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到鲁迅，没有人不知道的；但要叙述他在上海的深度故事，恐怕不少人就会摇头了。

让我们跟随鲁迅进入上海的脚步，走进他的上海时光。

他在上海9年创作数量是前20年的两倍

1927年10月3日，鲁迅携恋人许广平乘“山东”号轮船抵达上海，入住共和旅馆——鲁迅的“上海时光”开始了。

当时，鲁迅的弟弟周建人居住在横浜路３５弄景云里，鲁迅很快也搬入景云里。可惜，景云里的环境并不太适合写作，弄堂里有唱京戏的，有吵架的，有不消停的搓麻将声音，尤其在夏天，打麻将的声音彻夜不息。鲁迅住了２年多，１９３０年５月迁居附近的拉摩斯公寓，就是今日四川北路２０７９－２０９９号；这是一栋４层钢筋混凝土建筑，鲁迅在３楼租了一个单元，住了2年多；1933年4月11日，鲁迅搬迁至施高塔路（今山阴路）大陆新村9号居住，直至逝世。

鲁迅在上海9年，是他一生中创作最为高产的岁月，也是他声名远扬的时刻。写文章，搞翻译，编杂志，参加社会活动等等，鲁迅每天从早忙到晚，其创作最为多产的是杂文，他的如匕首如投枪的一篇篇杂文，往往和硝烟四起的论战紧密相连。

我们说说“丧家狗”事件。

1930年，哈佛大学博士梁实秋先生（下图）发表了《文学是有阶级性的吗》。左翼文学理论家冯乃超看了不舒服，在《拓荒者》上发表了《阶级社会的艺术》一文，火药味十足地批驳梁实秋，甚至把他称为“资本家的走狗”。

梁实秋撰文《“资本家的走狗”》回复。梁实秋问道：“《拓荒者》说我是资本家的走狗，是那一个资本家，还是所有的资本家？我还不知道我的主子是谁，我若知道，我一定要带着几份杂志去到主子面前表功，或者还许得到几个金镑或卢布的赏赉呢……我只知道不断的劳动下去，便可以赚到钱来维持生计。”“至于如何可以做走狗，如何可以到资本家的账房去领金镑，如何可以到××党去领卢布，这一套本领，我可怎么能知道呢？”

鲁迅刚到上海还住在景云里的时候，就已经撰文批判过梁实秋的《卢梭论女子教育》一文，此时，他看到梁实秋批驳冯乃超的文章，冷冷一笑，说：乃超还嫩一些，这回还得我来。于是，鲁迅的《“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一文隆重登场。鲁迅猛烈抨击道，“大凡走狗，虽或为一个资本家所豢养，其实是属于所有的资本家的，所以它遇见所有的阔人都驯良，遇见所有的穷人都狂吠。不知道谁是它的主子，正是它遇见所有阔人都驯良的原因，也就是属于所有的资本家的证据。即使无人豢养，饿的精瘦，变成野狗了，但还是遇见所有的阔人都驯良，遇见所有的穷人都狂吠的，不过这时它就愈不明白谁是主子了。”“那么，为将自己的论敌指为‘拥护苏联’或‘××党’，自然也就髦得合时，或者还许会得到主子的‘一点恩惠’了……所以从‘文艺批评’方面看来，就还得在‘走狗’之上，加上一个形容字：‘乏’。”

据冯雪峰先生回忆，鲁迅写好这篇杂文交给《萌芽月刊》时说，“他自己高兴得笑了起来说：你看，比起乃超来，我真要‘刻薄’得多了。”鲁迅还说：“可是，对付梁实秋这类人，就得这样……我帮乃超一手，以助他之不足。”

鲁迅从1927年到1936年，和梁实秋先生围绕人性、阶级性、普罗文学和文艺政策等诸多论题，展开了一场长达10年的笔战，留下了100多篇文章，多达40多万字。论战影响之大，以至于1942年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把梁实秋定为“为资产阶级文学服务的代表人物”。

鲁迅的辉煌岁月，和“左联”紧密联系在一起。

1930年3月2日，在上海窦乐安路（今多伦路）２０１弄２号的中华艺术大学一个教室里，坐满了鲁迅、柔石、殷夫、冯铿、夏衍、冯乃超、钱杏村、冯雪峰、阳翰笙、田汉和潘汉年等50余人——中国左翼作家联盟举行成立大会，该组织简称“左联”。

