次日，侦查员去了专区公安处，了解到有关保安团的档案，都存在库房里。他们在查阅中，意外发现里面竟然保存着招待所七年来(1930年至1937年)住宿人员登记薄。

侦查员马上翻查民国二十年12月初那几天的住宿人员记录，发现那年12月1日至5日那几天中，入住不是军人的旅客一共有三人：

一个姓张，南汇县周浦镇上的酱园老板，另一个是他的太太，两人来松江访友，入住担保人是保安团副团长厉友光；

另一个来自上海，名叫梁壁纯，担保人是保安团营长郭洪顺，12月1日中午入住，至12月4日清晨离开。

这个名叫梁壁纯的上海来客引起了侦查员的兴趣，接着查看附在登记簿上的郭洪顺出具的担保函。

郭营长看来上过私塾，小楷写得还看得上眼，内容是:

被担保人梁壁纯系其族叔郭北昌所开的“祥德源国药号”的店员，前来松江向“余天成中药堂”联系采购中成药。

档案显示，郭洪顺系保安团第一营营长，江苏省金山县人，1933年因贪污被解职，去向不明。

这样一来，要查明梁壁纯是不是那个地下交通员，只有找郭洪顺的族叔、中药店老板郭北昌。

上海街头老照片 图片来自网络

当天下午，四名侦查员登上火车返沪。回到市局，先去向“悬办”领导汇报了办案情况。杨家俊主任说:

同志们辛苦了，马上要过年了，本来应该好好休息几天，放松一下，现在看来不行，你们几位还得继续辛苦，这个案子北京已经来电催问过进展了！

其实，领导不说，蒋文增等人也不打算休息，第三组的工作进度已经落后于其他组，他们心里很不安。既然有线索，还是早一天去查清楚，免得夜长梦多。

2月16日除夕上午，侦查员胥德深、邬泓去了上海市卫生局，调查发现:

“

祥德源国药号”是1909年10月15日经法租界公董局获准开业的一家两开间中药店，老板名叫孔钟声，店址在金神父路119号。

1923年，孔钟声将该店盘给江苏省金山县人郭北昌。1941年9月，郭北昌因病去世，10月向法租界公董局申请注销获准，当月23日正式歇业。

离开了卫生局，胥德深、邬泓心有不甘，俩人一商量，干脆去一趟那家中药店铺的原址，向那里的商家打听一下。

他们来到已经改名为瑞金路的那条原法租界内的马路，不过，毕竟这么些年过去了，时过境迁，门牌已经重新编过，一番打听后，原址现在是一家鞋帽店，不管老板、账房、店员，谁也没听说过“祥德源国药号”。

两人还不死心，又向马路对面弄堂年纪较大的居民打听，有人说:

以前有过中药店，后来关门歇业了。

侦查员问他们听说过有一个叫梁壁纯的店员吗？一连问了三个人全都摇头，最后问到了一个六旬老翁，这才得到答案：

确实有一个店员梁先生，说话带上海郊区口音，叫什么不清楚。

这位梁先生药工技艺了得，“外堂”(指在店堂按方抓药)、“内堂”(指在里面炮制处理中药材，乃是一项专门技术)都是一把好手，是这家中药店本事最好的先生。

侦查员又问:

“后来他到哪里去了？”

对方答:

“

后来？没有后来！听说那位梁先生有一天突然失踪了！”

胥德深、邬泓返回市局向组长蒋文增汇报上述调查结果，蒋文增说：

“

突然失踪？这就对了，‘特费’不也是突然失踪的吗？”

调查还要继续进行下去，如何调查需要讨论，几个人春节没有出去窝在屋里。2月20日，大年初四，第三组侦查员再次出动，执行节日期间议定的调查方向：

寻找当年在“祥德源国药号”工作过的员工，看看能否从他们那里了解到梁壁纯的情况。

四个侦查员分两路进行查摸，花了三天时间，获得了以下情况:

