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5年的深秋时节，坐落于上海嘉定的华东计算技术研究所。
在这里，J501计算机占据了一整面墙的空间，指示灯排列整齐，闪烁着犹如不眠的双眼。每秒钟高达五万次的运算速度，在今天或许会被当作笑谈，但在当年，这却是国内速度最快的计算机之一。
然而，这台计算机却颇为顽皮。
它频繁地出现“跳跃”——运算过程中突然出错，纸带上会冒出一片乱码，几小时以来的辛勤劳动瞬间化为泡影。机房中，物理工作者与数学工作者交织而成的团队轮番值守，目光紧盯着打印的纸带，每隔一段时间便将中间结果储存至磁鼓之中。一旦出现错误，便不得不从上一步骤重新开始。这样的工作，宛如在悬崖边行走，每前行几步，就得回首望去，确保安全。
在这间机房内，于敏见证了整个秋天的变迁。
当时他已三十九岁，架着一副厚重的近视眼镜，镜片不时反射出纸带那刺眼的白光。他的胃病久拖不愈，疼痛时便用手轻轻按压胃部，另一只手却依然专注地操作计算尺。办公桌的抽屉里，常备着苏打饼干，那是他用来缓解不适的唯一药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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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月中旬，理论部作出决定，派遣于敏同志率队前往上海，旨在华东计算所的J501计算机上执行加强型原子弹的优化设计任务。五十余位科研人员迅速集结于嘉定，力争在国庆节前完成部署，充分利用假期期间的每一分每一秒。国庆佳节，机器通常最为闲置，然而他们却选择在这时辛勤工作，毫无怨言。从事这一领域的人们都深知，机时之宝贵，甚至胜过黄金。
在全国范围内，仅有一台每秒运算达万次的计算机，其中百分之九十五的机时优先保障原子弹的设计需求。至于氢弹，其分配到的机时仅有百分之五。而这百分之五，也时常因为计算机的“跳动”而变得无效。
于敏手握计算尺，逐个数字进行严谨的计算。
爆炸威力达到了三百多万吨。
这一消息迅速在机房内引起了一阵骚动。
有人喊：“新大陆！”
然而，于敏并未失声。他凝视着纸带上那一串数字，眉头紧锁。纸带从机器中缓缓吐出，卷成了一卷，他将其平铺在桌上，从头至尾仔细审视。检查完毕后，他冷静地说：“数据出现了错误，是由于参数填写不当所致。”
机房安静下来。
在那个夜晚，他独自一人坐在办公室中，凝视着那卷出错的数据纸带，再次审视其内容。错误的数据宛如歪曲的路标，引向了他未曾留意过的领域。轻核材料的密度——这才是氢弹设计的核心所在。
核聚变的速度与密度的平方成正比。密度越高，温度也越高。因此，选择走高密度的道路才是正途。
他紧抓这个发现，不断深入思考。如何恰当地运用原子能压缩热核装置？应选择何种材料？采用何种结构？才能最大限度地发挥有利因素，同时有效抑制不利因素？
逐个问题地深思熟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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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机房中，日复一日的生活是这样的：机器二十四小时不停地运转，人同样不能停歇。物理学家与数学家们混编成组，轮班值守，目光紧盯着打印出的纸带，一旦发现数字有误，便需从头再来。大家将一卷卷纸带抱回办公室，进行绘图、登记、分析和讨论，随后准备下一轮的计算模型。
于敏每天仅能睡四五个小时。一旦感到疲倦，便将几张椅子拼凑起来小憩片刻，醒来后继续投入到计算工作中。他的办公桌上总是堆满了纸带和计算尺，咖啡杯底部留下了一圈又一圈的深褐色痕迹。有时，他甚至忘记饮用，待咖啡冷却后，再续上热水，热水冷却后，又得重新续上。
