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第一次发现家里少了钱,是在一个闷得让人透不过气的黄昏。
那天上海的天压得很低,云像揉皱了的湿棉絮,灰沉沉地挂在楼顶上方,连风吹过来的时候都带着一股潮气。我拖着一身疲惫回到徐汇的家,鞋还没换,就听见厨房里有锅铲碰铁锅的声音,伴着油烟机低低的轰鸣,屋子里飘着一股葱姜和酱油混在一起的味道。
女儿陆小满正趴在餐桌上写作业,脑袋低得很专注,刘海垂下来,遮住了她半张脸。她十岁了,却总显得比同龄孩子安静很多,像一只习惯躲在角落里的小猫。厨房门口站着潘姨,腰上系着那条洗得发白的围裙,正利落地把最后一道菜盛进盘里。
如果不是后来发生的事,我永远不会想到,这个家里最安稳的那张脸,会先变成我怀疑的对象。
我叫陆明川,三十九岁,在上海一家做餐饮设备售后的公司做经理。名头听上去挺像那么回事,实际上就是哪台机器坏了、哪条生产线停了、哪家饭店催得急,我就得背着工具包往哪儿跑。白天跑客户,晚上回消息,半夜接电话是常事。浦东、嘉定、松江、昆山,赶得紧的时候,一天跑三座城都不稀奇。
三年前我离了婚。
很多人听见离婚两个字,总会自动把原因往“感情破裂”“性格不合”上面套。可真轮到自己身上,哪有那么体面。日子过久了,吵架、冷战、疲惫、误会,像一层层灰,把人原本那点热乎气全盖住了。苏晴是小满的妈妈,后来去了杭州再婚。她走的时候,小满才七岁。那以后,她表面上一直很懂事,从不闹,从不问“妈妈什么时候回来”,可我知道,她只是把话憋在心里。
她跟我住在一套不大的两居室里。房子不新,朝向一般,阳台上的光也不算好,但对我和小满来说,这就是家。
潘姨是我离婚那年请来的。
她五十二岁,崇明人,说话声音不尖不细,嗓门不大,手脚却特别麻利。那年我刚刚从一场鸡飞狗跳的离婚里缓过来,工作忙得脚不沾地,根本顾不上接送孩子。朋友介绍了几个阿姨,最后我选了潘姨,一来是她看着老实,二来是她第一次上门时,小满正好发烧,整个人蔫蔫地缩在沙发上,潘姨没忙着跟我聊工资,先去厨房烧水,又拿湿毛巾给孩子擦额头,动作轻得像怕惊动谁。
后来她就这么留了下来。
每天早上七点到,晚上七点走,做饭、打扫、洗衣服、接送小满上学,顺手把家里那点零碎琐事全包了。说句不夸张的话,那个阶段的我,能撑着继续当一个“父亲”,一半靠的是工作硬扛,另一半靠的是潘姨把这个家托住了。
小满小时候爱哭,做噩梦,夜里醒来会在床上摸来摸去,嘴里含含糊糊喊的不是爸爸,而是潘姨。
我第一次听到的时候,心里还挺不是滋味。可后来次数多了,我也就慢慢明白了。孩子跟谁待得久,信谁,这是最朴素不过的道理。那时的我忙得连自己都顾不上,哪还有多少时间细细照看她的情绪。她难过的时候,潘姨在;她饿了的时候,潘姨在;她发烧的时候,我在外地,还是潘姨守了一夜。
所以她亲近潘姨,实在不奇怪。
真正让我后背发凉的,是六月底那几天。
上海刚入梅,天一整天都是湿的。空气黏在皮肤上,像裹了一层看不见的薄膜,连呼吸都觉得闷。那阵子我在给小满办转学手续。她原来的学校离家不算太远,可我考虑过很久,还是决定把她送去松江一所寄宿制学校。
我不是一时冲动。
主要是我工作实在太忙,很多时候早上出门,晚上回到家孩子已经睡了。平时潘姨在,小满吃喝接送都有人管,可我心里一直知道,这种状态不可能长久。她才十岁,不能永远围着大人的时间转。我想着寄宿学校管理规范,老师也更稳定,课程安排更系统,小满去了以后,我也能少一份心。
