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不完全统计,全世界共有接近15亿华人,其中海外华人约为7000万,广泛分布于全球223个国家和地区之中的200个。与中国一衣带水的东南亚自然是海外华人最多的地方,但如果把目光投向大洋彼岸的南美洲,那里其实也有华人的一片天。
秘鲁位于南美洲西海岸,面积约为128.5万平方公里,人口约3200万,这里是世界的西端,与东方的中国直线距离超过1.7万公里,可以说是天涯海角。
然而就是这么个和中国看起来风牛马不相及的国家,却是整个南美洲华人人口最多的国家,拥有超过310万具有华人血统的人口,约占总人口的9%。华人在秘鲁社会有着很大的影响力,甚至我们可以说,秘鲁文化本身也包括华人文化。
一个吊诡的历史事实是,素来最安土重迁的华人,却被历史潮流推着成为了世界第一大移民群体。近代以来,土地兼并、列强入侵、民不聊生,而地处中国沿海的闽粤两省,人口巨大又无地可耕,而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秘鲁等国是产业蓬勃发展,却又无人可用,就是这样一拍即合。
当时各地的华人还有移民地的偏好,比如福州人喜欢去美国纽约、福清人喜欢去印度尼西亚、江门人喜欢去秘鲁、闽南人喜欢去马来西亚、广府人喜欢去加拿大、潮汕人喜欢去泰国、客家人则遍地开花等等。
秘鲁华人的祖先就大多来自广东广州、江门和中山等这些广府地区,所以秘鲁华人文化基本上就等于广府文化。很多中国人特别是广东人如果去了秘鲁的唐人街、中国城,会感觉像回了家。举个例子,秘鲁全国有超过1万家家中餐馆,其中一半以上都在首都利马,秘鲁人就将这些中餐馆称为“Chifa”,读音和意思都来自粤语的“吃饭”。
华人在秘鲁的影响力有多大呢?华人们的端午节、中秋节和春节等传统节日,在秘鲁也是法定节日,许多秘鲁人结婚也喜欢请华人来舞龙舞狮热闹热闹,而秘鲁人看见东亚黄种人面孔的人,都会亲切将对方称为“我的中国老乡”。
说起来,在所有的中餐之中,秘鲁人是真的很喜欢粤式炒饭,他们不仅有专门的炒饭大赛,还多次派出自己国家的厨师参加中国的厨艺比赛,而且据说秘鲁厨师炒的饭很有一手。
男女老少,不无喜欢吃炒饭,他们爱炒饭爱到了把炒饭放在了邮票上的地步。
不过今天的秘鲁炒饭,是一种在中餐的基础上加入很多拉丁风味的新式炒饭,已经是一种全新的菜系了。而这个炒饭正象征着中华文化与秘鲁文化的交融,如此精彩多元,如此别开生面。
1821年,秘鲁脱离西班牙独立,百废待兴,全国人口只有200万出头。当时秘鲁的经济支柱有两样,一样是种植园经济,一样是挖鸟粪矿石,这两种产业都需要大量劳动力,而独立之后的秘鲁废除了奴隶制度,中断了从非洲而来的黑奴贸易,但种植园还是需要人去打理,鸟粪矿石也不可能自己从土里冒出来,于是,秘鲁政府推出了“契约劳工”政策。
秘鲁把目光瞄向了两个人口大国,一个是中国,一个是日本。
1840年之后的中国,内忧外患、风雨飘摇,到处都是破产农民,他们没饭吃,就只能出去讨一口饭吃,于是就有了轰轰烈烈的“闯关东”、“下南洋”和“过金山”。当时满世界都是华人劳工,南美洲虽然不如东南亚那么近,不如美国、加拿大那么富裕,但也是许多华人移民的目的地之一。
和当时美国、澳大利亚、加拿大等国是通过“卖猪仔”的方式,从中国诱骗、拐卖华人劳工不同,秘鲁一开始是白纸黑字和清政府签了8年的劳工输出契约的。然而,这个契约本质也只是奴隶贸易。后来很多老华工都回忆,他们在秘鲁还不如黑人奴工,连睡觉时脚上都要戴着沉重的镣铐。
