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是全国亿万人心中的银幕美神“阿诗玛”。
但在1974年5月,粤北矿山那个雷雨交加的深夜里,她只是一个手里死死攥着生锈菜刀的重度精神分裂患者。
为了保住腹中的双胞胎不受大剂量精神类药物的致畸毒害,她生生硬扛了九个月的断药折磨。指甲抠断在木床板里,嘴唇咬得血肉模糊。
两个男婴终于在简陋的矿区医院平安降生。
唐凤楼以为熬过了最暗的夜,却不知道产后体内激素的断崖式暴跌,成了摧毁妻子脑神经的最后致命一击。
狂风卷着冰冷的雨水,犹如鞭子般狠狠抽打在红砖平房的铁皮屋顶上。
洗完尿布回来的唐凤楼,听见手里铝盆掉落的“哐啷”脆响。
门被从里面死死反锁了。
老旧的木门框在肩膀的疯狂撞击下发出不堪重负的嘎吱声,但内部的死锁卡得极紧。
“咔嚓——”
一道巨大的闪电撕裂夜空,惨白的强光顺着门框上方的玻璃气窗打入屋内。
借着这瞬间的光亮,唐凤楼透过气窗,看到了令他通体冰凉的一幕。
逼仄的婴儿床前,穿着病号服的妻子直挺挺地站着。
她双眼布满猩红的血丝,瞳孔已经完全失去了人类的焦距。
她的右手高高举起。
锋利的铁菜刀上倒映着窗外的电光,刀尖正悬在两个熟睡新生儿的胸口上方。
两步的距离。
一扇撞不开的木门。
眼看那把沉重的菜刀裹挟着破空声猛然劈落,门外手无寸铁的唐凤楼,迎头撞向了这场即将血洗满门的灭顶之灾……
01
1972年冬,广东韶关凡口铅锌矿。
长达八百米的斜井深处,风镐凿击岩层的巨响裹挟着浓烈的刺鼻硫磺味,终日不断。
唐凤楼穿着沾满灰白泥浆的帆布劳保服,将最后一车两吨重的铅锌矿石推出井口。矿车钢轮与铁轨摩擦,迸射出几点暗红的火星。冷风夹杂着冰雨扑面砸来,迅速将他工作服上的泥浆冻成硬壳。
作为上海外语学院的毕业生,唐凤楼在凡口矿区接受再教育已经数年。这个二十九岁的上海男人,每天面对的是轰鸣的洗矿机、漫天的粉尘和随时可能发生塌方的幽暗矿井。
晚上八点,单身职工宿舍。
十几平米的红砖平房内,墙皮大面积脱落,散发着阴冷发霉的水泥气味。
唐凤楼用冻得皲裂的双手划了一根火柴,点燃桌上的煤油灯。昏黄跳跃的火苗下,是一本翻得卷边的厚重外文大词典,以及一叠用来练字的废旧报纸。
铁皮门突然被大力推开。
冷风卷着浓重的铁锈味灌入屋内,吹得煤油灯忽明忽暗。陈泽涛夹着一个破旧的帆布包大步跨进门槛,带着一身从湖南绿皮火车上带下来的煤烟味。
唐凤楼放下手里的钢笔,将刚倒好的一搪瓷缸热水推到桌角。
陈泽涛没有去接水杯,双手死死攥着帆布包的带子,声音被冻得发涩:“我从湖南探亲回来了。在郴州,打听到一件事。”
唐凤楼将词典合上,发出沉闷的撞击声。
“杨丽坤在郴州。”陈泽涛拉开椅子,一字一顿,“就关在郴州精神病院。”
屋内的空气仿佛瞬间凝固,只有煤油灯的灯芯爆出轻微的噼啪声。
杨丽坤,那个十年前在电影《五朵金花》和《阿诗玛》中轰动全国的女人,那个曾经代表着东方最极致美好的银幕形象。
“那边现在是什么情况?”唐凤楼的声音没有任何起伏,只是将桌上的废报纸向旁边推开了半寸。
“重度精神分裂,当地居委会和医院把人锁在病房里。”陈泽涛猛地抓起搪瓷缸,大口灌下滚烫的热水,“长期强制注射大剂量控制药物,人已经彻底变形了。每天在病房里惨叫,吃喝拉撒都在那张木板床上。没有家属敢去认领,也没有人敢去探望。”
唐凤楼站起身,走到漏风的窗前。窗外,洗矿场的探照灯惨白刺眼,将远处成堆的矿渣照得像一座座巨大的坟冢。
“现在是1972年,户籍全部冻结,外省调动比登天还难。”陈泽涛把搪瓷缸重重砸在桌面上,水花四溅,“她身上的历史问题没查清,谁沾上就是一个死。更何况是一个重度精神病患者,是个随时会发疯咬人的废人。”
唐凤楼转过身,从木板床下的樟木箱子里,抽出了一沓崭新的信纸。
他坐回桌前,拧开英雄牌钢笔的笔帽,将信纸在凹凸不平的桌面上铺平。
“你要干什么?”陈泽涛一把按住信纸的边缘,指骨用力到泛白。
“写信。”唐凤楼的笔尖抵在纸面上,墨水在纸纤维中微微洇开。
“写往哪里?”
