运算过程中突然出错，纸带上会出现一串杂乱的代码，数小时的辛勤工作瞬间化为乌有。机房内，物理学家与数学家们混合编队，轮番监视着打印纸带，每隔一段时间便将中间结果存入磁鼓，一旦出错便需从上一步重新开始。这就像在悬崖边缘行走，每走几步便不禁回头望上一眼。
在这个机房内，敏哥度过了一个完整的秋天。
当时他正值三十九岁，鼻梁上架着一副厚重的近视眼镜，镜片不时反射出纸带的苍白光芒。他长期受胃痛困扰，每当疼痛袭来，便会用一只手抵住胃部，另一只手则持续操作计算尺。办公桌的抽屉里常备着苏打饼干，这便是他治疗胃痛的唯一“药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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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月中旬，理论部作出决定，派遣于敏率队前往上海，旨在华东计算所的J501计算机上执行加强型原子弹的优化设计任务。队伍五十余人抵达嘉定，并要求在国庆节前全部到位，充分利用假日期间的所有计算时间。国庆长假期间，机器通常处于闲置状态，而他们却在辛勤工作。尽管如此，无人抱怨。从事这一领域的人士都深知，计算时间比黄金更为珍贵。
在我国，仅有一台每秒运算达万次的计算机，其中百分之九十五的机时被分配给了原子弹的设计需求。至于氢弹，仅能分得剩余的百分之五。而这百分之五的机时，还常常因为计算机的“跳动”问题而付诸东流。
于敏随身携带了数把计算尺。他逐个数字地仔细计算。
国庆假期落幕不久，却发生了一个意外。有人误将物理参数填写错误——将轻核物质区的密度误当作重核物质区的密度，这导致装料量错误地增加了二十余倍。计算结果令人震惊：爆炸威力高达三百多万吨。
整个机房顿时喧闹起来。
有人喊：“新大陆！”
然而，于敏并未发出声响。他凝视着纸带上的数字，紧锁双眉。纸带从机器中缓缓吐出，卷成了一卷，他将其平铺在桌面上，从头至尾仔细审视。审视完毕，他开口说道：“数据有误，参数填写出现了错误。”
机房安静下来。
在那晚的办公室里，他独坐一隅，再次审视那卷错误的纸带。错误的数据如同歪斜的路标，指引着他走向一个未曾留意的领域。轻核材料的密度——这正是氢弹设计的核心所在。
核聚变速度与密度的平方成正比，高密度伴随高温度。因此，走高密度的道路才是正确的选择。
他紧抓这一方向，反复琢磨。如何恰当地运用原子能来压缩热核装置？选择何种材料？采用何种结构？才能最大限度地促进有利因素，同时抑制不利因素？
逐一深思熟虑，剖析每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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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机房的日子，时光流转不息，人的精力亦需持续旺盛。物理学家与数学家们交织成班，轮番值守，目光紧盯着打印出的纸带，一旦发现数字有所偏差，便得从头再来。众人将一卷卷纸带带回办公室，在那里绘图、登记、分析、讨论，并着手准备下一轮的计算任务。
于敏日以继夜，每晚仅得四五个小时的睡眠。疲惫袭来时，他便将几张椅子拼凑成床，稍作休息，醒来后继续投身于计算之中。他的办公桌上，纸带与计算尺堆积如山，咖啡杯底部留下了层层叠叠的褐色痕迹。有时，他甚至忘记饮尽杯中咖啡，待其冷却后，再续以热水，但热水又迅速冷却，如此往复。
胃痛袭来，他却默默忍受，双手紧贴胃部，指节因用力而变得苍白。身旁的同事见状，递上一杯热水，他轻轻点头，接过水杯，喝了一口，随后便继续投入到计算之中。
新的构型在他脑海中逐渐成形。他将可能影响这一构型的因素归纳为六个关键问题，并将初级能量传输过程细分为三个阶段，提炼出二十余个核心物理量。他逐一解答问题，一个接一个地构建模型，并对其进行验证。
