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料札记

曹漫之后来回忆，1949年2月三野南下到达徐州贾汪，陈毅把他叫去交代起草入城守则。陈毅说：“我记得古代史书上曾有过军队‘不入民宅’的记载，你去找些历史书查一查。”曹漫之每到一处便去图书馆翻古书，查来查去都没有这句话。陈老总笑着说：“你真是个书呆子，书上没有的，我们就不能写吗？反正军队进城后，在没有找到营房之前一律睡马路，这一条一定要写上。”

第一章 贾汪的那个下午

1949年2月，徐州贾汪。

第三野战军司令部临时设在镇上一座老房子里。房子不大，院子里的泥地被来来往往的军靴踩得坑坑洼洼。曹漫之接到通知说陈司令员找他，撂下手里正在整理的文件就过去了。

陈毅坐在一张木桌前，桌面上摊着一幅华东地图。他抬了抬下巴示意曹漫之坐下，开口就说：“上海快打下来了，你帮我起草一份入城守则。”

曹漫之愣了一下。他是城市政策组组长，这事儿按理说归他管，但没想到陈老总这么早就提出来了。部队还在徐州附近休整，离上海少说还有上千里路。

陈毅点了支烟，慢慢地说：“自古以来，军队进了城，往民房里一住，干好事的不多。咱们进了南京、上海、杭州，那里的老百姓受国民党宣传的影响，对咱们不了解。入城纪律是给他们的见面礼，搞不好以后影响很难挽回。”

曹漫之点了点头。陈毅又说：“我记得古书上有军队‘不入民宅’的说法，你去查查，可以参考。”

曹漫之接下任务，之后每到一处就去地方图书馆翻书。从徐州找到蚌埠，从蚌埠找到南京，线装书翻了一摞又一摞，愣是没找到“不入民宅”这四个字。后来他向陈毅汇报，陈毅听完哈哈大笑：“你真是个书呆子！书上没有的，我们就不能写吗？”

曹漫之也笑了。他心里明白，陈老总这哪里是在乎古书上有没有，他是在乎这支队伍进了上海之后能不能站得住脚。上海是什么地方？远东第一大城市，五百万人挤在那片不大的地面上，工厂、银行、码头、商店，什么都有，什么都复杂。部队几万人一下子涌进去，万一纪律出了岔子，那可不是小事。

那天下午曹漫之从陈毅屋里出来的时候，天已经擦黑了。院子里有战士在烧水做饭，铁锅冒着白气，伙夫蹲在灶台前添柴火。曹漫之站在台阶上看了看远处，田野里是一片枯黄，冬天还没过去。他心想，等打到上海的时候，应该就是春天了。

他回屋摊开纸，开始写。第一条写什么？他想了想，先写市区作战不许用重武器。这一条是陈老总反复交代的。上海人口密集，一炮打偏了就是一片房子一片人。第二条写部队入城后一律不得进入民宅。这一条就是陈老总要找古书依据的那一条。他接着往下写，写怎么保护工厂、怎么对待学校、怎么处理外交事务，一条一条列出来。写到半夜，油灯里的油快干了，他才搁下笔。

这份草稿后来几经修改，最终形成了《入城三大公约十项守则》。4月1日，以陈毅、粟裕、谭震林、唐亮、钟期光联名发布命令的形式正式颁发。要求各级军政机关深入教育所属部队，务使人人了解，个个熟记。

曹漫之不会想到，几个月后他起草的这几页纸，会变成十万大军睡在马路上那一幕的依据。他当时只是觉得，陈老总说得对，进了上海，纪律就是命根子。

第二章 丹阳的二十三天

1949年5月初，江苏丹阳。

这座沪宁线上的小城忽然热闹起来。从各地抽调的五千多名接管干部陆续抵达，加上部队的各级指挥员，丹阳的大街小巷到处是穿军装的人。镇上的老百姓没见过这阵势，起初有些紧张，后来发现这些当兵的说话和气，买东西给钱，不拿群众一针一线，也就慢慢放了心。

丹阳整训持续了二十多天。这不是寻常的战前练兵——不打靶，不搞战术演习，所有人坐下来学规矩。

学什么？学上海市情。华东局社会部在上海地下党的帮助下，从2月开始就搜集上海的各种情报，编成了《上海概况》《上海情况调查资料》这些小册子。册子里写得细，连上海各军政要员的住址和电话号码都有。接管干部人手一册，天天翻，天天背。

