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百科全书字母顺序从A到Z看河北，今天是第39篇，词条是“霸州”。

按语：如果要说河北最霸气的地是哪？肯定是霸州。

以前在廊坊工作时，多次去霸州，但认知更多停留在三个关键词上：胜芳、自行车、家具。

胜芳的名气，似乎比霸州本身还要大——水乡古镇、花会灯会，这里还是解放战争期间接管京津的“前敌枢纽”，“天津市人民政府”在胜芳筹备。

中国自行车博物馆是国内首家自行车主题博物馆，也是一个在县级市里少有的带有“国”字头的博物馆，来自全球30多个国家的经典自行车诉说着两个多世纪的工业文明与人间烟火。

霸州家具产业堪称北方县域经济的一个奇迹：4000多家企业、年营收超500亿元，全国金属玻璃家具市场中，霸州独占约70%的份额，位列中国十大家具产业集群之一。

但我也常常疑惑：“霸州”——这个名字如此霸气、如此凌厉，难道就只是这些吗？

搜集了很多资料，似乎找到了答案。益津关的烽火、杨六郎十六年的戍守……这片土地上发生过的故事，每一个都配得上“霸”字的重量。

它并不是靠当下支撑起“霸”字，更是靠一代代人的血性与坚守，硬生生在平原上撑起的霸州。

这让我想到：我们脚下的每一块土地，其实都埋着沉甸甸的历史。只是太多时候，我们只看见了表面的模样，却忘了向下深挖。霸州如此，廊坊如此，中国无数个小城亦如此。

从厚重的历史文化中寻找对当下的意义——不是为了怀旧，而是为了知道：我们今天站立的这个地方，曾经有人怎样活过、战斗过、传承过。

这，才是历史给予我们最珍贵的礼物。

没有高山，没有雄关，燕赵腹地这片平平无奇的洼地，却成了改写中国历史的关键棋盘。

所以，这个地方有一个霸气的名字：霸州。

很多朋友第一次听说“霸州”，都会纳闷：河北平原一马平川，哪来的“霸”气？

可偏偏，就在这片连个像样的山都找不到的土地上，诞生了一座让契丹铁骑咬牙切齿、让大宋朝廷寝食难安的千古雄关——益津关。

霸州的故事，要从2500年前的战国讲起。

那时候的河北平原，远不是今天的模样。古地理学研究表明，霸州一带正处于黄河故道流经的区域。

《山海经·北山经》所记载的“大河”，大致在河北平原偏西沿太行山东麓北流，至今永定河冲积扇南缘后折走霸州市、雄县一线，最终在今天津市区入海。换句话说，战国时的霸州，脚下流淌的正是黄河故道。

这不是一条小河，而是华夏文明的母亲河。

与此同时，秦统一之前，多条从太行山和云朔恒代地区发源的河流奔涌而出，在此地交汇后向东注入海河。

据《古今图书集成·职方典》记载，宣府、紫荆、白沟等诸水自新城而下汇于茅儿湾，易、安、苑等九河之水自雄县而下也东入此域，南北两川交汇于霸州一带，“弥漫无际”，形成大片的低洼湿地和纵横交错的水系。

