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那时候的上海租房市场，放今天看简直离谱到让人笑不出来。

20世纪初的魔都，英法租界那是真·寸土寸金，比现在陆家嘴、静安寺还夸张。英租界尤其顶格——公共租界核心区，南京路、外滩、北京路一带，空房基本是零，谁家退租瞬间就被抢走。

小说家包天笑在《钏影楼回忆录》里吐槽过，1906年他刚从苏州到上海，揣着《时报》编辑的薪水（月薪80块银元，不算低了），从派克路、白克路（今南京西路、凤阳路）开始地毯式找房，连找几天，一间空房都没有。 最后退到法租界边缘的爱文义路胜业里（今北京西路成都南路一带），跟二房东老太太磨了半天，租到一间厢房，月租7个银元。

啥概念？当时上海面粉厂工人月薪才7到10块，包天笑一个月房租等于一个工人整月收入，可他好歹是中产文人，咬咬牙付得起。

到了1930年代，“一·二八”淞沪抗战一打，闸北、虹口难民往租界涌，法租界也一夜变天。亭子间——石库门里最憋屈那间，之前月租7到8块，这会儿直接蹦到20块银元，而且招租条浆糊没干，房子就没了。 二房东成了魔都一景，转手“顶费”比房租还狠。

说到顶费，就得提鲁迅。

1927年他从广州搬来上海，先住景云里，邻居打麻将通宵，他神经衰弱受不了，1930年4月8日日记写：“上午广平来。下午看定住居，顶费五百，先付以二百。” 这套是北四川路拉摩斯公寓（今四川北路2093号北川公寓）三层，英国人建的，住户多半洋人，鲁迅家是唯一中国户。顶费500银元是给前任房客的“转手费”，月租另算40块，加起来一年近千元。

鲁迅当时月入三百多大洋，算高收入了，可500块顶费也得分期——先付200，隔俩月再补300。他在信里骂过：“上海的房租很贵，空气很坏，但此外也无可住之处。” 这房子他也就住了1930到1933三年，日军“一·二八”子弹都打穿了书桌旁墙壁，赶紧挪去大陆新村。

同样是大洋，搁北京就是另一番天地。

1919年，鲁迅跟周作人合资买西直门内八道湾11号，三进四合院，近30间房，正房厢房耳房带小花园跨院，原价3500银元，加中介费175、契税180，杂七杂八3600多。钱不够，哥俩卖了绍兴祖宅凑1000，又去银行贷500短期款（3个月，利息13%），才拿下。 1923年跟周作人闹掰，1924年他自己掏800银元买阜成门内西三条21号一进小四合院（今鲁迅博物馆），连修带改又贴了200多，总共不过千把块。

按当时米价算，八道湾那套约7万斤米，折今天14万上下；西三条更小，两三个月薪水的事。 一套三进大宅门相当于鲁迅一年工资，放今天北二环近30间房的那个体量，没个几千万下不来。

所以你看，民国文人的“居住自由”全看城市。

在上海，中产编辑房租吃掉工人一月薪，大作家租房得给二房东交500大洋顶费分期付；在北京，攒一年工资能买三进四合院，800块就能安个家。魔都的租界地价被洋行、买办、难民潮一层层炒上去，英租界插不进脚，法租界一打仗就疯涨；北京没这块挤压，胡同里的院子再大也是“死资产”，银元一砸就到手。

现在人老羡慕民国上海“摩登”，可真把你扔回1930年北四川路，月工资拿的是法币、想租亭子间得先塞二房东20块银元顶费、隔壁就是拿砖头砸脑袋的叫街乞丐。那摩登，是大小姐霞飞路喝咖啡的摩登，不是黄包车夫追铜元的摩登。

鲁迅当年宁可北京买两套房、上海只敢租不敢买，账本早就替所有人算明白了，有些地方的地皮，从来就不是给普通人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