可这件事,我一直没敢说得太早太明白。
她从小就怕“被留下”。
苏晴再婚那年,曾经回来过几次,每次都说“妈妈只是忙一阵”“过段时间就来接你”“你在爸爸这里乖一点”。小满那时候听不懂“过段时间”到底有多久,只记得每次妈妈走,门关上以后,屋子里就会突然变得特别安静。
有一次我半夜回家,看见她蹲在玄关旁边,手里拿着一块抹布,正一下一下认真擦苏晴留下的那双旧拖鞋。拖鞋本来就不脏,她却擦得特别仔细,像是在完成什么神圣任务。
我问她在干什么。
她抬起头,小声说:“万一妈妈哪天回来,拖鞋脏了不好。”
我当时心里一酸,却只说了句:“别忙了,快去睡。”
现在想想,那句“快去睡”真是轻得像一片羽毛,根本压不住一个孩子心里那点沉甸甸的惦念。我那时总以为她小,过几年就忘了。可有些事不是忘不掉,是根本没机会忘。
那笔现金,是我从银行取出来的三万二。
原本是准备交给寄宿学校的暑期衔接班费用和住宿定金的。我平时不爱把大额现金放家里,卡转账方便又安全。可那天银行排队的人特别多,我想着第二天就要去学校办手续,来回折腾太麻烦,干脆一次性取出来,装进牛皮纸袋,放在了书房右边第二个抽屉里。
抽屉没锁。
因为我理所当然地觉得,在这个家里,除了我,小满,还有潘姨,不会再有别人。
结果第一天晚上,我去拿材料的时候,顺手打开抽屉看了一眼,心猛地往下一沉。
纸袋还在,可里面的钱,少了。
原本整整齐齐的三万二,少了六千,只剩两万六。
我坐在书房椅子上,盯着那个缺口,足足愣了好几分钟。第一反应不是愤怒,而是怀疑自己记错了。那段时间公司仓库盘点,配件报价、客户电话、维修单一股脑压上来,我脑子乱得很,也许真的是我算错了。
我又把钱包、车里、玄关柜、外套口袋全翻了一遍,没找到那六千块。
那晚客厅里小满在看纪录片,电视声音很轻,潘姨在厨房洗碗,水流哗啦啦地冲刷着盘子。我站在厨房门口,看着潘姨的背影。她弯着腰,把洗净的盘子一个个立到沥水架上,动作熟练得像一台老机器。她的围裙洗得发白,肩背不算挺拔,头发里已经能看见不少白丝。
我没有开口。
我告诉自己,别着急,先再看看。
第二天早上,我出门前又数了一遍。
两万六。
晚上回家,我等小满睡了之后,再去数。
两万二。
又少了四千。
那一瞬间,我后背的汗毛一下就竖起来了。
我把钱重新装好,放回抽屉,手扶在抽屉把手上,半天没松开。那种感觉很怪,像你原本以为屋里只是少了一把钥匙,结果发现不见的是整扇门。
第三天,少了七千。
第四天,少了六千。
我在手机备忘录里记得一清二楚,怕自己弄混,还特意标了日期和数额。第一天少六千,第二天少四千,第三天少七千,第四天少六千。加在一起,已经两万三了。
我开始怀疑是不是家里进了小偷。
可门锁没有被撬过的痕迹,小区门禁也一切正常。客厅电视、小满的平板、我书房里的电脑都没动,偏偏只少了抽屉里的现金。这种拿法不像外人,反而更像熟人。像一个知道我不会每天去查钱、知道这个家里谁能自由出入的人。
我调过门口的摄像头。
潘姨每天七点左右准时到,晚上七点左右离开,时间一如既往。她买菜、倒垃圾、取快递,一切都正常。唯一让我心里发毛的是,第三天下午两点多,她进过一次书房。
视频里看不见里面,只看见她从客厅走进去,手里拿着块抹布,四分钟后才出来。
四分钟。
四分钟能做很多事。
我不想这么想她。
真的不想。
可钱一天天变少,一个人的心也会跟着一点点变窄。哪怕你再想克制,怀疑还是会像地砖缝里的水汽,悄悄往上冒。