鲁迅在热烈的掌声中发表了《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的重要讲话。

“无产阶级作家要和实际的社会斗争接触，要和劳动阶级打成一片，要造出大群的新战士，要发展文艺界的统一战线。”鲁迅声音洪亮，第一次提出了文艺要为“工农大众”服务的口号。

大会选举产生了“左联”的领导机构，鲁迅、田汉、郑伯奇等7人担任常务委员。

两个月后的1930年5月7日，冯雪峰陪同鲁迅悄悄地来到上海爵禄饭店，中共领导人李立三在中共上海地下党领导人潘汉年的陪同下来了。

当时，这次秘密见面的内容外人不得而知，40年后的1977年，鲁迅的弟弟周建人刊文披露此次会面的部分谈话内容：

“你在社会是个知名人物，有很大的影响。我希望你用周树人的真名写篇文章，痛骂一下蒋介石。”李立三对鲁迅说。

“文章是很容易写的。蒋介石干的坏事太多了，我随便拣来几条就可以写出来。不过，我用真名一发表文章，在上海就无法住下去了。”鲁迅回答。“这个问题好办！黄浦江里停泊着很多轮船，其中也有苏联船，你跳上去就可以到莫斯科去了。”李立三继续说。

“对，这样一来蒋介石是拿我没办法了。但我离开了中国，国内的情况就不容易理解了，我的文章也就很难写了，就是写出来也不知在什么地方发表……”鲁迅坚持道。

鲁迅一生创作的短篇小说、散文、散文诗、历史小说、杂文和译作，多达600万字。他出版了《坟》《热风》《华盖集》《南腔北调集》《准风月谈》《且介亭杂文》等15部杂文集。

在上海期间，鲁迅创作并结集出版了《故事新编》，收录了《补天》《奔月》《理水》《采薇》《铸剑》等8篇小说。这是鲁迅一生的最后一部小说集，也是中国现代历史小说的开山之作。在上海期间，鲁迅翻译外国文学、文艺理论的作品。他根据日本左翼作家藏原惟人的苏联法捷耶夫《毁灭》的日译本，字斟句酌地将其翻译成中文。出版社害怕当局查禁而不敢印，鲁迅就自己出钱，以“三闲书屋”名义自费印刷出版。鲁迅系统整理、校勘中国古代文学史，写成《中国小说史略》的修订定本。他在北京时已经开课，写出初稿，到上海之后反复校订、补注，打磨成通行定本。

1934年冬天，萧红、萧军从东北逃难到上海，举目无亲，稿子投出去屡屡退回。他们忐忑写信给鲁迅，很快收到回信。鲁迅抱病和他们见面。萧红的《生死场》小说定稿后，鲁迅拖着肺病的身体，连夜写完长长的序言。这本书出版后震动文坛，可是没过多久就遭到当局删扣、查禁。

鲁迅在上海生活9年，其文字产量占到了毕生的五分之四左右，是前20年的两倍——鲁迅的生命之花在上海怒放！

鲁迅携恋人许广平1927年10月3日到达上海，入住共和旅馆，10月8日上午搬入东横滨路景云里第2弄23号，正式开始了同居生活。那一年，鲁迅46岁，许广平28岁。

鲁迅的著作《两地书》记录了他和许广平的感情轨迹。起初的通信是师生间关于教育问题、刊物编辑、人生哲学诸问题的请教与教导，字里行间是师生间的严肃与庄重，后来，异性间的愉悦与亲昵流露出来。1927年1月11日，鲁迅在信中说：“我先前偶一想到爱，总立刻自己惭愧，怕不配，因而也不敢爱某一个人，但看清了他们的言行的内幕，便使我自信我绝不是必须自己贬抑到那样的人了，我可以爱。”

当时，鲁迅对外还不愿意公开他和她的真实关系，鲁迅在景云里租了两层楼，自己住二楼，许广平住三楼，二楼和三楼的床都是单人床。鲁迅对外称许广平是帮助校对文稿的助手。

1928年7月，应朋友许钦文等人之邀，鲁迅携许广平前往杭州游玩，鲁迅装模作样地对许钦文说：“钦文，你日里有事，尽管走开去做；可是夜里，一定要到这里来睡，直到我们回上海。”房间里并排摆了三张床，鲁迅指定许钦文睡中间那张床，他与许广平分睡两边。

