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2年到上海出差，女领导温柔待我，与她发生一场另类情缘！

第一章 绿皮火车

1992年春天，我二十七岁，在县里的机械厂当技术员。厂里接到一笔大单子，给上海一家纺织机械厂做配套零件，对方要求派人去对接技术细节。厂长琢磨了半天，把我叫到办公室，说：“小郑，你去。你年轻，脑子活，去上海学学人家的先进经验。”

我心里头又激动又忐忑。激动的是，我长这么大，去过最远的地方就是省城，还没去过上海。忐忑的是，我这个人嘴笨，见了生人话都说不利索，去了上海那种大地方，怕给厂里丢人。可厂长发了话，我不能不去。

回家跟我媳妇一说，她倒是挺高兴：“去上海好啊，大城市，见见世面。给你扯块布做身新衣裳，别穿得寒酸了让人笑话。”

我媳妇叫周小芳，跟我同岁，在县供销社当售货员。我们是前年结的婚，还没孩子。她这个人，脾气好，心眼实，就是有点唠叨。我走那天，她往我包里塞了十个煮鸡蛋、两包方便面，又絮絮叨叨地嘱咐了一路：“到了上海别乱跑，别跟陌生人说话，钱装好了别露白……”

我嗯嗯啊啊地应着，心里头却想的是另一件事。我听说上海的纺织机械厂是个大厂，有几千号人，技术科科长是个女的，姓林，三十来岁，业务能力很强。厂长特意交代我：“到了那边，一切听林科长的。人家是专家，你多学多问，别自作主张。”

绿皮火车开了二十多个小时，我在硬座上坐得腰酸背痛，可心里头那股子新鲜劲撑着，一点不觉得累。窗外的景色从北方的黄土变成南方的水田，从光秃秃的山变成绿油油的丘陵，我趴在窗户上看了一路。火车过了南京长江大桥的时候，我心里头忽然涌上一股说不清的滋味。长江真宽啊，一眼望不到头，水面上大大小小的船来来往往，像是另一个世界。

到了上海站，我背着包出站，一下子被眼前的景象震住了。人山人海，到处是拎着大包小包的人，耳边全是听不懂的上海话，叽叽喳喳的。我站在广场上愣了半天，才想起来问路。可我问了三个人，都没问明白。我说普通话，人家说上海话，鸡同鸭讲。

正着急的时候，忽然听见身后有人喊：“你是县机械厂来的郑技术员吧？”

我回过头，看见一个三十来岁的女人站在不远处。她穿着一件米色的风衣，头发齐耳，戴着一副金丝眼镜，手里拎着个黑色公文包，整个人清清爽爽的。她脸上带着笑，可那笑里头有种说不出的威严，一看就是个当领导的。

“我是。”我赶紧走过去，“您是林科长？”

她点了点头：“林雪梅。来接你的，怕你找不到路。”

我不好意思地挠了挠头，跟在她后面走。她走路很快，步子又稳，我在后面小跑着才跟得上。出了车站，她带我上了一辆公交车，又倒了趟车，折腾了快一个钟头，才到纺织机械厂。

厂子很大，光是大门就比我们县机械厂气派十倍。进了厂区，她带我去了技术科，给我安排了一张办公桌，又交代了几句，说：“今天你先休息，明天开始对接。有什么不懂的问我。”

她说完就走了，留我一个人坐在那儿。我看着她离去的背影，心里头说不出是什么感觉。她这个人，说话办事都利索，不拖泥带水，可又不让人觉得冷。我忽然想起我媳妇的唠叨，要是她在这儿，肯定又要说：“你看人家，多干练，你学着点。”

我笑了笑，把包里的东西收拾好。那天晚上，我住在厂里的招待所。躺在床上，听着窗外偶尔传来的汽车声，翻来覆去睡不着。上海跟我想的不一样。我以为大城市就是楼高人多，可来了才知道，大城市还有一种说不清的东西，像是空气里头都飘着一种劲头，让人觉得自己得往前跑，不跑就被落下了。

第二章 林科长

第二天一早，我就去了技术科。林雪梅已经在那儿了，看见我进来，递给我一摞图纸，说：“这是我们要做的零件的规格要求，你先看一遍，有不明白的标出来，下午一起讨论。”

