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督军之子在上海绑黄金荣，牵连警察厅长命案，奉天少帅晚年却说他不够格，靠山一倒他只能躲进租界

2026-09-22 14:43 旅游攻略 1 0

在旧上海，能让黄金荣吃大亏的人不多。黄金荣长期在法租界巡捕房任职，又是青帮中公开露面的人物，一般的军警轻易动不了他。可在二十年代中期，他却被浙江方面的军队抓走，押到杭州关押，还挨了打，最后靠多方疏通才脱身。

下令抓人的是浙江督军卢永祥，起因则是他的儿子卢小嘉与黄金荣在戏院的冲突。这件事传开之后，卢小嘉在上海名声大噪。敢扣上海滩头面人物，敢牵连进淞沪警察厅厅长徐国梁遇刺案，这样的人，听上去似乎谁都敢动。

偏偏在后来的许多回忆里，奉系的张学良对卢小嘉评价很低。在晚年接受访谈谈到民国旧人物时，张学良认为卢小嘉行事流于市井习气，难当大事。转述的大意是，这个人不够分量，不值得认真看待。

同一个被称为民国四公子的圈子里，为什么差距会这么大？卢小嘉当年有没有可能动张学良？要回答这个问题，不能只看两个人谁更狠，得看他们手里的权力是从哪里来的，又能在多大范围内管用。

四公子，本来就不是一个行当

现在一提民国四公子，很多文章会列出张学良、孙科、段宏业、卢小嘉四个名字，还会说这是报人包天笑在一九二四年评的。这个说法流传很广，但原始出处并不十分清晰，不同版本名单也有出入。

更重要的是，这个标签掩盖了四个人完全不同的处境。孙科是孙中山的儿子，长期在广州国民政府体系内从政，走的是党政职务路线。段宏业是段祺瑞的侄子一辈亲属，依附的是皖系中央政权。张学良是奉系首领张作霖的长子，很早就进入奉军任职。卢小嘉是浙江督军卢永祥的儿子，主要活动在上海和江浙。

把他们放在一起，只是因为父辈有名，加上本人常上报纸社交版。在权力结构里，他们根本不在同一条线上。孙科有政党和政府职务做依托，张学良有军队职务做依托，卢小嘉和段宏业更多是靠父辈的余荫在特定地盘里活动。

尤其是张学良和卢小嘉，一个在东北军体系内逐级任职、带兵打仗，一个在上海租界与军阀防区交错的地带里借势行事。两人相差十五岁左右，所处的政治板块也完全不同。所谓敢不敢动，在当时几乎不存在现实条件，既无直接的地盘冲突，也无明确的个人恩怨，更无可靠材料显示卢小嘉曾计划针对张学良。

真正值得追问的是，为什么同样顶着公子名头，一个人的能量可以随着父亲倒台瞬间清零，另一个人却能在父亲去世后接管东北？这要分别看他们在上海和奉天靠什么说了算。

在上海说了算，靠的是什么

卢永祥控制浙江和上海周边地区时，上海的格局非常特殊。华界、公共租界、法租界分属不同管辖，北洋各派军队、租界巡捕房、商团、帮会势力交织在一起。督军要控制上海，不能只靠一纸命令，要靠淞沪护军使、淞沪警察厅、驻沪军队和财政税收几套班子配合。

卢小嘉的活动空间，就在这个缝隙里。他的父亲是浙江督军，淞沪护军使何丰林是卢永祥一系的人，上海华界的警权和驻军名义上听命于这一系。在这种情况下，督军的儿子出面办事，各方都会给面子。这种面子不是因为他本人有兵，而是因为大家都知道得罪他就等于得罪卢永祥。

淞沪警察厅厅长徐国梁遇刺案，最能说明这种关系。一九二三年冬，徐国梁在上海遇刺身亡。当时报纸议论纷纷，后来的一些回忆文章把矛头指向王亚樵等人，并传闻与卢小嘉有关，原因是徐国梁与江苏督军齐燮元走得较近，影响了卢永祥对上海的控制。

需要说明的是，这一案件在司法上并未坐实卢小嘉为幕后主使。卢小嘉曾被传讯，此后即恢复自由。案件很快平息，没有进入实质审判。从现有可查的公开叙述看，能确认的是案件与江浙皖直矛盾有关，至于卢小嘉在其中具体起了什么作用，不同材料说法不一，不宜直接定案。

