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外友人踏上中国土地,亲眼看见发展成就,坦言打破固有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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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机降落在浦东国际机场的那一刻,艾伦把脸贴在舷窗上,试图从灰蒙蒙的云层缝隙里找到什么值得拍摄的东西。他失望了。窗外是连绵的灰色屋顶和纵横交错的高架桥,和他出发前在谷歌地图上看到的没什么两样。他关掉手机上的飞行模式,微信立刻弹出了十七条未读消息,全是母亲发来的。

“艾伦,你确定要去吗?那边空气不好,你带口罩了吗?”

“听说那里的人还在吃狗肉,你千万别碰街边摊。”

“你爸爸说中国的高铁事故很多,你坐火车一定要小心。”

“儿子,如果你觉得不舒服就马上回来,机票钱妈妈给你出。”

艾伦叹了口气,把手机塞进口袋。他今年三十四岁,是纽约一家中型科技公司的市场总监,金发碧眼,个子高挑,在曼哈顿的写字楼里习惯了直来直去的交流方式。这次来中国,是因为公司要和深圳的一家硬件供应商签一份为期三年的合同,他是被派来实地考察的。说实话,他并不想来。在他的认知里,中国是一个拥挤、嘈杂、污染严重的地方,人们不讲规则,产品质量参差不齐。他看过太多西方媒体的报道,也听过太多朋友的警告。他甚至做好了心理准备:忍受两周的糟糕食物和糟糕空气,签完合同就立刻飞回纽约。

海关的队伍很长。艾伦排在中间,百无聊赖地打量着周围。他注意到前面的中国旅客都在低头看手机,没有人说话,安静得有些诡异。他想起纽约机场里此起彼伏的交谈声和笑声,觉得这里的人似乎活得很压抑。轮到他的时候,边检人员面无表情地翻了翻他的护照,问了句“来做什么”,然后在键盘上敲了几下,盖章,递还。整个过程不到三十秒。艾伦愣了一下,他本以为会像朋友说的那样被刁难,被盘问,被带进小黑屋。

“就……这样?”他下意识地问了一句。

边检人员抬起头,露出一个短暂的微笑:“欢迎来中国。”

艾伦拖着行李箱走出到达口的时候,一个穿着蓝色T恤的年轻男人举着牌子迎了上来,上面歪歪扭扭地写着“Mr. Allen”。那是公司安排的接机司机,姓陈,英文名叫杰森,二十出头,瘦瘦的,笑起来露出一颗虎牙。杰森接过他的行李,用带着口音但还算流利的英语说:“车在停车场,跟我来。”

艾伦跟在后面,穿过拥挤的人群。他惊讶地发现,机场里几乎每个人都行色匆匆,但秩序井然。没有人推搡,没有人插队,地面上干净得看不到一片纸屑。他想起纽约地铁里随处可见的垃圾和尿骚味,心里微微动了一下。但他很快告诉自己:机场是门面,哪里都一样。

杰森开着一辆黑色的比亚迪电动车。艾伦坐进副驾驶,第一反应是这车的内饰比他想象的要好得多。真皮座椅,大尺寸的中控屏,全景天窗,安静得几乎听不到引擎声。他忍不住问:“这车多少钱?”

“人民币二十万左右,”杰森说,“换成美元大概三万。”

艾伦沉默了。他的那辆福特SUV花了四万五千美元,配置还不如这辆车。他转头看向窗外,高速公路上车流密集,但没有人按喇叭,没有人随意变道。路两旁的绿化带修剪得整整齐齐,远处是成片的高层住宅楼,外墙上挂着空调外机,密密麻麻像蜂巢。

“那些楼里都住满了吗?”艾伦问。

“当然,”杰森笑了,“上海有两千多万人呢,房子永远不够住。”

艾伦想起母亲的话——“中国人都住在贫民窟里”。他张了张嘴,什么也没说。

车子开了将近一个小时,终于进入市区。艾伦看到了他此行最想看到的东西:高楼大厦,玻璃幕墙,霓虹灯牌,川流不息的车辆和行人。但和他想象中不同的是,这里并不脏,也不乱。街道干净得像是刚刚被水冲洗过,路边的花坛里种着五颜六色的花,人行道上的共享单车摆放得整整齐齐。他看到一个外卖骑手停在路口等红灯,头盔下的脸年轻而平静,没有他预想中的焦躁和疲惫。

