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迪拜，我遇见了他
凌晨四点半，德拉老城区的巷子还没醒。
我踩着一双磨平了底的帆布鞋往里走，路面有昨晚洗车留下的水渍，混着不知道谁倒的洗碗水，一脚踩下去，鞋底和石板之间发出一种黏腻的声音。空气里有咖喱味，有柴油味，还有一股说不上来的甜——后来我才知道，那是印巴超市门口堆着的芒果熟透了，没人收。
巷子很窄，两边是那种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盖的楼，外墙的空调外机滴着水，一滴一滴，打在一楼铁皮雨棚上，声音脆得让人心烦。
我是来找一个巴基斯坦人的。他叫伊姆兰，二十八岁，在迪拜做建筑工。
这件事的起因，说起来有点不好意思。
我到迪拜的第三天，在市中心吃了一顿饭。一家很普通的黎巴嫩餐厅，点了烤肉拼盘、一份鹰嘴豆泥、一杯薄荷柠檬水。结账的时候，账单上的数字让我愣了两秒——一百八十七迪拉姆。
我换算了一下，大概三百七十块人民币。
我当时想，迪拜嘛，贵点正常。
后来我认识了伊姆兰。他告诉我，他一个月的工资是一千二百迪拉姆。
也就是说，我在那家餐厅吃的那顿饭，吃掉了他将近六分之一的月薪。
他说这话的时候，我们在他的宿舍里。那是一个十二人间的上下铺，房间没有窗，唯一的通风口是门底下一条两指宽的缝。他坐在下铺的床沿上，床垫是一块五厘米厚的海绵，上面铺着一条洗得发白的毛巾被。
他笑着说的。不是自嘲那种笑，是那种——我说不上来——就是很自然地、像在说今天天气不错一样地说出来的。
我坐在他对面的塑料凳上，那个凳子有一条腿是短的，我得用脚尖顶着地才能坐稳。
那一刻我没接上话。
伊姆兰是旁遮普人，来自巴基斯坦一个叫木尔坦的城市。他家里有父母、两个弟弟、一个妹妹。父亲以前在纺织厂上班，厂子关了之后，在街边修自行车。
母亲不工作。
他是家里唯一一个出国挣钱的。
"来迪拜之前，我在卡拉奇干了三年。"他说，"一个月挣一万八卢比，合下来不到五十美金。你知道五十美金在卡拉奇能干什么吗？"
我摇头。
"租房、吃饭、给我爸买药。月底一分不剩。"
后来他通过一个中介来了迪拜。中介费花了三十万卢比，折合人民币大概七千多块。这笔钱是他爸把家里一台旧摩托车卖了，又跟亲戚借了一圈凑出来的。
"中介说，迪拜工资高。一个月能挣两千迪拉姆。"
"来了之后呢？"
"来了之后，工资是一千二。"
他说这话的时候，语气没有任何起伏。就像在念一张收据。
我问他，那你怎么不回去。
他没有马上回答。他从床底下摸出一瓶水，拧开喝了一口，又把盖子拧上。那个动作很慢，慢到我以为他不打算回答了。
然后他说："回去干什么？"
就这四个字。
不是反问，不是赌气。就是一个很实在的问题——回去干什么？家里那台修自行车的摊子，他爸一个人守着，再多一个人，也还是那么点收入。
弟弟们还在上学。妹妹明年要嫁人，嫁妆还没着落。
"在这儿，一个月一千二。我省着花，能寄八百回家。八百迪拉姆，在巴基斯坦是一万八卢比。
够我妈买药，够我弟交学费。"
"那你自己呢？"
"我？"他低头看了一眼自己的手，"我花不了什么钱。"
我顺着他的目光看过去。那双手，指节粗大，手背上有几道浅浅的疤，指甲缝里嵌着洗不掉的灰。他穿一件灰色的T恤，领口松了，露出锁骨。
脚上是一双人字拖，鞋底磨得只剩一半。
第二天，他带我去看他干活的地方。
在迪拜码头附近，一栋正在盖的写字楼。他说这栋楼要盖四十七层，他负责绑钢筋。
我们到的时候是早上六点，太阳刚出来，但已经热了。工地外面有一排简易房，是工人的宿舍。伊姆兰说，有些工种的公司包住，但他们公司不包，所以他自己在外面租床位。
"一个月三百迪拉姆。十二个人一间。"
"不挤吗？"
"习惯了。"他说，"比在卡拉奇好。卡拉奇我们八个人住一间，还没有空调。"
