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主任查出胃癌,隐瞒家人放弃治疗二十多天,忠告:别盲目手术

旅游攻略 1 0

上海主任查出胃癌,隐瞒家人放弃治疗二十多天,忠告:别盲目手术

我叫沈国栋,今年五十四岁,是上海一家三甲医院普外科的主任。做了一辈子手术,切过无数个胃、肠、肝、胆。病人在我手里躺下,麻醉,开刀,缝合,醒来。三十年了,我救过很多人,也送走过很多人。

但我从来没想过,有一天我自己会躺在手术台上。

那天是周三。我做了三台手术,最后一台是胃癌根治术。病人是个六十岁的老先生,发现得早,手术很顺利。我洗完手出来,觉得胃有点不舒服。不是疼,就是胀,隐隐的,像有什么东西堵着。

我没当回事。当医生的人,最擅长的就是忽略自己的身体。胃不舒服?大概是中午吃太快了。胀气?可能是站久了。我给自己开了点胃药,吃了两天,没见好。

第四天,我让科里的年轻医生给我开了个胃镜。做胃镜的是我老同事,麻醉科的老刘。他一边操作一边跟我聊天:“老沈,你多久没查了?”

“好几年了吧。”

“你也该查查了。咱们这行,胃没几个好的。”

镜子进去,我看着屏幕上的影像。胃窦部,一个不规则的溃疡,边缘隆起,像火山口一样。我看了三十年的胃镜,一眼就认出来了。

老刘的动作顿了一下。他什么都没说,继续检查,取了活检。退镜的时候,他拍了拍我的肩膀。

“老沈,等病理吧。”

我说好。

病理三天后出来。低分化腺癌,部分印戒细胞。我坐在办公室里,看着那张报告单,手没有抖。当医生的人,见惯了生死,轮到自己头上,反而冷静了。

我算了算。肿瘤大概三公分,没有远处转移的迹象,但印戒细胞癌恶性程度高,容易腹膜播散。分期的话,大概是T3N1M0,中期偏晚。手术可以做,但术后复发风险很高。五年生存率,乐观估计百分之三四十。

我做了三十年胃癌手术,这个数字我太清楚了。

那天晚上我回家,老婆做了红烧肉。我吃了两块,夸她手艺好。儿子打电话来,说下个月带女朋友回来。我说好,到时候我去接你们。吃完饭我坐在阳台上抽烟,抽了一根,掐了。然后回屋洗澡睡觉。

老婆问我:“你今天怎么回来这么早?”

我说:“今天手术少。”

她没再问。

我决定不告诉任何人。

不告诉老婆,不告诉儿子,不告诉同事,不告诉朋友。我自己就是医生,我知道这个病意味着什么。告诉老婆,她会哭,会逼我去做手术。告诉儿子,他会从北京飞回来,工作都不要了。告诉同事,整个医院都会知道,我会变成别人同情的对象。

我不想那样。

我做了三十年医生,一辈子都在替别人做决定。这一次,我想替自己做一回。

我没有去做手术。我给自己开了化疗药,口服的,替吉奥。这个药我开给无数病人,知道怎么吃,知道有什么副作用。我自己去药房拿药,自己在家吃。老婆问我在吃什么,我说是维生素,胃有点不舒服。

化疗药吃了两周,副作用来了。恶心,吃不下饭,白细胞掉得厉害。我开始瘦,皮带松了两个扣。老婆问我怎么瘦了,我说最近在减肥。她说你都这把年纪了减什么肥。我说注意身体嘛。

白天我照常上班,照常做手术,照常查房。站在手术台前的时候,我忘了自己是个病人。手里的刀还是稳的,脑子还是清楚的。一台胃癌根治术四个小时,我做完下来,后背全是汗。以前是累的,现在是虚的。

