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南宁到上海，K字头火车，二十六个小时硬座。

我爸坐在靠窗的位置，脑袋一点一点地磕在玻璃上，睡着了也没松开捂着肚子的那只手。他原来一百四十斤，这两个月掉到不到一百一，棉袄套在身上晃荡荡的，像个借来的衣裳。

我没睡。盯着窗外黑漆漆的田埂一点点变亮，心里翻来覆去就一件事：县医院那个大夫说的原话——“这个位置不太好，你们最好去大地方看看。”

票是我蹲在手机前抢了三天才抢到的硬座。卧铺没了，高铁太贵，两张票省下来的钱够在上海多吃一个星期。我爸不知道自己什么病，我跟他说是肝上长了个囊肿，小问题，上海医生技术好，看一下就回来。

他信了。或者说他选择了信。

凌晨四点多他醒了一回，说渴，我拧开塑料杯盖递给他，他喝了两口又闭眼。小桌板上那半袋沙琪玛是我妈塞的，从昨晚到现在没人动。

到了上海是下午两点半。我扶着我爸出站，他走了不到两百米就得停下来歇，嘴张着喘，像条搁浅的鱼。

第二天一早去了医院。中山医院，枫林路那个。门诊大厅人挤人，到处是拖着行李箱的外地人，操着天南海北的口音。我把我爸安置在走廊的塑料椅上，自己去排队挂号。专家号没挂上，挂了个普通号，又去自助机上打印之前的检查资料。县医院的CT片子医生让带过来，我拎着个大塑料袋，里面装了十几张片子，哗啦哗啦响。

叫到号的时候，我爸站起来走了几步，突然停下来跟我说，闺女，要不咱回去吧，花这个钱干啥。

我说，都到了，看完了再说。

他就不吭声了。

医生很年轻，看了片子，问了几个问题，在电脑上敲了一阵，说需要再做几项检查，增强CT、甲胎蛋白、还有个什么功能评估。我一边听一边记在手机备忘录里，生怕漏掉一个字。

检查约到了第二天。抽血、造影、等待。每一项都在不同的楼层，我跑上跑下，感觉腿不是自己的了。我爸坐在等候区，安安静静的，也不问，也不看手机，就盯着墙上的科普展板发呆。

结果出来是下午。医生没有当着我爸的面说。

他把片子插到灯箱上，看了半天，然后转过头跟我说，你出来一下。

走廊里日光灯白得发青。他手里捏着那几张报告，声音压得很低：肿块不小，位置在右叶，门静脉有癌栓，已经是中晚期了。手术可以做，但风险比较大，也可以考虑先做介入，看能不能把瘤子缩小一点再评估。

我站在那里，后背靠着墙，觉得走廊里的风特别凉。

他说了好多，什么TACE，什么靶向药，什么免疫治疗。我听了，又好像没全听进去。脑子里就一个念头在转：我爸还在里面坐着，等着我进去跟他说没事。

我点了点头，说了声谢谢医生。

推门进去的时候，我爸正把外套叠好放在膝盖上。他抬头看我，眼睛里有一种我说不上来的东西，好像什么都懂了，又好像什么都在等我开口。

我说，爸，医生说可以治，就是得住一阵子。

他看了我两秒，说，行。

就这一个字。然后把外套重新披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