第五天早上,我坐在餐桌边喝粥,眼睛却总往潘姨身上飘。
她给小满煎了一个蛋,顺手把我那份也摆到盘里,像往常一样提醒我:“陆先生,今天外面雨大,开车慢点。”
我嗯了一声,没抬头。
小满坐在我对面,拿勺子慢慢搅粥,半天不往嘴里送一口。她最近话少了很多。以前每到暑假,她总兴奋得像只刚放出笼子的小鸟,叽叽喳喳说要去海昌,要去书店,要去吃冰淇淋,要去看海边的灯塔。可这几天,她像变了个人,吃饭慢,睡觉晚,写作业的时候还总把书包抱得紧紧的。
我以为她是在为转学不高兴。
我太习惯把孩子的沉默简单地归成“小孩子闹情绪”了。
早饭后,我回书房。
抽屉里只剩下九千。
我站在原地,手指捏着纸袋,指尖都发了凉。第五天了。如果今天再少,家里丢的钱就奔着三万去了。
我听见客厅里传来潘姨和小满的声音。潘姨说今天雨大,不下楼了,在家写作业。小满低低地应了一声,没什么精神。
我忽然做了个决定。
我要假装上班,然后回来。
不是为了别的,我必须知道,这钱到底去了哪儿,是谁拿的,又为什么拿。
我换好衬衫,拿上电脑包,像平时一样站在玄关换鞋。潘姨从厨房探出头来,问我午饭做番茄牛腩行不行,小满昨天提过想吃。
我说行。
然后又故作轻松地补了一句,我今天去陆家嘴开会,中午不回来。
潘姨点点头,说知道了。
小满坐在沙发上,一眼都没看我。我走过去摸了摸她的头,她却像被什么轻轻碰了一下似的,肩膀很明显地缩了缩,脑袋还往旁边偏开了一点。
我的手僵在半空,最后只能尴尬地收回来。
“爸爸走了。”我说。
她小声应:“嗯。”
我出了门,按了电梯。
电梯门合上的一瞬间,我看着金属门上自己的倒影,突然觉得有点说不出的可笑。一个三十九岁的男人,居然要像抓贼一样,偷偷回自己家里查真相。以前我觉得这种事离我很远,没想到有一天,怀疑会从自己的心里长出来,而且长得这么快,这么难看。
我没有去车库。
我坐电梯到一楼,从小区南门出去,先在街口便利店买了瓶水,又绕到北门,从地下车库旁边的消防通道绕回楼里。这个小区我住了七年,哪儿人少,哪儿有监控死角,哪段楼梯偶尔没人经过,我比物业还熟。
上午十点零五分,我站在自己家门口。
手心全是汗。
我把钥匙插进锁孔,尽量让动作轻得不能再轻。门开了一条缝,屋里安安静静的,连电视声都没有。
我慢慢推门进去,连鞋都没来得及换,赤着脚踩在玄关地垫上。
客厅没人。
厨房没人。
书房门半掩着。
里面传来小满发抖的声音。
“我没有乱花,我都数好了。”
我整个人猛地一僵。
下一秒,是潘姨压得很低的声音。
“陆小满,你知道这是什么吗?这是偷。你从你爸爸抽屉里拿出来,就是偷。”
我脑子里像有根线啪地断了,一瞬间嗡嗡作响,连呼吸都停了半拍。
我扶住玄关柜,才没让自己发出响声。
书房里,小满哭了。
“我不是偷,我是借。我写了欠条的。”
“欠条不是这么用的。”潘姨的声音有些发紧,“你十岁,你拿不出这么多钱,也还不了这么多钱。”
“我以后会还。”小满抽泣着说,“等我长大了,我还给爸爸。”
“那你为什么不跟你爸爸说?”
小满忽然不说话了。
我站在门外,胸口像被什么死死堵住。那种窒息感来得非常快,快到我几乎站不稳。
我从门缝里往里看。
书房地板上摊着一堆现金,一沓一沓摆得并不整齐。旁边放着小满那个粉色兔子书包,还有一个被压扁的饼干铁盒。铁盒打开着,里面有几张纸,像是从作业本上撕下来的便签。
潘姨蹲在地上,手里拿着其中一张,眼眶通红。
小满站在她面前,脸上全是泪,怀里还抱着一个小小的计算器。
潘姨问她:“你拿了多少?”
