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周头这辈子没过过几天好日子。

他住浦东靠近川沙那边的老宅，房子是他爹手里盖的，青砖灰瓦，墙角长满青苔，一下雨就泛潮。他在这房子里活了五十六年，从小周活成了老周，从儿子活成了爹，又从爹活成了爷爷。他原以为，自己会像他爹一样，死在这老屋里，死在潮湿的墙根下。

直到去年年底，拆迁的消息像一阵风，吹遍了整个东郊。

老周头那两间破平房，连院子算上一共一百八十多平，按政策赔了六百多万。村里人都说老周头命好，老来得财，后半辈子不用愁了。他蹲在拆迁办门口，看着银行卡到账的短信，手指头哆哆嗦嗦地数着那一串零，数了三遍，才敢确认自己没看花眼。

然后他做了一件让所有人都想不到的事。

他把钱分成了三份。五百八十万存了定期，剩下的几十万留在活期卡里，揣进裤兜，转身就去了镇上的羊汤馆。

“老板，切二斤羊肉，再来盘炒腰花，花生米，拍黄瓜，两瓶黄酒。”

老板看他一个人，提醒了一句：“周叔，两瓶喝得完吗？”

老周头摆摆手，大马金刀地坐下：“喝不完我还不能打包？”

那天晚上，老周头喝了人生中第一顿不心疼钱的酒。黄酒温过后泛着琥珀色的光，入口绵甜，后劲却足。他咬一口羊肉，肥瘦相间，油星子顺着嘴角往下淌。他拿袖子一抹，仰脖又灌了一口。周围的一切都晕乎起来，那些累死累活、节衣缩食的日子，像退了潮的江水，哗啦啦地流走了。

“老子以后再也不用看谁脸色过日子了。”他拍着桌子，声音大得旁边几桌人回头看他。

从那天起，老周头的生活彻底变了。

他每天早上睡到日上三竿，起来也不急着吃饭，先开一瓶啤酒“润润喉”。早饭不是煎饼果子就是生煎包，油大味重，配着啤酒，吃得满嘴流油。中午他爱去镇上的老酒家，红烧肉、糖醋排骨、油爆虾，专挑油汪汪的菜点。晚上更丰盛，有时候一个人也要摆四五个菜，再来半斤白酒。他一个人喝酒没意思，就拉着老邻居喝，喝到兴起就掏钱结账，谁跟他抢他跟谁急。

他儿子在上海虹桥上班，听说老子天天这么造，专门开车回来劝：“爸，你这身体不能这么喝。有高血压，还有脂肪肝，医生说了要清淡饮食。”

老周头靠在躺椅上，眯缝着眼，拿牙签剔着牙缝里的肉丝：“你老子穷了半辈子，现在有钱了，还不能吃点好的？医生？医生说的话多了，你没听他们天天唱‘少盐少油多运动’，你看那些唱的人自己活多大了？”

儿子说不过他，又着急又无奈。他给老周头买了个电子血压计，老周头连包装盒都没拆，扔在床头柜上吃灰。

邻居们起初还羡慕老周头。大家都是一个村出来的，谁不知道老周头以前过的是啥日子？在街道办当保洁，一个月两千八，为了省五毛钱，能骑四十分钟自行车去批发市场买菜。老婆死得早，他一个人把儿子拉扯大，儿子结婚时他东拼西凑才凑了首付。如今他有钱了，享受享受怎么了？

可两个月过去，大家渐渐觉得不对劲了。

老周头的脸色开始发黑，眼泡肿得像两枚煮鸡蛋。他走路开始扶墙，有一次在村口小卖部买酒，还没付钱就扶着门框喘了半天气。小卖部老板娘劝他：“周叔，少喝点吧，你家又不缺那口酒，别拿命换啊。”

老周头挥挥手：“没事，就是天太热了。”

其实那时候是三月，上海的天还凉着。

第三个月，老周头开始失眠。他整宿整宿睡不着，躺在床上听自己的心跳，砰砰砰，像打鼓一样从胸口撞到太阳穴。他想起以前上班时，凌晨四点起床扫大街，那时候困得站着都能睡着，现在有了钱，觉反而没了。他开始加量喝酒，说喝了酒才好睡。有时候喝到半夜起来上厕所，腿一软栽在地上，自己爬起来，吐几口酸水，又踉跄着摸回床上。

四月中旬的一天，他在街上走着走着，眼前一黑，差点栽进路边的排水沟。过路的人扶住他，打了急救电话。医院一查，血压一百八，转氨酶升高，肝功能严重异常。医生冷着脸说：“再喝下去，神仙也救不了你。”