梁壁纯是“祥德源”外堂、内堂首屈一指的药工师傅，由前任老板孔钟声雇用，后来他把店盘给郭北昌，经过郭老板再三挽留，才答应留下，成为“祥德源”的技术权威，“祥德源”的药工差不多都是他带出来的徒弟。

梁壁纯说话带有上海郊区口音，听说是江苏省嘉定人。其为人谦恭，内向敛言，正直仗义，再加上高过常人的技艺，成为“祥德源”上下都很喜欢的一个人。

而且，郭老板把他视为第一心腹，店里的事情桩桩跟他商量，有时甚至家里拿不定主意的事儿也要问问。

1927年夏天开始，由于郭老板身体有疾，原先由他亲自掌握的进货渠道就渐渐地交给了他所信任的梁壁纯。

“祥德源”的中药进货渠道与当时上海滩以及周边的所有中药店一样，都是从专门经营中药批发的药材行进货，这是指的中药原药。

膏、丸、丹、散等中成药，大店、名店是自己加工制作，小店铺也有加工，但是病家往往持怀疑态度，后来改为向大店、名店进货。

松江的“余天成”就是这样一家闻名江南地区的名店，“祥德源”的中药成药，自梁壁纯接手负责进货后，经郭老板同意，由原先从上海市区某店进货改为从“余天成”进货。

梁壁纯1931年12月初的松江之行，应该就是去跟“余天成”谈明年的成药订货事宜，关于进货那样的大事，只有郭老板和梁壁纯两人商议，属于商业机密，别人见之都得走远一些。

那次梁壁纯离沪去了松江，大约三四天返回“祥德源”。那天上午九点左右回来后，他和以往每次去外地出差一样，第一件事就是给每人送一样小礼品，通常都是当地的土特产，这次也是，每人一盒松江产的桂花香糕。

上海港口老照片 图片来自网络

“

我这次出差有点儿累，这会儿想先去睡一会儿，下午再来向您报告一应情况。”

郭北昌点头说好，还关切地询问要不要去附近的广慈医院找西医看看。梁壁纯微笑称谢，摆手说不必，然后离店而去。

这一去，竟然再也没有回来！

“祥德源”的学徒、店员一共有七人，其中四人住在店里，梁壁纯和另外两个店员老朱、老焦不住在店里，朱、焦家住上海，梁壁纯据说在沪没有家口，由药店掏钱，租了房子独自居住，这还是前任老板孔钟声立下的规矩。

那天下午，郭北昌等到四点多钟快打烊还没见梁壁纯过来，想着他生病了，就差学徒小福子前往其下榻处看望。

梁壁纯租的房子离药店不远，也在法租界，小福子骑着店里送药的自行车过去也就十来分钟，回来向郭老板禀报:

那里是铁将军把门，没有人。

郭老板听后立刻亲自赶去，果然如此！又向邻居探问，他们都说梁先生已经走了好几天，没有回来过。

郭老板立刻向法租界巡捕房报告，巡捕请了锁匠把房门打开，里面整洁如常，一眼就可看出，已经数日没有住过人。

巡捕房把郭老板带去询问，感觉梁壁纯并无卷款潜逃之嫌，也无其他案件牵扯，更未见其与人口角发生争斗被害的可能，因此也就没有立案，甚至连笔录也没做。

这件事，渐渐地就无声无意地过去。“祥德源”的人，从此再也没有见过梁壁纯。

调查中，第三组还有一个收获：

他们从当年的“祥德源”学徒，如今是“雷允上”的药工师傅李小庆那里，获得一张1931年“祥德源”吃中秋团圆饭时拍摄的全店员工合影，其中就有梁壁纯。

这张照片拍摄得很清晰，保存的得好，虽然因为时间久远有些发黄，但请市局技术处的专家稍作处置后，光鲜如新。

1950年2月24日，侦查员邬泓、胥德深带着这张照片前往杭州请刘志纯辨认，刘志纯一眼就认出了梁壁纯。

至此，终于可以确认当年“祥德源”店员梁壁纯，就是那个前往松江与刘志纯接头并交割了“特费”的地下交通员。

2月26日，第三组四名侦查员开了一个案情分析会，对如何开展下一步工作进行讨论认为：

当年梁壁纯的失踪之谜肯定与“特费”有关。

不过，寻找梁壁纯凭空消失的线索，具有相当的难度。

侦查员分析，梁壁纯结束松江之行返回“祥德源”，然后不露声色地消失。

从事后郭老板以及法租界巡捕房去其住处查看和向邻居了解到的情况来看，其实他自12月1日上午离开住处后就没再返回过。

因此，似乎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

梁壁纯对于自己的“失踪”有所准备，也就是说，他自己制造了失踪。

梁壁纯为什么要制造失踪？显然与他作为地下交通员所完成的任务有关。很有可能完成交割后，有意或者无意间发现他所运送的“货”竟然是一百二十两黄金，起了贪婪之心，侵吞黄金，远走高飞。

除此之外，另有一种“非侵吞”假设：

梁壁纯返沪后去“祥德源”前，还没有向其下线办理交割，先去了趟药店，然后再去办交割，就在离开药店前往接头的途中出了事。

出了什么事？会不会是被捕？这种可能性可以排除，当时组织上追查这个案子时也曾考虑过这种可能性，动用了法租界、公共租界以及国民党上海市警察局、国民党淞沪警备司令部以及“中统”的所有内线进行了秘密调查，各方均无关于这方面的消息。

所以，第三组的观点倾向于梁壁纯侵吞了这笔巨额财富。接下来，要寻找梁壁纯，必须先从查摸其当年的家庭住址作为切入口。

之前，侦查员了解到梁壁纯是嘉定县人，在上海没有家口，每年大约回家两三次，都是在药店生意最清淡的时候。

不过，嘉定是个大县，光城镇就有城厢、南翔、黄渡、安亭、娄塘等等，梁壁纯家住嘉定的城镇还是乡村，是镇或乡？都不知道。

因此，调查工作的第一步，先得解决这个问题。次日，侦查员分两路开始调查，一路是蒋文增、邬泓去查原法租界公董局留下的商业档案，看看“祥德源国药号”向公董局申请变更时递送的材料，找到店员资料；

另一路再次去向当年与梁壁纯在“祥德源”共过事的那几个药工师傅了解，希望他们能够回忆起与梁壁纯家乡有关的什么事儿来，好作为寻访梁壁纯家庭住址的参考。

可是，这两路调查全都没有结果。法租界公董局的档案里，有受理登记时“祥德源”的原始材料，也有关于从老板到店员的健康状况资料，根据法国管理者(法租界公董局商业处和卫生处)的规矩，他们只分别负责登记开业申请和健康检查，不必登记店员的家庭住址，里面没有侦查员需要的内容。

另一路对“祥德源”原店员的调查同样如此，梁壁纯不愧为一个有资格执行临时中央重要秘密交通使命的地下人员，没有向朝夕相处的同事聊起过哪怕一星半点儿关于自己家乡的细节。

于是，第三组只好退而求其次：既然说是嘉定，干脆直接到那里去。

在县公安局，接待他们的徐副局长听明来意后说:

这事好办，我马上跟县工商联的同志联系，请他们找几个中药店铺的老板、账房、老药工师傅开个座谈会，回忆一下嘉定地面上以前是否有过一个在上海法租界“祥德源国药号”工作的名叫梁壁纯的老药工。

很快，人就到齐了，这个会却没开起来。因为侦查员得到了意外惊喜。

最后一个到县工商联的是七十三岁的嘉定“积福堂中药店”创始人陆积福。

“积福堂”传到他儿子手里后经营了数年，就在战火中遭到焚毁，不过老爷子是当地中药界权威，药店虽然不存在，名望摆在那里，工商联召集全城中药业的主要人物开座谈会，少不了他。

