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5月下旬，上海的解放战斗接近尾声。解放军第三野战军部队已经控制了市区的主要区域，国民党守军大部放下了武器。上海市军管会的接管工作按照预定计划分头展开。
顾准是军管会派出的财经接管负责人之一。他这年三十四岁，戴圆框眼镜，上级交给他的任务是完整接收上海财政系统的全部账册与档案。
接收人员走进上海财政局大楼时，楼内没有出现抵抗。职员们坐在各自的位置上，气氛沉默。顾准上楼查看情况，在局长办公室门口看见里面坐着一个穿国民党少将军服的人。此人年过半百，身板挺直，是上海财政局局长汪维恒。
顾准表明身份，说明接管事项。汪维恒听完，没有起身，他说：账册都在，你们想要就找到潘汉年，我要把所有账册交给他。
顾准没有追问原因，他转身出门，派人去联系潘汉年。
1924年，汪维恒在浙江诸暨县立小学教书。这一年他刚满二十岁，五四运动后的新思潮传到诸暨，汪维恒阅读了大量进步刊物，接触到了马克思主义。
1925年，汪维恒在诸暨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入党后，他向组织表达了想要参加工人运动的愿望。
组织上给他安排了一项不同的任务。1924年秋，国民党在广州筹办黄埔军校，中共决定选派一批党员报考，打入其军事系统。组织上通知汪维恒去考黄埔，报考经理科。
经理科是培养后勤管理人才的科目，教的是粮草、被服、军饷、账目这些后勤技能。
汪维恒一时没能理解这个安排的意义。跟他谈话的同志向他解释了后勤工作的重要性：几千人上战场，一天没有饭吃队伍就要垮。你懂算术、会管账，这就是你的武器。汪维恒领会了组织的意图，收拾行装去了广州。
1925年，他考入黄埔军校第四期经理科，学习成绩突出。毕业后被分配到国民党第一军军需处任职。而第一军的军长是蒋介石。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清党，大批党员被捕遇害，国共合作破裂。汪维恒当时正在国民党军队的后勤部门任职，由于身份隐蔽较好，没有被发现。
但从这一天起，他与组织的联系完全中断。他的单线联系人下落不明，联络点遭到破坏，没有人来找他，他也找不到组织的任何人。汪维恒判断组织仍然存在，自己目前的位置将来会有作用，不能撤走。他决定留下来，继续当他的军需官。
这一留就是十年。十年间，汪维恒在国民党军队后勤系统内一步一步升迁，从军需官做到了科长、处长。他经手的军饷粮秣数量越来越大，参与的后勤计划层级越来越高。他心里始终清楚，这些都不是正事。正事是等待，等到组织重新找到他的那一天。
这十年里，他每天都在承受身份带来的压力。在同事面前，他是尽职的国军后勤军官。在自己心里，他认定自己是一名共产党员。
1938年初，全面抗战已经爆发，国共实现了第二次合作。汪维恒抓住时局变化的窗口期，寻找恢复组织关系的机会。他通过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找到了李克农。
汪维恒见到李克农，开口说了一句：我终于找到组织了。
李克农告诉他，组织了解你这些年的情况，你在敌人后勤系统做的工作很有价值。从现在起，由我负责你的单线联系，任务不变，继续潜伏。
断了十年的联系就这样接上了。抗战期间，汪维恒利用在国民党后勤部门的职务便利，向延安方面提供军需调配和部队调动的情报。
解放战争时期，汪维恒的位置变得更加关键。
1946年前后，他调任国民党国防部预算局副局长，掌握了全军后勤补给与预算编制的核心情况。哪个部队驻扎在哪里、兵力多少、粮草弹药补给量多少、往哪个方向调动，这些信息都在他经手的报表里。
汪维恒定期把这些情报通过秘密渠道送出。在上海期间，潘汉年是他的重要联系人之一。
有几件情报工作是有档案记录的。国民党军队在华东地区的作战地图的数量和调配单位，汪维恒从补给报表里看得清楚。这些信息送到解放军方面，对判断敌军部署发挥了重要作用。
