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那段上海的岁月里，情报的掌控者往往能左右他人的生死。租界之内，灯红酒绿，舞厅夜以继日地欢歌笑语，楼上舞池中翩翩起舞，楼下则暗流涌动，杀机四伏。一张纸条便能令一个人瞬间从世间消失。各式间谍在这座城市中暗中较量，国民党、中共、苏联、日本，四股势力交织纠缠，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上海由此成为当之无愧的谍战之都。
在众多人物之中，若要挑选一位既令人痛恨，又令人难以捉摸的，几乎每位提及那段历史的人都难以避开一个名字——李士群。身为汪伪政府的首脑特务，他与军统、中统、红色特工、苏联、日本等多个势力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1938年的年底，他投向日本并重返上海，从一个几乎被各方遗弃的小特务，短短一年间便升至汪伪特工总部的一把手，掌控了上海最残酷的秘密警察队伍。然而，这并非最为诡异之处——他在上海大肆打压军统，专捕戴笠属下，却对红色特工几乎未曾施以迫害，甚至在关键时刻，竟向中共和新四军提供情报与物资。这种“正邪难辨”的处世态度，在当时情报界实属罕见。
疑云重重：他究竟凭借何种力量，竟能如此横行？他为何对军统痛下杀手，却对红方网开一面？他明明已投身敌营，沦为汉奸，为日伪效力，却最终反遭日本人毒手？这一系列反常的举动与结局，使他的一生始终笼罩在迷雾之中。更令人遗憾的是，他的官方档案至今尚未完全解密，众多细节只得依靠当事人或相关人士的回忆来拼凑，各说一词，令人越看越觉谜团重重。
若欲洞悉此人的真面目，势必要追溯其走过的每一步，探寻他究竟是如何一步步踏入这条无法回头的歧途，又是如何在其中不断变换方向。
不妨从他的早年经历讲起。李士群，1905年诞生于浙江遂昌，一个典型的出身贫寒的农家子弟。家境虽不富裕，他却怀揣着强烈的求知欲望，最终考取了上海大学。彼时的上海大学，背景鲜明，红色氛围浓厚，众多日后成为中共情报系统中坚的人物曾在此留下足迹。对他而言，在那里的几年时光，成为了他人生道路上的一个转折点。
首件重大事件，他于彼地加入了党组织，融入了地下斗争的行列。次之，也是至关重要的一步，他在那里邂逅了心爱之人——叶吉卿。谈及这位叶女士，她无疑是他的“幸运之星”。尽管她与他同乡，却出身迥异，堪称典型的“白富美”：家族在上海经商，家境优渥，她本人容貌出众，更是同他一样，身为党员。她不仅在物质上慷慨解囊，助他渡过难关，更在危机关头，挺身而出，拯救了他的生命。
年轻有为、受过高等教育、曾在上海大学深造、且拥有深厚的组织根基，因而成为了重点培养的对象。
抵达苏联后，他并非一名普通的留学生，而是直接被纳入了情报系统的培训体系。根据后续披露的资料及部分苏联档案的片段记载，他最初踏入的是所谓的“特种警察学校”，其名虽与警校相近，实则是一所专注于情报人员训练的学府，旨在培养苏联在远东地区的（涵盖中国、日本、朝鲜等地）地下工作骨干。该任务的执行归属于苏军总参谋部情报总局，亦即我们熟知的GRU组织之一。该机构与日后声名显赫的NKVD及克格勃并肩，共同构成了苏联的主要情报体系，专注于军事情报的搜集与分析。
李士群在那里的训练系统化且全面，涵盖了侦查、反侦查、密码学、隐蔽联络、组织构建以及敌后破坏等多个领域。他的学习成绩斐然，甚至有幸被选拔进入情报总局设立的高级专科学校深造，这无疑意味着他被视作“重点培养对象”。这一经历至关重要，它昭示着在他二十余岁之时，苏联情报机构已将他视为未来在中国展开工作的关键支柱之一。回国后，他与苏方保持了某种形式的联系，自是理所当然。