老爷子坐定后，那些后辈都来向他请安问候，他问道:

今天开什么会，怎么事先没发书面通知。

工商联的人告诉他:

公安局来电要求协查一个什么样的对象，请大家回忆一下咱们嘉定以前有没有那么一个人。

陆老爷子一听，笑着说:

还调查什么，梁壁纯就是我们“积福堂”出去的，算起来，他是我收的第一个学生子(沪语，即学徒)。

侦查员得知这个情况，自是喜不自胜。老爷子说:

梁壁纯家住嘉定南门外，婚后生育了三个子女。其妻小名贞姑，黄渡镇人，无业，后来梁壁纯忽然失踪，靠以前的积蓄难以谋生，就把嘉定这边的房子卖掉后拖着三个子女回黄渡娘家做起了小生意。

这是民国二十年左右的事儿，后来情况如何不清楚。侦查员忙问老爷子：

“

贞姑娘家住在黄渡何处，您老知道吗？”

老爷子说：

“贞姑刚拖着子女回黄渡头一年过年时，我请人给她捎去过一条猪腿、一条青鱼和一些小孩儿吃的糕点零食，她收到后马上给我写来一封信表示谢意，记得信封落款是黄渡千秋桥。”

第二天，3月2日，第三组一干人去了吴淞江畔的黄渡古镇，到派出所一问，民警说:

千秋桥那里是有一条长街，可是没有听说过单身妇女拖带着三个子女过日子的。

侦查员徐立鼎用一口山东话说:

这是十几年前的事儿了，现在那妇女应该步入老太太行列，子女呢，肯定已经长大成人。

派出所所长也是山东人，一听乡音分外亲切，立马答道:

我们山东老乡哩！老乡放心，现在就查！

查了半天，果然让民警打听到了：

贞姑大名叫陈孝贞，以前确实住在长街上，后来全家搬走了。

邻居回忆说，搬走时间是抗战时期，大概民国三十一年前后吧。

上海南京路老照片 图片来自网络

民国三十一年就是1942年，侦查员又问:

他们全家搬到哪里去了呢？

这个，邻居没有一家知道，他们是那年秋天的一个夜里悄悄走的，家里打开后门就是河浜，一条小船载走了他们，听说东西都没带，光带走了各人的衣服。

这是第二天听贞姑的姆妈说的，她们住在一起，她也没说过贞姑去了哪里。

走得如此神神秘秘，颇有当年梁壁纯的行事风格，侦查员越发怀疑：

难道是梁壁纯在与家属中断九年联系后，忽然把他们接走了？

侦查员接着问道:

“

那么，那位老太太如今还在吗？”

邻居答:

“

没了！今年正月里走的。不过老太太死时，贞姑回来了。”

侦查员寻思那就有戏，既然来办丧事，那就会跟其他亲戚接触，接触之中难免要说说各自的生活、家庭成员状况，只要贞姑说过片言只语，那就可能是线索。

抵达黄渡的第三天下午，侦查员终于获得了一条线索：

贞姑后来被其夫梁壁纯接往上海浦东，现住浦东洋泾镇！

3月4日晚上，洋泾镇上的钟表匠、五十六岁的申继谷——即当年的临时中央地下交通员梁壁纯，被“悬办”第三组请进了上海市公安局。

与此同时，侦查员对梁壁纯的住处进行了搜查，无甚发现。后在梁壁纯的提示下，从灶膛下挖出了一份密藏于陶瓷药罐里的文件。

这是曹家渡一家旅社为梁壁纯出具的证明。

随后，梁壁纯向第三组的侦查员作了以下陈述。

当年，法租界“祥德源”老板郭北昌有个胞弟名叫郭斗昌，是一位留英回沪的机械工程师，1926年在制造局供职时秘密加入了中共地下党，上海三次工人武装起义时的部分武器由他提供。

