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刘秀兰，甘肃天水人，今年四十三岁。
查出癌症那天，是去年十一月十七号。我记得特别清楚，因为那天早上起来，我右胸疼得连内衣都穿不上。不是那种隐隐的疼，是像有人拿针从里面往外扎，一下一下的，扎得我额头冒汗。我站在出租屋的镜子前面，看着自己右乳房上那块凹陷下去的皮肤，橘皮似的。我摸到那个肿块十几年了，从没当回事。
天水市人民医院的B超单上写着“右乳实性占位，BI-RADS 4C类”。医生把我叫进去，说，刘秀兰，你得去省城看看。我问她，啥意思。她说，不太好。就三个字，不太好的那种。
我攥着那张单子，在医院走廊的塑料椅子上坐了很久。走廊里人来人往，有人抱着孩子哭，有人拎着CT片子跑，有人蹲在墙角吃馒头。没人注意到我。
我掏出手机，给我男人打了个电话。他在工地上，电话响了很久才接，背景是搅拌机的轰鸣声。我说，老马，医生说我可能得了癌症。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钟。然后他说，你听他们瞎说，医院就是吓唬人的，让你多花钱。我说，不是，单子都出来了。
我在兰州住了七天院。做了穿刺，做了增强CT，做了骨扫描。
结果出来那天，是乳腺外科的主任亲自跟我谈的。一个四十多岁的男医生，戴金丝眼镜，说话很温和。他说，刘秀兰，确诊了，是浸润性导管癌，三级。我说，啥意思。他说，就是恶性程度比较高的那种。我说，能治吗。他说，能治，但得抓紧。你这个分型属于HER2阳性，侵袭性强，容易复发转移。他顿了顿，又说，我们这边的方案，是先化疗，把肿瘤缩小，再做手术。
我问，要花多少钱。
他算了算，说，整个下来，医保报销完，大概八九万。
我一个月在超市当理货员，工资两千八。我男人在工地，一个月好的时候能挣五六千，但活不稳定，有时候一歇就是两三个月。儿子在兰州上大学，学费一年一万二，生活费一个月一千五。
我坐在兰州到上海的火车上，硬座，十六个小时。对面是一个抱孩子的年轻女人，孩子一直哭，她一直哄。我靠在窗户上，看着外面灰蒙蒙的天，脑子里全是那八九万块钱。
我去上海，是因为我表姐。表姐在上海打工，做月嫂。她在电话里跟我说，秀兰，你傻啊，兰州的医生能看啥，你得来上海，上海的大医院，那才叫看病。她说，她伺候的那家女主人，乳腺上长了个结节，上海医生一看，就说是良性的，让回去观察，啥事没有。她说，你花那八九万在兰州治，万一治不好呢，不如来上海，多花点路费，但心里踏实。
我没敢跟我男人说。他知道我去兰州住院，已经不太高兴了。我跟他说，单位组织去上海培训，三天就回来。他说，培训啥。我说，理货。他没再问。
我带的钱不多。卡里一共两万三，是我这些年偷偷攒的。我取了一万五，装在贴身的内衣口袋里。剩下的，留着给儿子交明年的学费。
火车到上海站的时候，是凌晨四点多。天还没亮，但到处都是灯，到处都是人，到处都是车。我站在广场上，不知道该往哪走。表姐跟我说，你到了上海就坐地铁，一号线转四号线，到东安路下。但我拿着手机导航看了半天，愣是没找到地铁口。
最后是一个保安大哥给我指的路。他看我拎着个红白蓝编织袋，问我，大姐，去哪啊。我说，肿瘤医院。他哦了一声，说，那边，下去就是地铁。买票买到东安路。
我谢了他，下了地铁站。地铁里人已经很多了。我站在车厢里，被人挤得东倒西歪，手里死死攥着那个编织袋。
到了医院门口，我才知道什么叫大医院。天刚蒙蒙亮，门口已经排了长队。我排在队伍里，听前面的人聊天。有人说，她凌晨三点就来排了，怕挂不上号。有人说，她是从江西来的，已经来了三次了，这次是复查。有人说，这个医院的号，网上抢不到，只能来现场碰运气。
我心里咯噔一下。我根本不知道，来看病还得提前挂号。我以为就像我们那边的医院，直接去，直接挂就行。
我问前面的大姐，说，大姐，这个咋挂号啊。她回过头看我，说，你是第一次来？我说，是。她说，你挂哪个医生。我说，我不知道，我就想找个好医生看看。她说，那你得先办就诊卡，然后去挂号窗口排队，但专家号基本挂不上，你得找黄牛。
黄牛。这个词，我只在新闻里听过。她说，你看见那边那个穿黑衣服的男的了吗？他就是黄牛，你去找他，给他钱，他帮你挂。
