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在裤兜里震了一下，我没看，因为陈主任的表情让我后背发凉。

他把我叫到走廊尽头的楼梯间，这个地方连个窗户都没有，头顶的声控灯嗡嗡响。陈主任四十出头，头发已经白了一半，他推了推眼镜，欲言又止。

“你妈那个情况……今天上午的增强CT结果出来了。”他停顿了一下，把iPad往我这边偏了偏，“右肝那个肿瘤，5.8乘4.7，位置不太好，紧贴着门静脉右支。”

我盯着屏幕上的那些黑白的影像，什么都看不懂，只看到母亲的肝脏上有一团模糊的阴影，像一块墨迹。

“是……”

“肝细胞癌，确诊了。”陈主任的声音压得很低，“而且大概率已经侵犯血管了。”

这两个字砸过来的时候，我耳朵嗡了一声，好像楼梯间里的灯突然灭了，黑了那么一秒钟，又亮了。我下意识回头看了一眼走廊，我妈正坐在诊室门口的塑料椅上，翘着二郎腿，在跟隔壁床的家属聊天，一边说一边笑，手里还捏着刚才路上买的肉包子。

她来上海之前，在县医院已经做了一轮检查。县医院的医生说“考虑占位性病变”，我听不懂，回来上网一搜，搜到“占位性病变可能是什么”的百度百科，第一行就出现了“恶性肿瘤”这四个字。我蹲在出租屋的厕所里哭了半个小时，不敢出声，然后擦干脸出去跟她说：“妈，咱们去上海看看，我请了年假，顺便带您逛逛外滩。”

三年没回家了，她瘦了一大圈，但是精神头好得很。坐了六个小时高铁，一路上都在说村里的事，说隔壁李婶的儿子也在上海，说王大爷家的狗生了一窝小狗，说我这回怎么瘦了，是不是没好好吃饭，说她从家带了一罐子腌萝卜，到了住处给我下碗面。她说到兴奋处，手舞足蹈，高铁上的乘客都在看我们。

她不知道CT是什么，不知道增强CT和多普勒超声有什么区别，只知道儿子带她来大城市看病，儿子出息了，能在上海这样的大地方陪着她。

陈主任还在说，说了很多，我听进去了大概一半。什么甲胎蛋白一千多，什么可能要做介入治疗，什么后续可能要靶向加免疫，什么五年生存率——他停了一下，没有说具体的数字，只是说“积极配合治疗，还是有机会的”。

我知道他为什么不说。

我点了点头，嗓子眼像被什么东西堵死了。我清了清嗓子，又清了清，才挤出一句话：“陈主任，您跟我妈就说是血管瘤，行吗？”

陈主任看了我一眼，没问为什么，只说了两个字：“可以。”

我从楼梯间走出来，在护士站旁边站了一会儿，把脸上的表情整理了一下，把嘴唇抿了抿，深呼吸了三次，然后走到我妈面前。

她抬起头看我，包子还没吃完，嘴角沾了一点油，“咋了？医生咋说的？”

“没事，”我在她旁边坐下来，伸手把她嘴角的油擦了擦，“就是长了个囊肿，良性的，但是得做个微创手术。”

“我就说嘛！”她一拍大腿，笑得更欢了，“我就说县医院那帮人瞎咋呼，非要我到大医院来看，早说是囊肿嘛！多大个事，还耽误你上班。”

她三两口把包子吃完，站起来拍拍裤子上的褶子，“走吧儿子，妈请你吃饭，上海有啥好吃的？你别跟我抢单啊，妈带钱了。”

她伸手摸了摸内侧口袋，那里面缝了一个小布兜，鼓鼓囊囊的，是三万块钱。她不知道我到上海来之前，已经把工作三年的积蓄全部取出来了，又跟朋友借了两万，一共十二万，全在手机银行里。

我妈的行动力惊人，当天晚上就在医院旁边找了家兰州拉面馆，点了两大碗牛肉面，又给自己加了一份牛肉。她吃得呼噜呼噜的，一边吃一边说这面条不如村里的手擀面劲道，上海的牛肉面不正宗，等她好了回家给我擀面条吃。

我坐在对面，筷子夹着面条，一根一根地挑。

“你咋不吃？”她抬起头看我。

“中午吃多了。”

