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四十六岁，在上海嘉定一个工地边上开了一家理发店。别人总爱说我“身材不错”，这四个字不是我自己夸的，是对面那一群戴着安全帽、天天蹲在路边抽烟的男人替我说出来的。
他们说这话的时候，眼睛从来不老实。人坐在我店门口，烟头一明一灭，视线却总往我身上飘。我弯腰扫头发，他们会故意咳两声；我伸手去拿毛巾，他们又会低低笑一下；有时候我抬头看过去，他们立刻装得一本正经，低头掸烟灰，嘴里还要客气一句：“陈姐，今天生意不错啊。”
我叫陈晚晴。
晚晴这两个字，念出来的时候很软，像一片云，像傍晚最后一点光。可我这个人一点也不软。三十八岁离婚，四十二岁带着女儿来上海，四十五岁才把这间小小的理发店盘下来。店面不大，二十来平米，门头上挂着一块旧灯箱，写着“晚晴理发”四个字。那灯箱年纪比我看着还大，边缘裂了一道缝，一到下雨天就进水，晚上亮起来的时候一闪一闪，像一只快撑不住的眼睛。
店对面是个叫“星河云筑”的工地。
早上六点半，第一车混凝土进场，整条路都跟着震；晚上九点多，工人才下班，临时街才真正热闹起来。卖炒粉的，卖卤菜的，卖廉价雨衣的，还有我这家洗剪吹二十五块的小店，全都靠着这群工地男人活着。
他们确实脏。衣领里全是汗泥，头发里全是灰，指甲缝里黑得发亮。可他们也舍得花钱。发工资那几天，店里从下午一直排到晚上，洗头的椅子上坐的人一茬接一茬。
“陈姐，你给我洗，别人洗得没你舒服。”
“陈姐，我今天剪精神点，晚上跟老家视频。”
“陈姐，你年轻那会儿肯定是厂花吧？”
这种话我听得多了，耳朵都快起茧。我不接茬，只拿指节敲敲台面：“先付钱，后洗头。”
他们就笑我精。
我说：“上海房租不听好话，只认钱。”
其实我也不是一开始就这么硬。刚开店那会儿，我还想着和气生财。有人递烟，我摆手；有人开玩笑，我也陪笑；下雨天工人没地方躲，我让进来坐；有人说晚饭没吃，我把女儿没吃完的包子递过去。我以为这就是做小生意的人情味，互相方便一点，日子就能过得顺一点。
直到那个晚上，我才发现，有些工地上的男人，真会饥不择食。
那天是月底，工地刚发了半个月工资。晚上十点多，我正准备关门，一个叫丁勇的木工晃了进来。
丁勇三十多岁，安徽人，平时挺会说话，嘴甜，见谁都叫姐。那天他喝了酒，脸红得像刚蒸过，手里攥着两张百元钞票，进门就往收银台上一拍。
“陈姐，洗头。”
我看他脚步发虚，皱着眉说：“喝多了，明天来。”
“没多。”他往椅子上一躺，眼睛半闭着笑，“你给我洗，我就醒了。”
我不想惹事，忍着脾气给他围上毛巾。水刚冲上去，他忽然伸手抓住了我的手腕。
那一下力气不大，可黏得很，让人恶心。
我立刻把手抽回来：“丁勇，手放好。”
他睁开眼，眼神浑浊得厉害。
“陈姐，你一个人开店不容易，我一个人在外面也不容易。”
我把水龙头关了。
他像没看出我的脸色，继续说：“你别总装那么正经，工地旁边开店，谁不知道谁啊。”
那句话像一盆脏水，从头顶直接泼下来。
我站在洗头池边，手上还沾着泡沫，一时半会儿竟然没说出话来。丁勇见我不吭声，像是觉得有戏，又从口袋里掏出一张一百，放在台面上。
“陪我吃个宵夜，就坐坐，行不行？你看我也不挑，真的，谁对我好一点我都记着。”
我盯着那张钞票，忽然明白他眼里的不是喜欢。
是饿。
那种离家太久、没人看见、没人管、也没人心疼之后，见到一点热气就想扑上来的饿。