我接过图纸，坐在自己的位子上看。图纸画得很细，标注也清楚，可比我们厂用的那种老图复杂多了。我看了半天，有几个地方没看明白，拿笔圈了出来。下午讨论的时候，林雪梅一个一个给我讲，讲得条理分明，深入浅出，连我这个半路出家的技术员都能听懂。

讲完图纸，她问：“你是哪个学校毕业的？”

我说：“省机械学校，中专。”

她点了点头，没说什么。可我看得出来，她心里头可能觉得中专学历低了点。那年头，正规大学出来的工程师，多少有点看不上中专生。我没吭声，心里头憋着一股劲。我知道自己学历不如人，可我有一样比人家强，我手上有活。在厂里这些年，我修过的机器比一些人见过的都多。

接下来的日子，我白天跟着技术科的人下车间，晚上回招待所看图纸、做笔记。林雪梅有时候也会来车间转转，看见我蹲在机器旁边摸来摸去，就问我在看什么。我说我在看这台机器的传动结构，跟我们厂的有点不一样，我想弄明白为啥不一样。她就笑了，说：“你这个人，挺较真。”

我说：“不较真不行。机器这东西，差一点都不转。”

她看了我一眼，没说话，可那眼神里头有了点不一样的东西。

有一回，车间里一台进口的纺纱机出了故障，几个老师傅围了半天没找出毛病。林雪梅也在那儿，眉头皱得紧紧的。我凑过去看了看，听了一会儿声音，又摸了摸机器的外壳，说：“可能是轴承的问题。”

那几个老师傅看着我，将信将疑。林雪梅说：“拆开看看。”

拆开一看，果然是轴承磨损了。换了新轴承，机器又转起来了。林雪梅看着我，说：“你怎么听出来的？”

我说：“在厂里听惯了。机器正常转和带病转，声音不一样。”

她点了点头，说：“你这个人，有绝活。”

从那以后，林雪梅对我的态度变了。以前她是公事公办，该安排的安排，该交代的交代，可话不多。后来她开始跟我聊天，问我家里的事，问我媳妇做什么的，问我有没有孩子。我说媳妇在供销社上班，还没有孩子。她听了，沉默了一会儿，说：“我也没有孩子。”

我愣了一下，不知道该说什么。她笑了笑，说：“我爱人在设计院工作，忙得很，一年有大半年在外面跑。我一个人在上海，也挺好。”

她说这话的时候，语气很淡，可我听出了一点别的东西。那种东西，是孤单。我在上海待了半个月，除了技术科的人，谁也不认识。有时候晚上躺在招待所里，也会想家，想我媳妇唠叨的声音，想她做的西红柿鸡蛋面。林雪梅虽然在上海有家，可以她的位置，怕是比我还孤单。

第三章 酒后的真话

第二十天，对接工作基本结束了。林雪梅说：“小郑，明天我带你转转上海，来了一趟不容易。”

第二天是礼拜天，林雪梅带我去了外滩。她穿着一件浅蓝色的毛衣，头发没扎，披在肩上，跟平时在厂里完全两个样。我看着她，忽然觉得她其实挺年轻的，平时在厂里板着脸，显老。

外滩人很多，江风很大，吹得人睁不开眼。她带我看那些西洋建筑，一栋一栋地讲给我听，哪栋是汇丰银行，哪栋是海关大楼，哪栋是和平饭店。她讲得头头是道，比导游还专业。我问她怎么知道这么多，她说：“在上海长大的，从小就在这儿玩。”

走到南京路的时候，她带我进了一家西餐厅。我看着菜单上的价格，吓了一跳，一份牛排要十五块，顶我半个月工资。我说太贵了，随便吃点就行。她说：“我请你，你是客人。”

那是我第一次吃西餐。不会用刀叉，切牛排切得盘子嘎嘎响。她也不笑我，就看着我，然后把自己盘子里的牛排切好了，递给我，说：“吃我这块。”

我接过盘子，心里头热了一下。我媳妇周小芳也这样，每次吃鱼都把刺挑好了给我。可林雪梅不是我媳妇，她是我的领导，是上海大厂的技术科长，跟我差着十万八千里。

吃完饭，她带我去了一家咖啡馆。咖啡馆里放着邓丽君的歌，软绵绵的，听得人心里头发痒。她点了两杯咖啡，自己加糖加奶，动作优雅得很。我端着那杯黑乎乎的苦水，不知道该怎么喝。

她忽然问我：“小郑，你觉得上海怎么样？”

我想了想，说：“大，热闹，可也累。”

她笑了：“累？你来出差还累？”