办公室里，纸带堆积如山。
某天深夜，机房中的一根灯管突然坏掉，电流声嗡嗡作响。于敏正坐在那根坏掉的灯管下方，周围光线暗淡了一半，但他并未叫人更换。他手握最新一捆纸带，一行行数据缓缓滚动，在某个特定的位置，他停下了手中的动作。
数字在纸带上抵达了关键节点。
热核材料自我维持燃烧的核心所在——氢弹设计原理中的关键问题——已成功破解。
他未发出声响，也未召唤他人。只是静坐原地，将那卷纸带从头至尾仔细审视了一遍。数据准确无误，逻辑严密自洽。
他将纸带放下，取下眼镜，用衣角轻轻擦拭镜片，随后重新戴上，再次进行审视。
还是对的。
需将消息传递至北京，但电话中不得透露任何涉密信息。
翌日，于敏拨通了邓稼先的电话，声音压低至几乎不可闻：
我们数人曾共赴狩猎之旅……成功猎获了一只松鼠。
电话那头的邓稼先稍作迟疑，随即恍然大悟。
他紧接着询问：“那么，你们已经愉快地品尝了这顿野味了吗？”
“实则不然，我们尚不能将其烹煮……我们打算将其保存为标本。此外，我们有了令人兴奋的发现——这只松鼠的身体结构颇为独特，亟需进行深入的解剖研究。然而，我们面临人手不足的困境。”
“明白了，我即刻动身前往。”
于敏挂断电话，办公室窗外是嘉定的深秋天空，灰蒙蒙的一片。几只麻雀在电线上跳跃。他站立片刻，双手插在裤兜中，大拇指不自觉地摩挲着裤兜的边缘。
另有一说，有人认为于敏所用的隐语是“我们抓住了牛鼻子”。然而，不论版本如何，其核心意义始终如一——氢弹的理论研究取得了突破。
翌日，邓稼先迅速抵达上海。
他没有选择入住宾馆，而是径直前往嘉定的计算机室。在那里，于敏早已等候多时。桌上散落着堆积如山的纸带，其中一些因长时间卷曲而边缘翘起，被茶杯轻轻压平。
邓稼先踏入房门，便急切地询问：“进展如何？”
于敏指向桌上最长的一卷纸带。邓稼先坐下，开始仔细观察。他的阅读速度并不快，不时停下，拿起身边的草稿纸进行一番计算，然后再继续阅读。
于敏静静地站在一旁，未发一言。窗外的光影在上午与中午、中午与下午之间悄然变换。办公室里，人影穿梭，时而有人送来崭新的纸带，时而有人取走旧有的纸带。两人均未察觉到彼此的存在。
邓稼先查阅完最后一段纸带后，抬起了头。
“对。”他说。
于敏点点头。
邓稼先起身，走向窗边，稍作停留。随后转身，面露于敏多年前便已熟悉的笑容——那是一九四〇年代，邓稼先身为北大物理系的助教，而于敏则是他的学生。那时，邓稼先亲切地称他为“老夫子”。每当两人成功解决一个难题，邓稼先的脸上总会洋溢着这样的笑容。
“老于，”邓稼先说道，“你终于攻克了它。”
于敏并未应声。他从抽屉中取出一包苏打饼干，撕下一片放入口中，细细咀嚼。
他们闭门研讨整整一日。对方案进行了多次细致的打磨，理论设计日渐成熟。于敏在黑板上反复绘图，时而擦除，时而描绘，肩头落满了粉笔灰。邓稼先则坐在前排的椅子上，双手交叉置于膝上，偶尔插上几句。有时于敏会暂停讲述，回头看向邓稼先，只见他轻轻点头，于是他继续深入阐述。
消息传遍，众人心潮澎湃。同事们齐声呼喊：“老于，请您请客！”
邓稼先自掏腰包，为众人摆下了一桌螃蟹盛宴。
这螃蟹是上海特有的毛蟹，个头虽小，却肉质饱满。食堂内摆设了几桌，大家围坐在一起，啃着蟹肉，掰着蟹钳，桌上蟹壳堆积如山。有人手捧搪瓷缸，敬上热腾腾的黄酒，缸中酒液蒸腾，散发出诱人的香气。
有人好奇地询问于敏：“老于，您怎么不吃呢？”
于敏低头凝视着面前的螃蟹，手中紧握蟹钳，却未动口。他微笑着回应：“我的胃不好，不宜食用。”
他将那只螃蟹递给了坐在旁边的年轻人。
邓稼先拿起那只搪瓷缸，起身站立。他并未发表祝酒辞，只是轻声说了句：“敢于品尝第一只螃蟹之人，方具备开拓道路的胆识。”