1928年，他被党组织派回上海，投身于中央特科第一科的工作。那么，中央特科究竟是什么呢？简言之，当时中共的情报搜集、安全保卫、处置叛徒以及统一情报工作，都主要由这个机构承担。而第一科，则是这个机构的指挥核心，类似于总参谋室。能够直接进入这一科，其起点已属极高，再加上他的留苏经历，在那个时代的中共党内，他无疑是当之无愧的“红色精英”。
若人生始终沿着这条道路前行，其正常的轨迹或许会是——在上海从事地下工作，逐步晋升至情报系统的高层，抗战胜利后投身于统一战线或安全部门，解放后成为某部委的主要领导者之一。然而，命运却似乎对他另有安排，如同被卷入了一个接一个的事件漩涡，最终将他推向了一个异常独特的位置。
在那个国内笼罩在白色恐怖的高压时期，中共内部亦面临着诸多困境，大规模的逮捕和叛变事件频发。据后续统计，自1933年秋季至1934年秋季，共有约4505名中共成员被捕，其中叛变者竟高达4213人，这一比例令人震惊。顾顺章、卢福坦、王云程等均为中共高层骨干，若他们背叛组织，便能瞬间将整个系统的架构图与成员名单交付敌人，后果不堪设想。
中央特科的一项核心使命，便是“肃清叛徒”。以现代语境而言，这既意味着收集情报，亦需负责防范叛变、惩处内奸。李士群重返上海后，迅速被这类任务所裹挟。若沿着这条路径发展，他本能在红色阵营中继续深耕。然而，他很快便遭遇了首个重大挫折——被租界巡捕房逮捕。
当时在上海，租界警察和国民党特务之间是互通的，一旦被移交给南京方面，基本上是凶多吉少。他被抓之后，如果没有外力介入，大概率是以“共产党嫌疑人”的身份被交给国民党，后面就是审讯、刑讯、秘密处决，去向没人知道。救他的是谁？还是叶吉卿。
一方面，他幸免于难，另一方面，他开始与上海黑帮建立联系，自此，他的情报工作明显带有“帮会色彩”，不仅依赖组织关系，更借助地痞流氓、失意军人、前特务等广泛人脉。
似乎始终与好运无缘。1932年的夏日，他与叶吉卿夫妇再次遭到国民党特务的逮捕。此次审讯的残酷程度远超往昔。鉴于他曾经接受过特工训练，他对如何承受压力颇有心得。起初，他面对皮鞭、老虎凳、辣椒水等残酷刑具，坚贞不屈，既不透露身份，也不背叛组织。然而，问题在于国民党特务很快将叶吉卿也拉进了审讯室。
众多回忆中，一个细节被频繁提及：他在目睹妻子遭受威胁后，心理防线彻底崩溃。这并非表明他个人突然变得软弱，而是因为他深知，在那个体制下，一旦自己或亲人无法坚持，整个地下网络都将面临瓦解。为了不让妻子在酷刑中崩溃，甚至被迫出卖更多同志，他果断选择了一条自认为尚能掌控局势的道路——表面上“投敌”，却为自己设定了条件。
一是不得背叛朋友；二是不得从事损害红方利益的行为。他向丁默邨解释道，若真的泄露红方情报，终将招致“打狗队”（中共处决叛徒的特别小组）的制裁，不如选择被特务残酷拷打至死。丁默邨自身也曾走过从红方到国民党的道路，深知“打狗队”的恐怖，对于李士群这种“投敌但坚守底线”的态度，竟有些许理解，遂同意了他的观点。
要求他以实际行动证明自己未曾变节——即处决丁默邨。
从红方的视角来看，这一诉求实则不足为奇。丁默邨早已成为红方心中的眼中钉，自其叛变之后，对红色人员进行大规模的逮捕和迫害，其地位堪比首要清除的目标。然而，李士群在接获任务后，并未遵令行事。众多说法中，有版本提及他主动将此事告知丁默邨，二人一拍即合，决定将罪责“嫁祸”他人，上演一出“李代桃僵”的戏码。他们将矛头指向了另一位人物——马绍武，时任调查统计局上海区区长。
有的回忆说，李士群的计划是：杀了马绍武，然后对组织谎称搞错对象。这个说法逻辑上确实让人觉得变扭——组织要的是丁默邨，马绍武再危险，也替不了这个角色。另外一种说法则更自洽一点：组织一开始交给他的任务，本来就是处决马绍武。这个人比丁默邨更直接威胁到红方高层，他往中共内部派卧底，通过这些线人抓到了临时中央局常委之一卢福坦，又绑走了江苏省委书记王云程，是实实在在的“抓人高手”，红方人员几乎接触不到他。只有像李士群这样已经潜入国民党内部的，才有机会下手。
