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53年9月的一个清晨，一个21岁的英国青年站在上海码头上。映入他眼帘的并非日后那个“东方巴黎”，而是一片泥泞的滩涂，稻田与棉田延伸到天际。他不会想到，自己将在接下来的十八年里，成为上海最大的地产商之一，成为华人商贾最信赖的外国朋友，并在这座城市的近代史上刻下一个至今可循的名字——上海有条汉璧礼路（今汉阳路），市西中学的前身“汉璧礼蒙养学堂”，都与他有关。
这个人就是托马斯·汉璧礼（Thomas Hanbury）。他的故事，被他的妻子凯瑟琳整理成《托马斯·汉璧礼爵士书信集》（Letters of Sir Thomas Hanbury），于1913年在伦敦出版。这本书信集收录了汉璧礼从1853年至1871年间在上海及其他地方写给家人和兄弟丹尼尔的数百封信件，全景式地呈现了一个英国商人在动荡中国的经历与观察。以下所记，皆出自这部书信集，每一个细节都有据可查。
从克拉珀姆到上海
汉璧礼1832年6月21日出生于伦敦克拉珀姆的贝德福德路，父亲丹尼尔·贝尔·汉璧礼是一位药剂师。十七岁那年，汉璧礼进入伦敦明辛巷（Mincing Lane）38号的威廉·詹姆斯·汤普森父子茶行，成为一名茶叶经纪人。明辛巷是当时伦敦茶叶贸易的“心脏”。四年后，在上海开埠十周年之际，这位年轻人获得了叔父的资助，与三位合伙人一起远渡重洋，创办了汉璧礼洋行（Hanbury & Co.），主营丝茶贸易。
初抵上海：“不过是一片沼泽”
汉璧礼到达上海后不久，在1853年9月29日写给兄弟丹尼尔的信中，如实记录了他对上海的第一印象：
“总体而言，上海给我的印象不错，尽管说实话，它不过是一片沼泽。从我们住的旅馆楼顶望去，乡村完全平坦；目力所及，只有一片片稻田和棉田，村庄点缀其间，周围长着柳树和少数其他树种。但黄色的稻田，现在几乎可以收割了，给乡村带来了宜人的效果。大约五英里外有一座宝塔，从这房子可以清楚地看到；朝向吴淞方向，河流使景色生动起来。上下航行的帆船看起来相当如画。靠近上海，二三十艘华丽的船只和两三艘蒸汽船停泊在锚地，立刻显示出这里与世界上几乎所有地方进行的巨大贸易。”
这个年轻人在商业上嗅觉敏锐。他很快发现上海充满了赚钱的机会，在1853年9月30日的信中他写道：“这里与中国人打交道，有各种各样的赚钱好机会……珠宝在中国人身上卖得最好。T.C.带出了大量的手表、钻石等，他昨晚告诉我，他们似乎对这些东西很疯狂，他正在实现100%的利润，如果他有良心的话，很容易得到150%。国内的人们对中国人的财富以及他们是多么有资本的商人一无所知。”
语言的天赋：自学汉语成才
汉璧礼很快就注意到上海外国租界里一个奇特的现象——大多数在此经商多年的欧洲人根本不懂中文。他在演讲《我所认识的中国》中批评道：“普通的居民五年后对中国语言的了解并不比登陆时多，他通过一种可笑的洋泾浜语与当地人交流，这种语言可以被描述为英语婴儿语，偶尔夹杂葡萄牙语或变音的中国词。”
洋泾浜英语是当时上海最流行的通行语，很多外国人为了和中国人交流都在学习。汉璧礼却反其道而行之。1854年1月17日，他在信中告诉兄弟丹尼尔，他已开始学习中文：
“我现在很高兴介绍我的老师Kiu Sue Ling，由此你会推断我已经开始学习中文了。这是事实。我发现自己有很多空闲时间，就像大多数开始新业务的人一样，我认为最好开始学习。洛克哈特医生好心为我找到了老师；他是个基督教皈依者，但几乎不会说一句英语，所以目前我们被迫相当‘沉默’。他来自重庆，是四川的一个大城市，中国最西部的省份。我每天花三个小时学习，从下午六点到九点。”
他学习的是官话，因为上海本地人说的“土话”非常不纯正，只在大约三四十英里范围内被理解，而“官话”则是清廷官方所说的语言。
战火中的信任
汉璧礼抵达上海时，正值太平天国运动席卷中国。1853年，上海县城已被小刀会占领，清军围城。在1854年4月4日写给父亲的信中，他详细记录了自己目睹的一场战斗。
他描述了清军士兵的狼狈：“帝国军队的士兵是一群衣衫褴褛的可怜样，装备五花八门，从手持末端带有大锈钉的长竹竿的人，到挥舞刀剑和火绳枪的人。每两个人中就有一人扛着旗子，没有制服，但许多人在胸前画着凶猛的老虎或龙的粗糙图案，据信这能震慑敌人。”