可他要的不是我陈晚晴。
换成隔壁卖馄饨的刘姐，换成路口便利店二十岁的收银员，换成卖玉米的寡妇，他大概也会说差不多的话。男人有时候就是这样，以为自己孤单，就有资格把别人的善意拿来填坑。
我把毛巾从他脖子上扯下来，丢进盆里。
“起来。”
他愣了一下。
我指着门口：“出去。”
“陈姐，我没别的意思。”
“你刚才那句话，就是你的意思。”
他撑着椅子慢慢坐起来，脸上的笑一点点挂不住了。
“开门做生意，客人说两句怎么了？”
我拿起剪刀，啪地一声拍在收银台上。
店里那两个等着剪头的工人全都不出声了。
我说：“我开的是理发店，不是收容你们寂寞的地方。洗头二十五，剪发二十五。说人话免费，说脏话滚蛋。”
丁勇的脸一阵红一阵白。他抓起钱，嘴里嘟囔了一句很难听的话，推门就走。门帘被他甩得哗啦一响，像狠狠抽了我一记耳光。
那晚我没再接客。
我把地扫了三遍，又拖了两遍。明明地上只有碎头发，我却总觉得有一层怎么也拖不干净的油腻，像是那句话留在了空气里，怎么都散不掉。
第二天早上，我去文具店买了张红纸，用黑笔写了四行字，贴在镜子旁边。
只理发洗头。
不陪酒，不宵夜。
不赊账，不动手。
不懂规矩的请出门。
刘姐看见后，端着馄饨碗站在门口笑得前仰后合。
“晚晴，你这是把财神爷往外赶。”
我说：“财神爷要是伸手摸我，那就不是财神爷，是脏东西。”
刘姐啧了一声：“你这脾气，难怪离婚。”
我没接她的话。
说我难怪离婚的人很多，我前夫也这么说过。
他说我太硬，什么事都要讲个清楚。男人在外面累一天，回家就想听两句软话，可我一回头就问钱去哪了、人去哪了、话是不是真的。后来他跟一个会撒娇的女人走了。走之前，他指着我说：“陈晚晴，你这辈子就输在不懂装糊涂。”
那年我三十八岁，女儿十岁。
我没哭。
我把他塞在抽屉里的欠条、发票、几张乱七八糟的名片，全都装进塑料袋里扔了。从那以后我就学会了一件事，女人不能靠软活着。软了，别人就拿你当抹布。
可在工地旁边开店，不软也难。
红纸贴出去后，店里果然安静了两天。第三天，来的人少了一半。有些人从门口经过，故意指着那几行字笑。
“不陪酒，不宵夜，陈姐规矩大啊。”
“人家身材好，防着我们呢。”
“切，又不是没见过女人。”
我站在店里给客人剪头，剪刀咔嚓咔嚓响，越响，我心里越烦。
房租每月六千八，水电、洗发水、女儿生活费，一样都少不得。我不是不知道，那些玩笑话忍一忍，也许能多挣点钱。可我更清楚，有些门只要开一条缝，风就会一阵一阵往里灌，最后连门框都保不住。
那天下午，一个男人第一次走进了我的店。
他戴着白色安全帽，帽檐压得很低，身上穿着灰色工装，裤腿上沾着泥点，鞋子却擦得很干净。进门后，他先看了墙上的价目表，又看了那张红纸，然后才开口。
“剪发。”
声音不高，普通话里带一点山东口音。
我问他：“怎么剪？”
“短点，干净点就行。”
他坐下后，把手机调成静音，放在台面上。从头到尾，他没乱看，也没乱说。我给他推鬓角的时候，他还微微侧开一点，像怕我的手碰到他的耳朵。
这种分寸让我有点意外。
剪完之后，他起身拍了拍衣领上的碎发。
我说：“二十五。”
他扫码付了三十。
我提醒他：“多了。”
他说：“地上带进来不少泥，算清理费。”
我抬头看了他一眼。
“你叫什么？”
“秦志远。”
“工地上的？”
“水电班。”
他点点头，拿起安全帽要走。走到门口时，又停了一下。
“陈老板，那张纸写得挺好。”
我愣住了。
他没等我回话，掀开门帘出去了。
