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献摘要:1929年4月1日,上海《民国日报》:张群就任上海特别市长。这则新闻是1929年国民政府“黄金十年”开局的一个缩影。意识形态化:市政建设被上升到“三民主义”和“人类文明演进”的高度。民族主义驱动:收回租界、建设“中国人的上海”是核心动员口号。中央集权:通过张群这样的中央委员坐镇,强化对上海的控制和资源调配。技术官僚治国:在政治口号之下,依然依赖袁良、周雍能等专业人士进行具体规划。张群的这次就职,标志着上海从“军阀混战的战场”正式转型为“党国建设的试验田”。他提出的“第三种都市文明”,虽然最终因抗战爆发和国民党自身的腐败未能完全实现,但确实催生了《大上海计划》(如江湾新市中心、市政府大楼、图书馆等),留下了那个时代雄心勃勃的城市遗产。
原文:
1929年4月1日,上海《民国日报》:张群就任上海特别市长
以造成三民主席化的上海自任
希望集合上海全体市民共同建设
秘书长由袁良代理各科科长委定
新任上海特别市市长张群,于昨日上午10时,在枫林桥举行宣誓就职典礼。中央党部派司法院长王亮畴,国民政府派铁道部长孙哲生到场监誓。本埠机关代表,各界来宾,甚为踊跃,礼节颇隆,分纪如下。
一、礼堂之布置
礼坛即设于扉廓之下,正中悬党国旗及总理遗像,楼上置总理遗嘱,配以镜架,临时并将关防、宣誓词、前市长移交咨文陈于枱上,阶前高塔间瓦篷,更交叉互札小旗、彩花等项,至为美观。
二、代表及来宾
到者有中央党部王宠惠,国民政府孙科,中委吴铁城,外长王正廷、秘书樊光,驻沪办事处长陈世光、交涉员金闾泗、科长郭德华,警备司令熊式辉,临时法院何世祯,地方法院杨肇墀,市党部陈德征,会丈局宋子良,电报局陈希曾,江海关王镜舜,商界代表王一亭、虞洽卿、袁履登、王晓钢、冯少山、陆伯鸿、叶惠钧、邬志豪、谢仲德等,及市政府各局局长、科长、科员,中日新闻界,约三四百人。
三、就职之仪式
一全场肃立(由余朴司仪);二奏乐;三监誓员就位;四市长就位;五向国旗、党旗、总理遗像行三鞠躬礼;六市长恭读总理遗嘱;七国民政府代表授印;八市长宣誓;九中央党部代表训词;十国民政府代表训词;十一市长答词;十二来宾演说;十三奏乐;十四礼成;十五全体至草场摄影而散。
四、市长之宣誓
余敬宣誓:余将恪遵总理遗嘱,服从党义,奉行国家法令,忠心及努力于本职,并节省经费;余决不雇用无用人员,不营私舞弊,及授受贿赂;如违背誓言,愿受本党最严厉之处罚。
五、中央党部代表王宠惠训词
今天,张岳军同志就任上海特别市市长,兄弟受中央党部命令,得参与盛典,觉得非常荣幸。上海是中国重要通商口岸,亦为长江南北交通要点,华洋杂处,办理市政,端赖长才。张市长效劳党国有年,英毅果敢,必能满足各界市民之希望。市政名称,通行中国未久,我国市政不发达,皆因循苟且无改良决心之故。凡治事必须具有坚决的精神,不使少存苟且偷安之心。譬如我们苟且偷安,以人力车代步为满足,则决无马车之发明;若苟安于马车,必无汽车之发明;若苟安于有线电报,可谓言必不能再有无线电报之发明。所以,小而个人起居,大而一国文化,皆须“决心”二字,办理市政亦如此。最近各国甚多建设新都市计划,而各国因原有大工程、大建筑不便一时毁弃,因之新计划不能实现。上海市政建设方在最初进行之中,正可采各国新计划之所长,决心改良,使上海市政日益发达,则将来新上海定有出乎意料之外的成绩。而此项成绩,更可信定能在张市长努力下实现也。