鲁迅和许广平同居，招来了各种非议与指责：有人说元配夫人朱安才是鲁迅先生的合法配偶，许广平不过是一个姨太太；有人说鲁迅抛弃发妻，娶了小17岁的学生是不道德。

鲁迅只当传言风吹去，他在上海的生活开始了。生活离不开每天的吃，鲁迅加入了上海当时最流行的吃饭形式——包饭作。所谓包饭作，就是小作坊提供伙食，顾客订餐，犹如今天的盒饭外卖，当时，上海绝大多数的商店、工厂和部分家庭都喜欢向没有店面的包饭作坊订餐。

终于，许广平向鲁迅建议，吃包饭要和周建人的同事一起用餐，有诸多不便之处，还是自己烧饭为好，鲁迅同意了。

“我们做饭吧，我们两家一起吃。”鲁迅对弟弟周建人说。

于是，买来了柴米油盐和锅碗瓢盆，就在23号1楼烧饭开伙，许广平从升格为师母。

作家萧红回忆道：“来了客人，许先生没有不下厨房的，菜食很丰富，鱼，肉……都是用大碗装着，起码四五碗，多则七八碗。可是平常就只三碗菜：一碗素炒豌豆苗，一碗笋炒咸菜，再一碗黄花鱼。”

鲁迅和许广平的生活是平淡的，也是甜蜜的。

鲁迅的经济收入主要靠版税、稿酬和编辑费，他在上海的月收入国币至少在五百元以上，普通教员每月工资在一百到两百元之间，鲁迅的收入很高，生活非常惬意。

许广平为鲁迅查资料，总是鲁迅文章的第一个读者与批评者，她极其认真地为鲁迅抄稿，校对鲁迅的译著，保存鲁迅的文稿，零章片页都要精心保存。

许广平常常天真地向鲁迅：“我为什么总觉得你还是我的先生，你有没有这种感觉？”

“你这傻孩子。”鲁迅笑道。

鲁迅伏案写作，许广平常常坐在旁边看报或做手工；休息时两人一边饮茶，一边谈天，或者吃些零食。有时，他们也到外面散步，或者一起看画展。真正能称得起娱乐的是看电影，

鲁迅喜欢看电影，鲁迅人生最后20年，一共看了149部电影，定居上海的9年看了142部，鲁迅经常看的是美国、英国、德国、日本等国的影片，其中尤以好莱坞的美国影片为主，国产片子他是不看的。

鲁迅和许广平的爱情结晶来临了。

1929年9月26日上午，许广平感到阵阵腹痛，鲁迅赶忙把妻子送到医院。

许广平难产，医生征求鲁迅意见：“留小孩还是留大人？”

“留大人。”他毫不犹豫地说。

经过二十七八个小时的阵痛，孩子终于呱呱坠地。鲁迅每天都要去医院两三次，送去食品和其他用品。他总是审视着孩子的脸说：“真象我。”但马上又补充：“我没有他漂亮。”

一天，他来到医院，对许广平说：“名字就叫海婴，这名字读起来颇悦耳，字也通俗。但却绝不会雷同……”

孩子出生100天，鲁迅抱他去沪上知名照相馆拍照，就是那张著名的《一岁和五十岁》合影。

1934年12月9日，鲁迅购得《芥子园画谱》三集，鲁迅将它赠送给许广平，并题诗一首，云：

十年携手共艰危，以沫相濡亦可哀；

聊借画图怡倦眼，此中甘苦两心知。

1936年10月19日，鲁迅在生命的最后一刻，紧紧握住许广平的手同她诀别：“忘记我，管自己的生活！”