我站在原地，手里还拿着梳子，半天没反应过来。那是第一次有工地男人对我那张红纸说“挺好”。不是调侃，不是阴阳怪气，就很认真地说它好。
后来秦志远每周三下午都会来剪头。有时候剪，有时候只洗。他话不多，我问一句，他答一句，绝不多说，也不乱碰。
他四十八岁，山东临沂人，离过婚，儿子跟前妻在老家。他在上海做了十几年工地，从小工做到了水电班长。身上那股子稳当劲儿，不像别的工地男人，走到哪儿都带着一股子没收住的躁气。
我有时候会笑他：“你倒不像有些人。”
他从镜子里看我一眼。
“有些人是哪种？”
我手顿了一下。
“没分寸那种。”
他沉默了几秒，说：“不是工地男人都那样。”
“我知道。”
“你未必知道。”
我抬头看向镜子。
他坐在椅子上，脖子上围着黑色围布，眉眼被灯照得很清楚。秦志远其实不算好看的男人，皮肤黑，眼角有纹，手背粗糙，指节也大，可他的眼睛很稳，稳得让人没法拿轻佻的话把他打发过去。
他说：“我们这行，男的多，苦日子也多。有些人离家久了，脑子就容易歪。可寂寞不是占便宜的理由，穷也不是没规矩的理由。”
我没吭声。
他又说：“你贴那张纸，是对的。”
那天他走后，我把那张红纸重新贴平。边角有点翘，我还用透明胶又压了一道。
从那天起，店里慢慢分成了两拨人。懂规矩的照样来，进门先拍干净鞋上的土，说话也注意分寸；不懂规矩的就绕开，去街尾那家新开的快剪店。
我心里松了一口气。可这种松快没持续多久。
四月中旬，一个女人找上了门。
她穿着一件皱巴巴的紫色外套，背着一个蓝色蛇皮袋，脸被太阳晒得发黄，一进门就问：“你就是陈晚晴？”
她口音很重，眼睛也是红的。
我当时正给一个初中男孩剪头。
“我是，你哪位？”
她把蛇皮袋往地上一放，里面露出几件男人衣服。
“我是丁勇老婆。”
店里一下就安静了。
那个初中男孩的妈妈立刻把包抱紧，往旁边挪了挪。我放下剪刀，看着她：“你找他，应该去工地。”
她直勾勾地盯着我，眼神里全是恨。
“我先找你。”
我心里往下一沉。
丁勇被我赶走以后，很少再来。我后来听人说，他最近跟一个小饭店的服务员打得火热，工资花得干干净净。他老婆从安徽老家赶过来，我大概猜到了为什么。
女人从兜里掏出一张皱巴巴的转账记录，拍在我台面上。
“他一个月给你转了六百八，说是理发洗头。什么头要六百八？”
我拿起来看了看。
收款人不是我。
是街尾那家快剪店的老板娘。
我把手机推回去：“你看清楚名字，不是我。”
她凑近一看，脸上有一瞬间的尴尬，可她没走。她抬头又看我，眼神还是恨。
“反正都一样。你们这些开在工地旁边的女人，穿得花枝招展，笑一笑，男人魂都没了。我男人以前不是这样的。”
我低头看了看自己。
那天我穿的是一件米色针织衫和牛仔裤，头发盘在脑后，算不上什么花枝招展。
可我知道她气的根本不是衣服。
她是从老家坐了八个小时车，背着男人的旧衣服来上海，却发现丈夫宁愿把钱花在陌生女人身上，也不愿多给家里打五百块。她需要一个能骂的人，我正好站在这里。
我说：“你坐会儿。”
她愣了一下。
我给刚剪完头的小男孩收了钱，把门口“营业中”的牌子翻成“休息”，然后倒了一杯热水放在她面前。
她没接。
我坐在她对面，慢慢说：“你要骂，也骂准一点。丁勇在我这儿，最后一次没洗成，被我赶出去了。”
她抬眼看我。
“为啥？”
我指了指墙上的红纸。
她一行一行看过去，越看嘴唇抿得越紧。
