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春，上海，公安机关正在整理一批国民党特务机关遗留下来的档案，几份互相交叉的供词，把一个沉寂多年的名字重新推到了案卷上：陈亦川。
这不是普通的潜伏人员。
在旧案材料中，陈亦川被记作军统系统内负责秘密行动的人员，曾参与追捕、监视和暗杀任务。关于他的具体军衔、职务以及部分行动细节，不同回忆材料存在出入，但有一点相对明确：他与1930年代广西梧州发生的王亚樵遇害案存在密切关联。
案子隔了十多年，许多知情人已经死亡，原有组织也在政权更替中瓦解。要从残缺资料里找出一个化名潜逃者，难度可想而知。
上海解放后，城市表面恢复秩序，地下斗争却没有立即停止。国民党军政机关撤离时，曾留下情报人员、联络关系和秘密据点。一部分人等待接应，一部分人试图伪造身份，混入普通社会。对新成立的公安机关来说，清查这些潜伏力量，既是治安问题，也是政权建设中的重要任务。
1949年5月27日，上海解放。此后，华东地区开始逐步建立统一的公安工作体系。1950年2月，华东军政委员会公安部成立；同年4月，上海市公安局成立。机构刚刚建立，人员来源复杂，案情又牵涉旧政权内部机密，查案不能只靠一次搜捕，更需要从已捕人员的口供、旧档案和群众提供的线索中逐层拼接。
陈亦川正是在这样的缝隙中隐藏起来的。
要理解他为何会成为军统重点使用的行动人员，必须先看王亚樵这个目标。1889年，王亚樵出生于安徽合肥。青年时期的中国，军阀混战、地方势力争夺和外国势力扩张相互交织，个人很难置身于政治冲突之外。
王亚樵早年活动于江浙一带，后来组织力量反抗军阀，并逐渐把斗争目标扩展到日本侵略者、汉奸以及国民党内部的政敌。他所领导的铁血锄奸团，常被后人称为带有强烈民间色彩的抗日组织。
但这个组织的行动方式并不属于正规军作战，而是依赖秘密联络、突然袭击和定点刺杀。那是一个政治暴力极为突出的年代。许多势力没有稳定的公开渠道解决冲突，暗杀便成为争夺影响力、清除对手的一种手段。
王亚樵的身份因此十分复杂。
他曾经反抗军阀，也曾策划针对日本军政人员和汉奸的行动；他反对蒋介石，又与不同政治力量保持过联系。把他简单归为某一种固定身份，反而无法解释他在当时政治格局中的位置。对于支持者而言，他是敢于出手的抗日人物；对于国民党当局而言，他则是威胁极大的反蒋力量。
1927年“四一二”政变后，国民党内部清洗加剧，政治斗争更趋尖锐。王亚樵与蒋介石之间的矛盾不断升级。1931年前后，他曾谋划针对蒋介石及其身边人物的行动，但未能成功。此后，他受到国民党方面的持续追捕，活动范围也从上海、安徽等地转向香港及华南地区。
有意思的是，王亚樵并非一开始就被军统视作最危险的目标。真正让他成为重点清除对象的，是他既有民间组织基础，又熟悉秘密斗争方式，还能在反日和反蒋之间形成自己的号召力。这样的人，一旦与其他反蒋力量联合，便可能成为国民党当局难以控制的变量。
军统的行动逻辑，正是从这里切入的。
戴笠主持军统时期，秘密侦察、交通联络、监视和行动处置之间，已经形成了相对分工。并不是所有特务都负责开枪，也不是所有情报人员都直接参与行动。有人负责摸底，有人负责布置关系，有人负责跟踪，还有人专门执行最危险的任务。
陈亦川在案卷和相关回忆中，被归入后一类人员。
“这件事不能留下活口。”类似的话，出现在一些关于军统行动的回忆里。不过，具体原话是否确由某人说出，今天已经难以核实。可以确定的是，军统面对王亚樵时，并没有选择公开逮捕，而是采取了长期侦察、关系渗透和诱骗设伏相结合的方式。
王亚樵旧部余立奎被捕后，始终没有透露王亚樵的藏身地点。相关材料称，军统随后把注意力放在余立奎身边的余婉君身上。利用熟人关系取得信任，再由关系人传递消息，这是旧式特务行动中较为常见的办法。
余婉君后来被卷入这场行动，成为联系王亚樵的一道通道。至于她究竟是在何种压力下配合，现有材料并不完全一致，不能把所有传闻都当作确凿事实。但从案件结果看，王亚樵确实因此放松了警惕，并前往广西梧州。
梧州一案的具体日期，在不同资料中也有差异。较多研究将王亚樵遇害时间定在1936年，而不是1935年。地点则普遍指向广西梧州。王亚樵抵达后，在旅馆或临时住所遭到伏击，受伤后死亡。余婉君也未能逃脱，随后被灭口。
这场行动的关键，不在于一次正面交锋，而在于军统把王亚樵从熟悉的关系网络中引了出来。对秘密组织而言，最重要的不是火力，而是判断对方是否仍处于安全环境。一旦离开自己的部属和掩护，行动者就很容易失去主动。