下了手术台,我去厕所吐。吐完擦擦嘴,洗手,回办公室。没人看得出来。

科里的护士说我最近脸色不好。我说没睡好。年轻医生问我是不是太累了,要不要休息几天。我说不用,我身体我知道。

我知道什么?我知道我胃里有个三公分的瘤子,我知道它在长,我知道我吃的化疗药只能延缓它,不能消灭它。我知道我应该做手术,把胃切掉大半,清扫淋巴结,然后继续化疗。我知道这是标准方案,是我给无数病人开过的方案。

但我不想。

我不想躺在自己做了三十年的手术台上,让我的学生打开我的肚子,看我的胃,看我的淋巴结,看我的腹膜。我不想让我的老婆在手术同意书上签字,手抖得写不了字。我不想让我的儿子站在ICU外面,看着我的身上插满管子。

我不想让他们记住我那个样子。

我想让他们记住的是我现在的样子。能走路,能吃饭,能说话,能笑。哪怕瘦了,哪怕脸色不好,但还是沈国栋,还是那个做了三十年手术的普外科主任。

查出胃癌的第二十天,我约了老刘吃饭。就是那个给我做胃镜的老刘。

我们在一家小馆子吃的,点了几个菜,要了一瓶黄酒。老刘看着我,说:“老沈,你脸色不对。”

我说:“老刘,我跟你说个事。”

他放下筷子。

“我那个病理,你知道的。胃癌,低分化,印戒细胞。”

老刘的脸白了。“你手术做了吗?”

“没做。”

“你疯了?”

“我想跟你聊聊。”

老刘看着我,嘴唇哆嗦。“老沈,你是普外科主任,你自己不知道这个病该怎么治?你不做手术,你等什么?”

“老刘,”我说,“我做了一辈子胃癌手术。你告诉我,做完手术的病人,活过五年的有多少?”

他不说话了。

“早期的高,百分之七八十。中期的,百分之三四十。晚期的,百分之十不到。我这个,T3N1,中位生存期,三十个月。做完手术,还要化疗,还要复查,还要担心复发。运气好的,活个三五年。运气不好的,一年就没了。而且术后的生活质量,你知道的。吃不了东西,反流,倾倒综合征,瘦得皮包骨。我不想那样。”

老刘沉默了一会儿。“那你也不能等死啊。”

“我没等死。我在吃药。”

“口服化疗药?”

“嗯。”

“你他妈自己给自己开药?”老刘的声音大了,“老沈,你是医生还是病人?你这是在自己糊弄自己!”

我笑了一下。“老刘,我做了三十年医生。我见过太多病人,得了癌,慌慌张张地做手术,做完复发,再化疗,再复发,再化疗。钱花光了,人也没了。最后三个月躺在ICU里,全身插满管子,家属在外面哭。我不想那样。”

“那你想哪样?”

“我想有质量地活着。能走能动能吃能睡。活一天算一天。不去想那个瘤子长多大了,不去想还剩多少时间。该上班上班,该吃饭吃饭,该笑就笑。到了最后,走不动了,吃不了了,我就找个地方安静地走。”

老刘看着我,眼睛红了。“你老婆知道吗?”

“不知道。”

“你儿子呢?”

“也不知道。”

“你打算什么时候告诉他们?”

“不打算。”

老刘把酒杯往桌上一顿。“沈国栋,你太自私了。”

我没说话。

“你有没有想过,你走了以后,你老婆怎么想?你儿子怎么想?他们连你得了什么病都不知道,你突然就没了。他们怎么接受?”

“他们会慢慢接受的。”

“你放屁!”老刘骂人了,“你当了一辈子医生,你告诉病人要跟家属沟通,你告诉病人要积极配合治疗。轮到你自己了,你全反着来?你这是在给病人做坏榜样!”