“湖南,郴州精神病院。”唐凤楼手腕发力,稳稳地写下第一行字。
陈泽涛一把揪住唐凤楼的劳保服衣领,将他连人带椅子扯得歪斜:“郴州那边每天都有专人审查她的所有信件!你一个上海调到广东的下放人员,去给一个定性不明的精神病人写信,你的档案还要不要?你这辈子还想不想回上海?”
唐凤楼没有挣扎,他任由陈泽涛揪着衣领,只是用右手死死压住那张信纸,防止它被扯裂。
“松手。”唐凤楼盯着陈泽涛沾着煤灰的手指,语气低沉,带着不容置疑的生硬。
陈泽涛的手指一寸寸松开,颓然坐回椅子上,看着唐凤楼将衣领重新整理平整。
逼仄的房间内再次只剩下笔尖摩擦纸张的沙沙声。
煤油灯的黑烟熏烤着糊窗户的旧报纸,留下暗黄的焦痕。
唐凤楼的背脊挺得笔直。在这座被粉尘和噪音淹没的粤北矿山里,在这间阴冷潮湿的红砖房内,他用工整端庄的钢笔字,写下了一封极其平常的问候信。
信里没有任何激昂的口号,也没有半分居高临下的怜悯。
只是平缓地讲述凡口矿区每天下井采矿的日常,讲述广东连绵不断的冬雨,讲述一本外文字典里的几个生词。就像在给一个久未谋面的老友,或者一个拥有正常尊严的普通人,汇报着枯燥却真实的每日生活。
写完最后一行,唐凤楼将信纸仔细折叠三次,装入牛皮纸信封,用浆糊封死。
信封正面,他一笔一划写下:湖南省郴州精神病院,杨丽坤收。
窗外,夜班工人的换班哨声凄厉地响起,划破了凡口铅锌矿压抑的夜空。
02
一年的时间,在广东韶关矿区与湖南郴州之间,化作了三十多封信件。
那些从郴州精神病院寄出的信纸上,字迹歪歪扭扭,墨水时常因为写字者手部无法控制的震颤而划破纸背。唐凤楼将这些被汗水浸透的信纸抚平,整齐地压在床底的樟木箱内。
1973年春,唐凤楼耗尽了整年的探亲假,登上了开往湖南的绿皮火车。
郴州精神病院位于一片荒凉的山坡上。唐凤楼推开生锈的铁栅栏门,一股浓烈的来苏水混杂着排泄物发酵的恶臭,犹如实质般撞在脸上。
病区走廊的墙壁被水汽浸得发黑,剥落的石灰掉在潮湿的水泥地上。
护工掏出一大串黄铜钥匙,砸开走廊尽头的重金属门。
“每天必须足量注射氯丙嗪。”护工指着昏暗病房里的人影,声音冷漠,“一旦停药发病,她能把铁床腿掰弯。你非要带走,出了人命医院不负责。”
“我带她回上海。”唐凤楼跨进充满霉味的病区。
“你是下放人员,去领一个政治定性不清的精神病人,”护工在背后冷冷摔上一句,“档案一旦盖章,你这辈子都翻不了身。”
唐凤楼没有回头,他停在了病床前。
长期的封闭关押与大剂量第一代重效抗精神病药物,彻底摧毁了这个女人的身体机能。她的体重因内分泌失调飙升至一百四十多斤,原本修长的身形变得臃肿不堪。脸颊浮肿,面色呈现出一种死气沉沉的青灰。
杨丽坤听见金属门响,像受惊的野兽般猛地缩进墙角,双手死死抱住膝盖。因为药物带来的锥体外系副反应,她的头部和四肢正在不受控制地剧烈震颤。粘稠的涎水顺着她毫无血色的嘴角淌下,滴在散发着酸臭味的被面上。
她死死盯着唐凤楼,眼神中全是戒备。
这里没有银幕上的阿诗玛,只有一具被药物和折磨碾碎的残破躯壳。
唐凤楼慢慢半蹲下身。他从中山装的口袋里掏出一块洗得发白的棉布手帕,递向杨丽坤。
杨丽坤剧烈颤抖的手指试探着伸出,又猛地缩回,反反复复数次,最终一把夺过手帕,死死攥在掌心。
“唐凤楼。”他报出自己的名字,声音低沉,压过了走廊里其他病人的嘶吼。