众人举杯相碰，缸子发出清脆的叮当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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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后，邓稼先在十二月二日与十二月二十四日分别两次奔赴上海，与于敏携手展开运算攻关。三人——于敏、邓稼先，以及后来加入的周光召——在机房侧畔的小会议室中，面对着黑板与纸带，整日专注其中。
争论不时发生，声量之大甚至传至走廊。所争议的并非是大方向，而是细节问题——比如某个参数的取值，或是某个边界条件是否应该简化。各人坚持己见，于黑板上写下公式，继而逐一推翻与重新推导。
一番争论直至深夜，双方均未能达成共识。于敏提议：“今日就此作罢，咱们休息。”随后，三人各自返回了宿舍。翌日清晨，于敏推开会议室的门，却见邓稼先早已端坐其中，黑板上又增添了数行文字。
“你何时抵达的？”于敏好奇地询问。
“未曾离开。”邓稼先揉了揉惺忪的睡眼。
那一年，邓稼先已届四十一岁，半数的发丝染上了霜白。
终于，在年底之前，他们完成了一个论证充分、依据扎实的完整方案。
1966年12月28日，罗布泊，氢弹原理试验。
于敏并未亲临现场。他身处北京，紧握着电话线。
当电话铃声响起，他正埋头于文件之中。他迅速接通了电话，对方仅报出几个数字。当量——恰到好处。物理结果——正如预期。
挂断电话后，他重新坐回椅子上。
数年后，有人询问他那天的心情，他回应道：“我素来不轻易落泪，亦未曾因之彻夜难眠，我径自回家，安然而眠。那觉睡得格外安稳。”
然而，他也曾有过另一种心境——每逢核试验，“我的心总是提至喉咙”。记得有一次，当量数据公布，而物理结果需待次日揭晓，那一夜他辗转反侧，难以入眠，“心慌意乱、心跳加速、紧张不安，那种感觉非常难受。我躺在床上，不敢有丝毫动静，亦不好意思打扰他人，只能强自忍耐”。
那是一种难以言喻的感受，既非单纯的欣慰，亦非单纯的喜悦……它是一种难以描述的情绪，前方的焦虑与紧张到了极点，一旦得知成功，仿佛身心舒畅，五脏六腑、三万六千个毛孔都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舒泰……
说到这里他笑了。
然而，采访者的目光捕捉到了他眼中闪烁的泪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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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7年6月17日，我国成功进行了第一颗氢弹的空投爆炸试验。
从原子弹的研制到氢弹的诞生，美国耗时七年三个月，苏联为四年三个月，法国则是八年六个月；而我国仅用了两年八个月，这一成就堪称世界之最。
爆炸当量达到了330万吨。
“请各位不要这样称呼我，这让我感到非常不适。核武器的研发是成千上万科研人员共同努力的结果，我个人的贡献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
这并非言过其实。他确实是如此深信不疑。
故事还没有结束。
回溯至1986年，邓稼先因直肠癌被送入301医院接受治疗。于敏前去看望，两位昔日的合作伙伴并未谈及病情，而是探讨起中国核武事业未来的走向。
躺在病床上的邓稼先已瘦得形销骨立。由于肛门和臀部疼痛难忍，他无法长时间平躺，只能勉强“坐”在一只汽车内胎上。于敏则坐在床边，手中紧握一本笔记本，上面密密麻麻地记录着数字与推演。
美苏两国核试验次数已接近千次，技术发展接近极限，必将限制其他国家的核试验活动。因此，中国必须抓住机遇，在美苏签署禁试条约之前，加快核试验的步伐。
邓稼先坐不住了。
他示意于敏将笔记本递来。他打算着手撰写建议书。于敏为他铺平纸张，并将笔交到他手中。邓稼先的手微微颤抖，笔尖在纸上轻轻一点，留下一个墨点。他迅速将墨点抹去，随即开始书写。