学入城纪律。《入城三大公约十项守则》印成了小册子，战士们把它贴在背包上，后一个人看前一个人的，一边行军一边背。有人把纪律编成快板：“解放大军下江南，要进上海和南京……入城守则共八条，一条一条记在心……房子不能随便住，宿营必须听指定。”走到哪儿唱到哪儿。

学城市管理。抽水马桶怎么用？电灯开关怎么拉？这些在农村长大、在战场拼杀的战士们从来没接触过。集训中专门有人教这些。一位参加过集训的老战士后来回忆：“上级要求我们背诵《入城三大公约十项守则》，连‘抽水马桶如何使用’这样的细节都要学习。”

5月10日，丹阳城南大王庙。

庙前的空地上坐满了营团级干部。陈毅站在前面，没有稿子，开口就说：“我们野战军，到了城里不准再‘野’，纪律一定要严！”

底下鸦雀无声。

陈毅接着说：“上海是个现代化城市，是帝国主义反动派的窝巢，是百年来发展起来的奇形怪状的复杂城市。我们要谨慎小心，临事而惧，否则一定会栽跟头。”

他的声音不高，但每个字都砸在地上。他说：“进入上海是中国革命最后一道难关，是一个伟大的考验。共产党不是没进过上海，大革命时代进过上海、武汉、南京，但又被人家赶出来了。这次进去会不会再被赶出来？主要看我们自己。”

这几句话分量太重了。台下的干部们低着头，没人说话。他们都知道陈老总说的是实情。1927年共产党在上海搞过武装起义，结果呢？被镇压了。后来白区工作在上海坚持了那么多年，最后还是被迫撤出。这一次再进去，要是再搞砸了，那可真成了历史笑话。

陈毅又说：“反动派听到我们在上海搞得好，会垂头丧气；听到我们搞得不好，又会动起来，认为自己还有希望。”

他最后强调：“入城纪律是入城政策的前奏，是见面礼。入城纪律搞不好，入城政策会走弯路。”

散会之后，干部们三三两两往回走，没人说笑。

同一天，陈毅还做了一个决定：解放军进上海不住民房，全部睡马路。这个决定后来被写进了《入城三大公约十项守则》的第二条——进城后一律“不住民房店铺”。

有干部想不通，跑去问陈毅：“过去打仗都是睡在老百姓家里，为什么进了上海就非要睡马路？遇上大雨怎么办？战士生病了，进去要点水喝也不行？”

陈毅的回答只有一句话：“这一条一定要无条件执行，说不入民宅，就是不准入，天王老子也不行！”

毛泽东看到《入城守则》草案后，在电文中批了八个字：“很好，很好，很好，很好。”

第三章 瓷器店里打老鼠

1949年5月12日，上海战役打响。

此前毛泽东有过指示：“打上海，要文打，不要武打。不仅要军事进城，而且要做到政治进城。”

陈毅把这句话变成了一个更形象的比喻。他说：“上海之战好比瓷器店里打老鼠，既要捉住老鼠，又不能把那些珍贵的瓷器打碎。”

这个比喻说起来轻松，做起来难如登天。

国民党军在上海市郊构筑了四千余座钢筋混凝土碉堡，形成了子母碉堡群。外围还布置了鹿砦、竹签、高低铁丝网、地雷区。天上还有飞机支援。国民党52军军长刘玉章扬言要“让共军卡在我的钢铁阵地里”。

而解放军的命令是：市区作战不许用重武器。这意味着不能用炮火开路，不能用炸药炸碉堡，只能靠步兵用轻武器一个碉堡一个碉堡地啃。

月浦、刘行、杨行一带成了最惨烈的战场。这三个地方位于吴淞口西侧，北濒长江，东临黄浦江，是屏障吴淞、宝山的重要阵地。拿下它们，才能切断国民党军的退路，才能打开进入上海市区的通道。

5月14日，解放军对月浦发起总攻。敌军出动B-24、B-25、B-26、F-51型飞机53架次，猛烈炸射解放军阵地。第二六〇团一百多名战士组成突击队，先用山炮平射阻挡冲锋的敌军坦克，击中一辆，其余两辆掉头逃跑，突击队乘势攻入月浦街区。