杨丽坤僵硬地抬起头,浮肿的脸上没有任何表情,只有手指将那方手帕越攥越紧。
1973年5月,上海市长宁区的一间逼仄老屋内。
唐凤楼不顾凡口矿区领导的严厉警告,顶着巨大的政治风险,将杨丽坤接到了上海。
十几平米的老公房里,墙上贴着一张略微泛黄的伟人画像。一张拼凑的方桌,两把条凳,便是全部的婚房布置。没有鞭炮,没有酒席,只有居委会的人站在弄堂口,用警惕的目光反复扫视着这个带回来的“疯女人”。
杨丽坤坐在床沿上,身上穿着唐凤楼用布票新换来的列宁装。即使到了陌生的环境,她的双手依然因为药物副作用而持续打颤,眼神死死盯着窗外随风晃动的树影。
唐凤楼将门从内反锁,隔绝了弄堂里的窥探。他端着一盆温水走到床前,将毛巾拧干,递到杨丽坤手里。
新婚的夜晚,半夜十二点,窗外突然传来野猫打架的凄厉惨叫。
杨丽坤猛地从床上弹起,双手死死扯住自己的头发,喉咙里发出不似人声的嘶鸣。她疯狂地撞击墙壁,口中语无伦次地重复着关于批斗和审讯的词汇,被害妄想症和严重的幻听在深夜骤然爆发。
唐凤楼冲上前死死抱住狂躁的妻子,任由她的指甲在自己胳膊上抓出条条血痕。他将杨丽坤按在床上,用尽全身力气压制住她的挣扎,直到她精疲力尽地瘫软下去。
时间推移至1973年秋。
上海老弄堂的雨水夹杂着冷风,顺着破窗户灌进屋内。
唐凤楼将一张盖着上海市医院红章的化验单拍在破旧的方桌上。
单子上写着:确认妊娠。
方桌的另一端,放着三个空掉的氯丙嗪药瓶。继续服用大剂量抗精神病药物,胎儿必定严重致畸。
而床角,杨丽坤正因为幻听发作,用指甲死死抠挖着墙皮,石灰屑混着手指的鲜血,在阴冷的房间里簌簌掉落。
03
1973年秋,广东韶关凡口矿区职工医院。
生锈的铁皮办公桌上,放着一张写满黑色钢笔字的妊娠化验单,以及三瓶还没有拆封的氯丙嗪。
唐凤楼的户籍与工作编制死死绑在凡口矿区,婚后只能带着杨丽坤返回这座粉尘漫天的粤北矿山。
“氯丙嗪是第一代重效神经阻滞剂。以她现在的服用剂量,胎儿神经管畸形、心脏残缺的概率极高。”矿区老军医把一张盖着红章的空白证明推到唐凤楼面前,指节敲击着桌面,“引产指标我批了。不签字,生下来就是怪胎;停了药,大人马上就会彻底疯掉。你自己选。”
唐凤楼盯着那张引产证明,伸手去摸上衣口袋里的钢笔。
旁边的长椅上,一直低着头浑身发抖的杨丽坤突然暴起。她猛地扑向铁皮桌,一把抓起那三瓶氯丙嗪,狠狠砸进墙角的铁皮垃圾桶里。
玻璃瓶碎裂的脆响在诊室里回荡。
杨丽坤转过身,因为极度的恐惧和幻听,她的牙齿将下嘴唇咬出了血。她死死护住自己尚未隆起的小腹,身体贴着冰冷的水泥墙壁,一步一步向诊室外退去。
在这个连神智都被药物彻底摧毁的躯壳里,属于母亲的生物本能,做出了最决绝的选择。
唐凤楼将抽出一半的钢笔重新插回口袋。
“药停了。”唐凤楼拿起桌上的化验单,对折装进衣兜,“孩子生下来。”
停药后的戒断反应,化作了一场长达九个月的残酷刑罚。
失去了化学药物的强制压制,杨丽坤脑海中的多巴胺分泌彻底失控,严重的幻觉和被害妄想如海啸般将她淹没。
白天,唐凤楼在八百米的地下矿井里高强度劳作。夜晚,他穿着沾满矿渣的劳保服回到红砖平房,面对的是一个完全陷入癫狂的妻子。