但案件的结局本身就是一种信号。在军阀防区之内，涉及督军家属的命案很难查下去。查下去牵动的是军队和派系，不是某一个人。卢小嘉全身而退，靠的不是个人脱罪本领，而是父亲的地盘还在，军队还在，对手暂时还不想全面翻脸。

黄金荣事件也是同样的逻辑。流传最广的说法是，卢小嘉在上海共舞台听戏，与捧角的黄金荣方面发生冲突，当场吃了亏。随后卢永祥下令，由淞沪方面出兵将黄金荣扣押，押往杭州。青帮和上海商界多方营救，花了大笔钱疏通，才把人保出来。

这个过程的关键不在戏院里谁先动手，而在谁能调动军队。卢小嘉本人并没有调兵权，能把黄金荣从上海带走，靠的是父亲的一道命令和何丰林系统的执行。黄金荣在租界有势力，但在督军的军队面前，租界外的武力不对等。等到卢永祥失势，同样的手段就再也用不出来了。

这就是卢小嘉式权力的本质。他的狠，需要一个前提，就是卢永祥还坐在督军位置上，还能调动淞沪军警，还能让租界和帮会忌惮。一旦这个前提消失，他在上海的一切特殊待遇都会消失。

在奉天说了算，靠的又是什么

张学良的起点看似也是父亲，但路径完全不同。张作霖对长子的安排，是把他放进奉军体系里任职。从陆军讲武堂学习，到担任旅级、军级职务，再到负责航空等技术部门，张学良的身份首先是奉军军官，其次才是大帅的儿子。

这种安排意味着两件事。第一，他的命令在军队里生效，是因为职务本身带有指挥权，而不是每次都要报父亲批准。第二，他要为自己指挥的部队负责，打胜了有资历，打败了要承担损失，部下和同僚都看在眼里。

第一次直奉战争中奉军入关作战失利，退回关外整顿，对张学良影响很大。奉军内部此后整训军队、调整部署，张学良参与其中。他年纪很轻，但已经直接面对过部队被打散、后勤跟不上、友军配合失灵这些实际问题。这与在后方听汇报完全不同。

到第二次直奉战争前，张学良已是前线重要指挥者之一。奉军在山海关、九门口一线与直军作战，战事激烈。就在奉军与直军相持之际，冯玉祥在北京发动政变，直系后方动摇，战局迅速逆转，奉系获得全胜。

这场胜利让奉系势力进入关内，也让张学良在奉军中的地位进一步稳固。他掌握的不只是父亲的信任，还有实实在在的部队、人事关系和作战资历。奉系老派人物众多，内部也有矛盾，但张学良的职务和战功是公开的，谁都不能当他不存在。

两相对比就很清楚。卢小嘉在上海能调动的资源，是借来的。借的是父亲的督军名义和淞沪军警系统。张学良在东北能调动的资源，一部分来自父亲的授权，一部分来自他本人在军队职务体系里的位置。前者随人事更替立即失效，后者即使在派系动荡中也有一定的延续性。

这也决定了两人的信息和选择完全不同。卢小嘉在上海看到的是租界、戏院、商人和帮会，处理问题的方式是找父亲、找军队、找关系。张学良在奉天和前线看到的是兵员、军饷、铁路、军火和日本、苏联的压力，处理问题必须考虑打不打得赢、守不守得住、内部摆不平摆得平。

一九二四年秋天，两场战争定分水岭

一九二四年秋天，江浙战争和第二次直奉战争几乎同时进行，但性质和结果完全相反，也直接决定了卢小嘉和张学良此后的命运。

江浙方面，是浙江的卢永祥与江苏的齐燮元为争夺上海和江浙财税地盘而战。福建的孙传芳站在齐燮元一边，从南面夹击浙江。浙江方面内部又出现警务处长夏超倒戈，防线从内部被打开。卢军迅速崩溃，杭州失守，卢永祥退往上海，不久通电下野，东渡日本。

卢永祥下野，意味着皖系残余在江浙上海的统治结束。何丰林系统随之瓦解，淞沪军警换了主人。卢小嘉过去在上海的所有便利，一夜之间不复存在。他既无自己的军队，也无政府职务，只能避居租界，减少公开露面。当年被他得罪过的黄金荣等人还在上海，他在公开场合的处境可想而知。