1927年3月，由周恩来、王若飞领导的第三次武装起义获得胜利，迎接北伐军进入上海。不久，蒋介石就发动“四一二政变”，上海的中共活动全部转入地下。

郭斗昌是技术型力量，未曾暴露中共党员身份，但也以“养病”为由，暂时离开了制造局住到了法租界“祥德源”来避风头。

郭斗昌在中药店住了三个月，与梁壁纯十分投机。

梁壁纯性格内向，心里却是剔透，原本就有追求进步的潜在愿望，在郭斗昌的启发下，很快就产生了向中共靠拢的念头。

于是，郭斗昌1927年7月离开上海前往南昌前(后牺牲于南昌起义中)，跟粱壁纯作了一次正式谈话，他离沪后，另外有人来跟梁壁纯接触，有什么要求可以跟来人谈。

不久，果然有一个自称“老屠”的人来和梁壁纯联系，次年成为梁壁纯的入党介绍人。

梁壁纯入党后，组织上让他利用“祥德源”店员身份做情报交接的秘密工作，活动范围是上海市及周边郊区，每次都能圆满完成任务。

渐渐，任务却下达得越来越少，因为经过考验后，他已经成为中央直接掌握的秘密交通员。

正是因为上升了级别，所以最终才有了1931年12月初的那趟松江之行。

与当时为运送“特费”而特地建立的这条漫长的秘密交通线上的其他地下交通员一样，梁壁纯也不知道自己这次执行的是什么任务、运送的是什么东西，只知道必须安全、快速地完成这桩使命，领导向他交代使命时严肃地叮嘱：

人在物在！物丢，要掉脑袋！

这是之前执行其他机要任务时从未有过的严厉措辞。

之前数日，“祥德源”老板已经几次催促他去松江跟“余天成”联系明年的成药生意，而且请正好来上海办事的族侄、“松金青中心保安团”营长郭洪顺写了一纸下榻于松江城内保安团招待所的担保书。

梁壁纯于1931年12月1日清晨离开上海前往松江，抵达后先去保安团招待所登记入住。

这段日子，正是保安团开会淡季，招待所床位大多空着，管事人见梁壁纯拿出的是郭营长的担保书，客气地给他安排了一个正面对着司令部大门口的单人房间，收了押金，给了他一张盖着保安团司令部大印的出人证和一纸收据(就是被刘志纯瞥见的那张薄纸)。

这张出人证相当于入住这家内部招待所的房卡，可以自由进出，出了司令部后，又有一项强大的功能：

可以用来对付来自保安团或者警察局岗哨、巡逻队的盘诘和搜查，至于各条街道上的保甲人员自己组织的什么巡逻队，那更是一帖老膏药，很灵光。

这也是梁壁纯抵达伊始，立刻就去登记的原因。

然后，梁壁纯去了趟“余天成”，跟人家洽谈了业务。下午两点去了火车站对面的一家茶楼，在二楼正对出站口的位置选了个临窗的座位，唤来跑堂，拿出一枚银洋说:

他要把这个位置包下来，时间是从此刻开始到5号下午关门，这银洋是茶资和小费。

此后三天，每天上午七点到下午四点，梁壁纯就一直泡在这里。要一壶茶，拿出带来的账本和一个只有两个巴掌大小的算盘，喝茶、抽烟、算账，这是当时茶馆里常见的一幕。

12月3日清晨七时多，刘志纯从火车站检票口出来的第一时间，就被梁壁纯盯着了，并非因为他眼睛尖，而是根据规定，刘志纯穿了比较容易识别的衣服、戴了约定的帽子。

梁壁纯知道上线来了，立即移步下楼，出门时正见刘志纯从门外经过，佯装散步尾随其后，一直看对方进了附近的“汉源栈房”。

当晚，梁壁纯即去“汉源栈房”接头，完成交接后，返回保安团招待所时，他在路上遇到了保安团的另一支夜间巡逻队，唤住他盘诘，见他出示的司令部出入证马上放行，领头的班长连声表示歉意。