为了对抗脑海里翻江倒海的疯狂幻音,杨丽坤将双手的手指死死抠进木床板的缝隙里。指甲断裂,鲜血顺着粗糙的木纹渗进床铺。为了不让自己发出惊动邻居的惨叫,她把破旧的棉被塞进嘴里,连同自己的嘴唇一起咬得血肉模糊。
1973年冬,矿区保卫科的干事在井口拦住了刚交班的唐凤楼。
“唐凤楼,你屋里的女人昨晚又把窗户砸了。矿长发了话,再这么搞破坏,严重影响生产秩序,直接把人送去劳改农场,出了人命概不负责!”干事将一份警告处分拍在唐凤楼沾满泥水的胸口。
唐凤楼抹了一把脸上的煤灰,将处分单塞进劳保服:“我今晚把窗户全钉死。这个月的出矿定额,我一个人再加五吨。”
干事冷哼一声,转身走进了风雪里。
整整九个月,唐凤楼靠着透支生命的高强度体力劳动,堵住了矿区所有的流言与强制措施。他每天夜里用干净的棉布把杨丽坤流血的双手包扎好,再一口一口将地瓜粥强行喂进她撕裂的嘴里。
1974年5月,两声虚弱的啼哭打破了韶关矿区医院产房的死寂。
一对双胞胎男婴顺利降生,四肢健全,没有任何畸形。
唐凤楼站在弥漫着浓烈血腥味和漂白粉气味的走廊里,靠着斑驳的墙壁,双腿一软,顺着墙根瘫坐在冰冷的水泥地上。
然而,生物学的客观规律没有任何慈悲。
产后体内雌激素和孕激素的断崖式暴跌,成了压垮杨丽坤受损脑神经的最后一根稻草。停药九个月积压的疯狂,在分娩后的几天内迎来了最具毁灭性的总爆发。
杨丽坤彻底丧失了最后的神智,她不再认识唐凤楼,不再认识任何人。
雷雨交加的深夜。
罕见的特大暴雨席卷了粤北山区,狂风卷着冰冷的雨水,犹如无数条鞭子狠狠抽打在红砖平房的铁皮屋顶上。惨白的闪电,不时将没有窗户的房间照得亮如白昼。
唐凤楼去走廊尽头的公共水房洗完沾满尿液的尿布。
他端着铝盆回到宿舍门前,伸手去推木门。
门纹丝不动,内部的插销已经被死死拉上。
唐凤楼手里的铝盆“哐啷”一声砸在水泥地上,污水溅湿了他的裤腿。他猛地将肩膀撞向木门,老旧的门框发出不堪重负的嘎吱声,但内部的死锁卡得极紧。
“咔嚓——”
一道巨大的闪电撕裂夜空,强光顺着门框上方的玻璃气窗打入屋内。
借着这瞬间的惨白光芒,唐凤楼透过气窗看到了屋内的景象。
婴儿床前,杨丽坤直挺挺地站立着。她身上穿着那件医院发下来的病号服,双眼布满猩红的血丝,瞳孔已经完全失去了人类的焦距。
她的右手,死死攥着一把平日里用来切肉的锋利铁菜刀。
刀刃上倒映着窗外惨白的电光,刀尖正高悬在两个熟睡婴儿的胸口上方。
04
木门老旧的合页在剧烈的撞击下发出刺耳的金属撕裂声。
唐凤楼没有丝毫停顿,借着助跑的冲力,肩膀死死抵住门板,进行第二次猛烈撞击。生锈的铁插销连同碎裂的木门框一起向内崩飞。
唐凤楼跌撞着冲进屋内。
同一瞬间,借着窗外第二道惨白的闪电,杨丽坤高举的右臂猛然劈落。生锈的切肉菜刀裹挟着破空声,直奔婴儿床上的襁褓。
两步的距离,根本来不及夺刀。
唐凤楼合身扑向木制婴儿床,将左臂硬生生横挡在刀刃下落的轨迹上。
“噗嗤——”
锋利的铁器切开帆布劳保服,毫无阻碍地切入皮肉,最终死死卡在尺骨上。殷红的鲜血瞬间呈喷射状涌出。
温热的血液飞溅在婴儿白色的纯棉襁褓上,溅落斑斑红梅,也溅射在杨丽坤青灰色的脸颊上。剧痛如同高压电流贯穿唐凤楼的全身,他没有抽回手臂,反而用鲜血淋漓的左手反向死死锁住刀背,右手犹如铁钳一般掐住杨丽坤的手腕。
“杨丽坤!”唐凤楼发出一声嘶哑的暴喝。
