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车晃了将近二十个小时，叔靠窗坐着，没怎么说话。我给他剥了个橘子，他接过去一瓣一瓣地掰着吃，动作慢得让人心里发紧。车窗外的田地从绿变黄，又变成灰扑扑的厂房。叔忽然说，上海快到了吧。我说快了。他又说，你爸当年就是在这条线上走的，去新疆，也是这个方向。我没接话，把橘子皮拢了拢扔进座位底下的垃圾袋。

出站的时候人潮涌过来，叔下意识抓住了我的胳膊。他瘦了很多，手背上的骨头硌人，皮肤松垮垮地搭着。我拖着一个箱子，背上还背着一个包，另一只手要扶他，整个人歪歪斜斜地往前走。地铁里人贴人，叔的呼吸声粗重起来，额头上沁出一层薄汗。我说要不打车吧，他摇头，说来都来了，省一点是一点。

住的地方是提前托同学找的，离医院两站路，一间老破小的底楼，月租六千。房东是个本地老太太，操着浓重的上海腔普通话，讲了三遍我才听懂押一付一。叔坐在塑料凳子上，把随身带的布包搂在怀里，眼睛打量着墙角发霉的印子。老太太走后他说，这比咱们县医院旁边那个旅馆还贵。我说上海都这样。他沉默了一会儿说，你爸当年要是留在上海，咱家是不是也能有套这样的房子。我说可能吧。其实我想的是，我爸要是留在上海，可能连这样的房子也租不起。

第二天一早去挂专家号。五点半起床，六点到医院，队伍已经从门诊大厅排到了外面停车场。叔站不住，我让他坐在花坛边上等我。等我排到窗口的时候普通号已经没了，只剩特需门诊，一个号六百。我咬了咬牙挂了。回头找叔的时候他正跟一个扫地的阿姨说话，看见我过来，阿姨冲我笑笑说，侬爷叔交关和气。叔不懂上海话，但大概猜出是夸他，咧嘴笑了笑。他已经很久没笑过了。

特需门诊在五楼，候诊区铺着地毯，沙发软得人陷进去。叔坐得笔直，不敢靠背，手里攥着那沓在县医院拍的片子和报告。电子屏上跳着号，我盯着看，生怕错过。叔忽然小声说，这椅子真软。我说嗯。他说，你爸要是坐这儿，肯定要说资产阶级生活方式。我差点笑出来，又咽了回去。

医生是个四十来岁的女教授，姓陆，戴细框眼镜，说话语速很快。她看了片子，又看了县医院的病理报告，问了几句，然后开了增强CT、PET-CT、气管镜和一堆血的检查单。我拿着单子出来，叔问怎么样。我说还得再查查。他说，查就查吧，来都来了。

接下来的三天就是跑检查。增强CT约在下午，叔早上就不能吃饭了。他饿着肚子坐在走廊里，看着来来往往的人。有个病人家属拎着一兜子药从我们面前走过，叔忽然说，这药得多少钱。我说不知道。他说，你爸那时候，一支针就五千，打了三支，人还是没了。我说嗯。他说，你说这钱花得值不值。我没说话。他也没再问。

PET-CT约在第二天上午，要打一种显影剂，打完得躺两个小时不能动。叔躺在那张窄床上，我坐在旁边。他闭着眼，呼吸很轻，像是睡着了。我看着他，忽然想起小时候他带我去河里摸鱼，他一个猛子扎下去，半天不出来，我吓得在岸上哭。他冒出来的时候手里举着一条鲫鱼，冲我笑。那会儿他多壮啊，肩膀宽得能把我整个人挡住。

气管镜是最难受的。从鼻子插管子进去，叔呛得满脸通红，眼泪鼻涕一起下来。我站在门外，听见他在里面咳，一声接一声。护士出来说，你叔挺配合的。我点点头，手心全是汗。

所有检查做完，等结果的三天最难熬。叔每天早上去菜市场买两个包子一碗稀饭，然后坐在门口的小板凳上看街。我让他去床上躺着，他说躺着也是躺着，不如看看人。这条街上有卖菜的、修鞋的、送快递的，还有几个跟他一样从外地来看病的人，租着同样的房子，等着同样的结果。有个老伯是安徽来的，肺癌晚期，儿子陪着，每天下午在门口下象棋。叔不会下，就在旁边看，看久了也看出点门道，回来跟我说，那个老伯让了儿子一个车，还是赢了。