我说：“你男人的问题，不是哪个女人勾了他。他现在像饿急了的人，谁给一口热汤，他都能喊人家亲娘。可一个成年人，饿了不能抢，冷了不能往别人怀里钻。”
她的眼泪忽然就掉下来了。
不是大哭，就是坐在那里，一滴一滴往下掉，砸在她发白的手背上。
“我在家带两个娃，种地，伺候他妈。他说上海苦，我心疼他，每年腊月还给他寄腊肉。结果他跟我说，外面有人懂他。”
她把“懂他”三个字说得咬牙切齿。
我一时不知道该怎么接。
因为我也曾经听过类似的话。
我前夫走之前，也说过外面那个女人懂他。那时候我不明白，为什么要用女人半辈子的委屈，去证明你懂不懂一个男人。
丁勇老婆坐了半个多小时。
临走前，她把那张转账记录揉成一团塞进包里。站到门口时，她又回头看我。
“你真没收他钱？”
“没有。”
“那对不住。”
她的声音很低。
我说：“你不用跟我对不住。你要真想问，就让他当着你的面说清楚。别替他找借口，也别替他把锅甩给别的女人。”
她点点头，背起蛇皮袋走了。
那天下午，我坐在店里很久都没动。门外工地上的升降机吱呀吱呀往上爬，一个个男人站在铁笼里，从地面升到高处，又从高处落下来，像被这座城市反复吞吐的一把沙子。
我忽然觉得，“饥不择食”这四个字，不只是难听，也是真的可怜。
可怜，不代表可以原谅。
我把红纸旁边又贴了一张白纸，上面写着几句话。
有老婆孩子的，把钱先打回家。
想聊天可以，别把聊天当感情。
人在外面，也要像个人。
刘姐看完，笑得直拍大腿。
“晚晴，你这是开理发店还是开妇联？”
我说：“我开的是让我能睡踏实的店。”
这两张纸贴出去后，店里反而来了些奇怪的客人。
有个二十出头的小工，剪头的时候一直哭。他说女朋友嫌他没本事，跟别人订婚了。我递给他纸巾，让他哭完再付钱。
有个五十多岁的瓦工，每次洗完头都要坐十分钟，不说话，就盯着门口看。后来我才知道，他老伴去世三年了，家里儿子媳妇嫌他身上有味，一年到头都不太愿意让他回去。
还有个外卖小哥，不是工地的，是听工友介绍来的。他说我这儿“骂人骂得正”，特地过来体验一下。我说：“体验骂人，加十块。”他笑着付了三十五。
这些人来来去去，给我的店带来生意，也带来一堆说不清的故事。我还是不跟他们吃宵夜，不收礼，不加私人微信，除非预约剪发。有时候他们喊我陈姐，有时候喊我陈老板，很少有人再用那种滑腻的眼神看我。
秦志远说：“你把规矩立住了，别人反倒敬你。”
我说：“敬不敬无所谓，别给我添堵就行。”
他说这话时，嘴角动了一下，那是我第一次看见他笑。很浅，像钢筋缝里长出来的一点草。
五月底，上海下了一场大雨。
那雨从下午开始落，到了晚上，像有人把天捅了个洞。工地临时停工，路面积水很快漫到脚踝。我本来准备七点关门，结果一阵风把店门口的灯箱吹倒了。
灯箱砸进水里，电线滋啦一声冒出火花。
我吓得连忙往后退，还没反应过来，秦志远已经从对面冲了过来。他浑身湿透，手里拿着绝缘钳，先把店门口的总闸拉了，再把那根电线剪断，用胶布一圈一圈缠好。
雨水顺着他的下巴往下滴。
我站在门里，手里攥着毛巾，心跳得很厉害。
不是因为电线，是因为刚才那一瞬间，他几乎是扑过来的。
他弄好之后，把灯箱扶到墙边。
“这灯箱不能用了，明天换。”
我说：“多少钱？”
“先别说钱。”
“那说什么？”
他看着我，雨水从眉骨滑下来。
“说你刚才有没有吓着。”
这句话太平常，平常到谁都能说。可不知道为什么，我鼻子一下就酸了。
我四十六岁了，这些年听过很多话。
“你能不能懂事点。”
“你怎么这么硬。”