同一天，二十八军包围刘行。刘行的敌军工事更加坚固，每攻占一个地堡都会遭到猛烈反攻，得而复失，失而复得，双方反复拉锯。二十八军第二四四团采取小群体攻击战术，一口气连续夺取了十多个地堡。其中一营二连二排在敌军密集火力封锁下，突破了两条水沟、三道铁丝网，首先占领地堡，打开了突破口。

一位亲历月浦战斗的老兵后来回忆：“被反复争夺多次的月浦此时已化作一片废墟，虽然伤亡极大，但一个个碉堡被战士们用热血和信念一一攻破。”

5月15日，二十八军八十四师向杨行攻击前进。为了攻下碉堡，战士们只能挖壕沟前进，大批人付出了生命。

整个上海战役，解放军付出了伤亡三万余人、牺牲七千余人的代价。牺牲者中年龄最大的六十二岁。其中牺牲在宝山境内的就有近四千人。月浦一地牺牲近两千人。二十九军87师259团团长胡文杰、253团政治处主任王里等烈士，永远倒在了黎明之前。

数十年后，国民党52军军长刘玉章回忆起这场血战，仍心有余悸：“枪炮声密如联珠，战火遍地，战场之激烈状况，超越抗日战争。”

第四章 聂凤智的指挥所

5月25日深夜。

三野主力正在市区激战。陈毅和饶漱石从丹阳乘火车赶往上海。途经苏州时，两人约粟裕、张震到车站，就接管事宜作了最后交底。

5月26日凌晨，陈毅进入上海圣约翰大学，与中共上海市委负责同志会合。

天还没亮。陈毅顾不上休息，第一件事是问部队的入城纪律落实情况。他对三野警卫营教导员王致冰说：“部队的入城纪律，我还是有些不放心，警衛营派两个人去检查一下，看看情况怎么样。”

王致冰带了两名战士，走进清晨的上海街头。

5月的上海，天亮得早，但那天是个阴天，空气又湿又冷。王致冰首先来到南京路。在永安公司门口，他看到了一排排身穿单衣的战士，鱼贯而卧，缩成一团，睡在冰冷的湿地上。

他继续往前走。走到威海路黄陂路口一个弄堂口，马路边用两块雨布搭了一个小棚子。王致冰凑上去一看，里面铺着军用地图，旁边安着电话机。27军军长聂凤智正俯身在地图上看什么。

一个军的指挥所，就设在马路边的雨布棚子里。

王致冰再往前检查，发现师、团指挥所无一例外全在马路上。走到四川路，战士们浑身已被雨水淋湿，市民热情地招呼他们进屋避雨，战士们婉言谢绝。

王致冰回去向陈毅汇报。

陈毅听完，只说了句：“好，部队没有找到营房前，一律睡马路，不能惊扰老百姓。”

第五章 那个下雨的早晨

1949年5月27日。

枪声渐渐稀了，最后停了。

清晨，上海市民推开窗户。蒙蒙细雨中，马路两边湿漉漉的水泥地上，睡满了身穿黄布军装的解放军战士。他们和衣而卧，怀抱枪支，一个挨着一个，从南京路一直延伸到外滩汉口路老市政府，五百多米长的路面上全是人。

有人数了数，足足十万。

气象学家竺可桢在当天的日记里写道：“下午3点起微雨，子夜大风……守门之站岗者倦则卧地，亦绝不扰人。”

一位叫谭志明的上海市民，七十五年后依然清晰地记得那个早晨：“我不明白，他们为什么不能睡在温暖的床上呢？”

他不明白。很多上海人都不明白。这支军队刚刚打了胜仗，他们是这座城市的主人，他们完全可以住进任何一间空房子，躺在任何一张床上。可他们偏偏睡在又冷又湿的马路上。

那天，摄影师陆仁生走上南京路。他看到眼前的景象，举起相机，按下了快门。那张“十万大军睡马路”的照片，后来传遍了全世界。

英国蒙哥马利元帅看到这张照片后感慨：“我这才明白了，有这样睡水泥路面精神的军队为什么能够打败经美国武装起来的蒋介石数百万大军。”