1849年,秘鲁政府正式同清政府签订了劳工引进条约,首批75个华工抵达秘鲁,随后25年内,又有多达12万华工持续抵达秘鲁。他们在秘鲁主要从事甘蔗种植、鸟粪开采和铁路修建等这些非常危险又繁重的工作,死亡率很高,生存条件很艰苦。可是那一代的华人们,真的就是打碎牙齿和血吞,坚韧得不像话。1850年,利马出现了第一条唐人街,华人渐渐在秘鲁扎下了根。
然而,秘鲁雇主和政府虐待华人劳工的恶行激起了华工们的反抗。秘鲁并非所谓的西方列强,但也觉得可以从清政府手上捞好处,虽然和清政府明文签署劳工引进条约,但是秘鲁并未真正履约,他们后来还靠着武力在中国沿海地区大肆掳掠人口。而因为极度恶劣的运输条件,每一趟下来,平均都有30%的华工死于路上,而到了秘鲁的华工也没有任何尊严和人权可言。
面对如此残酷的压迫,1867年,秘鲁的华人劳工自发组成了第一个劳工组织与秘鲁政府、企业主和农场主抗争,并持续向清政府反馈自己的处境。
终于,1872年,一艘秘鲁船只被日本截留,秘鲁人拐卖和虐待华工的丑闻才被揭露出来。最终,消息传回中国,清政府迫于舆论压力,在1874年宣布终止和秘鲁的劳工输出契约,李鸿章与秘鲁大使签订《中秘通商条约》和《查办华工专条》,规定禁止秘鲁在中国拐带华工,清政府有权派出专使前往秘鲁视察华工生活情况,并且华工契约结束,秘鲁必须无条件支持华工回国。
1875年,清政府派出专使容闳前往秘鲁调查华工生存情况。容闳到了秘鲁后,大惊失色,华人劳工的悲惨境遇并没有丝毫减轻,他们衣不蔽体、食不果腹,数十人挤在一个小小的床铺之上,屎尿满地,臭气熏天,许多华人病入膏肓,骨瘦如柴,还是要起身去干活。
而最让容闳震惊的是,即使如此恶劣的生存条件,这些华人依旧不愿意回国,而且每年还是有大量华工以各种方式前往秘鲁务工,原因很简单,在秘鲁好歹还有工作,能吃饭,而在国内,他们一无所有。华人移民的悲歌,其实本身就是中国的悲歌。
这一切也从侧面反映,积贫积弱的旧中国,根本无力为海外华人们提供有效的保护。即使是一个西方列强瞧不上眼的秘鲁,都依旧可以肆意欺凌华人。
1876年,秘鲁华人恢复自由身之后,大部分人没有回国,而是选择了扎根秘鲁。他们用自己辛苦积攒的积蓄开起了大大小小的中餐馆、医馆、理发店和杂货铺,甚至是武馆,在利马等地形成了早期的华人社区。华人素来信奉“老乡帮老乡”,一人带一家,一家带一村,一个华人站住了脚,就等于给华人们在秘鲁打开了一片天。
后来还发生了一件事,硝石一直是南美洲多国的重要经济来源,各国都要争抢,其中智利、玻利维亚和秘鲁尤其不对付。1879年,因为争抢硝石产地,爆发了南美洲太平洋战争爆发,智利军队占领了许多秘鲁种植园和矿场,而在这些地方工作的华工纷纷加入智利一方与秘鲁作战,报复欺压他们的秘鲁人,后来因而导致秘鲁政府放纵暴徒袭击唐人街。
而彼时的清政府焦头烂额,根本无力顾及海外华人的事务,秘鲁华人们只能自己团结起来争取权利。1886年,秘鲁中华通惠总局成立,致力为秘鲁华人谋取权益,直到今天,通惠总局都是整个美洲规模最大的华人协会之一。
在历史的漫长进程里,早期移民秘鲁的华工们,基本都是单身汉,而秘鲁和中国远隔重洋,一去再难回,所以也有一些华人选择了和秘鲁人通婚,也有人选择将妻儿老小都接到了秘鲁,这些华人男性和秘鲁女性的混血后代,以及在秘鲁出生和长大的华人孩子们,就被秘鲁人称为“Tusan”,读音和意思也来自粤语里的“土生”,他们就是真正意义上的第一代秘鲁华人,许多人后来也皈依天主教,改了西班牙的姓氏。
1882年,美国出台《排华法案》;1885年,加拿大也出台《华人移民法案》,需要的时候就敞开怀抱迎接华人劳工,不需要的时候就千方百计驱逐,受到这股风气影响,秘鲁也在20世纪初出台了《全面暂停华人入境条例》限制华人入境,引发了一系列的社会纠纷。