古人所谓“霸水”，即指白沟河的支流，自雄县流入霸州境后东汇于巨马河，构成了这一带水网的核心。

秦始皇统一中国，把这片水网地带划进广阳郡。

真正的转折，在西汉。

汉高祖五年（公元前202年）或六年（公元前201年），朝廷在这一带设置了益昌县，治所在今霸州市东偏南约34.5公里的策城村。

“益昌”两个字好听——物产丰饶、国运昌盛。

益昌真正成为“侯国”，是在汉元帝永光三年（公元前41年）。那一年，汉元帝封汉武帝的曾孙、广阳顷王刘建的第五子刘婴为益昌顷侯，益昌县由此升格为“益昌侯国”。

据《汉书·王子侯表》记载：“益昌顷侯婴，广阳顷王子，永光三年三月封。”换句话说，这里是西汉皇族刘氏子孙的封地——一个正儿八经的“侯爷领地”。

刘婴是谁？他是汉武帝的曾孙、广阳顷王刘建的第五子。汉武帝的直系血脉坐镇于此，足见朝廷对这一带的重视。

此后，益昌侯国传至刘政、刘福，至王莽始建国元年（公元9年）被废，改置“有袟县”。侯国前后存在了约50年。

那么，这个“策城”的名字又是怎么来的呢？据《益昌故城考》记载，北周武帝宣政元年（578年），朝廷在此“拆外城，筑内城”，因得“拆城”之名。

此后“拆”与“昌”因读音相近，“益昌城”被讹传为“益拆城”，后又省去“益”字作“拆城”。直到明代，知州陈于廷依“拆”字的谐音，改名为“策城”，沿用至今。

隋、唐两代，这里依然是安次、永清之间的缓冲地带。后来，一个不起眼的军事工程改变了这一切——益津关，拔地而起。

关，不是用来炫耀的，是用来挡人的。挡谁？

北方的契丹。

而从这一刻起，这片水道纵横得让契丹骑兵寸步难行的土地，正式登上了中国军事史的中心舞台。

你可能会问：霸州就在华北平原上，四面开阔，骑兵一天能跑三个来回，这怎么守？

聪明就聪明在“不守高地，守泥沼”。

霸州的地理名片，不是山，是洼。文安洼、东淀……一大片一大片低洼的沼泽、湿地、河流交错，宛如天然的水网迷宫。

益津关关城选址于永济渠西岸，扼守水陆交通要道。周边分布着文安洼、东淀等天然沼泽，永定河、拒马河等多条河流在此交汇。夏天水漫四野，冬天冻土翻浆。

战马？踩进去就拔不出来。

铁甲重骑？等着陷进泥里当活靶子。

古人管这叫“水长城”。不是墙有多高，而是路有多烂。雨季时，守军甚至可以通过人工蓄水扩展水域面积，进一步迟滞骑兵行进。

这就是平原上“雄关”的秘密：不强求天险，而是把对手最强的优势变成最大的累赘。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益津关的始建者并非大名鼎鼎的周世宗柴荣，而是唐人。

根据史料记载，唐开元年间，唐朝为巩固北方边防，在幽州以南设置了益津关，与瓦桥关、淤口关构成了一个横向防御体系，史称“北三关”。

建立的目的很明确：契丹已经崛起于北方，草原铁骑时常南下侵扰幽燕之地。唐朝需要从幽州向南布设一道缓冲防线，益津关正是这道防线的南端支点。

五代十国时期，后晋石敬瑭把幽云十六州割让给契丹，益津关随之落入敌手长达22年。

中原王朝等于在北方的门户上，自己拆掉了门闩。

公元959年，后周世宗柴荣亲率大军北伐。

那一年，柴荣势如破竹。契丹守将望风而逃，益津关、淤口关、瓦桥关三关相继收复。

收复益津关的战斗出人意料地顺利：赵匡胤统帅水军沿永济渠北上，两日内直抵关前，契丹守将佟延辉因兵力空虚出降。

“三关”——益津、瓦桥、淤口——从此成为中原对契丹的心理防线。

柴荣站在刚刚收复的益津关城头，望着北方的烟尘，做了两件事：

在益津关置霸州，辖永清、文安、大城三县，将州治从永清县正式迁至益津关城内。

给了它一个杀气腾腾的名字——霸。

取威烈之义，以示雄霸天下。

这不是地名，这是檄文。

是写给契丹人看的：我，回来了。

不过史书还有一种说法，“霸州”之名源于“霸水”——即州南三里白沟河的支流。霸水与巨马河交汇于此，古人以水名城。但无论取何种说法，“霸”字出现在公元959年的地图上，本身就是一次对契丹的主权宣告。