六、国民政府代表孙科训词
今日,张岳军同志举行就职典礼,本席奉国府命令,得参与盛典,极为荣幸。上海在世界上为一有名都市,而管理上海市极为重要,亦是很有兴趣的事情。但管理市政与市民关系至为密切,故政府与市民,皆须共同努力,庶几上海市政得发达无疆。上海华洋杂处,情形复杂,不无困难之点。然张市长服务党国,颇著勋劳,虽在此情形这下,定能胜任愉快,并使上海市政发达到不仅在中国为第一,更希望改良进步十百倍于今日之上海市政,而成为全亚洲或全世界第一大都市。目下上海处于特殊情形之下,正在革命和建设过渡之时期,甚望早日贯彻革命主张,打倒帝国主义,收回租界;更希望此种重大责任,在张市长任内完了。今日代表政府,特向张市长和各位互相勉励云云。
七、张市长演说词
政府命兄弟接办上海特别市市长,今日就任,承中央党部代表王亮畴先生,国民政府代表孙哲生先生,惠临监誓,并训诲一切,又承各界来宾光临观礼,不胜荣幸。
回想自辛亥以来,兄弟来上海担任职务,此是第五次。第一次,是辛亥年(1911)9月13日,在先烈陈英士先生指导之下,攻克上海,从事于东南各省的革命运动。第二次,是民国二年(1913)8月19日,襄助陈英士先生组织讨军司令部,讨伐反革命的袁世凯。第三次,是民国五年(1916)5月初,由南洋回来,在上海设立机关,向破坏民国的袁世凯,作种种反抗运动。第四次,是民国十七年(1928)3月5日,接办上海兵工厂,接济北伐的军械,充实北伐的力量,以促进北伐的完成。在这18年中,4次到上海,4次都在革命的过程中,致力军事的工作,担任摧毁反革命势力的任务,每次都赖上海各界同志、同胞的同情与援助。
回想往事,如在眼前。因此,对于上海同志、同胞的感激与纪念,一年深似一年,一次胜似一次。此次政府命兄弟来接办上海市政,由军事的工作,转入政治的工作,由破坏的任务,转入建设的任务,受命之余,真是“一则以喜,一则以惧”。
喜的怎样?喜的是,可以和上海的许多同志、许多同胞,叙旧情、谈旧事,继续旧交本来旧两重逢,旧地重游,是人生最快乐的乐事,亦是最难得的乐事,岂不可喜?以兄弟个人的心理,揣度他人的心理,相信各位同志、同胞一定也是同此感想。
但是,兄弟和上海的同志、同胞们的交情,是够得上做朋友。至于兄弟的才识学问,却够不上做上海同志、同胞们的市长。现在政府却令兄弟来担任,要是做不出成绩来,既对不住上海的市民,又辜负了政府的殷望,岂不可惧?并且上海华洋杂处,因为历史上与环境上有特殊情形,一切反革命的势力,都把上海来做养精蓄锐的大本营;一切破坏革命的言论出版,把上海做批发所;一切扰乱大局的阴谋,把上海做参谋本部。因此,上海的市民,如果不认清途径,那么在物质生活方面,既不免被环境引诱,弄得头昏眼花;在精神生活方面,又容易被反革命者所麻醉,弄得黑白混淆,是非不分。精神生活和物质生活两方面,都得不到圆满解决时,那些意志薄弱的人,又不免走入歧途,自甘堕落。
在这种艰难的空间与时间之中,政府令兄弟来担任,总理所指示“荡涤旧污,促成新治”的训政工作,怎能胜任愉快,怎能不惧?此次冒昧前来,因恃有可靠的凭借。这种可靠的凭借是什么昵?第一,是市政府以内和市政府以外,可以和兄弟共同努力的同志;第二,是上海的市政,自经黄市长的规划,张市长力行以来,颇著成绩,兄弟得以率循旧章,继续努力,以求达到完美的地步。
兄弟以为人类的都市生活、都市文明,自有历史以来,可以分为三个时期,每一个时期有一个时期的特征。