我说：“不是身体累，是心里累。上海这个地方，好像每个人都在跑，跑慢了就被人超过。我在这儿待了二十天，天天绷着弦，怕出错，怕丢人，怕回去交不了差。”

她听了，没笑，沉默了一会儿，说：“我刚工作的时候，也这样。怕出错，怕丢人，怕别人看不起。后来我发现，越怕越出错，越怕越丢人。后来我就不怕了，该干什么干什么，干错了就改，没什么大不了的。”

我说：“你是大学生，是科长，你当然不怕。我一个中专生，能跟您比吗？”

她看着我，眼神有点复杂。她喝了口咖啡，忽然说：“小郑，我跟你说件事。我父亲是工人，我母亲也是工人。我考上大学那年，家里连学费都凑不齐，是我父亲跟工友借的钱。我大学毕业进了设计院，后来调到厂里，一步一步走到今天。你以为我天生就是科长？”

我愣住了。我一直以为林雪梅是那种从小养尊处优的人，家里条件好，读了好大学，顺顺当当当上了领导。没想到她也是苦出身。

她接着说：“我这个人，没什么背景，也没什么靠山。能走到今天，就是靠自己死磕。磕不过去的时候，就咬咬牙。咬着咬着，就过去了。”

她说完，端起咖啡杯，看着窗外。外面的南京路上人来人往，霓虹灯闪闪烁烁。她的侧脸映在玻璃窗上，有点模糊，有点落寞。

我忽然觉得，她跟我一样，都是硬撑着过日子的人。只不过她撑得比我久，撑得比我好，可撑得再久再好，也还是撑着。

那天晚上回到招待所，我翻来覆去睡不着。我想起林雪梅说的那些话，想起她切牛排的样子，想起她在咖啡馆里看着窗外的侧脸。我知道自己不该想这些，可脑子不听使唤。我媳妇周小芳对我好，实心实意地好，我不能对不起她。可林雪梅不一样，她让我看到了一种我没见过的活法。那种活法里头有光，可也有孤独。

第二天上班，林雪梅又恢复了平时那个样子，板着脸，公事公办。好像昨天什么都没发生过。我也装作什么都没发生，埋头干自己的活。可我知道，有些东西变了。那种变化说不清道不明，像是冬天过去之后，地底下有什么东西在慢慢发芽。

第四章 意外

第二十五天，对接工作正式结束。厂里签了验收单，我定了后天回程的火车票。林雪梅说：“明天晚上我请你吃饭，算是给你送行。”

我说：“林科长，这一个月您照顾我太多了，该我请您。”

她笑了笑，说：“你一个月的工资，还不够在这儿吃顿饭的。别争了，我请。”

第二天晚上，她带我去了一个弄堂里的小馆子，不是大饭店，可菜做得地道。红烧肉、油爆虾、腌笃鲜，都是上海本帮菜。她给我倒了一杯黄酒，说：“喝点，暖暖胃。”

我喝了一口，黄酒甜丝丝的，好下口，可后劲大。喝了两杯，脸就红了，话也多了。我跟她说我们县机械厂的事，说我那帮工友，说我媳妇周小芳。说到周小芳，我忽然停住了。

林雪梅问：“怎么了？”

我说：“没什么，就是想起来，我媳妇让我给她带点上海的东西回去。我还没买。”

林雪梅说：“明天我陪你去买。”

我说不用不用，您忙您的。她说：“我说了陪你去，就陪你去。”

那天晚上吃完饭，她送我回招待所。走到招待所门口，她站住了，看着我，忽然说：“小郑，你这个人，挺有意思。”

我说：“我有什么意思，就是个修机器的。”

她说：“修机器的多了，可能把机器修明白的不多。你是那种能把事情弄明白的人。这种人在哪儿都少。”

我看着她，不知道该说什么。路灯的光照在她脸上，把她的眼镜照得反光，看不清她的眼睛。她站了一会儿，忽然伸出手，在我胳膊上轻轻拍了一下，说：“早点睡，明天见。”

她转身走了。我站在招待所门口，看着她的背影消失在夜色里，心里头像是有只猫在抓。那种感觉，说不出来，可堵得慌。

第二天上午，她陪我去南京路买东西。我给我媳妇买了一条真丝围巾，给我妈买了一盒糕点，给我爸买了一条烟。林雪梅在旁边帮我挑，挑得很仔细。她拿着一块布料在我身上比了比，说：“你穿这个颜色好看，给你自己做件衬衫吧。”

