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南党组织和上海党组织联系的经过
杨进
1935年冬,浙南革命青年吴毓、陈铁军、何畏(即黄先河)等先后从上海回到浙江平阳,和在当地一直独立坚持斗争的老党员叶廷鹏会合,建立起浙南红军游击队。开始时只有10多个同志和少量武器,进行秘密活动。
1936年4月,我从南京放弃了公开职业,回平阳和他们一起参加斗争。5月，叶廷鹣、吴毓等宣布成立“中共浙南临时革命委员会”的领导机构,我被吸收参加该组织，任宣传委员。这个组织后来自称为党的“浙南特委”,领导已建立的瑞安、平阳等地党的县委及区委的一些基层党组织。
“浙南临委”为了取得党的领导,设法通过有关同志,与上海的地下党取得联系。同年初夏,王书圣(即林平)从上海来信告知:找组织问题已有头绪，即去人洽谈。经研究,决定派我到上海，与上海党组织接关系,并给我两个任务:一是向上海党组织汇报浙南斗争的经过和目前情况,包括已建立的组织和武装力量.“临委”的成员和武装组织负责人的名单,已建立地方组织的负责人的名单等。二是顺便到南京,找伪军政部学兵队内秘密组织的陈阜联系,要一批军事干部来浙南参加斗争，
我接受任务后,于7月初到上海,找到王书圣(当时他在国立上海医学院解剖室任职员)。王即说:“长久没有党组织的人来了,我已经初步汇报了你们的情况,你再写一份书面的报告。”我就在他的宿舍里写好一份关于我们的组织状况、武装活动、干部状况等书面报告交他转给上海党组织。
在上海等候期间,我即去执行第二个任务。我到了南京伪军政部学兵队(该队是训练化学兵种的军事学校,里面有一批左翼青年,并有秘密读书会等组织)找到陈阜,向地谈了平阳的情况。第三天和陈阜见面时,他告诉我:已决定8个人
去浙南,由他们分别“开小差”到上海会合。我给了他们到护的联络地点后,即去上海，
返沪后去见王书圣,他给我看了张从温州寄来的7月的1份《浙瓯日报》,上面登载有:“在平阳破获共匪重要机关,捕获风林小学校长郑志杈等一批要犯,匪首吴毓潜逃”的消息,我不免有些吃惊。王书圣一面安定我的情绪，一面告知,上海党组织见到报上这条消息,就很快决定约我第三天在他的工作室里碰头。
来和我见面的是当时中央特科成员潘子康。就这样,“浙南临委”和上海党组织接上了关系。从7月上旬到9月上旬,我三次往返于渐南、上海之间,获得了《十二月决议》、《八一宣言》《红军将领给蒋总司令及国民革命军西北各将领书》等文件,由王书圣帮我密写后,带回浙南。这时,从南京学兵队“开小差”出来的8个同志也到了上海。根据潘子康的意见:组织刚遭破坏，一下那么多外地干部到浙南,难以承受，8个人中的王太然等4人直接由我带回浙南,参加当地斗争;另外4人留下,由组织保送陕北,进“红大”学习。去学习的4人是:董启强、黄文、陈坚和张登义(后来两同志先后在陕北牺牲)。王太然、董启文(1948年在锦州战报中牺牲)、傅任波、张焰昌等1人,于1936年8月,由我带回浙南,在瑞安县五云山和吴毓等会合。
我和潘志康第一次见面时,他曾说过:“坚持在闽浙边区由刘英、粟裕率锁的红军部队已和党中央失去联系,你们设法找到他们，把中央文件带给他们,并要他们派干部来上海联系。”这是上海党交给我的一项任务，
我第1次带文件回平阳,在瑞安、平阳交界山区龙潭背找到叶廷鹏、吴毓。在汇报情况后,才知道我在上海找组织期间,适逢粟裕带领一部红军经过平阳北港山区。何畏即主动去寻红军部队,并随粟裕到闽浙边临时省委找刘英。不久,我看到何畏给吴毓的来信中说:杨进如回来,立即给我消息。以后,叶廷鹏、吴毓就安排我把中央文件送到临时省委去。但我到了平阳南港一一南守地区红军交通站,知道红军已转移,联系不上,即把文件由交通站转送过去，我即折回。