无论何种版本，结局都是一清二楚：马绍武不幸遇害。这一暗杀事件令南京当局震怒，高层下达严令，要求务必在一个月内破案。此类案件本身难以掩饰，加之李士群过往身份错综复杂，很快便将他锁定为嫌疑人。他再次身陷囹圄。此次，他遭受了更加残酷的刑讯，几乎被打得奄奄一息，但他依旧坚决否认，因为他深知，一旦承认，不仅自己性命堪忧，还将牵连无数人。
中统特务马啸天曾讲述，他亲自将叶吉卿带至徐恩曾的秘密办公室，两人在那里度过了一个不眠之夜。第二天下午，叶吉卿便带着徐恩曾亲笔签署的手令，将李士群从监狱中解救出来。
细节虽无法一一核实，但大体事实可信：她确实通过某种形式的交易，为徐恩曾谋得了特赦。李士群出狱后，其身份发生了质的转变——他沦为了徐恩曾的亲信，被派遣至南京担任调查员。换言之，他已由原本的中共特工，转变为国民党情报体系中的一员，且与原有组织的正常联系几乎完全中断。
在此之前，他所遭受的种种肉体与精神的折磨，皆源于军统、中统等特务机构。随着他在体制内时间的推移，对它们的仇恨愈发强烈，心理也日益扭曲。而他后来对军统的严厉打击，实际上也与这段长期积攒的怨气密不可分。
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全面抗战随即拉开序幕。岁末，南京沦陷，国民党高层及主要特务机构纷纷撤退至大后方。众多骨干成员提前转移，然而，诸如李士群这般所谓的“边缘人物”，却反遭安排留守，背负着一系列无法逆转时局的重任，继续置身于一个随时可能遭受日军、汪伪政府及黑帮势力三方夹击的险境之中。在他看来，这种安排无异于“将自己送上断头台”。
与此同时，日军亦在构建情报网络，他们明白仅凭日本本土人员难以完成这项任务，迫切需要掌握本地语言并熟悉中国局势的人才。李士群这类既在国共两党中均有渊源、又精通情报系统运作的人士，自然而然地成为了他们极力争取的对象之一。于是，一位关键人物应运而生——日本女间谍。在南京留守期间，日本方面派遣了一名女特工试图接近他，采取的是典型的“美人计”，既试图接近他的个人，又试图探查他的立场与底线。
至1938年夏秋之交，他对于自己在国民党内的处境心知肚明：一方面，他被用作工具；另一方面，他却未获信任。一旦时局有所变动，他极有可能随时被弃之不顾。于是，他把握住了这位女间谍所提供的机会。他以“国民党株萍铁路特别党部特务室主任”的身份为掩护，安排妻子先行返回老家以避风头，而他自己则携带一笔办公经费，与那位日本女特工一同南下，一路逃亡至香港。
抵达香港后，在女特工的协助下，他迅速与日本驻港总领事中村丰一建立了联系。中村丰一又将他引荐给了驻上海的日本大使馆书记官清水董三。由此，李士群正式步入日本情报系统的视线，他从原本被各方轻视的“边缘特务”转变成了可以被重新利用的中国情报代理人。
李士群当时主要出于生存与个人前途的考虑，选择投靠日本，至于他是否仍然肩负着苏方的任务，尚不宜武断判断。
一是早年于中央特科及国民党调查局所积累的丰富经验和广泛人脉；二是上海黑帮势力，特别是季云卿所掌握的那一脉。凭借这两大资源，他开始在租界内招募各类人才：街头地痞、落魄军人、昔日的中统、军统特务，以及各式各样的社会闲散人员，他们逐渐被吸纳进一个新兴的特工网络之中。
本年度发生了一件重大事件——汪精卫公然投靠日本，逃离重庆后，辗转抵达上海，并在日本人的支持下建立了一个傀儡政权。一度在国民党调查统计局内受到徐恩曾与戴笠排挤，被迫流亡至香港的丁默邨，亦选择了投敌，抵达上海。鉴于日本方面希望建立一个类似军统、中统的情报机构于汪伪政权之中，于是便在极司菲尔路76号设立了“特工总部”，此机构相当于汪伪政府的秘密警察总部。