1909年,秘鲁爆发了排华运动,利马的华人商铺、社区和会馆超过80%都遭到暴徒打砸,数千华人被殴打,百人以上死亡,消息传回国内,举国震惊。当时的清政府已经在灭亡前夕,还是震惊于秘鲁这样的美洲小国居然也敢对“天朝子民”大打出手,于是派出清末第一外交官伍廷芳前往秘鲁交涉,最终秘鲁政府让步,宣布将确保秘鲁华人的权益,这也是清政府为数不多的外交胜利。
此后,随着秘鲁社会缓和了对华人的压迫,许多秘鲁华人也渐渐融入秘鲁社会,凭借庞大的社群和强大的中国文化,秘鲁华人在秘鲁社会不仅是站住了脚,更主动去影响秘鲁社会。
1918年,广州人戴宗汉前往秘鲁谋生,他后来成为秘鲁水稻种植的第一人,成功在秘鲁引入了水稻种植技术,使得秘鲁成为南美洲第一大水稻产地。秘鲁人之所以对炒饭情有独钟,也和秘鲁有极好的稻米有关。
到了20世纪20年代,秘鲁华人们也逐渐意识到要想生存下去,就必须和秘鲁社会打好关系。这不,1921年,正值秘鲁建国100周年,华人们集资送了个喷泉纪念,赢得了秘鲁社会的好感。
第二次世界大战大战之后,1956年,秘鲁重新放开移民限制,1960年,又发布定居条例。当时也有一些华人移民秘鲁,但都是把秘鲁当作移民美国的中转站,从这时开始,移民秘鲁的华人主力就不再是广东人,而是福建人了。同时,还有许多印尼华人、马来西亚华人不堪本地政府压迫,纷纷移民秘鲁,他们的最终目的也是美国和加拿大。
可是计划不如变化快,很多华人也因为各种原因留在了秘鲁,致使秘鲁华人人口不断膨胀。
1968年,又一件大事发生了,秘鲁陆军总司令贝拉斯科·阿尔瓦拉多发动政变上台,建立了秘鲁军政府。军政府一开始敌视华人,将他们视作国家的“害虫”,没收了大量华人产业,特别是华人在沿海地区的农场和社区,这迫使华人迁往秘鲁北部白手起家,前面提到的戴宗汉就是在一背景下硬生生研究出了秘鲁的水稻良种。
而后,军政府持续出台了歧视性政策。这些军政府的压迫措施,让大量华人被迫外流,主要去了美国、加拿大、西班牙等国,减少大约25%左右。但很快,时间来到1980年代,随着秘鲁经济恶化,华人反而得到了机会,因为他们的产业大多是民生相关,比如餐馆、超市和医院,而其他秘鲁人又无法与之抗衡,使得华人资本不断壮大。
1990年,秘鲁人受够了军政府的统治,加上美国施压,秘鲁终于开启民主化时代。这个时候,一个大学教授以改革之名杀出,他就是日裔的阿尔韦托·藤森,很快藤森顺利当选为秘鲁总统,开启了藤森时代。这可以说也是华人的黄金时代,藤森政府在政治上不断吸纳华人政客进入权力核心,结成同盟;在经济上也是大力推行私有化,更让本来就十分雄厚的华人资本如鱼得水。
但藤森在2000年因为贪渎和滥权丑闻爆发而被弹劾,流亡日本,引发了秘鲁政坛动荡,一大批和他关系密切的华人高官也被拔出萝卜带出泥,给弹劾了。但是接任的新总统,还是延续了对华人的拉拢姿态,所以到2010年前,都是秘鲁华人最好的时候。不过藤森的女儿藤森庆子选择留在秘鲁,在2026年,她也当选为总统,但藤森庆子很明显站在美国一边,所以华人的情况不容乐观。
经过百年奋斗,如今的华人以占秘鲁10%的人口,拥有了超过40%的财富,秘鲁的零售行业基本由华人垄断,比如秘鲁连锁超市黄氏超市,占据了利马65%的市场份额。
而财富带来的是社会地位的升高,秘鲁是整个南美洲华人参政率最高的国家,出了2个总理、2个国会议长、7个政府部长、1个省长,至于国会议员和地方行政长官,更是数不胜数,华人可以说是占据了秘鲁政坛的半壁江山。