“你一个女人别逞强。”
“你都这个年纪了还打扮什么。”
可很少有人在事情过后，第一句问我有没有吓着。
我把毛巾递给他：“擦擦吧。”
他接过去，低声说：“谢谢。”
那晚因为停电，附近几个工人都挤进了我店里躲雨。店里黑乎乎的，我点了两根蜡烛，又用煤气炉煮了一锅挂面。面不多，本来是留给我和女儿吃的，可看着门口那几张湿漉漉的脸，我还是把面盛了出来，一人分小半碗。
他们吃得很快，连汤都喝干净。
有个叫马小军的年轻工人捧着碗，小声说：“陈姐，这面比食堂好吃。”
我说：“那是因为你们饿了。”
他说：“不是肚子饿。”
店里安静了一下。
他有点不好意思，把头低下去。
“我出来三个月，我妈就给我打过一次电话，还是问我钱啥时候寄。昨天我发烧，躺在工棚里，一屋子人打呼噜，没人知道。我那时候就想，要是有人给我下一碗面，我能把命都给她。”
我听得心里一沉。
另一个工人笑骂：“你少来，命不值钱。”
马小军也笑，可笑着笑着，眼睛就红了。
蜡烛的光在每个人脸上晃来晃去。他们有的三十岁，有的四十岁，有的五十多岁，白天在脚手架上吼来吼去，扛水泥、接电线、扎钢筋，好像一身力气怎么都用不完。到了这样的雨夜，捧着半碗面，他们脸上的疲惫就都露出来了。
那一刻我才真正明白，他们饥不择食，不只是想女人。
他们想一盏灯，一口热汤，一句“回来啦”，一个能让他们把脏衣服脱下来的人。
可人再饿，也不能把别人的善意当成自己的饭碗。
我把锅放回灶上，拿勺子敲了敲边。
“面我可以煮，规矩还是那几条。”
有人笑着接话：“知道，不陪酒，不宵夜，不动手。”
我说：“再加一条。”
他们都看着我。
“谁把别人一点好，当成欠自己的，我以后不接待。”
没人说话。
秦志远坐在最靠门的位置，手里捧着碗，抬头看了我一眼。蜡烛光下，他的眼神很亮。
雨停的时候已经九点多了，工人们陆陆续续回工棚。秦志远留在最后，帮我把地上的水扫出去。
我说：“你不用总帮我。”
他说：“顺手。”
“你们男人是不是都喜欢说顺手？”
他停下动作。
“别人我不知道。我帮你，不是顺手。”
我心里猛地一跳。
他把扫帚靠到墙边，声音低下来。
“我知道你防着工地男人，也知道你该防。我没想让你把规矩撤了。”
我看着他。
他接着说：“我只是想让你知道，我对你好，不是因为我饿急了，也不是因为谁都行。”
这句话落下来，店里静得只剩屋檐滴水的声音。
我的手指蜷了一下。
我本来想笑着岔过去，可偏偏笑不出来。四十六岁的女人，最怕听见这样的话。不是怕没人说，是怕有人说了，你心里竟然真的会动。
我低头收碗。
“秦志远，你别跟我说这些。”
“为什么？”
“麻烦。”
“什么麻烦？”
我把碗放进水池，声音故意硬起来：“我离过婚，有个女儿。我开店，忙，脾气不好。你也是离过婚的人，应该知道半路再往一起走有多难。再说，你在工地，工程完了就走。你现在说得认真，明天调去浦东，后天回山东，谁说得准？”
他没急着回答。
过了好一会儿，他才说：“你说的都对。”
我松了一口气，又有点说不清楚的失落。
他拿起安全帽。
“所以我不逼你。你要是只把我当客人，我就当客人。你要是愿意多看我一眼，我就多来一次。你规矩立在哪，我就站在哪。”
他说完，就走进了雨后潮湿的夜里。
我站在门口，看着他的背影被工地大灯一点点吞进去。
那晚我回家很晚。
女儿陈橙坐在客厅里写论文，听见门响抬起头来。她二十一岁，在上海读护理，眉眼像我年轻时候。
“妈，你脸怎么这么红？”
我摸了摸脸。