胃痛袭来，他未曾发出一声呻吟。一手按在胃部，指节因用力而变得苍白。旁人目睹这一幕，递上一杯热水，他轻轻点头，接过便饮，随后又投入到计算之中。
新构型的轮廓在他脑中逐渐清晰。他将可能的影响因素归纳为六个关键问题，并将初级能量传输过程细分为三个阶段，提炼出二十余个核心物理量。他逐一解答问题，逐步验证模型。
办公室的纸带上堆满了密密麻麻的数据。
某个深夜，机房中的一根灯管突然坏了，电流声嗡嗡作响。于敏坐在那根坏掉的灯管下方，周围光线减半，他却未曾叫人更换。他手握最新一批纸带，数据一行行地滚动，在某个特定位置，他停下了手中的动作。
数字在纸带上攀升至一个关键节点。
氢弹核心原理，热核材料自持燃烧的关键所在，已被攻克。
他未曾发出一声呼喊，也未召集他人。只是静坐一处，将那卷纸带从头至尾审视一番。数据无误，逻辑严密。
他将纸带轻轻放下，取下眼镜，用衣角轻轻擦拭镜片，随后再次戴上，仔细审视。
还是对的。
信息需传递至北京，然而电话中不得透露任何机密内容。
翌日，于敏悄悄拨通了邓稼先的电话，声音低沉而谨慎：
我们数人一同外出狩猎，成果颇丰——捕获了一只松鼠。
电话那头，邓稼先短暂地愣住，旋即领会了意思。
他紧接着问道：“你们是否已经享用了一顿丰盛的野味大餐？”
“不，目前我们尚不能将其烹饪……需先制作成标本。不过，我们有了令人兴奋的发现——这只松鼠的身体构造颇为独特，亟需进行深入的解剖研究。然而，我们的人力似乎不足。”
“好的，我马上就到。”
于敏挂断电话，办公室外，嘉定的深秋天空略显阴沉，几只麻雀在电线间跳跃。他站立片刻，双手插在裤兜中，拇指不自觉地摩挲着裤兜的边缘。
另有一种表述。有人称，于敏所用的隐语为“我们抓住了牛鼻子”。然而，不论哪种说法，其所传达的实质均不外乎——氢弹的理论研究取得了重大突破。
翌日，邓稼先匆匆抵达上海。
他没有前往宾馆，而是径直深入嘉定的计算机实验室。于敏早已在那里静候多时。一桌的纸带散落开来，有些由于存放过久，边缘略显卷曲，甚至被茶杯压平以保持平整。
邓稼先踏入房间便急切地询问：“进度如何？”
于敏指向桌上那一捆最长的纸带。邓稼先遂拉过椅子坐下，开始细致地检视。他的速度并不快，每当遇到疑问，便暂停片刻，在草稿纸上演算数步，然后再继续观察。
于敏静默地站在一旁，未发一言。窗外，光线从晨曦渐至正午，又从正午过渡到午后。办公室内，同事们穿梭往来，有人递上新的纸带，有人取走旧有的纸带。而他们二人，似乎并未留意。
邓稼先浏览完最后一卷纸带，缓缓抬起头。
“对。”他说。
于敏点点头。
邓稼先起身，走向窗边，伫立片刻。随后转身，脸上浮现出一种于敏自多年前便熟悉的笑容——那是一九四〇年代在北大物理系的日子，邓稼先身为助教，于敏则是学生，邓稼先亲切地称他为“老夫子”。每当他们攻克一个难题，邓稼先的脸上总会露出这样的笑容。
“老于，”邓稼先的话语中带着一丝欣慰，“这任务交给你，已经成功完成了。”
于敏沉默不语。他从容地从抽屉中取出苏打饼干，轻轻掰下一块放入口中，细细咀嚼。
他们紧闭房门，一整天都在深入探讨。对方案的精益求精，理论设计日渐成熟。于敏在黑板上反复描绘草图，时而擦除，时而勾勒，粉笔灰洒满了他的肩头。邓稼先则坐在前排的椅子上，双手交叉放在膝上，时不时地插上几句。有时于敏会暂时停下，转过头来望向邓稼先，只见邓稼先微微点头，他便继续讲述自己的见解。
消息迅速传遍，众人的情绪高涨。同事们齐声呼喊：“老于，请您请客！”
邓稼先毫不犹豫地自掏腰包，为在场的所有人摆上了一桌螃蟹盛宴。
这些螃蟹是正宗的上海毛蟹，虽个头不大，却肉质鲜美，蟹黄丰富。食堂内摆满了桌子，大家围坐在一起，用牙齿咬，用手剥，桌上蟹壳堆积如山。有人举着搪瓷缸子敬酒，缸中盛满了温热的黄酒，酒面升腾着热气。
有人好奇地询问于敏：“老于，您怎么不吃螃蟹呢？”
于敏低头凝视着面前的螃蟹，手中紧握蟹钳，却未动口。他微笑着回应：“我的胃不好，不宜食用。”
他将那只螃蟹递给了身旁的年轻人。
邓稼先拿起那搪瓷缸，起身站立。未发表祝酒辞，他仅轻声说道：“敢于品尝第一只螃蟹之人，方具备开拓进取的勇气。”