酒店在陆家嘴,房间在四十二层。艾伦放下行李,走到窗前,整个外滩和黄浦江尽收眼底。对岸的万国建筑群灯火辉煌,江面上游船缓缓驶过,拖出一道道彩色的光带。他站在那里,看了很久。他想起小时候父亲带他去纽约看自由女神像,父亲说:“看,这就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城市。”此刻他站在中国的土地上,看着眼前这片比曼哈顿还要密集、还要现代的建筑群,心里涌上一种说不清的感觉。

但他很快压住了这种感觉。他告诉自己:这只是表象。一个国家的发达程度不能只看高楼大厦,还要看人的素质,看社会的公平,看文化的包容。他决定明天开始认真观察,他要找到那些被光鲜外表掩盖的真相。

第二天上午,艾伦去供应商的工厂考察。工厂在昆山,杰森开车送他。路上他们经过一片老城区,低矮的平房,狭窄的巷子,墙上刷着“拆”字。艾伦看到几个老人坐在门口晒太阳,穿着朴素,表情安详。他问杰森:“这些人是不是很穷?”

杰森看了一眼,说:“不算穷。他们在这里住了一辈子,房子虽然旧,但地段好。拆迁的话,政府会给他们补偿新房,或者直接给一笔钱。很多人一夜之间就变成千万富翁了。”

艾伦不太相信:“政府会给这么多钱?”

“当然,”杰森说,“我舅舅家就是这样。他以前在城郊种菜,后来拆迁分了四套房,现在靠收租金过日子,比我过得舒服多了。”

艾伦想起美国那些无家可归的退伍军人,想起纽约地铁里蜷缩在角落的流浪汉,心里第一次产生了一种动摇。但他很快又找到了新的角度:这只是个例。中国还有那么多农民,那么多穷人,他们的生活肯定很苦。

工厂到了。艾伦被眼前的景象震住了。厂房宽敞明亮,地面铺着环氧树脂,干净得反光。自动化生产线高速运转,机械臂精准地抓取、组装、检测,工人穿着统一的工装,在电脑前监控数据。车间里几乎听不到噪音,温度适宜,空气中有一股淡淡的消毒水味。工厂负责人带他参观了研发中心、检测实验室、员工食堂和宿舍。研发中心里,几十个年轻工程师在电脑前画图、编程、讨论方案;食堂里,自助餐台上摆着二十多种菜品,水果、酸奶、汤一应俱全;宿舍是四人间,空调、热水器、独立卫生间,还有公共的健身房和阅览室。

艾伦站在食堂门口,看着那些年轻工人有说有笑地排队打饭,突然想起母亲发的那条消息——“听说那里的人还在吃狗肉”。他问工厂负责人:“你们食堂有狗肉吗?”

负责人愣了一下,然后笑了:“怎么可能?我们食堂有严格的食品安全标准,狗肉不在采购清单里。再说,现在的年轻人谁吃那个?”

艾伦的脸微微发烫。他想起自己出发前特意在行李箱里塞了十包方便面,怕吃不惯中国菜。此刻他看着食堂里色香味俱全的饭菜,觉得自己像个傻子。

下午签完合同,杰森带艾伦去苏州看园林。路上艾伦收到了母亲的微信语音,他戴上耳机听。母亲的声音焦急而担忧:“艾伦,你那边怎么样?我看新闻说中国又爆发疫情了,你赶紧买口罩,多买点。还有,你千万别喝那边的自来水,会拉肚子的。”

艾伦看了一眼窗外,高速公路两旁是连片的稻田和鱼塘,远处有几座白墙黛瓦的村庄,炊烟袅袅。他回了一条消息:“妈,我很好。这里没有疫情,自来水我喝了,没事。”

母亲立刻回了一长串:“你怎么能喝自来水?你是不是被骗了?我跟你说,那边的人都很狡猾,你要小心。”

艾伦没有再回复。他关掉手机,闭上眼睛。他想起今天在工厂里看到的一切,想起那些年轻工程师专注的眼神,想起食堂里工人脸上的笑容,想起杰森说起家乡拆迁时那种理所当然的平静。他开始怀疑自己过去三十四年里接受的所有关于中国的信息。

苏州园林很美。假山、池塘、回廊、花窗,每一处都精致得像一幅画。艾伦走在石板路上,听着杰森讲解园林的历史和设计理念,心里渐渐平静下来。他看到一个中国游客在给一对老夫妇拍照,老人笑得满脸皱纹,阳光洒在他们花白的头发上。他看到一个年轻妈妈推着婴儿车,车里的小孩伸手去够路边的柳枝,妈妈笑着拦住他。他看到一个外国留学生坐在亭子里写生,画板上是拙政园的飞檐翘角,旁边围了几个中国学生,用英语和他交流。