那是在三月十四日，他刚刚完成了一轮化疗。汗水浸湿了他的额头，字迹显得有些凌乱，但他仅轻描淡写地说了一句：“这是我第一次接受化疗，感觉有些不适。”
然后继续写。
他对妻子许鹿希郑重其事地说道：“这份建议书的重要性，胜过我们两人的生命。”
于敏坐在一旁，一字一句地为他校对。邓稼先写下一页，于敏便仔细查看一页。有时，他们会暂时停下笔来，低声讨论几句，邓稼先稍作修改，然后继续书写。
在这静谧的病房之中，走廊间不时有护士轻缓的脚步声掠过。窗外，北京的天气显得有些灰暗，几只鸽子掠过天际，它们的鸽哨声此起彼伏。
至四月二日，建议书已定稿完毕，并以其名义，邓稼先与于敏联名上呈中央政府。
历经一百一十八个日夜，邓稼先与世长辞，享年六十二岁。
临终之际，他留下的最后一句话是：“切莫让他人将我们抛得太远。”
于敏留了下来。
一个人扛了十年。
“此次上书建议的分量，可与原子弹和氢弹技术的突破相提并论。”
于敏独坐于办公室，面前散落着邓稼先昔日于上海机房所留下的那些草稿纸。纸张已泛黄，边缘略显脆弱，轻轻触碰便会有碎片脱落。他逐张翻阅，阅毕便细心叠好，收入一只牛皮纸信封之中。
信封之上仅书“稼先”二字。
于敏曾言：“人之名，终将归于尘土，然若能将微薄之力融入祖国之强盛，便已足矣，自感安慰。”
他亦曾提及，此生最为愧疚的是妻子。“最令我愧疚的，便是我的妻子。她时常触景生情，多年来无微不至地照顾我，而我却对她有所亏欠。”
孙玉芹，妻子的名字，对丈夫的日常行踪一无所知。他常年在外劳碌，即便偶尔回到家中，也缄口不提工作中的琐事。她深知丈夫的工作繁忙，以至于无暇顾及家庭。家务事全然落在了她一人的肩上。
于辛，儿子幼时对父亲的印象仅剩“忙”这一个字。而女儿于元，难得捕捉到关于父亲的一个“声音”：那是一个阳光明媚的日子，她跑进父亲的房间，恰好听到他在与人谈论ρ（希腊字母，读音近似“肉”）。兴奋地跑出来告诉妈妈：“今天有肉吃了！”
于敏步出房门，目睹女儿脸上洋溢着喜悦，不禁微微一愣。随即，他蹲下身，将女儿紧紧抱在怀里，轻声解释道：“今天没有肉。爸爸只是在说一个数字。”
女儿未能领会其意。她只察觉到爸爸似乎又消瘦了，抱在怀里比上次轻了许多。
二〇一九年一月十六日，于敏与世长辞，享年九十三岁。
他离去的那个早晨，北京飘起了雪花。雪花不大，落在窗台上，转瞬即逝。病房内一片寂静，心电监护仪的滴答声此起彼伏。他的女儿于元静静地守在床边，紧握着他的手。
他最后，仅留下一语。
声音极微，细微到几乎难以捕捉。
于元走近，依稀听到他的低语：“今是何日？”
于元说：“一月十六。”
他轻轻颔首，随后便沉默了。
数分钟之后，心电监护仪上的曲线变为了一条直线。
他并未留下任何遗物。办公室中的纸带与草稿纸，早已被妥善归档。抽屉里，仅剩一把使用痕迹明显的计算尺，其刻度因频繁使用而磨损殆尽。还有一盒未开封的苏打饼干，其保质期早已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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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资料：
本文的撰写借鉴了以下公开信息来源：
《于敏传》——中国科学家传记系列之一
《邓稼先传记》，作者许鹿希等
郑绍唐与曾文彪合著的《中国氢弹之父——于敏》
《缅怀核物理泰斗，致敬于敏院士百年诞辰：纪念文集深情献上》
《两弹一星功勋科学家传略》系列
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院史档案
《透视今日中国核工业发展之路——当代中国出版社》
《探寻原子与氢弹之秘：我国核武器研发史略》——国防工业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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