在资历上，丁默邨显然高于李士群，他不仅曾在红方任职，还曾是国民党情报部门的高级干部。起初，日本人打算任命丁默邨为部长，而李士群为副部长。从表面上看，李士群似乎是丁默邨的副手。然而，实际上，76号的基本阵容和主要执行力量，都是由李士群在租界中逐步招募而来的。掌握人才，便掌握了真正的权力。不久之后，特工总部的实际运作几乎完全受他操控。
自那时起，他彻底沦为汪伪政府的特务头目，在上海滩拥有了名符其实的“杀人执照”。与丁默邨并肩作战，为日伪势力效力，他抓捕并迫害了无数抗日志士、地下工作者以及普通民众。在上海制造的血案数量难以尽数，这一点几乎无可争议——在汉奸、汪伪、特务的行列中，他的罪行是显而易见的。
然而，若细究他日常所针对的工作对象，便会发现一条清晰的线索：他的主要打击目标，直指军统。换言之，他以上海汪伪特工总部的身份，所下最重的一击，便是针对戴笠势力。尽管中统亦在其视线之内，但军统才是他意图摧毁的核心。至于红方这边，至少从目前所能查阅的案例来看，他鲜少主动出击，反倒是屡次采取“明修栈道，暗度陈仓”的策略，甚至在某些关键时刻，反而给予保护和支援。
军统与中统对汪伪势力的迅猛发展，洞察得十分透彻。他们深知，若汪伪势力在上海稳固下来，日伪势力、中间派别以及各路帮会势力将形成新的力量平衡，对重庆的大后方构成极大的威胁。因此，双方均不遗余力地试图将其除掉。军统接连派遣凌子云、林之江等精英前往上海刺杀李士群，却一一被他识破并捕获。这些原本旨在取其性命的刺客，最终反被他巧妙地“收编”，通过威逼利诱的手段，转变为他的忠实部下。
戴笠面对棘手局面，不得不加大力度，派遣自己的姻亲、军统“四大金刚”之一的王天木亲赴上海，专门策划执行刺杀任务。按常理推断，以王天木这样的级别出手，成功率理应颇高。然而，李士群在军统内部安插了内线，提前掌握了所有情报。他巧妙地安排了自己的日本后台——华北方面军参谋晴气庆胤——在车上“旁观”，上演了一场活捉军统王牌特务的精彩好戏。最终，王天木也被他巧妙地纳入麾下，从敌对者转变为忠诚的部属。
这一连串举措，几乎将军统在上海的核心力量逐一瓦解。1939年秋季，军统特务詹森暗杀了黑帮巨头季云卿。季云卿不仅是李士群早年生命中的救命恩人，更是他构建上海特工网络的关键支柱。然而，他却遭到了军统的暗算，这对李士群而言，无疑是沉重的一击。于是，他亲自将詹森捉拿归案，并对其执行了死刑。此后，军统少将特派员戴星炳、少将主任吴赓恕等在上海的活动，也相继落入李士群手中，并被其逮捕并处决。
军统青岛站遭其一举摧毁，全体成员纷纷倒戈。最为致命的一击，莫过于对军统上海站的彻底瓦解。站长陈恭澍，身为军统顶尖杀手之一，曾参与刺杀张敬尧、石友三、汪精卫等要员的行动，原本是戴笠极为信任的得力助手。然而，在李士群的策反下，陈恭澍起初试图顽抗，但不久便彻底屈服，宣布愿率领其百余名部下“集体投诚”。此举使得军统在上海的实力几乎遭受重创，戴笠的势力在上海长期无法稳固立足。
若从军统的视角审视，此人堪称一场噩梦——不仅刺杀行动无法将他彻底击败，反而使他越战越勇，最终甚至将上海的情报布局尽数破坏。
在汪伪特工总部度过的那些年，他的行动轨迹清晰可见：首先，他在76号内部巩固了自己的权力，对异己势力毫不留情地予以清除；其次，他着重于破坏军统在上海及其周边地区的情报网络；最后，他对红方的态度与众不同，既不主动发动攻击，又在关键时刻给予一些所谓的“人情”。
在故事的发展中，潘汉年的作用尤为关键。1939年，中共华中情报部门负责人潘汉年派遣关露潜入李士群身边，以探查其思想上的变动。关露，一位兼具传奇色彩的女作家与情报员，她的妹妹胡绣枫曾在李士群第二次被捕时收留了刚分娩的叶吉卿，并帮助她度过了那段困苦的时光。李士群对此感恩在心，将关露姐妹视为“救命恩人”。