但令人感到遗憾的是,人口如此庞大的华人却从未出过秘鲁总统,反而是人口不如华人的日裔出了一门父女双总统,那就是秘鲁著名的政治世家藤森家族。而有意思的是,藤森家族虽然是日裔家族,但是在他们上升的过程中,可没少借助华人的力量,他们甚至将自己称为“中国家族”。
藤森竞选的时候,给自己起的外号就是“老中”,而他的助选歌曲就是《中国舞蹈》;后来他的女儿竞选,外号也是“中国娃娃”,足见华人文化在秘鲁的影响远远胜过日裔。而藤森当选总统之后,也任命了秘鲁第一个华人总理许会;而第二个华人总理则是2010年就任的何塞·何。
这里简单插一嘴,和华人1849年才踏上秘鲁土地不同,日裔移民是在1899年才来的。和华人单打独斗,基本都是单身汉不同,日本人从一开始移民秘鲁就是以家庭为单位,拖家带口,而且还有日本政府的全力支持,他们在秘鲁发展比华人容易得多。
而且当时的清政府哪有能力支持华人,为了生存,很多华人都不得不融入秘鲁社会,几代人之后就没有啥中国味了。还有,华人之间的隔阂也很大,比如光是来自广东的移民就分为广府人和客家人,也玩不到一块去,而且海外华人都有一点高度相似,觉得政治和自己无关,只要过好日子、做生意赚钱就好,将来有一天是要落叶归根的。
最关键的是,虽然有华人血统的秘鲁人有300万之众,但其实他们一直都是保持着秘鲁认同的,对中国只是文化认同,所以华人不会特别去支持华人政客竞选总统。相比之下,秘鲁的日裔虽然只有20万,但是高度紧密,维持着日语学校、日裔社区和日裔协会等一系列的互助网络,有着极强的社会动员能力。
而且,秘鲁华人和秘鲁日裔有一点截然不同,那就是华人虽然知道自己的祖先来自中国,但是基本已经不会讲中文了,而日裔仍然保持着较好的日语教育,与日本也有很强的血脉联系,比如后来藤森出事后,第一时间就是往日本跑。
血缘的稀释和文化的杂糅,让秘鲁华人们很难坚持纯粹的中国认同,秘鲁62%以上的人口都认为自己是混血人种,许多秘鲁华人也认为自己是混血人种,申报为“华人”的其实还不到2万人。秘鲁的华文教育也已经走向衰落,
今天的秘鲁华人已经到了第五、六代,他们对中国已经没有什么记忆了,中国对于他们来说只是遥远的祖先的家乡,他们在政治上是完全的秘鲁人,有着很强的秘鲁认同;但是在文化上,他们还是将自己定位为华人,知道自己的血脉来自中国,毕竟不能当中国人没关系,不能不当华人。
近些年来,随着中国国力与日俱增,在世界的影响力越来越大,帮助秘鲁巴西修建铁路。这些华人们也是倍感骄傲,同时对中国的认同感也比过去更深了,第一次开始正视“中国人”的身份,许多已经改了好几代名的华人后代,甚至找出了自己的中文姓氏认祖归宗。
2009年,中国和秘鲁达成自由贸易协定,这让秘鲁华人为之一振。秘鲁的矿产很丰富,铜矿出口世界前三,却是那种典型的深陷资源陷阱的国家,无力发展,要想突破资源陷阱,就必须摆脱美国的控制,而中国伸出援手,无疑是秘鲁最后的希望,而华人也就成了天然的桥梁。
2021年,中国在秘鲁建设了钱凯港,让秘鲁得到了更多的发展机会,中国已经是秘鲁最大的贸易伙伴和投资来源国,秘鲁政府也越来越关注和重视自己国内的华人。更重要的是,钱凯港的建设让秘鲁人挺直了腰杆,自豪地说:我们不是美国的后花园。有了它,秘鲁乃至整个南美洲都可以直接将货物出口到亚洲,再也不用让美国当中间商了。
果然“贫在闹市无人问,富在深山有远亲”,过去中国还比较落后,秘鲁喜欢攀日本的亲戚,现在中国强大了,秘鲁就开始讨好我们。华人们过去可不敢声张自己是中国后代,现在中国的牌子在世界上响当当了,倒是有了一堆远房亲戚,不过这也是好事。
这个离中国17000公里之外的国家,真是与中国既远又近。至于未来会怎么样,那就是他们自己的历史使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