第一种都市文明,是习惯与迷信的文明。人们的行动都拘束于习惯,绝对没有超越习惯的能力,亦没有超越习惯的希望。人们的思想,都拘束于迷信,绝对没有跳出迷信范围以外的能力,亦没有跳出迷信范围的希望。所以,西洋的社会学者威斯透麦克说:“古代社会上,习惯就是唯一的道德规律,未开化的人类,不许个人有独立的良心。”这就是迷信与习惯的解释了。在这种都市文明下生活的人民,物质上没有什么奢望,没有什么大欲,所以精神上总有“随遇而安”的乐趣。在这种都市中的领导者,可以任他自然变化,“无为而治”。
第二种都市生活,是自由与竞争的文明。这种文明,是从第一种习惯与迷信的文明中,推演进步而成的。自科学发达后,习惯与迷信失了威权,不能再拘束人们,于是每一个人都得自由思想、自由行动。自由与竞争是相关联的,有了自由,必至于竞争。在此种自由与竞争的生活之中,便产生出特种的主义与特种的制度:资本主义下的资本制度、佣工制度,便是这种文明中的产物。由此种主义与制度形成的都市,在国内则为少数人“大资本家”垄断一切利权的都市;在国外则为强大民族侵略弱小民族一切生活资料的都市。人民在这种都市下的生活,少数人是物质生活远过于精神生活的畸形生活,可说是“外强中干”的生活,大部分人是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都感不满足的贫苦生活。古人说“心广体胖”,可以说是“心不广体不胖”的生活。做这种都市中的领导者,责任可就很重大了。一方面要领导物质生活过于精神生活的少数人,使他减少物质生活的消耗,增加精神生活的需要;他方面要领导物质生活、精神生活均感不满足的大部分人民,设法使他们都得到相当的满足。领导者(市长)的责任既如此重大,决不能“无为而治”,非“努力工作”不行,且又决不能一个人可以单独办得成的,非与全体市民“共同奋斗”不可。
第三种都市文明,是互助与相爱的文明。这种文明,是从第二种都市文明中推演进步而成的生活。在这种文明中的人民,衣、食、住、行、乐、育,个个人都能得到满足,而且能得到调和精神生活与物质生活,总是平均的进步,普遍的发展。换句话说,第三种文明的都市,便是三民主义化的都市。要使这种都市实现,全靠市民的努力和市长的领导,一致的从事的建设。
谈到建设,谈到上海特别市的新建设,那可是繁难极了。第一件,上海的新建设,必须先将从前历史上与环境上的种种特殊情形,融化于青天白日之下,上海变成中国人作主人翁的上海,完成在中国政府完全统治下的上海。所有妨碍治权、政权完整的一切特殊事实,必须在中央政府一般政策之下,用外交的手段,和上海市政府与市民的努力,以达到此目的。第二件,必须靠着全体市民的努力,来造成全体市民的幸福。不可像从前军阀时代,专给少数人以投机发财的机会。这两个要件,是建设新上海必要的条件,可是一个不留心,就容易把上海造成特种势力的上海,就容易把上海变成数人独享乐利的上海。怎样建设新上海,怎样使上海的市民得到和平、安乐、衣食、住行、乐育,样样满足的生活,工作浩大,条理万端,决非群个人心力所能办到的。希望上海的同志、同胞,充分的援助,尽量的指教,并且与兄弟共同努力,共同奋斗,建设一个第三种都市文明的新上海,以光大中华的名誉,开拓世界的观瞻。
八、来宾之演说