“年轻人能吃是福，你吃那么点，小心胃饿小了。”她把自己碗里的牛肉夹到我碗里，夹了两块，然后又觉得给少了，又夹了两块。我低头看着那几片薄薄的牛肉，眼泪差点掉进汤里。我赶紧低下头吃面，假装被烫到了，嘶了好几声。

吃完饭往回走的时候，路过外滩观景台，她停下来看了很久。黄浦江对面的陆家嘴上灯火通明，东方明珠的光柱扫来扫去。她看了半天，说了一句：“上海真好看。”

我妈这辈子没出过省。她二十岁嫁给我爸，二十三岁生了我，四十岁我爸走的时候家里就剩三千块钱，她一个人种地、养猪、去镇上的服装厂踩缝纫机，硬是把我供到了大学毕业。她这辈子连县城都很少去，去过最远的地方是市里的火车站。

她那双踩缝纫机踩了二十年的手，粗糙得像砂纸，此刻抓着栏杆，指节上全是被针扎过的印子。我看着她，突然意识到我已经三年没抱过她了。

我走上前，从背后抱住了她。

她愣住了，身体僵了一下，“咋了？”

“没事，就是觉得您好。”

“傻孩子，快放开，这大庭广众的。”她拍我的手，嘴上凶，声音却软了。

回去的路上她走得很慢，我扶着她，她说走那么快干嘛，难得来一趟，多看看。我问她脚疼不疼，她说不是脚疼，是右边肚子有点胀。

我心里咯噔一下。陈主任说过，肝脏的肿瘤长大之后会撑开肝包膜，引起胀痛感。我面上不显，笑着说可能是走太多了，回住的地方歇一歇就好。

安顿好她之后，我借口买水出了门。在楼下的小花园里，我蹲在路灯下面，终于忍不住了，把脸埋在手心里，肩膀抖得厉害。我不敢出声，怕吵到楼上的人，只好把拳头顶在牙关里咬，咬得咯吱响。

那晚我失眠了，拿着手机在黑暗里翻来覆去地查资料。五年生存率，晚期肝癌中位生存期，靶向药物耐药后的选择，免疫治疗PD-1的副作用。那些冰冷的医学术语像一把一把的刀子，我硬着头皮一把一把地接。

我查到了一个肝癌患者家属写的帖子，他在开头说了一句话：“我妈走后，我三个月没敢回那个家。”就这一句话，我手机屏幕上的字全部花了。

第二天早上，我去办住院手续的时候，我妈在收拾东西，把昨天买的一袋子上海特产往行李箱里装，嘴巴里还在嘀咕：“这个给李婶一包，这个带回去给你二姨尝尝。”

我在门口站了好一会儿，然后笑着走进去，说：“妈，等您做完手术，我再带您去城隍庙逛一圈，多买点。”

“好好好。”她头也不抬，开心得像个小孩子，“那你赶紧去上班吧，别耽误工作了，我自个儿在这就行，护士说做微创手术两三天就能出院了，你不用担心。”

我没告诉她，我已经把年假请完了，又请了事假，实在不行就辞职。

她把我推出了病房门，还往我兜里塞了一百块钱，“买个水果吃，别省着。”

我走出住院大楼的时候，上海的秋天有点凉，梧桐叶落了满地。我站在那棵梧桐树下，抬头看了看十一楼那个亮着灯的房间，不敢想三个月之后、半年之后、一年之后，那盏灯还有没有人。

手机又响了。

是陈主任发来的微信，很长一段文字，核心意思就一个：按照目前的检查结果评估，手术切除的意义不大，建议先做介入，配合靶向治疗。他用了一个词——“争取更多的生存时间”。

我看着这七个字，把手机揣回口袋，去马路对面的药店买了一整瓶安眠药。我不知道买来干什么，也许是在给自己留一条退路，如果有一天真的扛不住了，如果她的疼痛蔓延到了我无法承受的地步，我也许需要给自己一个解脱。

但那是后话了。

现在，我得先跟我妈商量一件事——明天上午九点做介入手术，手术前要禁食禁水，她最爱吃的那家生煎包，得等做完手术再买。

我把药收好，转身又往住院部走。走廊里传来我妈的大嗓门，她在跟邻床的病人炫耀：“我儿子，可孝顺了，特意从公司请假陪我来上海看病……”

我靠在门外，仰起头眨了眨眼，把所有要往外流的东西全眨回去了，然后推门进去，笑着说：“妈，明天做完手术，我去给您买生煎包，那家老字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