我看着老刘。他是我大学同学,三十年的老友。他骂我,我知道是为我好。

但我还是摇了摇头。

“老刘,你让我自私一回。我这辈子都在替别人活。替病人活,替家属活,替医院活。这次,让我替自己活一回。我想怎么过就怎么过。你帮我保密就行。”

老刘看了我很久。最后他把酒喝了,站起来。

“保密可以。但你得答应我一件事。”

“你说。”

“疼的时候别扛着。来医院,找我。”

我点头。

查出胃癌的第二十五天,我上了最后一台手术。

是个年轻人的胃癌,二十八岁,女孩子。发现得早,一期,手术能根治。我给她做了全胃切除,淋巴结清扫,消化道重建。手术做了五个小时,我站得腿发软,中间歇了两次。年轻医生问我是不是不舒服,我说没事,昨晚没睡好。

做完手术下来,我在更衣室坐了很久。身上的手术服湿透了,贴在背上。我看着镜子里的自己,瘦了一圈,颧骨突出来了,眼睛陷进去了。白大褂穿在身上,空荡荡的。

我脱了白大褂,换上自己的衣服。然后打开储物柜,里面有一件叠好的病号服。是我从病房拿的,蓝白条的那种。我把白大褂叠好,放进柜子里。把病号服拿出来,穿上。

站在镜子前面,我看着自己。第一次穿病号服,有点紧,但还行。镜子里的人,不是沈主任了。是个病人,一个穿着病号服的胃癌病人。

我坐在更衣室的椅子上,坐了很久。外面有人敲门,喊沈主任。我没吭声。等安静了,我开门出去,从后门走了。

那天晚上,我写了一份东西。不是遗书,就是一些话,给老婆和儿子的。写完我放在书房的抽屉里,锁上了。

然后我坐在阳台上,看着上海的夜景。灯火通明,车流不息。这个城市这么大,这么快,每天都有无数人确诊,无数人离去。我只是其中一个。

查出胃癌的第二十八天,我住进了自己医院的肿瘤科。

不是以医生的身份。是以病人的身份。

老刘帮我办的住院手续。他给我安排了一个单间,安静,靠窗。我躺在那张病床上,看着天花板。这张床我查过无数次房,站在旁边问病人“今天感觉怎么样”。现在轮到我躺在上面了。

我给自己制定了治疗方案。化疗,静脉的,比口服药猛。我知道自己撑不了多久了,口服药已经压不住。肿瘤标志物在涨,CT显示病灶变大了。老刘看了片子,骂了我一顿,然后给我上了化疗。

第一天化疗,我吐了七次。第二天,白细胞掉到一千以下。老刘要给我打升白针,我说等等,看看能不能自己升上来。第三天,发烧了,三十九度二。我躺在病床上,迷迷糊糊的,看见老刘站在床边,脸色铁青。

“沈国栋,你听我一句劝。”他说,“手术吧。现在做还来得及。”

我摇了摇头。

“你他妈别倔了!”他吼我,“你他妈是医生,你知不知道你在干什么?”

“我知道。”我说,“老刘,我干了三十年,我什么都知道。你让我按自己的想法走完。”

他站在床边,看着我。然后他弯下腰,把脸埋在我床边的被子里。我听见他在哭。

我伸手摸了摸他的头,像摸小孩一样。

“老刘,别哭。我还没死呢。”

住院的第二十天,我让老刘把我老婆叫来了。

她进来的那一刻,我就知道她什么都知道了。她的眼睛肿得跟核桃似的,头发乱糟糟的,衣服扣子都扣错了一个。她站在门口看着我,看了很久。

然后她走过来,坐在床边。伸出手,摸了摸我的脸。

“沈国栋,”她说,“你骗了我二十天。”

“对不起。”

“你为什么要瞒着我?”

“不想让你哭。”

“我不哭你就好了?”她的眼泪往下掉,“你以为我不知道,我就不哭了吗?你每天回家瘦一圈,吃两口饭就去厕所吐,半夜翻来覆去睡不着。你以为我瞎?”