脸颊上温热的血液与强烈的血腥味,构成了最原始的物理刺激。
杨丽坤僵硬的躯体猛地抽搐了一下,视线从沾满鲜血的菜刀转移到唐凤楼深可见骨的伤口,再移动到啼哭的双胞胎婴儿身上。
“哐当。”
铁菜刀脱手,砸在水泥地上。
杨丽坤猛地将双手缩回胸前,身体顺着墙壁颓然滑落。她把头死死抵在冰冷的水泥地面上,十指抠住头皮,喉咙里爆发出压抑到极致的呜咽。
那是幻觉的潮水褪去后,重度精神病人面对自己险些劈杀亲生骨肉的残酷现实,所产生的极端应激反应。
三天后。
唐凤楼的左臂缠着厚厚的纱布,暗红色的血污渗透了棉布,桌上放着两张去湖南的火车票。
“送我走。”杨丽坤坐在床角,双手被自己用纳鞋底的粗麻绳死死捆住,“送我回郴州。”
唐凤楼看着那根深深勒进皮肉的麻绳,喉结剧烈滑动。回到那个充斥着排泄物气味和强制约束带的精神病院,意味着重新沦为药物控制的囚徒。但在无法自控的重度精神分裂面前,留下来,两个新生儿随时面临物理意义上的毁灭。
1974年初夏,生下双胞胎仅仅几十天的杨丽坤,主动要求重返郴州精神病院。
厚重的金属门在唐凤楼面前轰然关合,接下来的四年,化作了漫长而残酷的两地分居。
唐凤楼独自留在广东凡口铅锌矿,在轰鸣的洗矿机与粉尘漫天的工区里,他靠着每月四十几块钱的定级工资抚养两个嗷嗷待哺的男婴。清晨,他将煮烂的红薯粥一口口喂进孩子嘴里;夜晚,他在油灯下缝补磨破的衣服。
每隔几个月,他会把省吃俭用换来的奶粉、全国粮票和布匹,打包寄往湖南郴州。
而郴州精神病院的病房里,杨丽坤再次承受着大剂量氯丙嗪的摧残。形体越发臃肿,目光逐渐涣散。只有在收到广东寄来的包裹时,那双因为锥体外系反应而不断震颤的手,才会死死抱住那个印着韶关邮戳的纸盒子。
直到1978年,北京下达了平反冤假错案的指令。时代厚重的坚冰,开始在户籍、档案与政治定性之间发出断裂的巨响。
新华社与《人民日报》的几位记者在南方走访调查,循着零星的线索,他们推开了郴州精神病院那扇生锈的铁门。
记者们看着眼前这个体重飙升至一百六十多斤、面色青灰、眼神呆滞的重度精神病人,彻底失去了语言。这里没有歌舞片里的银幕美神,只有一具被十年动荡与精神疾病碾压得粉碎的躯壳。
1978年9月,一篇名为《阿诗玛,你在哪里?》的长篇调查通讯在内参及公开报刊重磅发表。
这篇剔除了虚假粉饰、直击残酷医疗与政治现实的报道,迅速震动全国。读者来信,如雪片般飞向报社与中央办事机构。在党中央高层与上海市领导的直接干预下,云南省委正式下达红头文件,彻底推翻强加在杨丽坤身上的一切不实之词。
档案里的黑材料被彻底销毁,一辆挂着上海市委牌照的黑色专车,直接开到了郴州精神病院的大门外。
1978年冬,上海火车站。
绿皮火车的汽笛喷吐出大股白色的蒸汽,唐凤楼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旧中山装,左右手分别牵着一个四岁的男童,站在人头攒动的月台上。
车门打开,杨丽坤被两名医护人员搀扶着走下台阶。她依然行动迟缓,依然身形臃肿。
但当她踩在上海站的水泥站台上,看到五步之外那个左小臂上留着一道狰狞刀疤的男人,看到那两个穿着干净罩衣的男孩时,她剧烈震颤的双手停住了。
唐凤楼牵着两个孩子走上前,稳稳地接过妻子手里的帆布包。
05