“热。”
她朝窗外看了一眼，又转过头看我。
“你是不是谈恋爱了？”
我差点被自己的口水呛到。
“胡说什么。”
她合上电脑。
“我又不是小孩。你最近喷香水了，还买了新口红。”
我转身去换鞋：“女人买口红就是谈恋爱？”
“我没说不行。”
她这句话倒让我愣了一下。我以为她会反对。她爸当年走的时候，她已经懂事了。她看见过我半夜坐在厨房里发呆，也看见过我为了房租跟房东低声下气。她比谁都怕我再被男人拖下水。
陈橙走到我身边，声音放轻了些。
“妈，我只是怕你又委屈自己。”
我心口一软。
“没有的事。”
她看着我。
“那你答应我，不管是谁，别因为人家给你一点好，你就觉得欠了。”
我笑了笑。
“这话应该我教你。”
“你教我的，我都记着呢。”
那天晚上，我躺在床上很久都没睡。房间里有两个枕头，一个我睡，一个空着。空枕头我用了很多年。刚离婚那几年，我看见它就烦，后来慢慢习惯了，习惯到我几乎忘了，床的另一边原来也是可以有人呼吸、有人翻身、有人睡前问一句“明天几点开店”的。
我伸手摸了摸那个枕头。
布面凉凉的。
我把手收回来，翻身关了灯。
六月一开始，天气就热了起来。工地赶进度，男人们晒得一天比一天黑。
丁勇也重新来了。
他站在门口磨蹭了半天，最后还是进来，规规矩矩坐到了椅子上。
“陈姐，剪头。”
我看他一眼：“喝酒了吗？”
“没。”
“手知道放哪吗？”
他把两只手举起来，老老实实放在膝盖上。
店里有人笑了。丁勇脸一下红了。我没笑，给他围上围布。
剪到一半，他忽然说：“我老婆回去了。”
“嗯。”
“她跟我吵了一架，差点要离。后来我把快剪店那个微信删了。”
我说：“这事不用告诉我。”
“我知道。”他低着头，“我就是想跟你说，那天我喝多了，不是人。”
剪刀在他耳边停了一下。
他又说：“你赶我赶得对。”
我继续剪。
过了一会儿，他的声音更低了。
“其实那天我说谁都行，是因为我觉得自己也谁都不是。家里嫌我没钱，工地嫌我慢，上海这么大，我走哪儿都像多余的。你给我洗过几次头，喊我名字，我就犯浑了。”
我没有立刻说话。
镜子里的丁勇眼圈发红。
这不是一句道歉就能抹掉的事，可我也看出来，他是真明白了一点。
我给他扫掉脖子上的碎发。
“丁勇，人穷一点，累一点，没人笑话。可你要是把别人的尊重踩脏了，就没人还愿意喊你名字。”
他点点头：“记住了。”
他付完钱，没多待。走到门口时，又回头说：“陈姐，我以后带我老婆来剪头，你给她便宜点。”
我说：“她来，我不收你那份账，但她的钱照收。”
他笑了一下：“行。”
这事传开后，工地上有些人说我厉害，能把混账男人骂醒。我听了只觉得好笑。人不是被别人骂醒的，是自己撞疼了，才知道墙硬。
秦志远来的时候，我跟他说起这事。
他正在喝水，听完点点头。
“他老婆没白跑一趟。”
我说：“女人跑来跑去，总替男人收拾烂摊子。”
“所以男人得自己长点脸。”
他说这话时很平静。
我抬头看着他，忽然问：“你以前为什么离婚？”
他握着杯子的手停了一下。
这是我第一次问他的私事。
他沉默了片刻，说：“我常年在外，她一个人在老家带孩子。后来她说不想等了。”
“你怪她吗？”
“不怪。”
“真不怪？”
他低头笑了笑。
“刚开始怪。觉得自己挣钱养家，她还不知足。后来有次回家，我儿子发烧，她一个人抱着孩子在卫生院排队。我赶到的时候，她连骂我的力气都没了。那时候我才知道，钱不是家。人不到，钱有时候就是张纸。”
这句话让我心里发紧。