可惜天不假年，柴荣在班师途中病逝，年仅39岁。如果他能多活十年，幽云十六州或许早就回到汉人手中，也就没有后来的“靖康之耻”了。

但霸州这个名字，像一枚钉子，从此钉在了华北平原的胸膛上。

40年前，刘兰芳大师首播的长篇评书《杨家将》，让“杨六郎把守三关口”的故事家喻户晓。

然而，演义与史实之间，终究隔着一段距离。

翻遍正史，杨延昭是杨业之子，但既不是七郎八虎中的老六，也没有什么宗保、穆桂英这些子虚乌有的亲属。

不过，杨延昭的确守过边关。

但问题是，这个“三关”到底跟霸州有没有关系？

答案是：不仅有关系，而且关系极深。

宋辽对峙时期的“三关”，指的就是雄州瓦桥关（今河北雄县）、霸州益津关和霸州信安淤口关。

其中益津关和淤口关均在霸州市境内，瓦桥关紧邻霸州西侧。也就是说，霸州独占三关之二。

辽国人认为北斗七星中的第六颗主镇幽燕北方，是他们的克星，就把杨延昭视为天上的六郎星宿下凡，遂称“杨六郎”。

他从宋咸平二年（999年）戍守边关，到大中祥符七年（1014年）去世，在三关奋战了整整十六年。

需要特别澄清的是：杨六郎并非只守一座关。他一生御敌的防区覆盖了从遂城到三关的广阔边境，三关都在他的统率之下。

霸州市人民政府官网载有一则民间传说：一日辽军大举南犯，杨六郎判断敌人要“瞒天过海”，想诱其重点把守一关，再趁其他两关空虚取关南进。

一人指挥守三关，首尾难顾，怎么办？杨六郎让淤口关守将固守，自己快马驰援益津和瓦桥两关。他巧施“白马阵”“空城计”，将辽兵震慑于桥头，最终大获全胜。

当然，这只是民间演绎。

但历史的真实同样有力：考古工作者在雄县、永清县、霸州市境内发现了宋辽边关地道的遗迹，这正是当年宋辽边界附近的重要军事设施。

杨延昭正是在此地长期戍守，死后陪葬于宋英宗永厚陵，宋真宗曾赞其“治兵护塞有父风”。

所以，如果你在霸州听到“杨六郎”三个字，那不是演义，是史实。

宋辽之间那场持续了数十年的拉锯战，最终以“澶渊之盟”告终，取而代之的，是边境榷场上此起彼伏的叫卖声。

但霸州的故事远没有结束。

此后的金、元、明、清四朝，这座曾经挡在契丹铁骑面前的铁血雄关，一步步褪去了战袍，换上了商贾的长衫，从宋辽对峙的最前沿，变成了京畿腹地的繁华市镇。

北宋覆灭后，霸州落入了女真人建立的金朝手中。

金朝统治者虽然来自草原，却深知汉地州县制度的重要性。他们在霸州地区设立了“信安军”——这已经是霸州历史上第二次出现“军”这个军事化行政单位了。

但与宋代的边关“军”不同，金代的“信安军”更多是一种对历史传统的沿袭，军事色彩已大大淡化。

不久，信安军被降为“信安县”，霸州彻底完成了从“前线战区”到“普通县治”的身份转换。需要指出的是，当年的信安县在现在霸州东北部的信安镇。

元代，蒙古铁骑一统天下，将霸州地区正式设置为“益津县”。这个名字很容易让人联想到那座千年古关——益津关。

是的，就是那个柴荣收复后置霸州的益津关。元朝人用这样一个名字，悄悄地为这座小城保留着曾经的金戈铁马记忆。

元代的霸州，虽然不再是边关，却因为大运河的贯通而获得了新的生命。

南方的粮食、丝绸、瓷器经由运河北上大都（今北京），霸州境内的河流水系与运河相通，成为漕运体系中的一个节点。

益津县城的市集上开始出现南方的茶叶、北方的皮毛，以及来自西域的奇珍异宝。

明清两代，霸州的行政地位经历了一次意味深长的调整。

明朝洪武年间，霸州依然保留着“州”的名号，但从统领周边数县的“直隶州”降为了不再辖县的“散州”。

换句话说，霸州的政治权力缩水了，它的辖县被划归其他府治，自己只剩下孤零零一座城。清朝沿袭明制，霸州依然是个“散州”，隶属于顺天府——也就是北京的直辖范围。

这听起来像是一种“降级”。但换一个角度，这恰恰说明了霸州地位的变迁：它从一个需要统领周边县份来拱卫边防的“前线指挥中心”，变成了京城直接管辖的“近郊州”。

也就是在这一时期，存在了179年的益津县并入霸州。清朝编纂的《畿辅通志》对此记载得极为简略：“金大定二十九年，创置益津县，为州治……明洪武初省益津县入州。”

权力缩水的背后，是战争威胁的远去。

明清两代，中国的北方边患已经北移到了长城一线，霸州不再是那个“一关失守，中原震动”的死穴。它的城墙依然高大，但城门不再日夜紧闭；它的驻军依然存在，但更多的士兵开始转向维护治安、巡查漕运。