我说不用了，给家里人买就行。她没听我的，自己掏钱扯了一块蓝底白格的布料，塞到我包里，说：“拿着，回去让你媳妇给你做。”

我推辞不过，只好收下。心里头却想，这块布料要是让我媳妇看见了，我该怎么解释？说是领导送的？她信吗？

那天下午，我们坐在外滩的江边，看着黄浦江上来来往往的船。她忽然说：“小郑，你回去之后，还会来上海吗？”

我说：“不知道。看厂里的安排。”

她说：“要是有机会，再来。”

我嗯了一声，没再说话。江风很大，吹得她的头发飘起来，遮住了半边脸。她伸手把头发拢到耳后，露出白净的侧脸。我看着她，忽然觉得心里头像塞了块石头，沉甸甸的。

那天晚上，我躺在床上，一夜没睡。我想了很多。想我媳妇周小芳，想她每天早上给我煮的稀饭，想她冬天给我织的毛衣，想她在我出门前唠叨的那些话。想林雪梅，想她切牛排的样子，想她在咖啡馆里说的那些话，想她在江边被风吹乱的头发。

我知道，我对林雪梅动了心思。那种心思不该有，可它就在那儿，压不住，赶不走。我也知道，林雪梅对我也有那么点意思。虽然她什么都没说，可我能感觉到。那种感觉，像是一层薄薄的纸，一捅就破。

可我不能捅。我有媳妇，她有丈夫。我们是两个世界的人，这一个月在上海的交集，就像是一场梦。梦醒了，就该散了。

第五章 回家

第二天一早，林雪梅来招待所送我。她帮我拎着包，送我到公交车站。路上没怎么说话，到了车站，她把包递给我，说：“路上小心。到了给我打个电话。”

我说好。她站了一会儿，忽然说：“小郑，你是个好人。”

我笑了笑，说：“林科长，您也是。”

她看着我，嘴唇动了动，像是想说什么，可最后什么都没说。公交车来了，我上了车，找了个靠窗的位子坐下。车开了，我回头看，她还站在站台上，风衣被风吹起来，头发也乱了。她没动，就那么站着，越来越小，最后变成一个点，消失在街角。

我靠在座位上，闭上眼睛。耳边是公交车的轰鸣声，还有那些听不懂的上海话。我心里头空落落的，像是丢了什么东西，又像是放下了什么东西。

火车开了二十多个小时，我在硬座上坐得腰酸背痛，可心里头踏实了。窗外的景色从南方的水田变成北方的黄土，从绿油油的丘陵变成光秃秃的山。我看着那些熟悉的景色，忽然觉得这一个月在上海的经历，像是上辈子的事。

到了县里，我媳妇周小芳来车站接我。她穿着那件洗得发白的蓝布褂子，头发用皮筋扎着，脸上红扑扑的。她看见我，跑过来，一把接过我的包，说：“瘦了，是不是没吃好？”

我说：“吃得好，上海菜甜，吃不惯。”

她笑了，说：“我就知道。走，回家给你做西红柿鸡蛋面。”

我跟着她往家走，路上她絮絮叨叨地说这一个月家里的事，说她妈来住了几天，说邻居家的猫下了崽，说供销社进了批新货。我听着，嗯嗯啊啊地应着。走到家门口的时候，我忽然拉住她的手。

她愣了一下，问：“咋了？”

我说：“没事，就是想拉一下。”

她脸红了，说：“老夫老妻的，拉啥手。”

可她没有挣开。我攥着她的手，觉得她的手粗糙、温热，掌心里有汗。这双手给我做过饭，洗过衣裳，织过毛衣。这双手，才是我的日子。

那天晚上，我吃了她做的西红柿鸡蛋面，吃了两大碗。她坐在对面看着我，笑得眼睛弯弯的。我看着她，心里头想，这就是我的日子。不惊艳，不刺激，可实实在在，热热乎乎。

可我没想到，林雪梅会给我打电话。

第六章 电话

回来半个月后的一天下午，我正在车间里修一台机器，门卫老张跑来喊我：“小郑，有你电话，上海来的。”

我心里咯噔一下，手里的扳手差点掉地上。我擦了擦手，走到门卫室，拿起电话。那头是林雪梅的声音，有点远，有点模糊，可听得出是她。

“小郑，是我。”

“林科长，您好。”