1931年12月4日上午，梁壁纯携货离开了松江。

事先，组织上考虑到携货返沪时，在松江车站上车应该无事，但到了上海下车出站时很难说，那段时间，敌人对每趟来自江西、福建、浙江方向的列车都盯得很紧，因为那里是“赤区”。

因此，领导交代梁壁纯应绕道青浦走水路返沪。松江、青浦两县相邻，当时没有公路，两个县城之间的往来靠走水路，有一班小火轮。

梁壁纯于上午九时许坐上轮船，至下午五点方抵青浦东门外的轮船码头。

然后，立刻买了一张前往上海的轮船票，上了停靠在一侧的另一条小火轮。那条小火轮被青浦人称为“上海班”——意思就是开往上海的班船，也是每天一班，傍晚六点出发，次晨六点驶抵上海。

上船后，等候了一会儿，“上海班”准点启航。梁壁纯不知道，他此刻面对的是一趟危险之旅，十二个小时后，他将面临人生的巨大变故！

从青浦走水路前往上海，先是在大盈江一直行驶到也属于青浦县的一个小镇白鹤，在那里进入苏州流往上海的吴淞江(流人上海后就称为“苏州河”)，顺着这条江一路往东，最后在上海市区西侧的曹家渡轮船码头停下，这就是终点站。

吴淞江在当时乃是强盗出没之地，当地不少住户白天伪装良民下地耕作，晚上去吴淞江上做蒙面大盗。

因此，从白鹤到北新泾乃是一段危险之旅。不过，梁壁纯那夜并未遭遇强盗，他所乘坐的小火轮不是强盗的“作业范围”。

盗亦有道，当时活跃在吴淞江上的强盗的规矩是：

不抢官船、客轮、邮船；不抢郎中、邮差、教书先生和老弱病残、叫花子，至于妇女，只限于抢劫，不劫色。

因此，梁壁纯在吴淞江上旅行时没有遇险，可他注定逃不过一劫，到了曹家渡码头，提着行李上了岸，叫了辆黄包车欲去其法租界住处时，还没行得一两分钟，他就遇劫了！

曹家渡那时有座横跨于苏州河的木桥，叫“曹家渡桥”，内河航运轮船码头位于木桥的北侧。

梁壁纯登上码头后，迎面来了一个年轻车夫，冲他点头哈腰道：

“

这位先生，您坐车吗？”

梁壁纯点头：

“

去法租界金神父路，多少钱？”

车夫答道：

“

那段路有点儿远，天又冷，您先生可怜我们穷苦人，赏个六七角吧。”

梁壁纯说：

“

就给你七角吧，车好的吧？”

车夫答：

“

我那车是去年的新车，正宗从日本进口的东洋车，收拾得干净，您先生一看就清楚了。”

车夫把梁壁纯引领到码头外面马路一侧一溜儿停着的一排黄包车前，指着其中一辆请他上车。

果然，这是一辆新车，收拾得很干净，车夫拉他出了码头，一拐弯就是曹家渡桥。

这座木桥又高又陡，往上拉是颇有些吃力的。车夫正拉得吃力时，不知从哪里蹿出一个人来。

冬天的早晨六点钟，外面天色尚暗，路上灯光电力不足，梁壁纯又是近视眼，还没看清那是一张什么样的脸时，那个佯装帮车夫推车上桥的家伙，忽然一伸手将一团散发着药味的纱布，蒙住了他的口鼻，梁壁纯顿时失去了知觉。

等他苏醒过来时，发现自己躺在床上，头脑犹自一片迷糊，挣扎着动了动，撑起半截身子，借着从窗外映射进来的微弱灯光打量四周，发现是一个房间，陈设极简单，唯一床一桌一椅一床头柜。