小满抽噎着,声音一抖一抖:“二万八。”
我的钥匙从手里滑下去,啪的一声掉在地上。
书房里两个人同时转过头。
小满脸色一下白了。
潘姨也怔住了,手里的纸慢慢垂下去。
我站在门口,一只脚还踩在玄关地垫上,另一只脚像悬在半空,整个人像被钉住了似的。
我原本以为,我会在这里抓到潘姨把钱塞进包里。
我原本以为,我会听见她慌乱的辩解,或者看到她脸上那种被拆穿后的惊恐。
可我看到的,是我十岁的女儿,抱着计算器,站在一地现金中间,整个人都在发抖。
那一刻,我脑子空得厉害,甚至一时间没明白到底发生了什么。
小满看见我,嘴唇抖得不成样子:“爸爸……”
我想开口,嗓子却像被胶水封住了一样,一个字都发不出来。
还是潘姨先反应过来。
她站起身,把那张纸递给我,声音哑得厉害:“陆先生,你先别吓孩子。钱都在这儿,我刚从她书包夹层里翻出来。”
我低头看那张纸。
上面的字歪歪扭扭,一看就是孩子写的。
“潘姨留下来四个月的钱:7000×4=28000。爸爸太忙,我先付。以后我长大还给爸爸。”
下面还有一行更小的字。
“不要把我送走,也不要让潘姨走。”
我盯着那行字,眼前突然一阵发花。
书房里静得可怕,只有雨点敲在窗玻璃上的声音,一下一下,像敲在人的心口。
小满一直看着我,眼睛红得吓人,睫毛上全是泪珠。她像是很想过来,又不敢。
我终于挤出一句:“这些钱,是你拿的?”
她点了一下头,又很快摇头。
“我不是想偷。”她声音小得几乎听不清,“我就是想先放起来。”
“放起来干什么?”我问。
她不说了。
我往前走了一步,她立刻往后退,后背撞到书桌,发出砰的一声闷响。那个动作像针一样扎进我眼里,我一下子停住了。
我看着她那副防备的样子,心里像被人一把扯开。
她怕我。
我的女儿,居然在怕我。
潘姨站到小满旁边,没有挡住她,只是轻轻扶了一下她肩膀,低声说:“小满,你自己说。这件事不能让我替你讲。”
小满抹了一把脸上的泪,嘴唇咬得发白,过了很久才断断续续地开口。
“我听见你打电话了。”
我愣住:“我打什么电话?”
“你跟妈妈说的。”她抬起头看我,眼睛红得厉害,“你说我去了寄宿学校以后,家里就不用请潘姨了。你还说这样轻松一点。”
我整个人一下僵住。
那通电话是四天前晚上打的。
苏晴打给我,问我为什么突然想把小满转去寄宿。我当时站在阳台上,以为她在房间里写作业,就压低声音说,工作忙,暑假后可能经常要去外地,一个人顾不过来。苏晴在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又问,潘姨呢?
我回答说,潘姨也不可能一直照顾下去,小满总要适应集体生活。再说,我一个月给潘姨七千,去了寄宿,家里确实能轻松一点。
我说的是钱。
可小满听见的,是“离开”。
她以为我要把她送走,也要把潘姨赶走。
“我没有要赶她走。”我下意识解释。
可小满忽然哭出声来。
“可是妈妈也是这么说的!”