淮海战役期间，杜聿明所部几十万大军的粮草弹药补给量、运输路线和储备地点，在后勤计划中都有详细安排。汪维恒把情报送出之后，对方的补给弱点便暴露了出来。
1949年初，国民党方面开始往台湾撤退人员和物资。汪维恒接到了调令，要他从上海撤往台湾任职。
他拒绝了这道调令。汪维恒以母亲病重需要照顾为理由，请求留在上海。上面催了几次，看他态度坚决，就不再勉强。
1949年4月到5月间，上海解放前夕，汪维恒通过地下党的渠道接到了最后一道指令：利用你的职务保护好上海财政系统的全部档案和资产，不能让任何人运走或销毁，要等到解放军进城时完整移交。
汪维恒立即着手部署。他把财政局各部门负责人召集起来，下了一道命令。
从今天起，这栋楼里的每一本账册、每一份档案、每一个卷宗都不准动。档案室加派人手，二十四小时看守。
有人追问，要是上级下令销毁档案怎么办。汪维恒答复：就算我本人下令烧档案，你们也要把我拦下来。谁敢烧账本，就地执行纪律。
他让各部门负责人当场签字确认。随后的一段时间里，他把所有企图转移或销毁档案的要求全部挡了回去，档案室的钥匙始终掌握在自己手里。
上海解放后，解放军接收人员进入了上海财政局。汪维恒坐在办公室里等候，他已经把一切准备妥当。
接收人员要求汪维恒交出账册，汪维恒提出要见潘汉年。潘汉年得到消息后赶到财政局，上楼走进了汪维恒的办公室。
潘汉年出来后，对在场的人说了一句：汪维恒同志，是我们潜伏了多年的老同志。
“同志”这个称呼，汪维恒从1927年之后再也没有被人当面叫过。他等了二十二年。
汪维恒随后打开档案室，交出事先准备好的一份材料。这不是简单的账册清单，而是他花了几个月时间整理出来的上海财政局完整家底：现金、资产、账目、档案的所有明细。
他还在材料中把财政局全体在职人员的情况做了标注，哪些人业务能力强可以留用，哪些人政治可靠，哪些人是中统安插进来的人员，都写得清楚明白。
有了这份材料，接收人员的工作省去了大半的力气。二十多年的潜伏，最后交出来的是一份详尽的家底清单。
财政局顺利完成接收，账册到了人民政府手中，更大的难题才刚刚开始。
1949年5月27日，上海全城解放。顾准被任命为上海市财政局局长兼税务局局长，汪维恒被任命为上海市财政局副局长，协助顾准工作。
上海是当时中国最大的工商业城市，投机资本的势力盘根错节。解放初期，大米、棉纱、煤炭这三种基本物资的价格一天一个样，市民生活陷入困境。这三种物资当时被称为“两白一黑”，也就是白米、白棉、黑煤。
顾准判断，这不是单纯的物资短缺问题，而是一场经济战。投机资本在跟新政权较量。
他制定了一套方案：政府从外地调集大量物资运进上海，先不投放市场，等投机商把价格炒到最高点的时候再突然大量抛售。汪维恒负责财政口的配合，调拨资金、核算成本。
行动开始之后，投机商拼命囤货抬价。顾准这边一直按兵不动。等到价格被炒到一个很高的位置，投机商的资金也快耗尽的时候，顾准下令开仓放货。大量物资涌进市场，价格立刻暴跌。一大批投机资本在短时间内崩溃。这场“两白一黑”之战没有枪炮声，但激烈程度不亚于一场战役。
自从1949年那场财政局里的相认之后，汪维恒和顾准二个人各自走上了不同的道路。
汪维恒留在了上海，担任上海市财政局副局长，后来调到华东军政委员会任参事。他的党籍问题长期没能解决，原因是他的两个上线中，潘汉年于1955年4月在北京被审查，随后被捕关押，汪维恒这条线缺少了证明人，党籍问题多年未能落实。
他没有争辩什么，一直继续工作。1978年，汪维恒在上海病故，终年七十四岁。
顾准的晚年走得很艰难。他因为坚持一些经济观点受到不公正对待，被下放劳动。他在艰苦的条件下坚持思考和写作，留下了大量经济学笔记。1974年，顾准去世。他去世后，这些笔记被整理出版为《顾准文集》。
二个人在1949年5月上海财政局里短暂交汇，此后的岁月里各自承受了时代给予的沉重。他们做了自己认为应该做的事。汪维恒交出的那份账册，顾准打赢的那场经济战，都留在了历史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