同一时期，北方的第二次直奉战争以奉系胜利告终。直系分裂，冯玉祥另立旗帜，江苏、浙江战场的胜负也影响了全局。奉系从东北扩展到关内，张作霖成为北方最有实力的人物之一，张学良作为奉军重要将领，政治分量不降反升。

很多人喜欢把这一对比说成是一个在逃跑、一个在战斗。这种说法虽然形象，但容易把结构问题说成个人胆量问题。更准确的说法是，卢小嘉从来没有进入过需要承担战役责任的位置，所以失败来临时他只能躲。张学良早已被放进必须承担责任的位置，所以胜利和风险都记在他的名下。

江浙战争之后，卢小嘉辗转青岛、北平等地，远离了权力中心。关于他后来与溥杰原配唐怡莹同居并涉及醇亲王府财物外流的说法，在遗老圈和报刊回忆中流传甚广，但具体经手过程、财物数量和责任划分，材料说法不一。能确认的是，他的社会角色已经从督军之子变为依附私人关系的寓公式人物，不再具有调动军政资源的能力。

张学良则走向了另一条路。一九二八年张作霖在皇姑屯被炸身亡后，张学良顶住日本压力和奉系内部动荡，宣布东北易帜，服从南京国民政府。这一步风险极大，一旦失控就可能丢掉东北。但他能做出这个决定，恰恰因为他手里有军队职务和人事基础，不是空头公子。

此后的一九三六年西安事变，张学良与杨虎城扣留蒋介石，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事后张学良被长期软禁。这件事的是非功过，至今仍有不同评价，但有一点没有争议，就是他是在拿自己的前途和自由做赌注。无论评价高低，这种押上本人的做法，与卢小嘉时代靠父亲出面解决问题的做法，完全不在一个层面。

为什么晚年评价会是看不上

张学良晚年谈到卢小嘉时语气平淡，但内容并不客气。综合已公开的口述访谈整理文本看，他反感的并不是某一次具体冲突，而是卢小嘉这类人物的行事方式。概括起来，大致有三层。

第一层是做事方式。共舞台冲突也好，徐国梁案传闻也好，卢小嘉解决麻烦的办法都是找父亲调军队，或者传闻中找刺客动手。自己在现场受了委屈，不在规则内了结，而是把军队卷进来。这种做法在督军政治里很常见，但在职业军人看来，是把公器当私器。

第二层是责任归属。军队职务意味着出了事要负责。卢小嘉没有军职，不需要对战局负责，不需要对士兵伤亡负责，也不需要对财政亏空负责。好处可以拿，责任不用担。张学良从二十岁出头就开始带兵，对责任的分量有直接体会，自然看不上只享好处不担责任的人。

第三层是权力认知。在张学良看来，权力首先是军队、地盘、财政、外交压力的总和，是每天要处理的具体难题。而卢小嘉留给外界的印象，是把权势用在戏院捧角、租界争面子、结交帮会这些事情上。双方对权力是什么的理解，根本对不上。

所以所谓不够格，不是骂一句狠话，而是一个长期带兵的人对另一类公子的定位。在张学良的评价体系里，有没有带过兵、打过仗、处理过危局、承担过失败，是衡量人物分量的硬指标。卢小嘉在这几项上几乎是空白。即使他当年在上海再风光，在张学良眼里也只是地方防区内的特殊现象，不是全国棋局上的棋手。

这也能解释为什么两人晚年同在台湾却几乎没有来往。据一些回忆文章称，卢小嘉一九四六年前后离开大陆到台湾经商，晚年病逝于台湾。张学良被软禁多年后也在台湾，两人地理距离并不遥远，但没有可靠材料显示他们有实质交往。这不是偶然，而是两人早已分属不同的世界，一个退出了公共政治，一个仍是历史事件的当事人。没有交集，反而是正常的。

回到最初的问题，卢小嘉当年敢动张学良吗。这个问题本身就不成立。卢小嘉的势力范围在江浙和上海，依靠的是卢永祥的督军体制和淞沪军警。张学良的根基在东北军，活动重心在东北和华北。两人之间没有直接的地盘争夺，也没有可靠记载显示卢小嘉曾对张学良发出威胁或采取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