美国记者看到照片后写道，这是“亘古未见的奇观”。打了胜仗的军队不入民宅、不扰百姓，这在人类战争史上确实是头一回。

那天清晨，上海的电灯是亮的，自来水没有停，电话畅通，工厂和学校完好无损。南京路上的霓虹灯依旧闪烁着。

一座五百万人口的城市，在战火中几乎没有受到破坏。

第六章 陈关康的日记

上海市民陈关康是铁路局职工。

从5月24日开始，他每天记日记。

5月25日清晨，他听说解放军进入了上海。他在日记里用了两个字形容自己的心情——“惊骇”。

这不怪他。上海人听了十几年国民党的宣传，说共产党“青面獠牙”“杀人放火”“共产共妻”。现在这些“青面獠牙”的人真的来了，谁能不怕？

但接下来的几天，陈关康看到的事情让他慢慢变了。

他看到解放军战士坐在马路牙子上啃干粮，市民端水出来给他们喝，他们摆手说不用。他看到有战士帮老奶奶挑水，帮小贩推车。他看到菜市场照常开门，店铺照常营业，电车照常行驶。

5月28日，陈关康在日记里写道：马路上生意恢复正常，人们脸上不再露出惊骇的神色。

从“惊骇”到“不再惊骇”，中间只隔了三天。

另一位上海市民盛观潮在日记中记录得更详细。5月25日他写道：“原来昨夜火车声就是载着人民解放军入境，上帝保佑我们派出所平安度过。”

“上帝保佑”四个字，道出了一个普通市民在巨变来临时的无助与期盼。他不知道来的这些人会怎样对待他，他只能求上帝保佑。

结果上帝没保佑他什么，因为根本不需要。解放军没有闯进任何一户人家，没有拿走任何一样东西。盛观潮一家平安度过了那个夜晚，就像度过了无数个平常的夜晚一样。

上海解放后，街头出现了这样的场景：工人、学生、市民纷纷和解放军握手，有的索性爬上了汽车。南京路上挂满了横幅和彩灯，老百姓发自内心地欢迎解放军。有人贴标语、挂漫画、扭秧歌，向解放军献花。

从“惊骇”到献花，也不过几天时间。

第七章 “想上海，进上海”

部队进城后吃喝拉撒都是问题。

按照纪律，各军的骡马和车辆一概不许进城。部队的饮水和饭食都从城郊二三十里之外运来。干部战士只能喝冷水、吃冷饭。

晚上睡觉只有一条麻袋。上海的五月虽然已经入夏，但一下雨还是冷。战士们把麻袋铺一半盖一半，缩在马路边的屋檐下。风一吹，雨一飘，浑身透湿。

有个战士编了一首打油诗：“想上海，进上海，进了上海得到两条破麻袋，又是铺，又是盖，晚上睡觉怪凉快！”

诗里说“怪凉快”，那是苦中作乐。实际上冻得发抖的人不在少数。但没有人抱怨，更没有人违抗纪律偷偷溜进民宅。

有个细节特别能说明问题。陈毅有一次下去检查工作，碰到有人委托地方老板做上百套军衣，却没付钱。陈毅听后当即发火：“同志，这可不光是钱的问题，是党的工商业政策。我们是靠政策得人心的，在百姓中的信誉，是我们的命根子！”

没过多久，那位老板就收到了二百块银洋。老板大为感慨：“共产党的部队讲信誉，确实信得过！”

陈毅说得对，信誉是命根子。一支军队打了胜仗不难，难的是打了胜仗之后还能保持克制，还能把百姓的利益放在前面。上海的老百姓不是瞎子，谁对他们好，他们看得清清楚楚。

第八章 最后一座堡垒

杨树浦。

这里是上海战役的最后一个战场。

国民党军230师代师长许照带着部队困守杨树浦电厂、水厂、煤气厂。这三家工厂是上海的生命线——没有电，城市就瘫痪；没有水，五百万人就没法活；没有煤气，工厂就没法开工。许照在厂区地下埋了炸药，摆出一副玉石俱焚的架势。

打，还是不打？

打的话，用重武器几分钟就能解决战斗，但电厂水厂煤气厂肯定保不住。不打的话，许照万一真的引爆炸药，后果不堪设想。

陈毅选择了第三条路——劝降。

上海地下党的一位同志蒋先生站了出来。他在危险地段打出白旗，穿过火线，来到230师师部，找到许照。两人谈了整整半天。蒋先生纵论局势、分析利害，动之以情、晓之以理。许照终于同意放下武器，拆除地下埋的炸药，举起义旗。