艾伦站在那里,突然觉得鼻子有点酸。他说不清为什么。也许是因为这些画面太日常、太平凡,却又太温暖、太真实。他在纽约生活了十二年,见过太多冷漠的脸,听过太多“别多管闲事”的告诫,习惯了在地铁里和陌生人保持距离,在电梯里低头看手机。他以为这就是现代都市的生活方式,以为人与人之间的疏离是发达的代价。但此刻他发现,原来还有一种可能:一个城市可以在高楼大厦之间保留人情味,在快节奏里保留从容,在全球化里保留自己的根。

晚上回到酒店,艾伦失眠了。他躺在床上,盯着天花板,脑子里翻来覆去都是白天的画面。他起身走到窗前,看着窗外的不夜城。黄浦江上的游船依然在缓缓移动,对岸的霓虹灯依然在闪烁。他想起第一次去纽约时的震撼,想起父亲说“这就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城市”时的骄傲。此刻他站在上海的中心,觉得这句话好像也可以放在这里。

手机亮了,是同事迈克发来的消息:“哥们儿,你在中国还好吗?听说那边网络封锁很严重,你能上推特吗?”

艾伦回了一句:“能上,但我不太想上。”

迈克发了一串问号。

艾伦没有解释。他点开脸书,看到首页上推送的新闻:美国某城市又发生了枪击案,三人死亡;欧洲某国难民危机加剧,数千人露宿街头;某位政客又在发表种族歧视言论。他关掉脸书,打开微信,看到杰森发来一张照片:他妈妈做的红烧肉,油亮亮的,配着一碗白米饭。杰森说:“我妈让我问你,明天要不要来家里吃饭?”

艾伦盯着那张照片看了很久,然后回了一个字:“好。”

他放下手机,重新躺回床上。这一次他很快就睡着了,梦里是一片金黄的稻田,一个老人在田埂上冲他微笑。

接下来的几天,艾伦取消了原定的回国机票。他给纽约的公司发了邮件,说需要多留一周,进一步考察市场。实际上他没有什么要考察的,他只是想再多看看。他去了深圳,看了华强北的电子市场,看了大疆的旗舰店,看了腾讯的总部大楼。他坐了一次高铁,从深圳到广州,三十分钟,平稳得让他以为车还没开。他去了广州的城中村,看了那些密密麻麻的握手楼,也看了楼下的肠粉店、糖水铺、凉茶摊。他吃了一碗五块钱的云吞面,鲜得差点把舌头吞下去。

他去了北京。他站在天安门广场上,看着五星红旗在晨风中升起,周围的人群安静而庄重。他去了故宫,在太和殿前站了很久,想象几百年前这里的样子。他去了胡同,坐在一个老大爷的三轮车上,听他讲老北京的故事。他去了长城,爬得气喘吁吁,站在烽火台上往下看,群山连绵,天地辽阔。

他去了成都。他看了大熊猫,吃了火锅,逛了宽窄巷子。他在人民公园的鹤鸣茶社坐了一下午,喝着一杯十五块钱的竹叶青,看周围的人打牌、聊天、掏耳朵。一个七十多岁的老大爷主动跟他搭话,用不太流利的英语问他从哪来。艾伦说美国。老大爷说:“美国好啊,我去过,纽约、洛杉矶、旧金山,都不错。”艾伦问:“你觉得中国和美国哪里好?”老大爷想了想,说:“都好。美国有美国的好,中国有中国的好。但中国是我的家,我当然觉得中国更好。”

艾伦笑了。他想起母亲说的“那边的人都很狡猾”,想起朋友说的“中国人没有信仰”,想起媒体说的“中国没有人权”。他看着眼前这个笑容憨厚的老人,看着他手里那杯喝了半天的茶,看着他脚边那只懒洋洋的猫,突然觉得那些说法都离他很远很远。

转折发生在第十天。

那天艾伦从成都飞回上海,准备第二天回国。他在机场等行李的时候,突然发现钱包不见了。里面有他的护照、信用卡、两千美元现金和一张母亲的照片。他翻遍了所有的口袋和背包,没有。他的脑子嗡的一声,冷汗瞬间湿透了后背。他站在原地,看着传送带一圈一圈地转,心里一片空白。

他想起母亲说的“那边的人都很狡猾”,想起朋友说的“中国小偷很多”。他觉得自己完了。没有护照,他回不了美国;没有信用卡,他寸步难行;没有现金,他连酒店都住不了。他蹲在地上,双手抱住头,感觉整个世界都在旋转。

就在这时,他的手机响了。是一个陌生的号码。他犹豫了一下,接了。

“喂,是艾伦先生吗?”一个年轻女人的声音,说英语,带着口音。

“我是……你是谁?”