然而，霸州的政治地位虽然“退”了，经济和文化却在另一个地方“进”了——那个地方，就是胜芳。

胜芳古镇的崛起，是霸州历史上最惊艳的“逆袭”。

早在宋金时期，胜芳就因为水运便利而形成了集市。到了明代，随着大运河的全面畅通和白洋淀水系的开挖治理，胜芳所在的水域成为了连接保定、天津、北京三地的水运枢纽。

南方的杂货、京津的洋货、本地的土产在这里交汇中转，胜芳从一个渔村小镇迅速成长为“水旱码头”。

清代中期，胜芳达到了它历史上的第一个巅峰。“南有苏杭，北有胜芳”——这句流传至今的民谚，便是那个时代胜芳繁华的最好注脚。

古镇上商铺林立，钱庄、当铺、粮行、布店鳞次栉比；戏楼、茶社、酒楼、烟馆彻夜营业。胜芳的富商们修建了数十座精美的深宅大院，其中尤以王家大院最为著名，其建筑融合了北方四合院的庄重与江南园林的灵秀，至今仍然是霸州最珍贵的历史遗存之一。

每年正月十五，胜芳的花会和灯会拉开帷幕。高跷、舞狮、龙灯、小车会……几十道花会踩街游走，数万盏花灯将古镇照得如同白昼。人们从四面八方涌来，摩肩接踵，通宵达旦。

这一风俗延续数百年，即使在战乱年代也未曾中断。今天，胜芳花会已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成为霸州最闪亮的文化名片。

有意思的是，胜芳的繁荣并没有掩盖霸州城的沉寂。两个同属霸州地界的地方，一个守着政治头衔默默发展，一个靠着商业水运声名鹊起——霸州在明清时期，上演了一出“花开两朵，各表一枝”的双城记。

与军事史的热血澎湃相比，霸州在金元明清四朝的文化史显得温润而绵长。

金元时期，霸州地区因为远离战火、水运便利，逐渐成为文人墨客的游历之地。

元好问、郝经等文化巨匠都在此留下了足迹或诗篇。尤其是郝经，他在霸州信安镇度过了青少年时期，后来虽被扣南宋十六年，却始终不忘家乡的水土。他的《续后汉书》等著作，为霸州留下了一笔厚重的学术遗产。

明代，霸州的文教事业迎来了一个高峰。据地方志记载，明代霸州出过数十位进士，其中不乏官至尚书的显赫人物。这些读书人退休后回到家乡，或设馆授徒，或捐资修桥铺路，为霸州留存了浓厚的崇文重教之风。

清代，霸州郝氏家族再次崛起。郝惟讷历任五部尚书，位极人臣；他的父亲郝杰同样是明末清初的进士。

郝氏一门跨越三朝四百年，成为中国科举史上罕见的“世家”样本。至今霸州仍流传着“郝家一门五进士”的说法。

此外，胜芳古镇的文昌阁也建于清代。这座楼阁是胜芳文脉的象征，每年春秋两季，学子们都要登阁祭拜，祈求文运昌隆。

今天，文昌阁依然是胜芳古镇的地标，登阁远眺，白洋淀的烟波尽收眼底。

站在今天回望，霸州在金元明清四朝的历史，仿佛是一场漫长的“去军事化”进程。

它不再需要杨六郎那样的名将死守，不再需要“水长城”那样的天然屏障，不再需要“雄霸天下”那样的铁血宣言。

霸州脱下了铠甲，穿上了长衫——它变成了一个安静的京畿散州，一个热闹的水陆码头，一个商贾云集的古镇，一个文人雅集的地方。

但霸州依然是霸州。

它的“霸”气没有消失，只是换了一种方式存在。在战场上，它用铁和血守卫疆土；在市场上，它用货和财连接南北。

胜芳的商人们或许从不舞刀弄枪，但他们用算盘和商船，书写了另一部属于霸州的“雄霸”史。

从宋辽的铁马冰河，到明清的商贾云集，霸州用一千年时间完成了一次华丽的转身。而当时间进入现代，这座小城又将迎来新的使命——那个使命，叫做“家具”，叫做“自行车”，叫做“全球采购”。

历史从未停止，霸州的故事仍在继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