她这句话像一巴掌,毫不留情地打在我脸上。
“妈妈走之前也说不是不要我,她说只是去杭州工作一阵子。后来她有了新的家,就不回来了。”
她越哭越厉害,几乎喘不过气。
“你现在也说不是不要我,是让我去寄宿。潘姨也不是不要我,是你不用请她。你们每个人说的话都不一样,可最后都是走。”
我站在那儿,一时间什么都说不出口。
潘姨红着眼睛转过脸去,像是怕自己也跟着哭出来。
小满用袖子胡乱擦着眼泪,继续说:“我听见菜市场那个阿姨问潘姨,要不要去她家做住家保姆,一个月七千,先做四个月。我就算了,四个月是二万八。”
她伸手指着地上的钱。
“我有二万八,潘姨就不用去别人家了。她可以先留下四个月。四个月以后,我再想办法。”
一个十岁的孩子,说“我再想办法”。
我觉得自己的胸口像被人慢慢划开了一道口子,疼得不厉害,却一直往里渗。
我这才想起来,这五天里,她吃饭慢,睡觉晚,书包抱得紧紧的,不是因为闹脾气,不是因为不想转学,而是在偷偷数钱,在偷偷害怕,在偷偷替一个大人做决定。
她用她能想到的最笨、最直、最不该的方法,想给自己买四个月的安全感。
那一瞬间,我突然什么都明白了。
我蹲下去,把地上的钱一沓一沓收起来,手抖得比她还厉害。
潘姨看着我,语气很轻:“今天上午我收拾她房间,看她书包特别沉,就打开看了一眼。陆先生,我不是故意翻孩子的东西,我是看见拉链没拉好,里面露出来一角。”
“我知道。”我声音发涩,“潘姨,对不起。”
她愣了一下。
我抬起头,看着她,认真地说:“这几天钱少了,我怀疑过你。今天我假装上班回来,也是想抓你。”
潘姨的脸白了一点,可她没有生气。
她只是低头看着地上的钱,过了好一会儿才说:“你怀疑我,也正常。钱在家里丢了,我又天天进出。”
她越平静,我心里越不是滋味。
我宁愿她骂我两句,甚至把我怼得下不来台,也比她这样平静地接受要好。因为她的平静像是在告诉我,这种被怀疑,她早就预料到了。
我说:“不正常。至少我该先问。”
潘姨摇摇头:“问也难。人一旦被问这种事,就算没拿,心里也会有疙瘩。”
她说这话时没有看我,声音却很稳。
那一刻我忽然觉得羞愧。
真的羞愧。
小满拉着潘姨的衣角,哭得上气不接下气:“潘姨,你是不是生气了?你会走吗?”
潘姨蹲下来,看着她。
“我生气。”她说。
小满一下愣住了。
潘姨把她的小手从自己的衣角上慢慢拿开。
“我生气不是因为你想留我。是因为你拿钱。小满,人不能用偷来的钱留住谁。你爸爸不行,你也不行。”
小满咬着嘴唇,眼泪又一颗颗往下掉。
“可是我怕。”她说。
潘姨看了我一眼,像是把这句话递到了我面前。
我慢慢走过去,在她面前蹲下。
她往后缩了一点。
我没有抱她。
以前我总觉得,孩子哭了,抱一下,买点东西,哄两句,就过去了。可那天我突然意识到,有些哭不是为了哄,是为了被听见。很多年里,我一直把“她会长大”“她会懂事”“以后就好了”挂在嘴边,却从来没认真听过她到底怕什么。
我说:“小满,爸爸听见了。”
她看着我。
我又说:“我听见你怕了。”
她嘴唇一扁,哭得更凶了。
我喉咙发紧,声音低了下去:“我不会把你丢到寄宿学校不管,也不会因为省钱就让潘姨突然消失。这件事是我没跟你说清楚,也是我太久没听你说话。”
她带着哭腔问:“那我还要去寄宿吗?”
我沉默了几秒。
如果那时候我立刻说“不去了”,她也许会安心。可我知道,那不是解决问题,只是把问题往后推。
我不能再像以前那样,用一句话把事情糊弄过去。
我说:“我们先暂停,不急着办手续。等你情绪稳定了,我们一起去学校看看。你可以说你的想法,我也说我的困难。最后怎么决定,我们商量着来。”
小满抽噎着问:“真的商量?不是你说了算?”
