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电力人均六十万，那是只算在编的，劳务工连人头都不算。”
这句话炸裂吗？炸裂。但它不是孤例，是垄断企业降本增效的“标准操作”——
省的是劳务的钱，保的是在编的薪。
先看逻辑。企业要降成本，但不能动管理层的奶酪，怎么办？把现场劳务全部外包。外包之后，劳务工不占编制、不进统计、不享福利。于是出现一个魔幻现实：报表上人均工资六十万，现场干活的连六万都拿不到。
这不是统计口径问题，这是身份定价问题。
打个比方。这就像一艘船，在编的是乘客，外包的是划桨的。船速不够，不怪乘客太重，怪划桨的没使劲。于是把划桨的全换成临时工，乘客的舱位和餐标一点不能降。
降本，降的是别人的本；增效，增的是自己的效。
更深的剖析在于：
编制，成了一种新型资产。
它在报表上体现为高人均薪酬，在现实中体现为身份壁垒。劳务工干着最累的活，拿着最薄的薪，连“被平均”的资格都没有。这不是市场行为，这是身份套利。
真实案例不用远找。某电力系统，正式工月薪两万起步，外包劳务工四千，干的是同样的巡线、检修。正式工负责“管理”，劳务工负责“执行”。出了事，劳务工背；发了钱，正式工分。
同工同酬喊了这么多年，在同一条电缆上，依然是两个世界。
那怎么办？三条路。第一，统计口径必须透明，在编和外包一起算人均，别让数字游戏掩盖真相。第二，外包不能变成甩包袱，同工同酬要有硬约束。第三，打工人自己得清醒：
要么进编制，要么让自己不可替代，别在“被统计遗忘”的岗位上耗尽青春。
最后说句实在的。我们不是反对高薪，是反对不公。不是仇视编制，是仇视编制成了逃避责任的挡箭牌。
当劳务工连“人头”都不算的时候，企业的良心，也就只剩报表上的那个零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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