1946年10月，在鲁迅先生逝世十周年后，许广平写了一篇《十周年祭》，充满感情地回忆道：

呜呼先生，十载恩情，毕生知遇，提携体贴，抚盲督注。有如慈母，或肖严父，师长丈夫，融而为一。呜呼先生，谁谓荼苦，或甘如饴，唯我寸心，先生庶知。

鲁迅的在天之灵，可以宽慰了。

鲁迅在上海用杂文向不少人开炮，得罪了不少人，然而他也有朋友，中外朋友都有。

鲁迅比瞿秋白年长18岁，却和他相见恨晚，两人有说不完的话。

1933年夏天，凌晨2点，鲁迅正在酣睡，忽然听到急促的敲门声。

鲁迅醒了过来，准备起身开门，许广平拦住了他。她起床走到门前，听出叫门的声音是被国民政府通缉的瞿秋白，马上打开门。

瞿秋白刚进来不久，又有人敲后门，并且声音迅速。

鲁迅夫妇想：糟了！莫非是敌人跟踪而来？

许广平仔细探听动静，原来是瞿秋白的妻子杨之华，她还带来一个十三四岁小姑娘——一场虚惊。

瞿秋白在鲁迅家里住了一段时间。看到瞿秋白经济拮据，鲁迅请他编一本《鲁迅杂感选集》并写序言。出版后，鲁迅给了瞿秋白200元编辑费。

1934年1月初，瞿秋白来向鲁迅告别，他要离开上海前往江西中央革命根据地工作。

后来，传来瞿秋白被捕的消息，鲁迅急着托人营救。瞿秋白于1935年6月18日牺牲，鲁迅7月30日和8月9日还在设法筹资营救。等到确信瞿秋白已经牺牲，悲痛不已。

鲁迅与茅盾、郑振铎等人筹划为瞿秋白出书。一个月后，30余万字的载有瞿秋白译文的《海上述林》上卷编就。1936年，鲁迅病情日渐加重，但他仍在编校《海上述林》下卷，并作序。《海上述林》是鲁迅生前编辑的最后一本书，上卷出版，鲁迅还在，下卷出版时，他已经逝世了。

鲁迅在上海，和日本人内山完造先生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1927年10月5日，到上海才两天的鲁迅就来到内山书店。他身着一件粗布长衫，脚穿一双胶底的白布鞋；头发稍长，蓄有一点胡须，嘴里咬着一个竹烟斗。他围着书架巡视了一遍，一下子挑选了十几本书，合计50多元——这个数字超过内山书店一天的售书额。

五六天后，鲁迅又来买书。日本人内山先生热情地用日语和鲁迅攀谈，鲁迅也用日语回答。鲁迅提出想请老板让人把书送到他的景云里23号家里。

内山一口答应，并问道：“您贵姓？”

“周树人。”鲁迅回答。

“您就是鲁迅先生？”内山惊喜地问。

内山先生多次帮助鲁迅避险。1931年初，“左联”年轻作家柔石等人被捕，鲁迅感到自己同样面临危险，就在内山先生安排下转移到由日本人经营的旅馆花园庄蛰居了一个多月；还有，上海“一二八”事变后第三天，内山让鲁迅携全家到自己的书店避险，2月6日又将他们转移到位于英租界的内山书店分店躲避，一直隐居到日中两军停战后的3月中旬才回家。

鲁迅逝世前一天留影

1936年8月18日早上6点，鲁迅喘着粗气写了张纸条：“老板阁下，很意外，从半夜起又开始哮喘起来……请你给须藤先生打个电话，让他马上来看一下，草草。”

许广平马上送交内山先生，后者当即给须藤医生打电话，然后急匆匆赶往鲁迅家，看见鲁迅坐在藤椅上艰难地喘息着，手指羊还夹着烟。

“须藤医生马上就到。”内山先生说。

“谢谢！”鲁迅艰难地回应了一声。

第二天，1936年10月19日凌晨5时25分，鲁迅先生因肺结核病逝。

说一下鲁迅的葬礼。

10月22日下午1时50分，万国殡仪馆，宋庆龄、蔡元培等人肃立棺木前。下午2时整，16位青年作家抬起灵柩，蔡元培、宋庆龄等人扶灵，灵柩被移入灵车，鲁迅灵柩上覆盖着由沈钧儒书写着“民族魂”白绫大旗。送殡队伍正式出发，前往万国公墓。