“你到了怎么没给我打电话？”

“忙，忘了。”

电话那头沉默了一会儿。她忽然说：“小郑，我下个月要到你们省城出差，顺路想看看你们厂。你跟厂长说一声，行吗？”

我握着话筒的手紧了紧。她要来。她要来我们这个小县城。我张了张嘴，想说“行”，可嗓子眼像是被什么东西堵住了。

她等了一会儿，见我没说话，又问：“不方便？”

我说：“方便。我跟厂长说。”

她说：“好，那就这样。到了我给你打电话。”

挂了电话，我站在门卫室里，半天没动。老张问我：“谁啊？”我说：“上海那边的，工作上的事。”老张哦了一声，没再问。

那天晚上回家，我媳妇周小芳看见我心事重重的样子，问我怎么了。我说没事，就是厂里的事多。她信了，没再追问。可我自己知道，我不是个会撒谎的人。我媳妇跟我过了两年，我的脾气她摸得透透的。她没追问，不代表她没看出来。

林雪梅来的那天，是礼拜三下午。她坐着一辆黑色的桑塔纳，从省城直接开到了我们厂门口。厂长亲自出来迎接，毕恭毕敬的。林雪梅穿着一件深灰色的外套，头发盘起来，比在上海的时候更正式。她跟厂长握手，跟我握手，脸上带着得体的笑。

厂长陪她参观了车间，我在旁边跟着，给她介绍我们厂的设备。她听得很认真，时不时问几句。走到我平时干活的工位时，她停了一下，看了看我用的那台旧车床，又看了看我，没说话。

参观完了，厂长要留她吃饭，她说不用了，还要赶回省城。厂长让厂办的人送她，她说不用，让小郑送送我就行。

我陪她走到厂门口，那辆桑塔纳停在路边。她站在车门前，看着我，忽然说：“小郑，你在这儿干得开心吗？”

我说：“还行。习惯了。”

她说：“有没有想过换个地方？”

我愣了一下。她接着说：“我们厂技术科缺人，你要是愿意来，我可以跟上面说。”

我看着她，心里头翻江倒海。去上海，进大厂，那是多少人做梦都梦不到的机会。可我张了张嘴，说出来的却是：“林科长，谢谢您。我媳妇在这儿，我爸妈也在这儿。我走不开。”

她看了我很久，然后点了点头，说：“我知道了。”

她拉开车门，坐进去，关上车门之前，她看了我一眼。那一眼里头有很多东西，有不舍，有遗憾，还有一点说不清的释然。然后车门关上了，车开走了。

我站在厂门口，看着那辆黑色的桑塔纳消失在路的尽头。风从北边吹过来，冷飕飕的。我站了很久，直到天快黑了才往家走。

回到家，我媳妇周小芳已经做好了饭。她看见我回来，说：“今天怎么这么晚？”

我说：“上海来了个领导，陪了一下。”

她哦了一声，没再问。吃饭的时候，她忽然说：“你从上海回来之后，好像变了。”

我心里一紧，问：“哪儿变了？”

她想了想，说：“说不上来。就是觉得你有时候发呆，像是在想什么事。”

我放下筷子，看着她。她的眼睛里有担心，有疑惑，可更多的是信任。她这个人，实诚，心眼少，不会往歪处想。可正因为这样，我更觉得对不住她。

那天晚上，我翻来覆去睡不着。我媳妇睡在旁边，呼吸均匀，睡得踏实。我看着她，心里头想了很多。我想起当年跟她相亲的时候，她穿着一件碎花褂子，脸红红的，低着头不敢看我。我想起结婚那天，她坐在炕上，攥着衣角，手指头都攥白了。我想起她每天早上给我煮的稀饭，想起她冬天给我织的毛衣，想起她在我出门前唠叨的那些话。

我忽然明白了。林雪梅是我的梦，周小芳是我的日子。梦可以很美，可日子才是真的。我不能为了梦，把日子丢了。

第二天早上起来，我跟我媳妇说：“小芳，我想跟你商量个事。”

她问：“啥事？”

我说：“我想去考个电大，学点东西。在厂里干，不学不行。”

她愣了一下，然后笑了：“好啊，你想考就考，我支持你。”

我说：“可能得花点钱，买书、交学费。”

她说：“花就花呗，咱俩又没孩子，攒钱干啥？你学出来了，比啥都强。”