我鼻子一酸。
原来在她心里,我一直是那个说了算的人。
我点头:“真的商量。”
她看了我很久,像是在确认我有没有骗她。
然后她转头看向潘姨。
潘姨轻轻点了点头:“你爸爸这次要是说话不算话,我帮你记着。”
小满这才一点点走过来,扑进我怀里。
她撞得很用力,像是怕我下一秒也会消失。我抱着她,感觉她肩膀小得惊人,瘦得连骨头都硌手。那一刻,我突然想起很多年前,苏晴刚离开那阵子,小满夜里发烧,我从外地赶回来,一开门就看见潘姨坐在沙发上抱着她。孩子烧得迷迷糊糊,手却死死攥着潘姨的袖子。
那时候我第一反应不是心疼,而是松了口气。
还好有潘姨。
这些年,我一直把“还好有潘姨”当成理所当然。
也把“爸爸很忙”当成理所当然。
地上的钱一张张数清楚,正好二万八,一分不少。
潘姨把那几张纸也交给了我。
除了那张“留下来四个月的钱”,还有一张更小的,是从作业本上撕下来的便条,上面密密麻麻写着她自己算的数。
“第一天六千,抽屉里还有很多,爸爸应该发现不了。”
“第二天四千,手抖。”
“第三天七千,不够。”
“第四天六千,还差五千。”
“第五天要拿五千,凑够二万八。”
最后一行被泪水晕开了一点。
“如果爸爸发现了,就说是我偷的,不要说潘姨。”
我看着那张纸,喉咙里像堵着一团棉花。
她不是不知道错。
她只是太害怕了。
害怕到宁愿把自己变成一个“偷钱的小孩”,也不愿意再失去一个人。
那天中午,番茄牛腩没做成。
潘姨把厨房收拾好,说想先回去半天。我刚要开口,小满已经慌了,伸手去抓她的衣角,抓得死死的。
潘姨低头看着她,语气温和,却没有像平时那样马上哄她。
“小满,我现在回去,不是不要你。我需要冷静一下,你也需要想清楚自己错在哪里。阿姨晚上会不会来,下午会给你爸爸电话。”
小满哭着说:“你还是要走。”
潘姨蹲下来,认真地看着她:“我有权利生气,也有权利休息。你喜欢我,不代表我不能有自己的决定。”
小满一下子愣住了。
连我都愣了一下。
这些话,如果是我说,她大概只会觉得是在讲道理。可潘姨说出来,她听进去了。
她那天还是走了,门关上的时候,家里安静得可怕。
小满坐在餐桌边,面前放着那二万八,一张一张都摆得整整齐齐。她不再哭了,只是眼睛肿得厉害,像两颗被水泡过的核桃。
我给她倒了一杯温水。
她捧着杯子,小声问:“爸爸,我是不是坏小孩?”
我拉开椅子,在她对面坐下。
“不,你做了错事,但你不是坏小孩。”
她低着头:“那潘姨还会喜欢我吗?”
我停了一下,才回答:“我不知道。”
她猛地抬头看我,眼神一下慌了。
我没有回避。
“喜欢一个人,不代表对方做什么都要立刻原谅。潘姨今天被吓到了,也被伤到了。她有权利难过。”
小满眼睛里又开始积泪。
“那怎么办?”
“道歉。把钱还回去。以后不再用这种办法。然后等她决定。”
她沉默了很久,手指一直抠着杯沿。
“如果她决定不来了呢?”
这个问题,我也怕。
如果是以前,我一定会说“不会的”,先把孩子稳住再说。可那天我不想再骗她。
我说:“那我们会难过,但不能逼她留下。小满,人不是东西,不能用钱买,也不能用哭绑住。”
她沉默了很久。
然后她很轻地问了一句:“那爸爸呢?”
“什么?”
“爸爸也不能用学校把我送走,对吗?”
我心里猛地一震。
这句话问得太轻了,轻得像一片羽毛,可它却稳稳地落在了最痛的地方。
我看着她,慢慢点头。
“对。爸爸也不能。”
下午,我请了假,哪儿都没去。
小满一个人在房间里写道歉信。她写一张,撕一张,撕得垃圾桶里全是揉皱的纸团。我没催她,也没劝她“别写了”,我知道她需要时间把那句对不起真正地写出来,而不是从大人嘴里学一遍。
我坐在客厅,给苏晴打电话。
电话响了很久才接通。
她那边很吵,像在商场或者地铁口。
“怎么了?”她问。
我把事情从头到尾说了一遍。
电话那头沉默了很久,久到我都以为她挂了。最后她轻轻开口:“她还是怕我不要她。”
我没接话。
苏晴声音有些哑:“我以为她已经习惯了。”
“孩子不会习惯被留下。”我说,“她只是学会不问。”
这句话说出来,我自己心里也疼了一下。
因为这不只是在说苏晴,也是在说我。
苏晴吸了吸鼻子:“我这周末来上海。”
“你不是说下个月吗?”