下午4时30分，在万国公墓墓地举行了隆重的安葬仪式，蔡元培宣布葬礼开始，沈钧儒宣读鲁迅生平，胡愈之致悼词，宋庆龄作悼念演讲，接着是内山先生上台致辞，许广平携幼子海婴肃然伫立墓前。吕骥指挥在场全体人士齐唱为鲁迅创作的《安息歌》，巴金等14个青年作家在歌声中将灵柩缓缓葬入墓穴。墓碑上“鲁迅先生之墓”六个稚嫩的字，是鲁迅年仅7岁的儿子周海婴题写。1956年，鲁迅墓迁移重建于上海虹口公园。

鲁迅去世，引来铺天盖地的哀悼之声，但也有人发出不同的声音，女作家苏雪林写信阻止蔡元培担任鲁迅治丧委员会成员，称鲁迅为“玷辱士林之衣冠败类”。

鲁迅真实并不喜欢上海，最终还是选择了上海。

上海是文化和出版中心，并且拥有强大的租界，中西文化这儿碰撞，新鲜素材每天都会量产，丰富的生活流光溢彩，这一切都激发出鲁迅的创作灵感。他在上海9年，生命在上海获得了升华和永生，他在上海赢得生前身后名。

鲁迅（1881年9月25日—1936年10月19日），原名周樟寿，字豫山、豫亭，后改字豫才，笔名鲁迅，浙江绍兴人，著名作家。

1898年，鲁迅进入南京水师学堂，1902年东渡日本留学。1909年，他从日本归国，在杭州任教员。辛亥革命后，曾任南京临时政府和北京政府教育部部员、佥事等职，兼在北京大学、女子师范大学等校授课。1918年5月，首次用“鲁迅”的笔名，发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

1926年8月，南下到厦门大学任中文系主任。1927年1月，到达广州任中山大学教务主任。1927年10月到达上海，开始与其学生许广平同居。

鲁迅创作了《孔乙己》《药》《阿Q正传》等许多小说和大量杂文、随笔、评论，一生写下了600多万字的著译，他的许多作品，被翻译成英、俄、德、法、日、世界语等多种文字。

1936年10月19日，鲁迅先生因肺结核病逝于上海，终年55岁。

鲁迅按照母亲的安排娶了朱安，新婚之夜，鲁迅通宵达旦地看书，第二天，就搬到母亲的房里睡了；再过数天，就回日本继续求学。

“这是母亲给我的一件礼物，我只能好好地供养它，爱情是我所不知道的。”鲁迅对好友许寿裳说。

鲁迅和许广平在上海定居后，朱安激动而失望地对人说：“我好比一只蜗牛，从墙根一点一点地往上爬，虽然爬得慢，但我相信总有一天会爬到墙顶的，现在我没有办法了，我没有力量爬了。我待他再好，也是无用。”

鲁迅的母亲去世后，尽管由许广平承担生活费，朱安仍然贫困不堪。他听从了周作人的建议，决定出售鲁迅的藏书。1944年8月25日《新中国报》刊登这一消息后，许广平和鲁迅的生前友人均尽力劝阻，有人专程赶到北京劝说。

朱安激动地说：“你们总说鲁迅遗物，要保存，要保存！我也是鲁迅遗物，你们也得保存保存我呀！”

朱安一生奉养鲁迅的母亲，最后心愿是与鲁迅合葬；1947年她逝世了，与鲁迅的母亲合葬在一起。

1938年8月，《鲁迅全集》在上海出版。毛泽东得到了一套《鲁迅全集》。毛泽东特别喜爱鲁迅作品，新华社发表过一张毛泽东在延安枣园的工作照，办公桌上放着三卷《鲁迅全集》。

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一文中，称“鲁迅是在文化战线上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数，向着敌人冲锋陷阵的最正确、最勇敢、最坚决、最忠实、最热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

鲁迅逝世那天，中共地下党人冯雪峰找到宋庆龄，请她出面把葬礼办成了一场近年来规模最大的游行示威。据夏衍先生回忆，中共地下党人连夜组织了一支六七千人的送殡队伍，随灵车沿途高呼政治口号。

针对鲁迅逝世，国民政府在宣传上下达指示：一、鲁氏在五四运动时，提倡白话，创作小说，于文化界自有相当之贡献，此点可予以赞扬。二、自转变为左翼作家后，其主张既欠正确，写作亦少贡献，对于这点，应表示惋惜之意。至盲从左翼分子之无谓捧场文字，利用死者大肆煽惑，尤应绝对禁止刊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