关露的真实身份，他心知肚明——她无疑是潘汉年体系中的一员。然而，他并未揭穿，原因在于他心中亦有所图：渴望重新与中共建立联系。他后来曾直接对关露坦言：“我李士群虽曾投敌，但自那以来，我是否曾杀害过一名党员？我是否曾做出对不起党的行为？难道我对打狗队的威力一无所知？”这番话中虽有狡辩之嫌，却也透露出他内心真实的算计——他深知红方对待严重叛变者的态度，同时他也清楚自己在某些关键时刻有意保留了分寸。
“相较于蒋介石，汪精卫更为开明；蒋实行独裁，而汪倡导民主。投靠日本，不过是为了借助他们的力量对抗蒋介石，实际上与党的目标并无二致。”这种说法无疑带有浓重的自我美化色彩，他将投靠日本、效力于汪伪政府的行为美化为一种“策略性的反蒋行动”，企图以此政治策略来说服潘汉年。
关于潘汉年是否全然信赖，其真相无从确切得知；然而，毋庸置疑的是，他确实接纳了李士群所提供的某些援助。李士群赠送了他一本上海储备银行的支票簿以及一本密码簿，这无疑为中共在上海的秘密经费筹集提供了极大的便利。此外，李士群还将日军针对新四军的军事行动计划提前透露给潘汉年，使得新四军得以屡次避开“清乡”行动的致命威胁。
上海局势进一步恶化后，一些新四军干部要穿越封锁线转移，李士群也暗中派人护送刘晓等人安全通行，并多次以各种名目向新四军输送粮食、弹药等物资。他一方面在汪伪系统里大搞“清乡”，另一方面又在实际操作层面为共产党武装悄悄留出口子，这种自相矛盾的行为，很难用简单的“好人”“坏人”概念去盖棺。
李士群与潘汉年共计会面三次，其中最后一次发生在1943年4月。在那次会面中，李士群采取了一项极具风险的行动：他将潘汉年诱骗至南京，并强制带他参见汪精卫。此次会面，后来竟成为了触发潘汉年冤案的关键因素之一。由于种种原因，这次与汪精卫的会面并未及时上报，这导致在后来的审查中被解读为“与汉奸高层密谋”，从而为潘汉年招致了严重的政治指责。
从李士群的个人立场出发，他或许意图向红方彰显其影响力：瞧，我在汪伪政府中拥有操控人事的权力，甚至能将你引见至汪精卫面前；在战后布局之际，你们亟需一位能与各方建立实质性联系的人物。然而，此行为本身便触及了红方组织纪律的边缘，极易被后人从政治角度作出最恶劣的解读。客观而言，他不仅为潘汉年埋下了严重的隐患，同时也为自己招致了更多的仇恨——蒋介石、戴笠，乃至日本人，均开始深思熟虑如何处置这位“左右逢源”的角色。
戴笠对他既怀恨在心，又心存畏惧。如前所述，多次派遣刺客行刺均告失败，甚至反遭其吸纳，这种屈辱对一名情报头子而言，实难忍受。他遂改变策略，不再单纯依赖暗杀手段，而是转向策反与拉拢。其中，唐生明——唐生智之弟——成为他派遣的关键人物。唐生明潜入汪伪政府内部，专注于对核心要员进行策反活动，期望有朝一日能够将李士群争取至军统阵营，或者至少确保他在关键时刻能够遵从重庆的指令。
问题在于，唐生明尽管辛勤工作多年，李士群却始终对其不以为然。若从他的内心角度出发，一方面，军统多次企图将他置于死地，将他逼入绝境，与戴笠之间结下了深仇大恨；另一方面，他自己已搭建起与汪伪政府及日本的两条关系网，实力日益壮大，从而认为没有必要再“回头”受人操控。戴笠逐渐认识到，此人难以被重庆政府所用。而且，随着战局的逐渐明朗，抗战胜利后，处理新四军和中共武装将成为一大棘手问题。若此时在敌伪系统中存在一位偏向红方的强硬特务头目，无疑将成为一大障碍。
此人绝不能留。
自然，不容忽视的是他在汪伪政府内部的权力角逐。由于76号部门严苛的工作作风以及他个人的性格，他几乎在各个角落都树敌无数。而他之所以能够迅速崭露头角，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日本华北方面军参谋晴气庆胤的庇护。曾有一例事件：他的部下吴世宝抢夺日军运送黄金的车辆，引发了一场大乱，按照日本宪兵队的惯例，此类事件足以导致整个特工总部有人丧命。然而，最终还是晴气庆胤亲自出马，强行压制了事态，成功保住了他的性命。