第三天下午，陆医生让我一个人去办公室。我进去的时候她正对着电脑看片子，听见我进来把屏幕转过来，指着上面一块亮斑说，纵隔淋巴结有转移，锁骨上也有，所以手术的意义不大。我脑子里嗡了一下，后面的话就没太听清。她说了基因检测、靶向药、免疫治疗、化疗，又说可以先做基因检测看看有没有突变。我问还有多长时间。她说这个不好说，治疗有效的话几年也有可能。我问不治疗呢。她说那就很快。

我从办公室出来，在楼梯间站了很久。消防门后面有人在抽烟，烟味飘过来，我忽然也想抽一根。但我没带烟。我靠着墙，看着窗户外面的高楼，玻璃幕墙反着光，刺得眼睛疼。我想起我爸，从发现到走不到四个月。那时候我在读高中，什么都不懂，只记得我妈哭，我叔跑前跑后。后来我妈说，你叔把家里盖房子的钱都拿出来了。再后来叔一直没盖房子，住着老屋，直到现在。

我回到病房的时候叔正坐在床边跟隔壁床的家属聊天。那人问他哪儿来的，他说安徽。那人说安徽哪儿。他说宿州。那人说宿州我待过，以前在那边收过麦子。叔说收麦子好啊，现在都是收割机了。那人说还是人工收得干净。叔说对，机器收的地里漏得多。

我站在门口听了一会儿才走进去。叔看见我问，医生怎么说。我说结果出来了，还得再做一次检查，看看能不能吃靶向药。他说靶向药贵不贵。我说有的贵有的便宜。他说能报销吗。我说有些能。他说那还好。

那天晚上我出去买饭，回来的时候叔不在房间。我找了一圈，在房东老太太的小院子里看见他。他蹲在墙根底下看着一株丝瓜苗出神。老太太在旁边摘菜，跟他说这丝瓜长得好，过几天就能摘了。叔说嗯，这丝瓜长得壮。老太太说你身体不好，多吃丝瓜好。叔说是吧。老太太说你侄子孝顺，天天陪你跑医院。叔说嗯，比他爸强。老太太说他爸怎么了。叔说他爸走得早。老太太没再问。

我站在院门口，手里提着两盒盒饭。路灯亮起来，照在叔的背上，他的脊梁弯着。我忽然觉得他老了。以前他是我爸的弟弟，是我叔，是那个能把我举过头顶的人。现在他只是一个瘦小的老头，蹲在上海一条弄堂里跟一个不认识的老太太说丝瓜。

基因检测结果要等一周。这一周里叔的精神反而好了一些。他每天早上自己去买菜，买回来还跟房东老太太学了两句上海话。他学会说侬好，学会说谢谢，还会说再会。老太太说侬学得快。叔说我们那儿离上海不远，口音差不多。老太太说那是，都是南方人。

有天下午叔忽然跟我说，想去外滩看看。我愣了一下说好啊。我们坐地铁过去，出了站满眼都是人。叔站在江边看着对面的陆家嘴，那些高楼密密麻麻地挤在一起，玻璃幕墙反着光。他看了很久说，你爸要是看见这个，肯定要写诗。我爸确实写过诗，年轻的时候在村里的报纸上发过几首。后来不写了，因为没人看。叔说他以前跟我说，上海有一种气派，别的地方学不来。我说嗯。叔说现在看见了，还真是。

我们在外滩坐了一个多小时，看游船来来往往。叔说你爸当年从上海走的时候，是不是也看了这个。我说可能吧。其实我不知道。我爸从来没跟我说过上海。他跟我说的是新疆，是戈壁滩，是冬天冷得能把耳朵冻掉。但我没说。

回去的路上叔在地铁上睡着了。他靠着我，头一点一点的。我扶着他的肩膀让他靠稳。他的呼吸很轻，带着一点杂音。我想起陆医生说的纵隔淋巴结转移，那些话在我脑子里转了一圈又被我压下去。

基因检测结果出来的那天，我一个人去的医院。陆医生看着报告说有EGFR突变，可以吃靶向药。我问效果好吗。她说大部分人有效，但也会耐药，平均一年左右。我问一年以后呢。她说再换别的方案。我问能一直换下去吗。她说不好说，看运气。

我拿着处方去交费，一盒药五千多，一个月。我站在窗口前把卡插进去，输密码的时候手抖了一下。后面排队的人不耐烦地啧了一声。我取了药装进包里，走出医院大门，太阳很大，晃得人睁不开眼。我蹲在路边把脸埋在手心里，忽然想哭又哭不出来。

回到住处叔正在跟老太太学包馄饨。他手上全是面粉，鼻尖上也沾了一点，看见我回来说今天吃馄饨，荠菜肉的。我把药拿出来说可以吃这个。叔擦了擦手接过药盒翻来覆去地看。他问贵吧。我说还行，能报销一部分。他说你别骗我。我说真能报。他说那还行。