我伸手给她擦眼泪。她的手抓住我的手,攥得紧紧的。

“你为什么不手术?”

“因为我不想。”

“为什么不想?你是医生,你知道怎么治。你给自己治啊。”

“我给自己治了。化疗,靶向,都试了。没用。”

“那就手术啊!切掉就好了!”

“切不干净了。”我说,“腹膜上已经有了。老刘没跟你说?”

她愣住了。然后她扑在我身上,哭得整个人都在抖。我抱着她,她的头发蹭着我的下巴,痒痒的。

“沈国栋,你个混蛋。”她哭着说,“你混蛋。”

“嗯,我混蛋。”

“你走了我怎么办?”

“你好好活着。”

“我不!”

“你得好好活着。”我摸着她的头发,“儿子下个月带女朋友回来。你替我看一眼。看完了,告诉他,他爸不争气,先走了。让他好好对人家姑娘。”

她哭得说不出话来。

那天晚上她没走,陪在我床边。我疼的时候她给我揉,我吐的时候她给我接。她一句话不说,就那么陪着我。

我忽然想起来,我们结婚三十年了。这三十年里,我做了多少台手术,加了多少个班,她等了我多少个晚上。我从来没问过她,一个人在家吃饭是什么滋味。

“老婆。”我喊她。

“嗯。”

“对不起。”

“别说了。”

“让我说。我这辈子,最对不起的就是你。嫁给我三十年,没享过什么福。我天天在医院,家里全靠你。儿子是你带大的,房子是你打理的,连我爸妈生病都是你伺候的。我什么都没做。”

她擦了擦眼睛。“你做了。你救了好多人。”

“救了好多人,没救你老公。”

她没说话。攥着我的手,攥了一夜。

我住院的第二十五天,儿子从北京飞回来了。

他站在病房门口,背着包,风尘仆仆的。看见我穿着病号服躺在床上的那一刻,他的表情变了。从着急变成害怕,从害怕变成愤怒。

“爸,你为什么不告诉我?”

“告诉你也没用。你工作忙。”

“工作忙?”他的声音在抖,“你都要死了,还说我工作忙?”

“还没死呢。”

“爸!”他吼了一声,然后蹲在地上哭了。一米八的大小伙子,蹲在病房的地上,哭得像个小孩。

我看着他,想起他小时候的样子。我每天下班回家,他就在门口等着。我把他抱起来,他搂着我的脖子喊爸爸。后来他长大了,上了大学,去了北京。每次打电话,他说爸你注意身体。我说好。然后继续做我的手术,继续加我的班。

我从来没跟他说过,爸爸想你了。

“儿子。”我喊他。

他抬起头。

“过来。”

他走过来,坐在床边。我伸出手,他握住了。

“爸对不起你。”

他摇头。“爸你别说了。”

“让我说。”我喘了口气,“你妈交给你了。她跟了我三十年,没过几天好日子。你以后对她好点。还有你那个女朋友,别管我这事,该带回来带回来。让你妈看一眼,她高兴。”

“爸……”

“我这辈子,做了很多手术,救了很多病人。但我最后悔的,是没多陪陪你和你妈。你小时候我答应带你去迪士尼,一直没去。你妈一直想去三亚,我也没带她去。你们以后自己去。替我看看。”

儿子攥着我的手,哭得停不下来。

那天晚上,他和他妈都陪在我床边。我躺在床上,左边是老婆,右边是儿子。他们一人攥着我一只手。我闭着眼睛,听他们说话。老婆说家里的猫又胖了,儿子说公司最近有个大项目。他们说着说着,声音就模糊了。

我好像回到了三十年前。那时候我刚当上医生,老婆刚怀上儿子。我们住在医院分的筒子楼里,一间房,一张床,一个煤气灶。晚上下班回来,老婆挺着肚子给我做饭。我坐在床边,摸着她的肚子,跟儿子说话。

“儿子,我是爸爸。你快点出来,爸爸带你去公园。”

那时候我觉得,日子还长着呢。

谁知道一转眼,三十年就过去了。

我住院的第三十五天,老刘来找我。

他坐在床边,看着我的化验单,眉头皱得紧紧的。

“老沈,你的肝肾功能不行了。腹水也出来了。化疗不能再做了。”

我点头。“我知道。”

“你还有什么想做的?”