众人手持缸子，相互碰触，发出清脆的叮当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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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此，邓稼先于十二月二日与十二月二十四日两次赴上海，与于敏携手展开运算难题的攻克。他们三人——于敏、邓稼先，以及随后抵达的周光召——便在机房旁的小型会议室中，面对黑板与纸带，一坐便是整整一日。
在讨论过程中，有时争论激烈，声音之大甚至传至走廊。他们的争论并非关乎方向，而是聚焦于细节——诸如某个参数应取何值，某个边界条件是否应予以简化。三人各抒己见，于黑板上密密麻麻地写下公式，然后逐一推翻，重新开始。
一夜争吵至深夜，双方均未能说服对方。于敏提议：“今日就此作罢，让我们休息。”三人各自返回宿舍。翌日清晨，于敏推开会议室的门，只见邓稼先早已坐在其中，黑板上又增添了数行文字。
“你何时到的？”于敏询问。
“并未离开。”邓稼先揉了揉惺忪的睡眼。
那一年，邓稼先已四十一岁，头发已半数斑白。
经过不懈努力，终于在年底前形成了一套论证详实、依据充分的完整方案。
1966年12月28日，罗布泊，氢弹原理试验。
于敏并未置身现场。此刻，他身处北京，紧握着电话线。
恰逢电话铃声响起，他正埋头于文件之中。他迅速拿起话筒，对方仅轻描淡写地报出几个数字。当量——已达标。物理结果——与预期相符。
挂断电话后，他重新坐回椅子上。
岁月流转，有人曾询问他当日的情绪，他坦言：“我性格内向，不轻易落泪，更未曾彻夜难眠，当晚便安睡。睡得异常安稳。”
然而，他亦曾提及另一种心境——每当核试验之际，“心仿佛悬到了嗓子眼”。曾有一次，当量数据揭晓，而物理结果需待次日揭晓，那一夜他辗转反侧，难以入眠，“心慌意乱、心跳加速、紧张不安，难以言喻的苦楚，我躺在床榻上不敢有丝毫动静，也不愿打扰他人，唯有强自忍耐”。
那种情绪，仿佛难以用言语确切描述，它并非单纯的欣慰，亦非单纯的喜悦……它是一种难以言表的情感。在那之前，心中的忧虑和紧张几乎达到了顶点，而一旦得知成功，便感觉浑身每个细胞、每一条脉络都洋溢着难以言喻的舒爽……
说到这里他笑了。
然而，采访者的目光捕捉到了他眼眶中闪烁的泪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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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7年6月17日，我国成功实现了第一颗氢弹的空中投放爆炸。
从原子弹迈向氢弹，美国耗时七年零三个月，苏联四年零三个月，法国则历时八年零六个月——而我国仅用了两年零八个月，成为世界上发展速度最快的国家。
爆炸威力高达三百三十万吨当量。
“请各位不要这样称呼我，这让我感到非常不安。核武器是成千上万人的共同事业，至于我，不过是其中的一分子，发挥了一定的作用而已。”
这并非谦辞，他确实是如此深信不疑。
故事还没有结束。
回溯至1986年，邓稼先因直肠癌被送入了301医院接受治疗。于敏特地前去看望他，两位昔日的合作伙伴并未谈及病情，而是探讨了我国核武器未来的发展之路。
躺在病床上的邓稼先瘦得几乎脱了形。由于肛门和臀部疼痛难忍，他无法平躺，只能艰难地“坐”在一段汽车轮胎的内胎上。于敏则坐在床边，手中紧握一本笔记本，上面密密麻麻地记录着数字和推算过程。
他们共同判断，随着美苏两国核试验次数接近千次，技术水平已趋近极限，这必将迟早限制其他国家的核试验活动。因此，中国必须抢在美苏两国签署禁试条约之前，加快核试验的步伐。
邓稼先坐不住了。
邓稼先示意于敏递过笔记本。他准备着手撰写建议书。于敏迅速铺好纸张，并将笔稳妥地交到他手中。邓稼先的手微微颤抖，笔尖在纸面上划过，留下了一个墨点。他轻轻抹去那点瑕疵，然后开始书写。