1982年冬,上海市长宁区。
弄堂外的街道上,开始出现穿着的确良衬衫和喇叭裤的返城青年。收音机里断断续续播放着港台流行歌曲,整个城市正被一股巨大的经济复苏浪潮推着向前滚动。
而在十几平米的逼仄老公房内,时间仿佛彻底停滞。
唐凤楼坐在拼凑的方桌前,面前堆着半尺厚的德国重型采矿设备原版说明书。他靠着上海外语学院的底子,承接了上海重型机器厂的外包翻译工作。连续熬了两个月,用掉三瓶英雄牌黑墨水,换来了一百五十块钱的翻译稿费。
这是他来到上海后赚到的第一笔大额巨款。
唐凤楼攥着这沓带着油墨味的大团结,换上了那件洗得发白的旧中山装,走进了南京路的华侨商店。他没有买收音机,也没有买缝纫机,他将所有的稿费拍在玻璃柜台上,买下了一件橱窗里挂着的英国进口黑呢大衣。
夜里,弄堂的白炽灯忽明忽暗。
唐凤楼将那件散发着淡淡羊毛脂气味的黑呢大衣,抖开披在杨丽坤臃肿的肩膀上。
杨丽坤浑身僵硬。因为长期大量服用精神类药物,她的神经反应极其迟缓,双手依然带有无法克制的轻微震颤。她低着头,布满青紫血管的手指一寸一寸地抚摸着柔软的呢子布料。
她没有去照镜子,也没有说任何话,只是突然将大衣脱下来,死死抱在胸前,把脸深深地埋进黑色的羊毛里,喉咙里发出类似于动物护食般的呜咽声。
这是时代砸碎她的一切之后,她拥有的唯一一件体面的物品。
时间推移至1993年。
黄浦江对岸的浦东新区机器轰鸣,一栋栋商业大厦拔地而起。唐凤楼凭借极高的外语素养与多年积累的商业信誉,正式下海经商,成立了自己的外贸代理公司。
一辆崭新的黑色桑塔纳轿车停在长宁区破败的弄堂口,引来周围邻居的围观。
合伙人老赵夹着一个真皮公文包,将一份千万级别的机床进口合同拍在桑塔纳的车顶上。
“老唐,外高桥的保税仓库已经批下来了。这单做完,利润足够你在古北买一套带花园的独栋洋房。”老赵递过一根红塔山香烟,指着那栋连抽水马桶都没有的破筒子楼,“嫂子那病,你总不能让她在这个发霉的破屋子里住一辈子。”
唐凤楼将合同装进自己的帆布包里,抬手挡开了那根香烟。
“房子不能换,屋里的旧家具一样也不能动。”唐凤楼拉开桑塔纳的车门,看着弄堂里那些长满青苔的砖墙。
“你赚这么多钱不花,图什么?”老赵猛吸了一口烟,满脸不解。
“图她能睡个整觉。”唐凤楼的声音没有任何起伏,“只要看到新房子,看到值钱的新家具,她就会立刻联想到六十年代的抄家和批斗,她的脑神经受不住任何环境改变的刺激。去外高桥,下午把报关单签了。”
在瞬息万变的九十年代,唐凤楼将自己的商业帝国不断向外扩张,却将自己的家庭生活死死封印在这十几平米的破旧老屋里。他赚来的财富化作了流水般的进口特效药、安静的护工和最隐秘的保护网,绝不在杨丽坤的视线内激起一丝波澜。
1996年冬,弄堂突发大火。
邻居违规使用的煤炉引燃了堆积的废纸板,火势顺着二楼的木质走廊迅速蔓延。
唐凤楼正在外贸局开会,接到居委会的电话后,扔下满桌的谈判代表,一路超车狂飙赶回长宁区。
巷子里浓烟滚滚,消防水带在满是泥泞的青石板上拖拽出长长的水痕,高压水枪的冲击声与烧裂的木头爆响声混杂在一起。
唐凤楼推开阻拦的消防员,顶着呛人的黑烟冲上二楼,踹开了自家焦黑的房门。
屋内的天花板上,石灰正大块大块地砸落,火舌已经舔舐到了老旧的木窗框。