我顺着她手指的方向看过去，一个四十来岁的男人，叼着烟，靠在医院门口的树底下，正跟几个人说话。我犹豫了一下，还是走了过去。我说，师傅，你能帮忙挂号吗。他上下打量了我一眼，说，挂谁。我说，乳腺的专家。他说，哪个专家。我说，我不认识，就是乳腺的专家。
他笑了一下，露出黄牙，说，大姐，你这个不专业。你得先打听好挂谁，乳腺专家多了，有看良性的，有看恶性的，有做手术的，有做化疗的，你得知道自己要找谁。
我说，我得了癌症，就想找个厉害的。
他想了想，说，那就邵剑吧，乳腺外科的，专门看恶性，今天上午有门诊。不过号早没了。我问，多少钱。他说，三百五，挂号费加跑腿费。
三百五。
我在心里算了算，加上来回车费、住宿、检查，光这一趟，可能就得花掉两千多。但我想，来都来了。我从内衣口袋里掏出钱，数了三百五给他。他接过钱，说，你等着，我去帮你办。然后他走了。
我站在医院门口，等了快一个小时。天已经大亮了，排队的人越来越多，黄牛还是没回来。我开始慌了。我心想，会不会被骗了。但就在我准备去问问的时候，那个黄牛回来了。他递给我一张挂号单，说，邵剑，上午的，十点半，你赶紧进去，在三楼。
我捏着那张挂号单，像捏着一根救命稻草。进了门诊楼，人更多了。电梯口挤得满满当当，我怕自己走错，就一层一层问，三楼，乳腺外科。候诊区坐满了人，有剃了光头的女人，有戴着帽子的女人，有男人陪着来的，也有一个人来的。我找了个角落坐下，把编织袋放在脚边，手心里全是汗。
等到快十一点，终于叫到我的名字。我推开诊室门。邵剑医生五十来岁，戴着眼镜，面前堆着一摞片子。他没抬头，用笔尖点了点对面的凳子。我把兰州的检查单、穿刺报告、CT片子都递过去。他接过去，一张一张翻。诊室里很安静，只有纸页翻动的声音。
我张了张嘴，想说我坐了十六个小时火车，想说我在门口等了一早上，想说这三百五是我偷偷攒的，可我没说出口。
他翻完最后一张，把它放下，终于抬头看了我一眼。然后他说了一句话。
他说：“你这个病不用在上海治，回当地医院，方案一样，赶紧回去，别耽误。”
说完，他按了一下桌上的叫号铃。下一个病人推门进来。我愣在那里，脑子里嗡嗡响。他确实只说了这一句。没有安慰，没有解释，没有问我家里能不能承担。就那么一句。
我站起来，往外走。走到门口，我又回头看了他一眼。他已经低头去看下一个病人的片子了。
我站在走廊里，手里攥着那一沓检查单，突然不知道自己是该哭还是该松一口气。我花了三百五挂号，坐了十六个小时硬座，从甘肃天水到上海，就换来这一句话。可奇怪的是，那句话像一根针，把我这些天鼓起来的那口气，一下子扎破了。
我坐在医院台阶上，给表姐打电话。表姐沉默了一会儿，说，秀兰，医生说得对。上海床位紧，你这种病，化疗方案全国都差不多，在上海花钱更多，还不一定能住上院。回兰州治吧，报销比例还高。
我嗯了一声，挂了电话。又给我男人打。电话响了好久，他才接。我说，老马，我在上海。他愣了一下，说，你不是培训吗。我说，我骗你的。我来上海看病了。电话那头很久没声音。然后他说，回来吧。咱在兰州治，钱我想办法。
那天夜里，我买了回兰州的票。还是硬座。
火车开动的时候，上海满城的灯从窗户外面往后退。我靠着窗，想起邵剑医生那句话。他说的是“别耽误”。我忽然明白，他不是赶我走。他是在告诉我，病不能再拖了，钱也不能再乱花了。
回到兰州后，我住进了肿瘤科。第一次化疗那天，我吐得昏天黑地。老马从工地赶来，站在病房门口，手里拎着一袋苹果，头发上还有灰。他看着我，嘴笨，半天说了一句，秀兰，咱慢慢治。我点点头。儿子也从学校打来电话，说，妈，我周末回来。我说，别回来，好好上课。他说，我就回来看看你。
我不知道以后会怎么样。医生说，先化疗，再手术，后面还要看情况。钱还是不够，日子还是紧。但我不再想着去上海了。那三百五的挂号费，那句话，把我从一场梦里叫醒了。
人得了病，总想往大地方跑，总觉得远一点的地方会有奇迹。可有时候，奇迹不是别人给你一句好话，而是你终于肯回过头，抓住眼前能抓住的治疗，别耽误。
——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