那是在三月十四日，他刚刚完成了化疗。汗珠从他的额头上滴落，字迹显得有些杂乱无章，但他只轻声说了一句：“这是我第一次接受化疗，完成之后，感觉颇为不适。”
然后继续写。
他对妻子许鹿希坚定地说：“这份建议书的重要性，胜过我们两人的生命。”
于敏坐在一旁，一字一句地为他校对。邓稼先书写一页，他就校对一页。有时，他们还会暂时停下笔来，低声讨论几句，邓稼先修改几个字后，便继续投入到写作中。
病房内一片宁静。走廊间，护士的脚步声偶尔响起。窗外，北京的天色灰暗，几只鸽子掠过天际，鸽哨声呜咽作响。
四月二日，建议书正式定稿，以邓稼先和于敏的名义呈递至中央。
历经一百一十八个日夜，邓稼先与世长辞，享年六十二岁。
他临终前留下的最后话语是：“切莫让他人将我们抛得太远。”
于敏留了下来。
一个人扛了十年。
“此番上书建议，其重要性可与原子弹和氢弹技术的突破相媲美。”
于敏孤身一人，静坐在办公室内，眼前铺展着邓稼先昔日在上海机房所留下的那些褪色的草稿纸。纸张边缘泛黄，质地脆弱，轻轻触碰便有碎片落下。他逐张翻阅，看过之后细心叠放，随后将它们小心翼翼地装入一只牛皮纸信封。
信封上仅书“稼先”二字。
于敏曾言：“一个人的名字，终将归于尘土，然而若能将微不足道的力量融入祖国的繁荣昌盛之中，便足以自我慰藉。”
此外，他还感叹，此生最感愧疚的便是妻子。“我最对不起的，便是我的妻子。她时常触物思人，用五十五年的岁月悉心照料我，而我却未能对她有所回报。”
孙玉芹，妻子的名字，对丈夫的日常行踪一无所知。他常年在外忙碌，即便偶尔回家，也从不提及工作的事宜。她深知丈夫的忙碌，忙碌到无暇顾及家庭，家中的琐事全凭她一己之力支撑。
于辛，儿子幼时对父亲的印象仅剩一个字——忙。而女儿于元，好不容易捕捉到了关于父亲的一个“声音”。那是一个偶然的瞬间，她跑进父亲的房间，恰好听到他在与人谈论希腊字母ρ（ρ的发音近似于“肉”），于是她兴奋地跑出来告诉母亲：“今天有肉吃了！”
于敏步出房门，目睹女儿脸上洋溢着喜悦，不禁微微一愣。随即，他蹲下身，将女儿紧紧抱在怀中，轻声解释道：“没有肉，爸爸在说的是一个数字。”
女儿未能领会父亲的言外之意。她心中所想，不过是父亲又消瘦了许多。相较上次，她抱起父亲时，感觉他轻了许多。
二〇一九年一月十六日，于敏与世长辞，享年九十三岁。
他离去的那个清晨，北京飘起了雪花。雪不大，落在窗台上，转瞬即逝。病房内一片寂静，心电监护仪的滴答声此起彼伏。他的女儿于元静静地守在床边，紧握着他的手。
他终于开口，仅留下一句话。
声音轻柔，几乎难以捕捉。
于元靠近，只听见他低语：“今是何日？”
于元说：“一月十六。”
他默默点头，此后再无言语。
数分钟过后，心电监护仪上的曲线变得平直如线。
他并未留下任何遗物。办公室中的纸带与草稿纸，早已妥善存档。抽屉深处，有一把使用频繁的计算尺，刻度磨损殆尽。此外，还有一盒未开封的苏打饼干，早已过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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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资料：
在本文的撰写过程中，我们参考了以下公开发表的资料：
《于敏传》——收录在中国科学家传记系列丛书中
《邓稼先传》——由许鹿希等人编纂
《中国氢弹之父于敏》——郑绍唐、曾文彪合著
《核物理学家于敏院士百年诞辰纪念文集》
《两弹一星功勋科学家传记》系列作品
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的历史档案
《当代中国的核工业》——由当代中国出版社出版
《从原子弹到氢弹：中国核武器研制历程》——国防工业出版社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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