“我改签。”
我没说谢谢。
我们之间早就过了说谢谢有用的阶段。
挂了电话,我看见小满站在房门口,手里攥着一张纸,眼睛红红的。
“爸爸,妈妈要来吗?”
我点头:“这周末。”
她没有笑,只是问:“她会不会又临时有事?”
我说:“我不知道。但如果她临时有事,我会让她亲口告诉你,不会再替她找理由。”
小满低头把那张纸攥紧,慢慢点了一下头。
晚上六点半,潘姨打来电话。
我开了免提,小满坐在旁边,背挺得笔直,像在听一场审判。
潘姨说:“陆先生,我今晚不过来了。我想了一下午。”
小满的手一下捏紧。
潘姨继续说:“我明天早上会来,但我想把话说在前面。小满我疼,可我不能当她妈妈,也不能当你不在家的那个补位。她今天这个事,不只是孩子错了,大人也有责任。”
我说:“我知道。”
潘姨说:“我可以继续做,但我想改时间。以后我只做到晚上六点半,不再等你加班回来。小满放学以后,我管饭、管作业、管安全,别的情绪,你这个爸爸要自己接。”
我听着电话,脸都有点发热。
潘姨这话说得一点不客气。
可她说得对。
我说:“可以。”
她又说:“还有,如果你真决定让她寄宿,提前跟她讲清楚,不要让她偷听。她是孩子,不是行李。不能你都安排好了,再通知她。”
小满低下头,眼泪掉在那封道歉信上。
我说:“好。”
电话那边沉默了一会儿,声音忽然软了些。
“小满在旁边吗?”
小满立刻抬头,嘴唇发抖:“在。”
“阿姨明天来。你今天好好睡觉。”
小满哽咽着说:“潘姨,对不起。”
电话那头安静了几秒。
潘姨说:“明天当面说。”
挂掉电话后,小满趴在桌上哭了很久。
我坐在她旁边,没有催她停。
那是我第一次觉得,哭不一定是麻烦。
有时候哭,是孩子在确认,大人还在不在。
第二天早上七点,潘姨准时敲门。
小满几乎是冲过去开的门,可门一开,她又站住了,没有像以前那样一下扑进潘姨怀里,只是站在原地,双手捏着那封道歉信,捏得很紧。
潘姨提着菜,站在门口看她。
小满深吸一口气,声音发颤:“潘姨,对不起。我不该偷爸爸的钱,也不该想用钱让你留下。我害怕你走,可我不能这样做。”
她把信递过去。
“这是我写的。我写了五遍,这张字最少歪。”
潘姨接过信,扫了几行,眼眶又红了。
可她没有马上抱小满。
她只是把菜放下,认真地说:“阿姨接受你的道歉,但信任要慢慢回来。”
小满用力点头:“我知道。”
然后潘姨又看向我。
我把那二万八放在餐桌上。
“钱一分不少。”我说,“潘姨,那天我回来,是为了抓你。这件事,我欠你一个正式道歉。”
说完,我站直身体,对她低了低头。
“对不起。”
潘姨明显慌了一下,连忙摆手:“陆先生,你别这样。”
“应该的。”我说,“你在我家做了四年,我第一反应却怀疑你。是我不对。”
潘姨看着我,嘴唇动了动,最后只说:“以后现金别这么放了,害人害己。”
我差点笑出来,眼眶却先热了。
那天以后,家里的很多事都变了。
我没有立刻取消寄宿学校的想法,而是带小满去了松江那所学校。我们坐地铁过去,路上她一直很紧张,手指紧紧揪着我的衣角。到了学校,她看宿舍、看教室、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