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在楼道里闻到那股味道的。不是霉味，也不是做饭的油烟。更像是一种放久了的甜味，混着洗衣粉和某种药膏的味道。

房东走在我前面，钥匙串在他手里哗啦哗啦响，走到三楼拐角时他停了一下，回头看了我一眼。

“你确定要住这儿？”他用英语问。这句话他刚才在楼下已经问过一遍了。

我说确定。他点点头，继续往上走。楼道很窄，我的背包蹭着墙皮，蹭下来一小块灰。

四楼，他打开门，一股热气扑面而来。房间很小，一张床，一张桌子，一个窗户——窗户对着天井，白天得开灯。他报了个价，我脑子里飞快地换算了一下，等于我在国内一个月房贷。

我站在那个转不开身的过道里，半天没说话。

后来我才知道，这栋楼里住的基本上都是外国人。退休的，北欧来的，英国来的。本地人早就搬走了，搬到哪儿去了，我过了好几天才搞清楚。

瓦莱塔的老城区，石头房子密得像摞起来的火柴盒。我住的那条街，白天几乎见不到年轻人。早上七八点，巷子里开始有人出来，推着那种带轮子的小购物车，慢悠悠往菜市场方向走。

走的都是老人。白头发，穿运动鞋，有的拄拐，有的不拄。他们说话声音很小，但巷子太窄了，什么都能听见。

我躺在床上，听他们一个一个从楼下走过去，鞋底蹭着石板路，沙沙的，像一群人在翻报纸。

第一个跟我搭上话的是一个英国老头，叫彼得。那天我在楼下台阶上坐着啃面包，他拎着一袋橘子和两瓶水走过来，在我旁边站了一会儿，问我是游客还是住这儿。我说住这儿。

他说他也是，住了六年了。

“六年前我来旅游，待了一个礼拜，回去就把房子卖了。”他说这话时语气很平，像在说今天买了几斤菜。我问他为什么。

他笑了一下，说：“在英国，我那份退休金只够交暖气费。在这儿，我还能每年回曼彻斯特看孙子。”

他说完，从袋子里掏出一个橘子递给我。橘子皮很厚，我抠了半天才剥开，指甲缝里全是汁。

彼得住的是一套两居室，租金比我的单间贵不到一半。他给我算过一笔账：水电费、物业费、买菜买肉、喝咖啡、偶尔喝啤酒，一个月下来，他的退休金能剩一小半。他说这话时我们坐在他客厅里，窗户开着，外面有海风灌进来。

他家窗户对着海湾，我住的那间对着天井。他看我往窗户那边看，就说：“朝海的房子贵。我这套是捡漏，房东急着租。”

我后来去中介橱窗看过。朝海的公寓，租金是朝内的两三倍。但哪怕朝内的，本地年轻人也租不起。

菜市场里有个卖鱼的摊主，马耳他人，五十来岁，手背上的青筋像绳子。我买过几次鱼，熟了以后他问我住哪儿。我说了街名，他撇撇嘴，说那条街现在全是外国人。

我说我就是外国人。他愣了一下，然后笑了，说：“你不一样，你买鱼。”

他说他儿子三十了，还跟他们两口子住。马耳他年轻人买房要攒很多年，工资涨得慢，房价涨得快。外国退休老人带着退休金来，把老城区的房租抬上去了。

他说这些话时手上没停，刀刮着鱼鳞，唰，唰，唰。刮完一条，他把鱼翻个面，接着说：“你们来，我们有钱赚。可赚的钱，转头又交给房东了。”

我没接话。他把鱼包好递给我，说下次来早点，早上刚到的货好。

有天傍晚我在海边坐着，旁边长椅上有个马耳他老太太，穿黑色外套，手里捏着一串念珠。我们没说话，坐了大概十分钟。后来她突然开口，问我从哪儿来。

我说了中国。她说她侄女在伦敦，很少回来。我问她住瓦莱塔吗。

她说住，住了七十年，房子是祖上传下来的，现在楼里只剩她一家本地人了。

“晚上安静。”她说，“安静得让人睡不着。”

我看了看海面。太阳已经沉到对岸的城墙后面去了，海是灰蓝色的，有几艘小船停在那儿，灯还没亮。她站起来，说了句“晚安”，慢慢往回走。

她走得很慢，一步一步的，鞋跟敲在石板上的声音，在那种安静里显得特别清楚。

有一天我发烧了。三十八度多，浑身发冷，裹着被子躺在那个开灯才能看书的房间里。我想去看医生，问了房东。

房东说，你先去药房问问。我去了药房，药剂师是个年轻姑娘，马耳他人，她说这个情况不用看医生，先吃药，不好再说。我问如果我要看医生呢。

她说得预约。

“下周？”

“下周三。如果你今天约的话。”

我站在药房里，外面太阳很大，头重脚轻。我买了退烧药，回去睡了一觉。第二天烧退了，但那天下午坐在马桶盖上等汗干的时候，我脑子里一直转着那个“下周三”。

福利是真好，我听彼得说过，他在这边看病几乎不花钱。可你得等。彼得不着急，他有的是时间。

我没有。

我认识的一个本地年轻人，在咖啡馆打工，叫卢卡。他跟我说他学的是酒店管理，毕业两年了，还在端咖啡。我问他想不想去别的国家。

他说想，但没钱走。他住在父母家，每个月工资的三分之一交伙食费，剩下的买烟、喝啤酒、偶尔看场电影，攒不下。

“游客来，我们服务。游客走了，我们还是在这儿。”他说这话时正在擦吧台，头没抬。

我问他恨不恨游客。他抬起头，说：“恨你们干嘛。你们又不抢我工作。

是房东抢我钱。”

他笑了，但笑完就不说话了。

离开瓦莱塔前的最后几天，我每天早上去同一家小超市买水。老板娘是个马耳他中年女人，胖胖的，头发用发卡别着。她认脸，第三次去她就冲我点头了。

后来她问我住哪儿，我说了街名。她说那以前是她姑姑住的街。我问姑姑搬哪儿了。

她说搬去姆西达了，老城住不起了。

“你们来了，什么都贵了。”她说这话时在给我找零，硬币一个一个数出来，放在我手心里。我没说话。

她抬头看了我一眼，又补了一句：“但你们不来，这些店早关了。”

她说完就转身去理货了，留我站在收银台前面，手里攥着那几个硬币，凉凉的。

走的那天早上，天还没大亮，巷子里已经有老人出来遛弯了。我拖着行李箱下楼梯，轮子磕在每一级石阶上，哐，哐，哐。走到二楼时，一个门开了条缝，露出半张脸，是个老太太，看了我一眼，又把门关上了。

我走出巷口，回头看了一眼。楼上的窗户有的亮着灯，有的黑着。我想到彼得，想到菜市场的鱼摊，想到那个说“安静得让人睡不着”的老太太，想到卢卡擦吧台的样子。

大巴开出去很远，我才想起来没跟鱼摊老板道别。不知道下次去，他还认不认得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