他说这话的时候，是认真的。不是在安慰自己，也不是在说服我。他是真的觉得，现在比过去好。
我不知道该说什么。
工地门口有个小卖部，卖水、卖饼、卖烟。伊姆兰买了一瓶水，一块五迪拉姆。他递给我一瓶，我没要，他自己拧开喝了。
他喝水的样子很急，像是一口气要把半瓶灌下去。喝完他把瓶子捏扁，扔进旁边的垃圾桶。那个垃圾桶已经满了，瓶子掉在地上，他没捡，也没回头。
我看着那个瓶子，突然想到一件事——他在迪拜盖楼，盖了四年，但这些楼，他一栋都住不起。
那天下午，我跟着他去了趟超市。
一家印巴人常去的超市，在穆拉夸区。里面卖的东西比家乐福便宜不少，但即便如此，伊姆兰买东西的时候还是反复看价签。
他买了一袋米、一袋扁豆、一盒鸡蛋、几颗洋葱、一小袋辣椒。总共花了四十七迪拉姆。
"够吃几天？"我问。
"十天吧。"
"就吃这些？"
"够了。"他说，"米和扁豆，有营养。鸡蛋一天一个。"
我又问了一句不该问的话："你不想吃肉吗？"
他笑了一下，说："想啊。但是肉贵。等过年吧，过年买一只鸡。"
他说"过年"的时候，眼睛亮了一下。就那么一下，很快又恢复了原样。
晚上，他请我吃饭。
就在他宿舍楼下的一家小餐馆，巴基斯坦人开的。菜单是乌尔都语，我看不懂，他帮我点了一份咖喱鸡、两张饼、一杯茶。
我问他吃什么。
他说他吃过了。
我看了一眼他面前的桌子——空空的，什么都没有。
我把咖喱鸡推到他面前，说一起吃。他推回来，说不用。我又推过去。
他看了我一会儿，没再推。他掰了半张饼，蘸了一点咖喱汁，慢慢吃。
那顿饭，他吃了半张饼，喝了半杯茶。
剩下的他都留给我了。
结账的时候，一共是二十二迪拉姆。他抢着付了钱。我没抢过他。
二十二迪拉姆。折合人民币大概四十四块。
那是我在迪拜吃的最便宜的一顿饭。
吃完饭，我们沿着巷子往回走。路灯很暗，有几盏是坏的。他走在前面，我跟在后面。
他的拖鞋踩在地上，啪嗒啪嗒。
走到一个路口，他突然停下来。
"你看。"他指着前面。
我顺着他的手指看过去。巷子的尽头，是迪拜市中心的天际线。哈利法塔亮着灯，周围一圈高楼，玻璃幕墙反射着光，像另一个世界。
那个距离，开车大概二十分钟。
"你去过吗？"我问。
"没有。"他说，"去过一次。在下面看了看。"
"然后呢？"
"然后就回来了。"
他转过身，继续往前走。啪嗒，啪嗒。
我在迪拜待了十二天。
临走前一天，我又去找了伊姆兰。他那天休息，在宿舍里躺着。看见我来，他坐起来，从枕头底下摸出一个塑料袋，里面装着几个芒果。
"昨天买的。"他说，"你明天走，带着路上吃。"
我接过来。芒果还硬着，没熟。
"放两天就软了。"他说。
我问他，你以后有什么打算。
他想了一会儿，说："再干两年。攒点钱。回家开个小店。"
"什么店？"
"不知道。"他笑了，"什么都行。能养活自己就行。"
他说这话的时候，窗外正好传来清真寺的广播声。下午四点多，太阳还很烈。宿舍里没有窗，但门开着，光从走廊那头照进来，正好照在他脚边。
他低头看了一眼那双人字拖，说："这双鞋，穿了两年了。回家之前，得换一双。"
走的那天早上，我打车去机场。
车上了高速，我回头看。迪拜的天际线在晨光里立着，干净、光亮、不可思议。那些楼，有很多是像伊姆兰一样的人盖的。
他们盖完了，就走了。去下一个工地，盖下一栋楼。
他们不住自己盖的楼，不吃自己挣的钱能买得起的东西，不在自己建的城市里留下名字。
但他们寄回家的钱，养活了木尔坦的某个家庭，养活了旁遮普的某个村庄，养活了一个父亲、一个母亲、两个弟弟、一个妹妹。
我在车上把芒果拿出来看。还是硬的。
后来我把它们带回了国。放在阳台上，过了四天，软了。
我吃了一个。很甜。甜得有点过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