我看着她，忽然觉得心里头那块石头落了地。我想，这就是日子。日子不是梦，日子是柴米油盐，是家长里短，是一个人愿意跟你一块儿往前走。

第七章 书信

林雪梅走了之后，给我来过两封信。第一封是到上海之后报个平安，顺便问了一下我们厂那批零件的后续使用情况。信写得公事公办，可末尾加了一句：“小郑，你那个提议很好，先考电大，再考虑其他的。人要往高处走，可也得一步一步走。”

第二封信是三个月后，她说她已经调回设计院了，不在厂里了。信里说：“我跟我爱人商量好了，明年要个孩子。谢谢你那段时间的照顾，祝你和家人一切都好。”

我拿着那两封信，看了好几遍。然后我把信折好，放进抽屉里，锁上了。我知道，这段情缘就到这儿了。没有轰轰烈烈，没有死去活来，可它在我的生命里留下了一道痕迹。那道痕迹不深不浅，刚好够我记一辈子。

那年秋天，我考上了电大，学的是机械制造。白天在厂里干活，晚上去县里的电大上课。我媳妇周小芳每天晚上给我准备好夜宵，有时候是一碗面，有时候是两个包子，有时候就是一杯热水。她不识字，看不懂我书本上的东西，可她坐在旁边纳鞋底，陪着我。

电大读了三年，我拿到了大专文凭。后来厂里评工程师，我因为有大专学历，加上平时活干得好，评上了。再后来，厂里改制，我凭着技术和学历，被提拔当了技术科长。周小芳也从供销社调到了厂办，两口子在一个厂上班，日子过得比以前宽裕了。

1996年，周小芳生了个闺女，取名叫郑思。我抱着闺女的时候，心里头想，这辈子值了。我有媳妇，有孩子，有工作，日子虽然平淡，可踏实。

有时候夜深人静，我会想起林雪梅。想起她在外滩被风吹乱的头发，想起她在咖啡馆里说的那些话，想起她在厂门口看我的那一眼。可那些记忆越来越淡，像是旧照片，颜色褪了，只剩下一个模糊的轮廓。

我知道，我这辈子不会再见到她了。可我也知道，她留给我的东西，不只是那两封信。她让我明白了一个道理：人活着，不能只看着眼前，可也不能扔下眼前去追远处的东西。得先把眼前的日子过好了，再去想别的。

我媳妇周小芳不知道林雪梅的事。我没跟她说过，也不打算说。有些事，放在心里就行了。可我对她更好了。那种好，不是刻意的，是从心里头长出来的。我知道，她是我这辈子最该珍惜的人。她给了我一个家，给了我一个闺女，给了我一个踏踏实实的日子。

第八章 偶遇

1999年秋天，厂里派我去上海参加一个行业会议。这是我第二次到上海。七年过去了，上海变了，变得更繁华了，楼更高了，路更宽了，人也更多了。

会议在虹桥的一家宾馆开，来了全国各地的同行。我在签到处领了资料，正准备去房间，忽然听见身后有人喊：“郑技术员。”

我回过头，看见一个穿着深蓝色套装的女人站在不远处。她头发剪短了，脸上化了淡妆，可那双眼睛，那个笑容，我一眼就认出来了。

“林科长？”

她走过来，笑着说：“我现在不是科长了，在设计院当总工。你叫我林工就行。”

我说：“您怎么在这儿？”

她说：“这个会议是我们院协办的，我过来看看。你呢？”

我说：“我们厂派我来学习。”

我们站在签到处旁边聊了几句，都是些面上的话。她说她有个儿子，今年五岁了。我说我有个闺女，今年三岁。她说她爱人还在设计院，忙得很。我说我媳妇在厂办，比以前轻松了。

聊完了，她说：“晚上有空吗？一起吃个饭。”

我想了想，说：“好。”

晚上，她带我去了一个弄堂里的小馆子。就是七年前她带我去的那个。老板还认识她，笑呵呵地招呼。她点了几个菜，还是红烧肉、油爆虾、腌笃鲜。她给我倒了一杯黄酒，说：“喝点，暖暖胃。”

我端起酒杯，看着她。她比七年前老了一点，眼角有了细纹，可气质还在，稳稳当当的。她看着我，也笑了，说：“小郑，你比以前成熟了。”

我说：“都快四十的人了，还不成熟就白活了。”

她笑了，笑得跟七年前一样。可那笑里头没有当年的那种东西了。她的眼睛里头很干净，什么都没有，就剩下老朋友见面的那种坦然。

她问我：“电大读完了？”