兵不血刃。

杨树浦电厂、水厂、煤气厂完好无损地回到了人民手中。当天晚上，上海的灯是亮的，水龙头里流出的水是清的。

5月27日，杨树浦发电厂、自来水厂守敌缴械投降，上海市区枪声全部停止。上海，彻底解放了。

第九章 五百万人要吃饭

解放只是开始。

陈毅走进上海市人民政府大楼的那天，他面对的不是鲜花和掌声，而是一堆烂摊子。

国民党撤退时，存放在上海中央银行的黄金和银元被搬运一空，只留下了几近废纸的二十一万亿元金圆券。物价飞涨，工厂停工，商铺关门，五百万人要吃饭，而仓库里什么都没有。

帝国主义和国民党曾预言：“共产党在军事上能攻占上海，但没有能力管理好上海，特别是经济方面管不好上海。”

陈毅不信这个邪。

他上任后立即颁发布告，阐明“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发展生产、繁荣经济”的工商政策。他召开产业界人士座谈会，说人民政府愿与产业界共同协商，努力恢复并增加生产。上海产业界纷纷响应。

但更大的麻烦在金融领域。

人民币刚发行，老百姓不敢用。国民党时期通货膨胀的噩梦还没过去，大家只信银元。投机商人趁机大肆囤积银元，银元贩子遍布上海大街小巷。原本一块银元兑换人民币一百元，仅仅一星期就飙升至一千四百元。政府投入十万银元稳定市场，结果不降反升。

陈毅拍了桌子。他说：“银元涨、米价涨，百物都要涨，这样下去，上海人民就不会答应。”

他下令查封证券交易所，打击金融投机势力。这就是著名的“银元之战”。随后又打了“米棉之战”，通过统一平价抛售物资把物价压了下来。

两仗打完，人民币在上海站住了脚。上海的经济秩序慢慢稳定下来。

后来陈毅说，他在上海工作的那段时间“是最愉快的时间”。

第十章 见面礼

1949年5月28日，上海市人民政府正式成立，陈毅出任第一任市长。

从丹阳整训到上海解放，前后不过一个多月。但这段历史留给后人的思考，远不止一场战役的胜负。

陈毅当年说“入城纪律是给上海人民的见面礼”，这个“见面礼”到底是什么？

是十万大军睡马路吗？是。但不仅仅是。

是不入民宅、不拿一针一线吗？是。但也不仅仅是。

更深一层看，这个“见面礼”是一种态度——一种对待城市、对待市民、对待文明的态度。一支从农村走出来的军队，面对中国最现代化的城市，没有用破坏来证明自己的存在，而是用克制来赢得信任。

毛泽东在《入城守则》草案上批了四个“很好”。这四个字里，有对纪律的肯定，更有对一种全新的城市治理理念的认可。

陈毅后来说过一段话：“我们进上海如果不抓纪律，肯定是红的进来，黑的出去。”这话说得直白，但道理很深。一支军队可以靠武力攻占一座城市，但能不能在里面站住脚，靠的是民心。民心怎么来？靠纪律，靠规矩，靠对老百姓生活的尊重。

上海解放后，英国人办的《字林西报》发表评论，说共产党军队的纪律“令人惊讶”。美国人办的《纽约时报》也报道了这件事，说这是“现代战争史上罕见的景象”。

这些评价陈毅不一定在意。他在意的是另一件事——上海的老百姓早上推开窗，看到睡在马路上的战士时，眼睛里不再是恐惧，而是惊讶、是感动、是踏实。

一座五百万人的城市，就这样安下了心。

七十多年过去了。南京路上早已没有了睡马路的战士，但那张照片一直留在人们的记忆里。它告诉后来的人：曾经有一支军队，打了胜仗之后没有进城，而是在马路上睡了一夜。

那一夜之后，上海变了。中国也变了。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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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明：本文内容基于真实史实创作，人物和事件真实存在，部分对话与细节依据历史资料进行艺术加工，请理性阅读，勿与现实人物、事件关联！

文献来源：

1. 中国军网-解放军报：《人民解放军送给上海人民的“见面礼” 毛泽东8字批示：很好，很好，很好，很好》

2. 人民网-中国共产党新闻网：《丹陽整訓：解放上海的政治“見面禮”》

3. 澎湃新闻：《5月14日：激战刘行，攻入月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