凭借这层保护伞，他愈发倚仗自己的后台力量，平日里骄横跋扈，本身就偏爱彰显自己的锋芒，热衷于争夺权力与利益。丁默邨、周佛海等汪伪内部的重量级人物，均曾与他产生过摩擦。甚至对于部分日本人，他也毫不在意，坚信只要晴气庆胤为其撑腰，便无人能够奈何他。在清乡期间，他凭借权势大肆囤积棉花与粮食，既从中谋取私利，又从这些物资中抽取部分援助新四军。这种“两面手法”逐渐被日伪方面所察觉。
转折点在1943年。晴气庆胤奉调回日本。这一下，他失去了最关健的保护伞。没了晴气，他在日本系统里的地位就从“有人罩的自己人”变成“可用但不完全可信的中国特务”。之前被压下的矛盾开始往外冒。伪税警总团副总团长熊剑东，就是和他在夺权问题上产生激烈冲突的一员。熊不甘心被他压着，开始在日军宪兵队里说坏话、挑拨。
宪兵队本部特高课课长冈村，无疑是这场角力的核心人物。在黄浦江畔的那个年代，日本宪兵队几乎无人敢触其锋芒，他们掌握着众多秘密审讯中心和监狱，对汪伪人员有着直接采取行动的权力。熊剑东屡次在冈村耳边耳提面命，声称李士群背叛忠诚、肆意妄为，甚至暗中支持新四军。他原本因晴气之逝而地位动摇，这些言辞逐渐累积，最终在冈村心中形成了一个坚定的结论——此人已不宜再留。
1943年9月6日之夜，冈村以“调停熊、李争执”为名，邀请李士群至府上共进晚餐。表面看似一切如常，实则暗藏杀机。此种手段颇具日本特色，既未进行公开审判，也未引发过多波澜，对外依旧可以以“病故”为由进行解释。李士群归家不久，毒发身亡，医治无效，年仅38岁便不明不白地离世了。
在国民党的视角中，他被视为汪伪及日伪的帮凶，是必须铲除的目标之一；从日本的角度来看，他是个不安定的因素，敢于与日本人争执，又秘密支持新四军，一旦失去庇护，便迅速成为可被清除的对象；在汪伪内部，他成为权力斗争中的一根眼中钉，动静过大，树敌众多；对于红方而言，尽管许多人还记得他曾伸出援手，却也清楚他在汪伪体系中所犯下的罪行。在某一时间节点上，各方力量不约而同地指向了同一结论——此人必须从世间消失。
对他进行评价，实则难以用简短的语言概括。他曾沦为日伪势力的走狗，在上海地区策划、参与、默许了多次的逮捕、拷打、处决行动，给无数个人与家庭带来了实实在在的伤害，这些罪行是无可辩驳的，亦无法为其开脱。在汪伪特工总部任职期间，他客观上已成为臭名昭著的汉奸特务头目，这一身份难以撼动。
然而，他亦曾对中共情报机构和新四军给予了实际的支持。这种支持在关键时刻尤为关键，直接关乎新四军的生存与发展。尽管其中不乏“为自己寻求后路”的动机，但他实际的行为在客观上仍为革命事业提供了助力。因此，他的形象并非能简单地按照一般汉奸的模式来界定——他并非那种一味投敌到底的叛徒，而是一个在各方势力间摇摆不定、精于算计、力求自保的复杂个体。
若他未在1943年遭毒害，而是存活至1945年甚至之后，抗战胜利后他很可能再次试图与红色阵营靠拢。在这种情况下，历史对他的最终评价或许会如同某些起义的国军将领一般，显得更为复杂和多层次——既保留其历史罪责，亦认可他在特定时期所做出的贡献。
历史不容假设。李士群的生命在38岁那年戛然而止，他的一生被永久地定格在一种既神秘又充满矛盾的境地。后世撰写上海谍战史者，只能凭借零散的回忆与片段档案，拼凑出他的轮廓：有人称他狠辣，有人谓他狡黠，有人赞他重情义，有人指责他唯利是图。然而，有一点似乎不容置疑——他无疑是那个时代最具代表性、最极端的人物之一：在错综复杂的势力交错中，他不断寻求生存之道，却又在无意中为自己铺设了通往他人死亡的路径。最终，那些他曾依赖的力量，亲手将他终结。
在上海这样的都市，众多人根本无路可寻，只能在这泥泞中不断徘徊，直至被这泥潭所吞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