我说：“读完了，评上工程师了，现在在厂里当技术科长。”

她说：“我就知道你能行。”

我问她：“你儿子叫什么？”

她说：“叫林念。”

我说：“这名字好听。”

她说：“念，是念旧的念。”

她说完，看了我一眼，那一眼里头有一点光，可很快就没了。

那顿饭吃得很平静。我们聊了很多，聊工作，聊孩子，聊家庭。她没有再提当年的事，我也没有。我们像是两个老朋友，坐在小馆子里，喝着小酒，说着闲话。窗外是上海的夜景，霓虹灯闪闪烁烁的，跟七年前一样。

吃完饭，她送我到宾馆门口。她站在路灯下，看着我，说：“小郑，我当年让你来上海，是真心的。”

我说：“我知道。”

她说：“你不来，也是对的。”

我说：“我也知道。”

她笑了，那笑里头有释然，有祝福。她伸出手，在我胳膊上轻轻拍了一下，就跟七年前在招待所门口一样。然后她转身走了，背影消失在夜色里。

我站在宾馆门口，看着她的背影，心里头很平静。我想起七年前在外滩的江边，她问我还会不会来上海。我说不知道。如今我来了，可见到了她，却什么都说不出来了。

因为有些话，不用说。有些情，不用了。

第九章 回家

从上海回来的火车上，我靠在座位上，看着窗外的景色从南方的水田变成北方的黄土。我闭上眼睛，想了很多。

我想起1992年那个春天，我第一次坐绿皮火车去上海，心里头又激动又忐忑。我想起林雪梅站在火车站接我的样子，穿着米色风衣，戴着金丝眼镜，清清爽爽的。我想起她在技术科给我讲图纸，在车间里看我修机器，在咖啡馆里跟我说她的身世。我想起她在江边被风吹乱的头发，在站台上目送我离开的身影，在厂门口看我的那一眼。

那些记忆，像是一部老电影，一帧一帧地在我脑子里过。可那些画面越来越淡，越来越远，像是隔着毛玻璃看的，模模糊糊的。

火车到了县里，我媳妇周小芳带着闺女来接我。闺女郑思三岁了，穿着件小花褂子，看见我就跑过来，喊：“爸爸爸爸！”我一把把她抱起来，亲了一口。我媳妇接过我的包，说：“瘦了，又没吃好？”

我说：“上海菜甜，吃不惯。”

我抱着闺女，跟着她往家走。路上她絮絮叨叨地说这几天家里的事，说闺女又学会了几首儿歌，说隔壁老张家的儿子考上了大学，说供销社旁边的铺子换了老板。我听着，嗯嗯啊啊地应着。

走到家门口的时候，我放下闺女，拉住我媳妇的手。她愣了一下，问：“咋了？”

我说：“没事，就是想拉一下。”

可她没有挣开。我攥着她的手，觉得她的手比七年前粗糙了，掌心里的茧子更厚了。这双手给我做了七年的饭，洗了七年的衣裳，带大了我的闺女。这双手，是我的日子。

那天晚上，我吃了她做的西红柿鸡蛋面，吃了两大碗。闺女坐在我腿上，让我给她讲故事。我讲了一个小猪盖房子的故事，她听得咯咯笑。我媳妇坐在旁边纳鞋底，时不时抬头看我们一眼，笑得眼睛弯弯的。

我看着她们娘俩，心里头忽然涌上一股热流。我想，这就是我的日子。平平淡淡的，可实实在在，热热乎乎的。

那天晚上，等闺女睡了，我跟我媳妇坐在院子里。月亮挂在天上，又圆又亮。我忽然说：“小芳，我跟你说个事。”

她问：“啥事？”

我说：“1992年我去上海出差，有个女领导，对我挺好的。”

她愣了一下，看着我。我接着说：“她让我去上海工作，我没去。”

她沉默了一会儿，问：“为啥没去？”

我说：“因为你在这儿，家在这儿。”

她看了我很久，然后靠在我肩膀上，说：“你这个傻子。”

我说：“傻人有傻福。”

她笑了，伸手掐了我一把。我攥着她的手，看着天上的月亮。月亮很亮，照得院子里明晃晃的。我想，这辈子就这样了。有一个媳妇，一个闺女，一个家。日子虽然平淡，可踏实。这就是我的日子，我认了。