他说：“离婚是她提的，我签了。房子给她，孩子也跟她。她后来再婚，我儿子喊别人叔叔，我心里难受，但也认。”
我看着他。
“那你现在还想成家？”
他抬起眼。
“想。”
我的心又跟着跳了一下。
他说：“但不是找个人给我洗衣做饭。我自己会洗，会做。我是想下工以后，有个人说两句真话。不是热闹，也不是凑合。”
我垂下眼睛。
“听起来要求挺高。”
“嗯。”他说，“所以一直没找着。”
他说完这话，我们都没有再往下说。
有些话，说到这里已经够了。再多一步，就会越过线。而我还没想好，自己要不要让那条线动一动。
七月，工地出了通知，主体结构九月底封顶。封顶后，大部分班组都会撤到别的项目去。
消息传来的那天，我正给秦志远修鬓角。
他从镜子里看出我手停了，问：“怎么了？”
“你们要走？”
“水电还会留一阵，但不会太久。”
我哦了一声。
他没说话。
剪完头，他没有马上走，我也没有催。外面的太阳很大，临时街被晒得发白，风一吹，塑料袋贴着地面跑。
秦志远说：“我可能会去青浦，也可能会去浦东。”
我嗯了一声。
他又说：“都在上海。”
这四个字很轻，轻得像怕惊着我。
可我听懂了。
他说的是，工程完了，他不一定会从我的生活里消失。只要我愿意。
我低头整理剪刀。
“上海也很大。”
“再大也有地铁。”
我本来想笑，眼眶却有点热。
四十六岁的人了，竟然会因为一句“再大也有地铁”心软。
那晚陈橙回家吃饭，我炒了青椒肉丝和番茄鸡蛋。吃到一半，她忽然说：“妈，你喜欢那个秦叔叔吧？”
我夹菜的手一顿。
“你见过他？”
“见过。上次我去店里，他在帮你修灯箱。你看他的眼神，不一样。”
我把筷子放下。
“陈橙。”
她也把筷子放下，像是准备跟我认真谈。
“我不是反对。”
我没说话。
她说：“我只是想知道，他是不是把你当一个人看，不是当老板娘，不是当会洗头做饭的人，也不是当他在上海孤单时的临时住处。”
我喉咙有点堵。
女儿比我想的还清醒。
我说：“我也在看。”
陈橙点点头。
“那你慢慢看，别急着拒绝，也别急着答应。”
我笑了。
“你倒像我妈。”
她也笑。
“你以前太辛苦了，我不想你以后还是只会辛苦。”
那天晚上，我把空枕头的枕套换了，换成一只浅蓝色的。换完我才发现自己这个动作有点可笑。没人要来睡，只是我忽然不想让它一直灰扑扑地空着。
八月下旬，秦志远有三周没来。
工地忙是一回事，听刘姐说，他水电班出了点问题，天天被项目部叫去开会。我没问，也没催。我和他没有加私人微信，至少还没有。不是没有机会加，是我一直没开口。墙上“不加私人微信，除非预约剪发”的规矩，是我自己写的。有时候规矩立得太硬，也会把自己挡在外面。
第三周周五晚上，我准备关店，门帘忽然被掀开了。
秦志远站在门口，比之前瘦了一点，胡子没刮干净，眼里全是血丝。他手里拎着一袋梨。
“还营业吗？”
我看着他，胸口那口气一下子松了下来。
“洗头还是剪发？”
“洗头。”
他坐到洗头椅上，闭上眼。
我打开水，试好温度。手指碰到他头发的时候，他轻轻叹了一口气。那口气很低，很累。
我忽然不忍心像平时那样只谈价格和规矩。
“最近很忙？”
“嗯。”
“吃饭了吗？”
“忘了。”
我手上动作顿了一下。
“秦志远，你们男人是不是觉得自己的身体是钢筋做的？”
他闭着眼笑了一声。
“不是。钢筋还会生锈。”
我没忍住，也笑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