1936年9月，我第三次去上海和潘于康见面,潘代表组织向我宣布:你们和上海党现在算是正式建立组织关系，关于工作和斗争怎么搞?陕北中央苏维埃驻沪代表(后来知道是冯雪峰)给你们一封信,会详细谈及的,关于你们的组织问题,有待于请示中央后才能解决，目前我们派不出干部去领导，你们可选派干部来沪,转送中央学习后回去工作,并指定我担任浙南和上海党组织之间的交通联系。
第3接头后,我从上海国浙南路过瑞安,遇到何畏,他说刚从刘英那边回来,并说刘接到中央文件很重视,作了传达布置,还密写了一份报告给他转送上海。我当即告诉他:上海党组织已决定抽调吴毓、林心平去上海学习。关毓去后，你需要留下主持工作,不能离开,该报告是否可由林心平带去。何畏同意了。林到上海后，即把刘英的报告交王书圣转给上海党组织，
我们回到瑞(安)平(阳)边界山区后,把冯雪峰致浙南同志的密信显示出来，给有关的干部看。信的内容大意是:要我们坚决执行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并对工作要求提出指导性意见。其中对组织何题,明确地指出:你们建立的浙南临时革命委员会，不能作为党的领导机构,这事要请示中央才能解决,但为适应统一战线新形势，可以用“浙南抗日救国委员会”的组织名义来实施领导，
当时,刘英也曾打算对我们实行统一指挥,曾来信建议成立“浙东南军分区”和“浙东南抗日救国委员会”,并决定浙南一批干部的任命,其中包括任命我为省委机要工作人员。但由于战争环境,特别是当时几次连续作战,使这些组织任命，都未实现。
同年10月,我随游击队活动时，上海党组织通知我,说有一份绐闽浙临时省委的信寄给我,要我转送。大约在10月底,我收到了这封信。即交给了何畏。但由于敌人正在“清剿”,和临时省委一时无法联系上,何畏与我共同决定先把这封信显出,才知道这是上海党组织收到刘英报告后的回信,内容大意是说明当时上海党组织，不是“中央局”,而是党的特殊组织,省委报告收到后已转送中央,要解决的一些问题,如电台问题等请派干部来上海。这封信过了一段时间后,才送到临时省委，
我们浙南自发组织的红军游击队,在和上海党组织接上关系,开始和正规红军刘英、粟裕部队取得直接联系后,干部情绪很高。在1936年9月以后,接连几次攻克国民党军据点,取得胜利。到1937年2月,这支队伍已有100人枪左右。但在党的组织领导等方面。如组织建制,若干干部党籍向题(在不少地方发生非党员发展党员的情况)、建立党的组织等,都拖在那里,未能解决。
由于存在这些问题，1937年2月,我在叶廷鹏同意下,第四次去上海找党组织;要求帮助解决。但我到了上海,组织上通知我留在上海学习,由我担任临时省委的政治交通。把吴毓派回浙南,由吴航带回上海党组织给刘英的信,要闽浙临时省委对渐南存在的问题,就近加以解决。从此,闽浙临时省委就直接和上海党组织建立起交通联系。1937年3月,刘英、栗裕带领闽浙临时省委机关和红军部队进入瑞安,平阳一带平原活动,和渐南的干部会合,任命何畏为白区工作团团长,开展了温州地区的城市青年工作和各阶层的统战工作.浙南临时革命委员会及其所属组织和渐南红军游击队,正式归闽浙临时省委和闽浙军区统一领导。省委任命龙跃为中共浙南特委书记,统一领导温州地区各县的党组织,并整端断南红军游击队为正式红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