王亚樵死后，铁血锄奸团逐渐失去核心。其旧部有人继续从事反蒋活动，有人转向其他政治力量。郑抱真后来成为新四军将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任合肥市市长；华克之也曾参加共产党的地下工作。这样的变化，并不能简单理解为某个人突然改变立场，而是当时各类政治力量重新组合的结果。
陈亦川却没有随组织一起消失。
抗日战争结束后，国民党特务系统虽然仍然存在，但内部已经出现严重问题。军政失败、人员流失和派系竞争，使许多特务失去了原有的保护。1946年戴笠因飞机失事身亡后，军统系统改组为保密局，毛人凤逐渐掌握重要权力。旧有网络表面还在，实际联系却已不像过去那样严密。
1948年末，陈亦川被材料指认为曾在上海虹口一带出现。此时的上海，国民党统治已经摇摇欲坠，大量人员都在寻找退路。陈亦川没有公开使用原有身份，而是借助化名和假经历，试图把自己隐藏在普通人群中。
据有关审讯材料，陈亦川后来甚至以假名混入公安看守场所。这个细节听起来十分离奇，却并非完全没有现实基础。旧上海人员流动频繁，户籍资料混乱，许多人因战争、逃难和职业变动而缺少完整证明。一个善于伪装、熟悉审查方式的人，确实可能利用信息空缺制造身份。
但看守场所也是最容易留下痕迹的地方。犯人的来历、口音、旧关系、身体特征和供词之间，都会被反复比对。特务最擅长伪造单一身份，却很难让所有细节长期保持一致。
案情推进的转折，来自已经落网的保密局上海站人员刘葆珊。1950年5月，刘葆珊被捕后，交代了一批旧日联络关系。随后，公安机关又审查了军统特务姜深义留下的自述材料。两份材料并不完全相同，却在人员关系和行动经历上出现交集。
办案人员没有急于下结论，而是把不同线索拆开核对。谁曾在南京任职，谁在上海活动过，谁与军统行动人员有密切关系，谁又突然更换姓名，这些细节逐项比照。正是这种笨办法，逐渐压缩了陈亦川的藏身范围。
申少珍的出现，使这条线索更加清楚。
申少珍曾是军统报务人员，与陈亦川保持过恋爱关系。1949年1月至4月间，两人曾在南京一带共同生活。上海解放前后，她的去向引起了公安机关注意。关于她如何被捕、是否曾借助戏班等方式躲避追查，回忆材料说法不一，细节不宜过分渲染。
但她与陈亦川之间的关系，是能够得到多方面材料相互印证的。她提供的情况，使办案人员了解到陈亦川过去的工作方式、使用过的化名以及可能接触的人员。与此同时，郑抱真、许习庸等人也曾提供与陈亦川有关的辨认或举报材料。
“这个人不像普通嫌疑人。”办案人员在核对口供时，曾有过类似判断。
真正有价值的，不是嫌疑人的表情，而是前后供词能否对上。陈亦川熟悉审讯套路，知道哪些经历可以编造，哪些话必须回避。然而，关于王亚樵案的细节，他不可能完全切断与旧部、联络员和执行人员的关系。一个人的身份可以伪造，整条关系链却很难全部抹掉。
1950年夏，围绕陈亦川的调查逐步完成。案情涉及十多年前的梧州行动，也涉及国民党特务机关在上海的潜伏活动。公安机关对相关人员分开审查，避免供词互相串联；对于能够相互印证的证据，则继续核实来源。
这与军统惯用的秘密处置有明显区别。旧式特务系统重视命令、服从和消灭痕迹，往往不允许行动对象进入公开审理程序。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公安工作，则开始把清查、审讯、证据核对和判决衔接起来。制度尚在建设中，却已经显露出与过去不同的办案方向。
陈亦川案的意义，也由此超出了个人命运。
王亚樵当年采取的是秘密暴力，军统对他的处理同样采取秘密暴力。双方都把政治对手视作必须清除的目标，区别只在于站在哪一方、使用何种名义。这样的斗争方式，使许多案件没有公开记录，死者无法申辩，执行者也常常被组织保护。
新政权接管上海后，清查军统残余，并不只是为了抓捕几个行动人员，更在于拆解旧有的秘密网络。没有户籍核对、人员审查和司法程序，潜伏者可以反复更换身份；没有公开的法律判断，过去的暗杀行为也可能被包装成所谓任务。
1950年9月17日，陈亦川被判处死刑并执行。关于他的年龄、早年经历及部分具体职务，公开资料并不完整，许多民间叙述还夹杂着后来的文学加工。能够确认的，是他曾被纳入军统行动体系，参与过针对王亚樵的秘密行动，解放后又试图隐瞒身份，最终在多份材料相互印证后落网。
一份旧案至此结束。
梧州的枪声、上海的化名、南京留下的关系和公安机关逐层查找的卷宗，构成了同一段历史的不同切面。王亚樵没有等到政治局势改变，陈亦川也没能靠旧日经验躲过身份核查。1950年9月17日这一天，随着判决执行，持续多年的军统暗杀网络终于在公开审判中留下了可以查考的结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