杨丽坤没有往外逃,她蜷缩在实木床铺的最底端。她的头发被高温燎焦了一大片,脸颊被浓烟熏得漆黑。
但她的双臂,像铁铸一般死死护着一个用塑料布层层包裹的包裹。那是那件黑呢大衣,她宁愿被浓烟呛死,也绝不松开这件属于她的珍宝。
唐凤楼冲过去,一把拽出床底下的杨丽坤。
“火!烧了!全烧了!”杨丽坤的喉咙里爆发出凄厉的尖叫,双手因为极度用力,指甲深深掐进了手心的肉里,渗出殷红的鲜血。
唐凤楼脱下西装外套,在脸盆的残水中浸透,一把蒙住杨丽坤的头脸。他扛起这个体重远超常人的妻子,踩着满地燃烧的碎木板,一脚深一脚浅地冲出了火场。
2000年夏,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
病房里充斥着高浓度的来苏水味与冰冷的空调冷气,心电监护仪发出单调而机械的电子滴答声。
长达三十年的大剂量精神类药物注射,犹如一场漫长的慢性毒杀。第一代神经阻滞剂对肝脏和肾脏的不可逆毒害,终于迎来了最后的总爆发。
杨丽坤躺在白色的病床上,形体已经极度枯槁,多器官衰竭让她陷入了深度的昏迷。粗大的输液管连接着她青筋暴起的手背,各种维持生命的仪器在病床四周闪烁着红绿相间的指示灯。
唐凤楼坐在床头的塑料椅上,他拿着一条温热的湿毛巾,一点点擦拭着她干瘪凹陷的脸颊。
监护仪上的波浪线逐渐拉宽、变缓。
最终,绿色的线条化为一条刺眼的直线。
长音报警声瞬间响彻整间病房,几名医生推着除颤仪冲进屋内,将唐凤楼挤到了墙角。
唐凤楼靠在冰冷的瓷砖墙壁上。他手里的湿毛巾停止了动作,几滴浑浊的水珠顺着毛巾边缘滴落在水磨石地板上。
终年58岁。走的人,是杨丽坤。
2000年秋,上海市龙华殡仪馆。
后厅内,火化炉的轰鸣声刚刚停歇,排风扇呼啸着抽走空气中焦糊的气味。
工作人员推着一辆防锈钢推车走出来,台面上放着一堆灰白色的骨灰。
“唐总,按照流程,骨灰盒选哪个档次?”工作人员翻开黑色的登记册,手里的圆珠笔悬在半空。
“拿两个最普通的青石盒。”唐凤楼从口袋里掏出一方干净的旧棉布手帕,平铺在钢台上。
“分装?”工作人员愣了一下,抬头看着这个神情木然的企业家。
“一半留在这,跟我回长宁。”唐凤楼拿起台面上的医用镊子,将一块未燃尽的白骨稳稳地夹入第一个石盒。他盯着那块骨殖,声音低沉而生硬,“剩下一半,买明早飞昆明的机票,送回云南。”
工作人员在登记册上重重盖下蓝色的印章。
2000年冬,上海长宁区的老屋。
火灾的痕迹早已被粉刷掩盖,但屋内的所有陈设,依然维持着七十年代初的模样。那张拼凑的方桌,那两把掉漆的条凳,死死锚定着一段残酷的岁月。
唐凤楼独自坐在桌前,窗外的寒风吹得玻璃窗嗡嗡作响。
桌面上,放着那个跟随他从广东韶关凡口矿区一路带到上海的樟木箱子,箱盖敞开着。
箱子正中央,整整齐齐地叠放着那件黑呢大衣。大衣周围,塞满了白色的樟脑丸,散发着刺鼻而辛辣的防虫气味。布料干干净净,没有沾染一丝灰尘。
唐凤楼枯坐着,夕阳的余晖顺着老旧的玻璃窗爬进来,惨淡的光斑打在黑色的呢子布料上。
他伸出布满老年斑的右手,按住厚重的樟木箱盖,一点点向下压去。
金属锁扣发出“吧嗒”一声脆响,隔绝了最后的光线。
他这辈子,从未见过她风华正茂的模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