正奇怪自己怎么躺在这样一个地方时，房门“吱呀”一声打开了，有人闪了进来，开灯招呼：

“

先生醒啦！哎，您这一觉睡得可真长啊，一早上到现在，一口气睡了整整十八个钟头！”

梁壁纯还是没有想起自己出现在这里的原因，于是问：

“

我怎么来这里了？你们这里是……”

这时，他忽然发现对方一身旅馆茶役装束，于是恍然:

“

你们这里是旅馆？”

接着，一下子想起自己是怎么昏迷过去的，下意识地一跃而起；

“

哎呀！我的行李！”

茶役指着床尾说行李在这儿，没丢。梁壁纯心稍一松，起身去看时，那里只有一个小旅行包，里面装些零星东西，另一个装“特货”的小皮箱，不见影踪。

梁壁纯当下一阵急火攻心，险些晕倒，他强迫自己镇定下来，检查了行李包，里面的东西包括钱包在内一样都没少，劫匪抢去的就是那个小皮箱。

这个皮箱里装的是什么？领导交代任务时没说，也许他自己也不清楚，可是，梁壁纯和上线交割时一看那白铜盒的体积、重量，就知道那肯定是黄金。

这么些黄金，价值几何！难怪领导要说“人在货在”。现在，人在，货已经不在了。应该怎么办？报案？那是自投罗网。

自己辜负了组织上的重托，执行任务时出了如此大的事故，即使领导事先不说，梁壁纯也知道自己绝无生路。在那个年代，许多事情发生后没有条件调查，组织上没有理由相信自己的解释，只有执行纪律，而执行纪律的方式统一称为“锄奸”。

梁壁纯认为，如果自己确实是“奸”，那被组织上锄掉也是活该。现在他却不是“奸”，尽管这个行为已经给组织造成了比普普通通一个叛徒、内奸远远大得多的麻烦，若就这样被锄掉，真是太冤枉。

因此，梁壁纯决定趁此刻还有决定权的时候，给自己留条性命，赶紧离开吧，还磨蹭个啥呢？

梁壁纯就问茶役：

“

你们这是哪家旅馆？”

茶役已经察觉到不对头，小心翼翼回答：

“曹家渡大旅社。”

梁壁纯又问:

“

你们老板姓什么叫什么？”

对方答:

“

敝东是蒋博捷，管事的是经理乐书秋。”

梁壁纯说:

“

立刻把你们乐经理唤来！”

对方答:

“

他不在店里，明天上午会过来的。”

梁壁纯说:

“不行！立刻去叫他。发生的事情之大，别说经理，就是你们老板也负不了这个责任！一不留神，上海滩就再也没有曹家渡大旅社！你信不信？”

茶役被梁壁纯的声色俱厉镇住了，点头退出，稍停重新进门，告知已经派人去请乐经理。

经理家住梵航渡路，离这里不远，半个钟头可以赶过来。

梁壁纯想跟旅社经理谈一谈，出具一个书面证明，为他证实自己是在着了劫匪的暗算之后，在失去知觉的情况下丢失了那个重要的皮箱。

这个证明，“曹家渡大旅社”肯出吗？肯，尽管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但如若不出，梁壁纯一报案(他们哪知道其实绝对不可能去报案的)，“曹家渡大旅社”就将卷入一桩巨案。

在那个年头，被警察局搞成“劫匪同谋”也不是没有可能。因此，当乐经理睡眼惺松地从家里赶到旅社后，听梁壁纯说他丢了一箱黄金，惊得目瞪口呆。

梁壁纯生怕对方被吓昏，赶紧指出尚有补救之法，乐经理自是乐意。于是，当下就唤来了昨天上午在旅社门口迎进梁壁纯的茶役以及为其办理住宿登记手续的账房先生。

梁壁纯也是经过他们的陈述，方才知道是怎么回事。以下是旅社出具的文字证明内容，简述如下:

“民国二十年十二月五日晨六时零七分，两个穿深色棉衣的年轻男子(其中一个外罩蓝色夹风衣)领着一辆黄包车来到敝号，车上坐着一个浑身散发着烧酒气味的穿黑色棉袍、戴黑色绒线帽的男子。

茶役王老三把来人迎进门，在门外帮着把黄包车上的两件行李取下，一是旅行袋，一为小皮箱，后者有点儿沉。

穿风衣的男子向账房先生章依发登记单人房间两间，时间为一昼夜，预付了房钱。

另一男子和车夫将醉酒男子抬进一楼三号房间，该男子留下入住对面的四号单人房间。风衣男子即携小皮箱坐黄包车离开。

至下午六时许，四号房男子打开三号房，片刻唤茶役裘青人内。裘见醉酒男子正在酣睡，身上酒味已淡。

那男子掏出两枚银元送给裘，说我有事要出去一趟，可能回来得稍晚，麻烦你替我留心着点儿我的朋友，他醒后要吃什么点心之类，劳你去外面买一下。男子遂离去，一直到六日晨三时多醉酒男子睡醒也未见归来。

醉酒男子醒后称其名叫梁壁纯，丢失褐色小皮箱一个，内有百两以上黄金；

又出示船票称昨晨其刚乘坐青浦至沪的小火轮抵达曹家渡码头，雇乘黄包车欲往法租界寓所，黄包车经曹家渡木桥时突遭袭击，昏迷中被匪徒掠人曹家渡大旅社。”

旅社在上述内容的三页文字上均加盖店章并由经理乐书秋、账房章依发亲笔签名以作证明。

梁壁纯收起后，叮嘱说:

日后不管何人来此询问今日之事，若非系我梁壁纯所托，请避而不谈。如来人见面即自语“念漆”(当天系1931年12月6日，阴历十月廿七，沪语“廿七”的读音是“念漆”)作为暗号，你们听到这个暗号，方可讲出今日真相，可保你们无恙；如果不予道明，势必怀疑你们系劫匪同党，到时候后悔就晚了！

说着，梁壁纯起身拱手作别，出门而去。同时，对于自己今后的出路已经作了考虑，不能再以梁壁纯的名字在上海市区生活下去，甚至不能居住在市区，至于嘉定老家，更是必须立刻切断关系。

梁壁纯决定弃家出走，为使日后万一被组织上发现，对今日之事进行调查时留下另一条证据，他决定在出走前回一趟“祥德源”。

那天，梁壁纯离开“祥德源”后，直接去了浦东洋泾镇，那里有一座破庙，有一次他去洋泾执行秘密使命时曾去躲过雨，与庙里唯一的一个老和尚很谈得来，当时意识到那里可作为万一遇到紧急情况时的栖身地，就对老僧说起过以后来做居士。

现在，他真的要去做居士了。

梁壁纯在洋泾破庙做了两年居士，老僧病逝，临终留下一些钱，他以前跟着郭老板那党员老弟、留洋机械工程师学过修理钟表，寻思以此为业。

而后，洋泾镇上就有了一个钟表摊，摊主名叫申继谷，抗日战争爆发后，上海一片混乱，梁壁纯动了打听家人下落的念头，他先雇人去嘉定打听，未果；寻思妻子儿女可能投奔黄渡娘家了，另外请人去黄渡打听，果然在那里。

于是，他悄然潜往黄渡，取得联系后将全家秘密迁往洋泾定居。

梁壁纯做完上述陈述后，第三组请示领导如何处理，“悬办”领导请示局领导后，说先予留置，生活上可给予适当优待。

次日，1950年3月5日，第三组侦查员前往曹家渡调查。“曹家渡大旅社”还在，而且还是原班人马。侦查员试了试，梁壁纯所言不谬：

他们没说“念漆”时，尽管出示了市公安局的证件，对方只是摇头；待到说了“念漆”，这才松口。了解下来，情况与梁壁纯所说的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