那天晚上叔吃了两碗馄饨，说比外面的好吃。老太太说下回教你包菜肉的。叔说好。吃完了他坐在门口看着路灯，忽然说你爸要是活着，今年该六十五了。我说嗯。他说六十五也不算老。我说嗯。他说你爸走的时候我答应他把你照顾好。我说你照顾得挺好的。他说我没照顾好，你妈一个人拉扯你，我也没帮上什么。我说你帮了。他说帮什么了，就那点钱，后来也没再管。我说那点钱就够了。

他没再说话，只是看着路灯。路灯底下有几个小虫子在飞，一圈一圈的。

过了几天叔开始吃药。早上吃一颗，晚上吃一颗。他说比打针强，不疼。他说就是有点拉肚子。我说正常的，过几天就好了。他说那就好。

又过了几天他开始起皮疹，脸上、胸口、背上，红红的一片。他挠，我说别挠，越挠越多。他说痒得难受。我去药店买了药膏给他涂上。他说这药还挺麻烦。我说管用就行。

有天早上他忽然跟我说想回去。我说再等等，复查了再说。他说复查了要是不好呢。我说不会不好。他说你别骗我。我说真不骗你。他说那行，再等等。

那天下午他坐在门口看着那条街。有个送快递的小伙子把车停在他面前，下来问他，老爷子，这儿有叫张明的吗。叔说没有。小伙子说单子上写的就这儿。叔说那可能搬走了。小伙子说搬走了也不说一声。叔说你打电话问问。小伙子说打了，关机。叔说那就明天再来。小伙子说明天又得跑一趟。叔说跑一趟就跑一趟，钱不好挣。小伙子笑了说，老爷子懂啊。叔说懂，怎么不懂。

小伙子走了，叔还坐在那儿。他忽然跟我说，这人跟人就是一趟一趟地跑。他说你带我来上海跑这一趟，值了。我说还没复查呢。他说我知道。他说我是说来上海这一趟，看见外滩了，吃了馄饨了，还跟上海老太太学说话了，值了。我说你还没看东方明珠呢。他说看了，晚上亮灯的时候我在院子里能看见，红红的蓝蓝的，好看。

我忽然想起来，房东老太太的院子里确实能看见东方明珠的尖顶，每天晚上亮起来。叔每天蹲在那儿看丝瓜，原来也在看那个。

一个月后去复查。陆医生看了CT说病灶缩小了，效果不错。叔问能维持多久。陆医生说继续吃，定期复查。叔说好。出了诊室叔说我请你吃顿饭。我说吃什么。他说你想吃什么。我说随便。他说那就吃面。我们找了家面馆各点了一碗雪菜肉丝面。叔吃得慢，一根一根地挑。他说这面比咱们那儿的贵，但是好吃。我说好吃就多吃点。他说嗯。

吃完面他站在街边看了一会儿。他说上海人走路快。我说都这样。他说你爸当年要是留在这儿，现在应该也是走路很快的那种。我说可能吧。他说你要是以后来上海工作，也挺好。我说再说吧。他说别学你爸，也别学我，该留就留该走就走，别犹豫。

我不知道他说的是留在上海还是别的什么。我没问。

回去的火车上叔还是靠窗坐着。窗外的田地从灰变黄又变成绿。他说这回去比来的时候快。我说嗯。他说药还有多少。我说还有半个月。他说吃完再来拿。我说嗯。他说下次来把你也带上。我说带我干什么。他说带你认认路，以后你自己来。

他说完就闭上眼不再说话。火车晃着他睡着了。我看着他，他比来的时候胖了一点，脸色也好了些，嘴角微微翘着。窗外下起了雨，雨点斜着打在玻璃上，一道一道的。我把外套脱下来给他盖上。他动了动没醒。我靠着椅背听着车轮碾过铁轨的声音，咣当咣当，数着数着也睡着了。

梦里我爸站在外滩，穿着那件洗白了的蓝布衫，回过头来冲我笑。我想喊他，嗓子发不出声。他挥了挥手转身走进人群里。

我醒过来的时候叔正看着我。他说做梦了。我说嗯。他说梦到你爸了。我说嗯。他说我也梦到了。他说他跟我说，让咱们好好的。

我没说话，转头看窗外。雨停了太阳出来了，照在湿漉漉的田野上，明晃晃的。叔从兜里掏出一个橘子慢慢剥着，递给我一半。我接过来一瓣一瓣地吃。橘子很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