第十章 后来

2005年，我当上了厂里的副厂长。闺女郑思考上了省城的大学，学的是机械设计。她说要像我一样，当个工程师。我媳妇周小芳从厂里退休了，在家养花、喂鸟、带外孙。日子过得安安稳稳的。

林雪梅的消息，我偶尔能从行业杂志上看到。她后来当了设计院的副院长，主持了好几个大项目。她儿子林念考上了清华大学，学的是建筑。我看着杂志上她的照片，头发花白了，可精神头还在，稳稳当当的，跟当年一样。

有时候我会想起1992年那个春天，想起那条绿皮火车，想起外滩的江风，想起那个弄堂里的小馆子。那些记忆已经很远了，远得像是上辈子的事。可我知道，如果没有那段经历，我可能不会成为现在的我。

林雪梅让我明白，人要有往前走的劲头。周小芳让我明白，人要有往回看的踏实。一个是梦，一个是日子。梦让你知道天有多高，日子让你知道根在哪儿。

2015年，我退休了。闺女郑思接了班，在厂里当工程师。我跟我媳妇搬到了县城的新房里，离闺女近，方便照应。每天早上起来，我泡一壶茶，坐在阳台上看报纸。我媳妇在厨房里忙活，熬粥、煎蛋、热包子。日子就这么一天一天地过，平平淡淡的，可舒舒服服的。

有一天，我在阳台上看报纸，看见一则消息：上海某设计院原副院长林雪梅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日前逝世，享年五十八岁。

我拿着报纸，看了很久。阳台上阳光很好，照得报纸发白。我媳妇从厨房出来，问我看什么。我说没什么，一个老同事走了。她说：“那你给人家烧张纸。”

我说好。可我坐在阳台上，没动。我想起1992年那个春天，想起她站在火车站接我的样子，想起她在咖啡馆里说的那些话，想起她在江边被风吹乱的头发，想起她送我走的那天，站在站台上看着我。

我闭上眼睛，在心里头跟她说了一句：林工，走好。

那天晚上，我跟我媳妇坐在客厅里看电视。她织着毛衣，我喝着茶。电视里放着什么节目，我没看进去。我忽然说：“小芳，我想去趟上海。”

她问：“去上海干啥？”

我说：“去看看。好多年没去了。”

她说：“行，我陪你去。”

我说：“不用，我自己去。”

她看了我一眼，没再问。她知道我心里头有事，可她从来不逼我说。她这个人，实诚，心眼少，可她懂我。她知道什么时候该问，什么时候不该问。

第二天，我坐上了去上海的高铁。高铁很快，四个小时就到了。我出了站，站在广场上，看着眼前的高楼大厦，忽然觉得恍如隔世。1992年那个火车站早就拆了，变成了一个现代化的交通枢纽。我站在那儿，不知道该往哪儿走。

我去了外滩。江风还是那么大，吹得人睁不开眼。黄浦江上船来船往，比当年更多了。我站在江边，看着对岸的东方明珠，想起那年林雪梅站在这里，跟我讲那些西洋建筑的故事。

我去了南京路，找到了那家西餐厅，可它已经变成了一个商场。我又去找那个弄堂里的小馆子，找不到了，变成了一家便利店。我站在便利店门口，看着进进出出的人，忽然觉得心里头空落落的。

什么都变了。可有些东西没变。比如江风，比如黄浦江，比如我心里头的那点念想。

我在上海待了两天，然后坐高铁回去了。回到家，我媳妇问我：“怎么样？”

我说：“变了，都变了。”

她说：“那你还去？”

我说：“去看看，心里头踏实了。”

她笑了，说：“你这个人，一辈子就是个操心的命。”

我也笑了。是啊，我这一辈子，就是个操心的命。操心工作，操心家里，操心闺女，操心那些不该操心的事。可操心了一辈子，日子也过下来了。有苦有甜，有得有失，可到头来，还是踏踏实实的。

那天晚上，我坐在阳台上，看着天上的月亮。月亮很亮，跟1999年那天晚上一样。我想起林雪梅说的那句话：“念，是念旧的念。”

我笑了笑，端起茶杯，喝了一口。茶有点凉了，可喝着舒坦。

我知道，这辈子，我遇到了两个女人。一个让我看见了天有多高，一个让我知道了根在哪儿。一个是我年轻时的梦，一个是我一辈子的日子。

梦会醒，日子会继续。

这就是人生。（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