来宾演说者,有熊式辉、叶惠钧、邬志豪、褚慧僧、陈德征、周雍能等。周雍能为前市政府前秘书长,于市政关系较多,录其演词如下:今天为张新市长就职之日,张前市长交代之日。张前市长,于民国十六年(1927)9月16日接事,算到现在,刚好1年6个月半。在此年半之中,承政府党部指导监督,及地方各界之通力合作,与各同人之努力奋斗,各项事务,差幸无大陨越。惟市政建设,千头万绪,非短时间所能一一实现。张前市长已竭其能力,规划进行,或者有不如人意之处,应请各位原谅。鄙人与张前市长,由朋友而同志而同事,知之甚深,其为人极爱和平,其行事可以问心无愧。自从上年11月撞车受伤,心肠病复发,不便再任繁剧,呈请辞职。当时以为中央即有人员接替,所以在原定计划如平民教育、平民住宅、市公债、市银行等,虽然规划已定,因辞职问题,不无相当影响;且市长问题迟延已4月余,市府及市民均感觉不安。今天幸得政府另任新市长,此后负责有人,市政建设有赖,此可贺者一。张新市长为党奋斗20余年,倍尝艰险,历办警政多年,并曾出国考查,对于市政有宏富之经验与阅历。此次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在党有巩固地位,又为中央大员之一。从前上海市政府有许多问题未得中央解决者,于今当然无问题。张新市长来上海办事,此是第五次,于地方人士,素称融洽,自无丝毫隔阂。依新市长之经历、才能、地位与他方情感,来出任上海市长,为市政前途计,可谓深庆得人,此可贺者二。上海特别市于民国十六年7月创立,一切组织,皆黄前市长盖筹伟划,各级人才皆黄前市长访求延致,张前市长一秉旧规,力求进展,年来政治设施,赖有轨道可循。张新市长到府之后,谈话及报载言论,均主张用人、行政一秉至公,此光明正大之态度。三市长如出一辙,此固上海特别市之政绩,亦系中华民国政治上之新生命。由此点观测,可以决定将来大上海之计划,张新市长必能于短期间定成,此可贺者三。谨祝上海市政前途光明,张新市长及各同人健康。
九、张市长就职通电
(衔略)窃群恭奉国民政府3月17日令开:任命张群为上海特别市市长,此令等因。奉此,遵命于本日宣誓就职。自维辁才,未谙治理,徒殷揽响之心,无禆艰屯之局。原佐军部,已弥切临深履薄之忧。今长沪市,更不胜缏短汲深之惧。矧淞沪本轮轨辐辏之地,为中外商业荟萃之区,敷治或有未固,影响动关国计。以群疏庸,膺兹重任,委卸未遑,敢竭驾钝,但冀因应时宜,秩序渐进,未敢侈言远略,轻致近功。尚祈党国勋英,海内贤达,共锡良箴,以匡不逮,群之光亦沪市之幸也。特电布达,敬希察照。张群叩。东(1日)。印。
十、新委之职员
张市长就职后,即分别委派府内各职员如下:前外交部司事袁良为参事,兼代秘书长;第一、二、三、四、五各科科长,张市长辞职后,亦相继辞职,故新市长即委曾唯为第一科长,罗
经猷为第二科长,朱肇昂为第三科长,朱豪为第四科长,齐铉(本为第五科科员)为第五科长;秘书万方倬、江家球、朱五建、王士豪、饶子离均辞职,派周亮才、郭荣、佥余康、耿嘉基、何杰才接充。至参事徐佩璜、秘书岑德彰均留任。
解读
这篇1929年4月1日上海《民国日报》的长篇报道,详尽记录了张群就任上海特别市市长的全过程。如果说上一则新闻是“骨架”,这则新闻则填充了丰满的“血肉”。它不仅是一份行政交接记录,更是一份国民政府“训政时期”治理上海的施政纲领与政治宣言。
以下是对这则新闻的深度解读:
1. 核心施政纲领:张群的“三种都市文明论”
张群的就职演说(第七部分)是整篇报道的灵魂。他没有停留在客套的感谢上,而是提出了一个宏大的历史哲学框架,将上海的未来定位为“第三种都市文明”。
第一种文明(习惯与迷信):对应古代或落后社会,特征是“无为而治”,人民被传统束缚。
第二种文明(自由与竞争):对应西方资本主义都市。张群敏锐地指出其弊端——“少数人垄断利权”、“外强中干”、“心不广体不胖”。这实际上是对当时上海租界及资本主义弊病的批判。