“我是机场失物招领处的。有一位先生捡到了你的钱包,送到了我们这里。你能过来认领吗?”

艾伦愣住了。他张了张嘴,半天说不出话。

“喂?你在听吗?”

“在……我在。我马上过来。”

他站起来,拖着行李箱,一路跑到失物招领处。那是一个小小的房间,墙上挂着锦旗,桌上摆着各种遗失物品。一个穿着制服的女人把一个棕色钱包递给他。他打开一看,护照、信用卡、现金、母亲的照片,一样不少。

“是谁捡到的?”他问。

“一个外卖骑手,”女人说,“他在停车场捡到的,专门骑了二十分钟电动车送过来。他留了个电话,说如果你要感谢他,可以给他打电话。”

艾伦接过那张写着电话号码的纸条,手在发抖。他走出失物招领处,站在机场大厅里,看着来来往往的人群,突然泪流满面。他想起母亲说的“那边的人都很狡猾”,想起朋友说的“中国小偷很多”,想起自己出发前在行李箱里塞的十包方便面,想起自己在海关的怀疑和警惕,想起自己这几天一直在寻找的“真相”。

他拨通了那个号码。电话响了很久才接,背景音很嘈杂,有风声,有车流声。

“喂?”一个男人的声音,喘着气,好像在跑。

“你好,我是那个丢钱包的人……艾伦。谢谢你,真的谢谢你。”

“哦,没事没事,”男人的声音很爽朗,“找到就好。我还在送单,先挂了啊。”

“等等——”艾伦喊了一声,“你叫什么名字?我想……我想给你一些报酬。”

“不用不用,”男人笑了,“小事一桩。你以后来中国多玩玩就行。挂了哈,再见。”

电话断了。艾伦站在机场大厅里,握着手机,眼泪止不住地往下流。他想起自己这十天来看到的一切:干净的街道、有序的交通、现代化的工厂、热情的工人、精致的园林、悠闲的茶馆、庄严的升旗仪式、壮丽的长城。他想起杰森的妈妈做的红烧肉,想起成都老大爷的那杯竹叶青,想起苏州园林里那个写生的外国留学生,想起深圳华强北那些年轻的创业者。

他突然明白了一件事:他一直在寻找的“真相”,其实就在他眼前。那些西方媒体没有告诉他的,那些朋友警告他的,那些母亲担心的,都是偏见。真正的中国,是一个他从未想象过的中国:古老又年轻,传统又现代,复杂又简单,陌生又亲切。

回纽约的飞机上,艾伦写了一封信。他打算下飞机后发在脸书上,发给所有他认识的人。

“亲爱的朋友们:

我刚从中国回来。十天前,我带着满脑子的偏见和怀疑踏上那片土地。十天后,我带着一颗被震撼和感动的心离开。

我去之前,母亲告诉我那里空气不好,要带口罩。我带了,没用上。那里的天空很蓝,街道很干净。

朋友告诉我那里的人很狡猾,要小心被骗。我去了,钱包丢了,一个外卖骑手骑了二十分钟电动车送到失物招领处,分文不取。

媒体告诉我那里没有自由,没有民主,没有人权。我看了,人们在公园里喝茶聊天,在广场上看升旗,在胡同里遛鸟下棋,在茶馆里掏耳朵打牌。他们笑得很开心,活得很自在。

我去了工厂,看到了世界上最先进的自动化生产线。我坐了高铁,体验了时速三百五十公里的平稳。我吃了街边摊,五块钱的云吞面鲜得让我差点把舌头吞下去。我住了酒店,四十二层的窗外是整个外滩的灯火。

我承认,我被打脸了。我承认,我过去的三十四年里,接受的信息都是片面的、扭曲的、充满偏见的。我承认,我错了。

中国不是完美的。没有哪个国家是完美的。但中国正在以惊人的速度变得更好。那里的人勤劳、聪明、善良、热情。那里的城市安全、干净、现代、有序。那里的文化深厚、丰富、包容、自信。