老周头在医院住了三天，趁护士换药的工夫溜出病房，穿着病号服打车回了家。他给儿子打电话说：“我没事，别听医生吓唬人。他们就会吓唬人，住一天好几百，还没我喝瓶茅台贵。”

儿子在电话那头急得哭了出来。老周头挂了电话，从柜子里翻出一瓶朋友送的茅台，咕咚咕咚倒了半杯。

“趁还能喝，多喝点。”他自言自语。

第五个月，也就是今年五月初，老周头突然开始吃什么吐什么。他开始以为是胃炎，自己去药店买了点胃药，吃完也不见好。有一天晚上，他刚喝了两口白酒，肚子突然疼得他蜷成一只虾米。他给儿子打电话，声音断断续续：“小军，我疼……疼得不行……”

儿子连夜开车回来，把他送到浦东医院。急救车推进去的时候，老周头已经意识模糊了。检查结果出来：急性肝衰竭，合并肾功能损伤。医生说情况非常危险，需要马上转ICU。

儿子蹲在抢救室外的走廊上，双手抱头，眼泪一颗一颗砸在水泥地上。护士递给他一张缴费单，他看着上面的一串数字，脑海里浮现出父亲那张固执的、被酒精泡肿的脸。

“他有钱。”儿子喃喃道，“他有六百多万。可钱在卡里，人快没了。”

老周头没能出ICU。三天后，他走了。

他死的时候，银行卡里还有五百七十多万定期存款，活期卡上只剩下几千块。那几千块，是他最后一顿酒没吃完的零钱。

他儿子在整理遗物时，翻出了那个被遗忘在床头柜深处的电子血压计，包装盒上蒙着一层灰。他打开盒子，里面是一张从未读过的说明书，和一根从未缠过的袖带。

镇上的邻居们都说，老周头是“穷鬼身子，装不下富贵命”。可陈默——那个在医院走廊上哭了整宿的儿子——不这么认为。他想起父亲这辈子，从没学会怎么享受生活。他只知道，以前没钱的时候，什么都不敢吃；现在有钱了，就要把以前不敢吃的都吃回来。他把钱当成了通行证，以为有钱就可以无视身体。结果，身体没认那张卡。

老周头走后的第七天，是头七。儿子去他坟前烧了纸，还摆了一盘白切羊肉、一瓶黄酒。他跪在坟前说：“爸，你以前总说，等人有钱了，天天吃肉喝酒就是好日子。可好日子得活着才能过。你连命都没了，还喝什么酒？吃什么肉？”

纸灰被风吹起来，像一片片黑蝴蝶，飞向上海东郊那个已经拆得七零八落的老村。老周头生活了一辈子的地方，最后只剩下一片平整的工地。推土机把那些青砖灰瓦碾成了碎渣，混在泥土里，铺成新的地基。

老周头的钱，还在银行里生利息。只是他自己，已经变成了户口本上那个被注销的名字。

周末，陈默在上海的出租屋里，炒了两个清淡的菜，一碗米饭，一杯温水。他坐在餐桌前，静静地把饭吃完。窗外是虹桥川流不息的车流，年轻的打工人和精致的中产们互相擦肩，各自奔赴。

他想起父亲最后一次和他吃饭，那天的红烧肉只动了两筷子，酒却喝了半斤。父亲当时说：“儿啊，你以后老了，别像我。我是穷怕了，现在想补，来不及了。”

陈默当时没接话。现在他终于懂了，父亲补的不是肉，也不是酒，而是那些年被亏欠的、被压抑的、被数字和账单剥夺的日日夜夜。只是他补错了东西。钱可以买到肉，买到酒，却买不回一个健康的肝，买不回一个能清醒着感受余生的身体。

上海东郊的拆迁款，改变了无数人的命运。有人拿着钱置换新房，给孩子铺路；有人辞了工作，做点小本买卖；也有人像老周头一样，被那串突然出现的零晃瞎了眼，以为人生从此可以没有任何边界。

可这世上的事，从来都是公平的。你欠身体的，早晚要还。哪怕你有六百万。

账算清了，人没了。

陈默在父亲的遗物里翻到一张泛黄的工资条。那是老周头当保洁时最后一个月的工资：两千七百六十三块四毛。工资条背面，用圆珠笔工工整整地记着一串数字：儿子的房贷、孙女的奶粉、下个月的水电煤、老家随礼。

他没舍得给自己留一分。

陈默把那张工资条折好，和父亲的遗像放在一起。照片上的老周头，眼睛明亮，嘴角挂着一丝苦相的笑容，像在问：“这钱够不够？”

足够。但先吃饭。先活着。先把今天的日子，清清白白地过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