举报倒计时
上海大学的副校长，被自己20岁和18岁的两个亲儿子举报，
在临去纪委自首的早晨，他坐在客厅里看着全家福发呆，
大儿子在门口系鞋带，小儿子站在窗边望着天空，
这个曾为学生们讲了二十年廉洁奉公课的父亲，
终于不得不面对自己最成功的一次“教学成果”——
他亲手养大的两个“告密者”。
那是个梅雨季的尾巴。
客厅里有一股很淡很淡的霉味，从墙纸后面渗出来的，像某种缓慢发作的疾病。他坐在那张皮沙发上，沙发还是十年前买的，扶手处的皮面已经龟裂成一片细碎的纹路，像干旱的河床。茶几上摆着个相框，一家四口，背景是千岛湖——那年大儿子十四岁，小儿子十二岁，都还穿着花花绿绿的救生衣，笑得没心没肺。
妻子站在他右边，手搭在他肩上。那双手他记得很清楚，指节纤长，指甲永远剪得短而干净。她做小学老师，批了二十年的作业，右手食指第一个关节有个小小的茧。去年他们离婚的时候，她去办手续那天，手上那枚戒指摘下来放在玄关柜上，底下压了一张纸条，上面只有三个字：保重。
他当时想，保重什么呢。
现在他明白了。
大儿子在门口系鞋带。二十岁，在复旦读大三，个子比他高了半个头，肩膀也宽了。他系鞋带的方式和小时候一模一样——先打一个结，再绕一圈，然后再打一个结，反复确认三遍才会站起来。小时候他们去少年宫学跆拳道，每次都是最后一个换好鞋出更衣室的。
小儿子站在窗边。十八岁，今年刚高考完。背对着他，看窗外那棵香樟树。他们家在三楼，那棵树冠刚好伸到窗台下面一点，春天的时候开细碎的花，黄绿色，不仔细看看不见。小儿子小时候总趴在窗台上写作业，说有树陪着，脑子清楚。后来他上高中了，不怎么在家待了，那窗台就空下来，积了一层灰。
两个儿子，一个系鞋带，一个看树。谁也没看他。
他想起二十年前，他第一次站上讲台给本科生上《行政伦理学》。那天下着小雨，他穿了一件新的白衬衫，袖口的扣子扣得很紧。他在黑板上写了四个字：以德服人。粉笔断在黑板槽里，声音很脆。他说，各位同学，你们将来可能走上领导岗位，可能掌管庞大的资源，可能面对各种诱惑。但请记住，权力是人民给的，每一分钱都有它的来处和去处。
那节课结束后，一个女生举手问了他一个问题：老师，您相信人真的可以一生清廉吗？
他记得自己当时笑了，说：我相信。因为清廉不是一种能力，是一种选择。
此刻他坐在皮沙发上，那块龟裂的扶手硌着他的胳膊肘。他忽然很想回到那个教室，找到那个女生，告诉她：对不起，我骗了你。选择这种事，有时候是不存在的。等你走到那一步，你会发现所有的门都在慢慢关上，只有一扇门开着，门里黑洞洞的，你明知道走进去就再也出不来了，可你还是走进去了。
因为你不走，后面的路就断了。
大儿子系完鞋带，直起身来。他没回头，只是对着门说：爸，车在楼下等着了。
小儿子还是没动。过了很久，他轻声说：妈昨晚给我打电话了。她说她不来。
不来。他咀嚼着这两个字，忽然觉得嘴里发苦。他想问她现在好不好，想问她风湿病有没有再犯，想问她窗台上那盆绿萝还活着吗。但他什么都没说。他没资格问了。
大儿子终于转过身来。他看着自己的父亲，看了很久。那个眼神让他想起很多年前的一个下午，儿子放学回家，书包扔在地上，哭着说班里的同学抢了他的铅笔盒。他蹲下来给儿子擦眼泪，说：别怕，爸爸在。那时候儿子的眼神就是这样——又委屈，又倔强，还带着一点恨。
原来这些年什么都没变。只是这一次，抢走他铅笔盒的人，是他自己。
"走吧。"大儿子说。
他站起来。膝盖咔嚓响了一声，像什么东西折断了。他走到茶几边上，把那个相框拿起来，指尖摩挲着玻璃面上千岛湖的水纹。他忽然发现那照片里的自己，笑容是那样的松弛，那样的干净。那时候他刚评上副教授，觉得自己这辈子能走到哪里就去哪里，走不到也没关系。他以为人生是一条向上的路，走啊走啊，总有一天能走到一个地方，那里风是清的，水是明的，人是不用撒谎的。
后来他走到一个地方，发现路分岔了。左边是悬崖，右边也是。他选了右边，因为右边至少看起来宽一点。
"爸。"小儿子忽然开口。他转过头，小儿子还是背对着他，但肩膀在微微发抖。"你教过我的，"他的声音很轻，像从很远的地方飘过来的，"你说过，做错事要认。"
窗外那只灰喜鹊叫了一声。香樟树的叶子哗哗地响。
他想起小儿子六岁那年，在超市偷了一颗糖，被他发现了。他蹲下来拉着小儿子的手说：宝贝，做错事要认，认了才能改。改了还是好孩子。小儿子哭得满脸通红，把那颗糖放在收银台上，对阿姨说对不起。阿姨摸着他的头说没关系。
那颗糖是橘子味的。
客厅里安静极了。他能听见自己的心跳，咚咚，咚咚，像有人在敲门。他忽然想，那颗糖后来怎么样了？是被丢掉了，还是被谁吃掉了？他完全不记得了。就像他不记得自己第一次伸手的时候，拿的是什么。一包烟？一张购物卡？一个信封？他以为那些东西会像那颗糖一样，放下了就过去了，没有人会记得。
可是他忘了。有些东西一旦拿起来，就再也放不下了。它会跟着你，一天一天地长，长成一座山，压在你胸口。你每一次呼吸都是在犯罪。
"走吧。"他说。
他走到门口，弯下腰换鞋。鞋柜最底层放着他的那双老布鞋，已经穿了六年了，鞋底磨得一边高一边低。他蹲在那里系鞋带，手在发抖。大儿子就站在他身边，像一堵墙。
他站起来。小儿子终于转过身来，从窗台那边走过来。他走过茶几的时候停了一下，伸手把那个相框扶了扶正。然后他走到门口，站在哥哥旁边。
三个人，在门口站成一个三角形。
他看着两个儿子。一个像他年轻时候的样子，眉眼疏朗，下巴绷得很紧。一个像他妻子，鼻梁挺直，嘴唇很薄。这两个他亲手养大的孩子，此刻像两面镜子，一面照着他的过去，一面照着他的罪。
而他站在中间，无处可逃。
"走吧。"他又说了一遍。这次声音稳了一些。
门开了。楼道里的风灌进来，带着一股潮湿的泥土气。雨大概又要下了。
他迈出一步，然后又一步。身后的脚步声重叠在一起，哒，哒，哒，像某种倒计时。
他忽然想起来，二十年前那节课的最后一分钟，他在黑板上又写了四个字。写完了，粉笔头掉在地上，滚到讲台下面去了。他看着那四个字，心里满是少年人的意气风发。
他写的是：清白传家。
现在他走下楼梯，一步一步，每一步都踩在那些字的笔画上。他听见粉笔折断的声音，咔嚓，像他膝盖的那一声响。
他的两个儿子跟在他身后。
他们是来送他的。
送他去一个他二十年前就该去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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