我想了想。“我想吃一碗红烧肉。”

老刘看了我一眼。然后他站起来。“我去给你买。”

“你买的不行,得我老婆做的。”

老刘把我老婆叫来。她听了,愣了一下。“你现在能吃吗?”

“能吃。吃一块就行。”

她回家做了。做了两个小时,端了一碗来。红烧肉炖得烂烂的,红亮亮的,跟以前我夸她手艺好的时候一样。

我坐起来,夹了一块。放进嘴里,嚼了嚼。还是那个味儿。

“好吃。”我说。

老婆站在旁边,眼泪往下掉。

我把那块肉吃了。就一块。然后躺下,喘了一会儿。

那天晚上,我跟老刘说:“老刘,我走了以后,你跟科里人说,我这个病,别学我。该手术手术,该化疗化疗。我是医生,我知道该怎么治。但我自己选择不治,是因为我不想遭那个罪。别人别学我。”

老刘点头。“你还有什么要交代的?”

“没了。就是别忘了,每年给我烧点纸。我不信这个,但你们烧了就烧了。”

老刘骂了我一句,然后笑了。笑着笑着,又哭了。

我住院的第四十二天,早上醒来,觉得特别轻松。

不疼了,不胀了,浑身轻飘飘的。窗外阳光很好,照在被子上,暖洋洋的。老婆趴在床边睡着了,手还攥着我的手。儿子在旁边的陪护床上,打着哈欠。

我看着他们。老婆的头发白了好多,儿子的胡子拉碴的。他们陪了我这么多天,没睡过一个好觉。

我想叫他们,但张不开嘴。我想动一下手,但手指头没劲。

我就那么躺着,看着他们。

窗外的阳光越来越亮。我听见走廊里有护士推车的声音,有病人咳嗽的声音,有家属说话的声音。这些声音,我听了三十年。

然后我听见一个声音。很轻,很熟悉。像是老刘在喊我。又像是老婆在喊我。又像是我妈在喊我。

我妈走了十年了。她走的时候,我在手术台上,没能见她最后一面。

我闭上眼睛。

阳光照在眼皮上,红红的。像手术室里的无影灯。

我做了一辈子手术,看了三十年的无影灯。最后一眼,还是那个颜色。

真好看。

后记

沈国栋走的那天,是周五。早上八点四十七分。

他走的时候,老婆和儿子都在身边。他没有插管,没有按压,没有电击。就安安静静地走了。

他走以后,老刘在科里开了一个会。把他写的那些话念了一遍。

他说:“我当了三十年医生,给无数病人做过手术。轮到自己了,我选择不做。不是因为手术没有用,是因为我知道自己的情况,做和不做,差别不大。与其躺在手术台上遭罪,不如用剩下的时间好好陪陪家人。每个病人情况不一样,该手术的还是要手术。别学我,我是医生,我知道自己在干什么。你们不是医生,你们要听医生的。”

老刘念完,科里安静了很久。

后来,沈国栋的老婆把那件叠好的白大褂带回了家。上面还挂着他的胸牌:普外科主任,沈国栋。

她把白大褂挂在衣柜里,跟他的西装挂在一起。旁边放着他那个锁了又开了的抽屉,里面有一封信。

信上写着:

“老婆,儿子,我走了。别难过。我这辈子做了我想做的事,救了我能救的人。最后这段日子,我按照自己的想法活的。不后悔。你们好好的。红烧肉,下辈子再吃。”

信的最后有一行小字:

“对了,老刘,别忘了我那份纸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