战场上的场景更是荒诞：由于炮弹稀缺，“当地男孩们……注意到炮弹落在软土中的位置后，他们会冲到现场，挖出炮弹，然后完全不偏不倚地卖给任何出价更高的一方。”
正是在这场混乱中，汉璧礼赢得了上海华人社区最珍贵的信任。1854年4月的一次事件成为转折点——清军士兵袭击了外国人，租界志愿者与帝国军队发生交火。此后，大量富裕的中国商人做出了惊人的选择：他们把土地、房屋和财产的所有权“转让”给了汉璧礼。在1855年的一封信中，他记录道：
“在这个危机时刻，我荣幸地获得了富裕中国人的极大信任；至少价值十万英镑的丝绸、财宝、小饰品、毛皮服装等，已交给我保管。我每天都被人请求，如果发生任何攻击，允许他们住在我们的房屋内，我毫不怀疑，如果发生这样的攻击，我周围至少会有两百名男人、女人和孩子聚集在一起。”
这种信任不是基于商业合同，而是基于人品。中国人相信他诚实和正直，因此“没有对他签订任何信托契据，甚至没有要求对所获得的财产出具任何收据或确认书”。他后来在演讲中回忆说：“结果是，这些财产作为完全归属于英国臣民的财产，既不能被法国人也不能被英国人侵占。”当太平天国运动结束后，他将所有财产如数归还给了原主。
一个英国商人的中国观
汉璧礼对中国人的评价，在他写给父亲的一封信中表露无遗（1861年4月20日）：
“我在这里，中国朋友们对我的善意完全折服了我。我相信我将来的任何地方都不会受到如此好的对待。这些人在英国被多么奇怪地诽谤和歪曲啊！我多么希望我是一个演说家或一个聪明的作家，这样我就可以揭露他们不断遭受的不公正待遇。”
在1904-1905年的演讲《我的花园漫步》中，他甚至直言不讳：“在我看来，当今世界上最受误解和最不公正对待的人民是中国人。”
对于鸦片贸易，汉璧礼的态度异常明确。他是英国“禁止鸦片贸易协会”的创始人之一，并在余生中持续支持该协会的工作。
上海租界的地产大亨
1860年8月，当叛乱者再次逼近上海时，汉璧礼在信中记载了租界内的恐慌以及他个人的商业机遇：
“许多人对叛乱者即将到来的前景非常恐慌。我荣幸地在这个危机时刻获得了富裕中国人的极大信任……至少价值十万英镑的丝绸、财宝、小饰品、毛皮服装等已交给我保管。我每天都被人请求允许他们住在我们的房屋内……一个丝绸商人愿意每月支付相当于67英镑的费用，仅使用我的餐厅来安置他的妻妾。我刚刚把房屋内一栋八间房的小房子和旁边的一个小仓库租出去一年，租金600英镑。”
到1861年，汉璧礼的财富持续增长，他在1861年10月8日的信中写道：“富裕的中国人经常要求我帮他们管理财产，为他们代理，做受托人等各种事情，我确实可以雇佣三个头脑和三双手不停地工作；实际上，前几天不少于二十六处地产和房产、房屋、仓库等的契据被交到我手中，我被要求为所有这些做受托人；它们的总价值肯定超过五万英镑。”
1864年5月23日，他自豪地宣布：“我声称自己是开创中国房屋保险业务的功臣。以前没人愿意做，现在我们所代理的皇家保险公司承担着巨大的风险，并从中获得每年约一万二千英镑的收入。”
教育：超越商业的遗产
在利欲熏心的外国商人群体中，汉璧礼对教育的执着是极为罕见的。1871年，他捐资扩建了拥有十间教室的欧亚混血儿学校，专门教育那些处境尴尬的混血儿童——他们是欧洲父亲与中国母亲的后代，在当时的社会里被双方边缘化。后来，这所学校发展为“汉璧礼蒙养学堂”，进而演变为上海市西中学。
退隐拉莫托拉与最后的岁月
1871年，汉璧礼离开上海，定居意大利里维埃拉的拉莫托拉（La Mortola），在那里建造了一座举世闻名的植物园。但他在上海留下的影响并未终止。1882年，他曾提出将创办的学校赠送给工部局；1893年，他再次回到上海，捐助5000两白银给慈善机构，工部局因此将一条马路命名为“汉璧礼路”。
1907年3月9日，74岁的汉璧礼在拉莫托拉去世。他的妻子凯瑟琳在书信集的序言中写道，编辑这些信件的目的是让他们的孩子们看到，他们的父亲“勇敢地面对陌生而崭新的环境，坚定地持守他的正义感，并赢得了他所生活其间的人们的信任和尊重”。
一个英国商人，带着他的信仰和诚实，穿越了动荡的十九世纪中国，留下的不仅是一笔财富，更是一个关于信任与尊重的东方传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