第三种文明(互助与相爱):这是张群对“三民主义化上海”的理论定义。 特征是物质与精神平衡、普遍发展、全民幸福。
解读:张群通过这套理论,将国民党的意识形态(三民主义)转化为具体的市政建设目标。他试图在理论上超越西方资本主义模式,为“党治下的上海”寻找道德和制度上的制高点。
2. 现实政治的“两张清单”
在宏大的理论之下,张群列出了极其务实的两个建设前提:
主权问题:“融化于青天白日之下……完成在中国政府完全统治下的上海。”这直指收回租界和废除不平等条约,是当时民族主义情绪的核心。
民生问题:“不可像从前军阀时代,专给少数人以投机发财的机会。”这是对上海旧军阀、买办资本的清算宣言,承诺建立公平的分配机制。
解读:这显示了张群作为蒋介石亲信的政治清醒。他既要回应民众的民族主义诉求(反帝),又要回应社会底层的民生诉求(反资本垄断),以此巩固国民政府在上海的统治基础。
3. 中央的高调背书与“大上海”愿景
孙科和王宠惠的训词,代表了中央对上海的定位:
孙科:直言不讳地提出“打倒帝国主义,收回租界”是张群任内的重大责任,并期望上海成为“全世界第一大都市”。
王宠惠:用“马车与汽车”的比喻,强调“决心”和“改良”,暗示上海不能因循守旧,必须进行激进的城市规划(暗示后来的《大上海计划》)。
解读:中央代表不仅是在监誓,更是在压担子。收回租界是极高难度的外交任务,中央将此重任压在张群肩上,既是信任,也是政治捆绑。
4. 官场生态与“平稳过渡”的潜台词
周雍能(前秘书长)的演说非常有意思,他列举了“三贺”:
贺新市长:强调张群是“中央执行委员”、“中央大员”,暗示“从前上海市政府有许多问题未得中央解决者,于今当然无问题”。
贺市政:强调三任市长(黄郛、张伯璇、张群)“如出一辙”,政策有连续性。
贺前途:强调张群“用人行政一秉至公”。
解读:周雍能的话术非常高明。他表面上在夸张群,实际上是在向上海商界和各界释放信号:新市长是“京官”,有中央背景,以前搞不定的事情(如资金、政策、外交支持)现在都能搞定。同时,强调“一秉旧规”也是为了安抚人心,避免人事大变动带来的恐慌。
5. 人事布局:亲信接班与专业化
新闻最后列出了新委任的职员名单:
袁良代秘书长:袁良是外交和市政专家,后来也是《大上海计划》的关键执行者,说明张群重用技术官僚。
科长换血:第一至第五科科长全部更换,显示张群在掌握实权,建立自己的行政班底。
通电措辞:张群的就职通电用了“缏短汲深”(能力小担子重)、“未敢侈言远略”等谦词,与演说中的宏大理论形成反差,体现了传统官场“外谦内刚”的处世哲学。
总结:这则新闻是1929年国民政府“黄金十年”开局的一个缩影:
意识形态化:市政建设被上升到“三民主义”和“人类文明演进”的高度。
民族主义驱动:收回租界、建设“中国人的上海”是核心动员口号。
中央集权:通过张群这样的中央委员坐镇,强化对上海的控制和资源调配。
技术官僚治国:在政治口号之下,依然依赖袁良、周雍能等专业人士进行具体规划。
张群的这次就职,标志着上海从“军阀混战的战场”正式转型为“党国建设的试验田”。他提出的“第三种都市文明”,虽然最终因抗战爆发和国民党自身的腐败未能完全实现,但确实催生了《大上海计划》(如江湾新市中心、市政府大楼、图书馆等),留下了那个时代雄心勃勃的城市遗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