如果你问我,中国到底是什么样的?我会说:去看看。别带偏见,别带预设,别带那些别人告诉你的话。自己去看,自己去感受,自己去判断。

因为真相,永远在现场。”

艾伦写完最后一个字,合上电脑,靠在椅背上。窗外的云层很厚,像一片白色的海洋。他想起那个外卖骑手在电话里说的最后一句话:“你以后来中国多玩玩就行。”

他笑了。他决定,明年春天再来。带上母亲,带上迈克,带上所有他想让他们看到真相的人。

飞机降落在肯尼迪机场的时候,纽约正在下雨。艾伦拖着行李箱走出航站楼,叫了一辆出租车。司机是个印度裔的中年男人,从后视镜里看了他一眼,问:“从哪回来的?”

“中国。”

“哦,”司机笑了笑,“那边怎么样?”

艾伦看着窗外灰蒙蒙的天空和拥堵的车流,想起上海四十二层窗外的璀璨灯火,想起苏州园林里的白墙黛瓦,想起成都茶馆里的那杯竹叶青,想起深圳工厂里那些年轻的脸。

“很好,”他说,“比我想象的好得多。”

司机从后视镜里又看了他一眼,没再说话。艾伦靠在座位上,闭上眼睛。他的手机响了,是母亲发来的消息:“儿子,你到了吗?那边是不是很糟糕?你回来就好,以后再也别去了。”

艾伦盯着那条消息看了很久,然后打了几个字:“妈,我很好。中国也很好。下次我带你去。”

他按下发送键,然后关掉手机,靠在座椅上,嘴角带着一丝微笑。窗外的雨还在下,但他觉得心里有一片阳光,照得他暖洋洋的。

他知道,有些偏见是根深蒂固的,需要时间才能改变。但他也知道,只要有人愿意去看,去听,去感受,真相就永远不会被埋没。而他,愿意做那个传播真相的人。

三个月后,艾伦在纽约的办公室里收到了一封邮件。是杰森发来的,附件是一张照片:杰森的妈妈站在厨房里,端着一盘红烧肉,冲着镜头笑。邮件正文只有一句话:“我妈问你什么时候再来吃饭。”

艾伦看着那张照片,笑了。他回了一封邮件:“告诉你妈,明年春天。我带我妈一起来。”

他放下手机,打开电脑,开始写一份新的报告。标题是:《中国市场的真实面貌——一个美国人的亲眼所见》。他知道,这份报告可能会让他的一些同事不舒服,可能会让他的一些朋友不理解,可能会让他的一些客户产生疑虑。但他不在乎。因为他亲眼看到了,亲身经历了,亲口尝过了。他知道真相是什么。

而真相,值得被所有人知道。

窗外的纽约依然在下雨,街道依然拥堵,行人依然匆匆。艾伦坐在办公桌前,手指在键盘上飞快地敲击,嘴角始终带着一丝微笑。他想起那个外卖骑手在电话里的笑声,想起成都老大爷那句“中国是我的家”,想起苏州园林里那个写生的留学生,想起上海四十二层窗外的璀璨灯火。

他突然觉得,这个世界其实很小。小到一个外卖骑手可以感动一个美国商人,小到一杯竹叶青可以让一个纽约客找到归属感,小到一盘红烧肉可以连接两个相隔万里的家庭。

而连接这一切的,是真相。是亲眼所见,是亲身经历,是亲口品尝。是放下偏见,打开心扉,走出舒适区。

艾伦写完报告的最后一行,站起来,走到窗前。雨停了,一道彩虹横跨在曼哈顿的天际线上。他想起上海的霓虹灯,想起苏州的白墙黛瓦,想起成都的茶馆,想起深圳的工厂。他想起那个外卖骑手说的“你以后来中国多玩玩就行”。

他笑了,轻声说:“我会的。”

然后他转身,回到办公桌前,开始规划下一次的中国之行。这一次,他要带母亲去。他要带她看上海的夜景,看苏州的园林,看成都的熊猫,看北京的长城。他要带她吃五块钱的云吞面,喝十五块钱的竹叶青,尝杰森妈妈的红烧肉。他要让她亲眼看到,那个她担心了一辈子的国家,到底是什么样的。

他知道,她也会被打脸的。就像他一样。

而被打脸,有时候是一件好事。因为它意味着,你终于看到了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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