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西圣保罗州GDP约6800亿美元,跟我国的广东省差距有多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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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西是一个拥有世界上一些最引人注目的自然奇观的国家,更不用说美丽的人民。然而对巴西人来说不幸的是,这个国家同时也拥有一个稍显平庸的经济体。

考虑到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数据,巴西目前是世界第九大经济体,这一点或许令人意外。

这意味着,如果这个国家真的能够完成从发展中国家向发达国家的跨越,它就有可能与德国、日本或英国这样的经济强国相媲美。听起来或许难以置信,它甚至有可能成为一个足以与美国或中国比肩的经济体,然而事实并非如此。

这个风景如画的国家近年来一直深陷争议的漩涡,饱受政治动荡、腐败丑闻以及弹劾程序的困扰,所有这些都无助于这个新兴国家完成上述转型。

值得庆幸的是,巴西短暂而坎坷的历史包含了许多值得其他国家借鉴的教训,涵盖从政治不稳定到自然资源管理不善等各个方面。曾经被寄望成为超级大国的巴西,未能将其潜力充分转化为现实。

这里牵涉的因素当然极其复杂,但归结起来主要是几个关键问题。首先是国家的政治不稳定;其次,这个国家的地理条件并不理想;第三,或许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在于它所选择优先发展的产业。

理解这些失败对于帮助其他同样试图迈向更美好未来的国家至关重要,也可能揭示为何巴西在这场全球危机中如此拼命地想要保持开放。

要理解巴西的经济,就不可能绕过对巴西政治的理解。如果要用一个词来概括这个话题,那就是"多变"。

很多人没有意识到的是,我们今天所熟知的这个文明国家其实相当年轻。1985年之前,整个国家都由一个相当残酷的军事独裁政权统治。

这一局面最终随着一系列选举而告终,并促成了卢拉·达席尔瓦(通常被称为卢拉)当选。他是劳工党的创始成员之一,正如党名所示,该党强烈支持全面的社会改革,涵盖教育、劳工权利以及自然资源分配等领域。

卢拉还推行了一些激进政策,试图效仿其他快速增长国家(如中国)的成功经验。国家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建设产业、出口资源并提升劳动者技能。

所有这些促成了该国历史上最集中的经济增长时期,在卢拉担任总统期间,经济增长超过了500%。这种持续的繁荣使这位总统的声望空前高涨,其两届任期内的支持率一直保持在70%以上。

在这轮扩张中,位于巴西东南部的圣保罗州扮演了引擎的角色。这个面积24.8万平方公里的州,人口约有4592万,占到了全国人口的五分之一强,经济总量则占到巴西的三分之一,是名副其实的经济心脏。

当地地形以低地和高原为主,年平均气温维持在18到24度之间,年降雨量在1000至4000毫米,为热带作物和现代农业提供了绝佳的自然条件。

事实上,圣保罗州的产业积累并非始于卢拉时代。早在1532年,葡萄牙殖民探险队就在圣维森特岛建立了圣维森特镇——巴西第一个村镇。

殖民者把当地土地分配给居民,鼓励他们种植甘蔗、葡萄、小麦、养羊。此后随着钢铁、机械、炼油、纺织、食品等工业的相继建立,又逐步发展出铁路、公路、电站和汽车业,到二战前夕,这里已经成为巴西最发达的州,此后一直未曾易位。

然而这些历史红利并没能让整个巴西经济摆脱结构性的短板。铁矿石从巴西运出,穿越巴拿马运河,再横跨太平洋抵达其主要出口伙伴,会产生巨额的额外成本。

巴西之所以能够在这一市场上与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抗衡,原因有几点:中国对铁矿石的需求极为旺盛,价格一直保持在较高水平,且巴西的劳动力成本相比这些发达国家依然十分低廉。但由于中等收入陷阱,以及中国需求的降温,这一曾经支柱性的产业已开始承压。

从若干关键指标对巴西经济进行评估:巴西拥有一个庞大的经济体。尽管备受批评,它仍然是全球第九大经济体,因此在这一项上获得10分中的9分,仅略逊于美国和中国这样真正的世界超级经济体。这个经济体之所以如此庞大,是因为它拥有众多人口,这也意味着实际财富被摊得很薄。

巴西2.1亿居民的人均年收入不足1万美元。称不上贫穷,但也远谈不上富裕,因此这一项获得10分中的5分。稳定性与信心方面严重不足。

如果十年前问到经济增长,那毫无疑问是满分10分。不幸的是,前面讨论的所有因素,导致该国经济在过去十年间实际上是萎缩的。根据过去十年的平均增长率,经济增长一项只能给出负3分。

最后是产业。巴西拥有多样化的出口产品,也因丰富的自然资源而受到眷顾。但正如反复所见,光有这些是不够的。

该国的企业难以走向世界舞台。少数已经全球化的巴西企业,也正在国内感受到压力。因此产业一项获得10分中的6分。

综合下来,平均得分为10分中的4分。

数字的对比比评分更直白,根据《世界经济年鉴》,1983年圣保罗州的国内生产总值约为860亿美元,占巴西的41%,人均收入约3000美元,稳居全国之首,那时它的经济体量足足是广东省的四倍有余。

而到了2017年,广东的GDP总量已经达到1.34万亿美元,同年圣保罗州为6783亿美元,昔日的巨人反过来只剩下广东的二分之一。

巴西是一个极佳的经济研究案例。它所面临的问题,是每一个发展中国家都必然要面对的问题。它是否妥善处理了这些问题?

大概没有。但这并无不妥,因为它清楚地展示了一个国家陷入这种陷阱后会发生什么。

不过,情况并非全然黯淡。

回过头看圣保罗州与广东省这四十年间的位置互换,就能明白国家命运从来不是被资源禀赋一次性决定的。

圣保罗坐拥优越的地理条件、成熟的工业底子和占全国三分之一的经济分量,本该顺势走得更远,却被政治震荡、增长模式单一以及对大宗商品的过度依赖反复拖累。

广东则从八十年代那个体量只有圣保罗四分之一的追赶者起步,靠着制造业升级、产业链完整化和对外开放的持续加码,一步步跨越到今天1.34万亿美元的量级。

同样是沿海经济重镇,两条路径的分岔说明:真正拉开差距的,是能否把工业化红利转化为长期的产业竞争力。

对于任何还处在中等收入门槛上的经济体而言,圣保罗州从领跑者到追赶者的转身都是一面镜子。

资源与人口能撑起体量,却撑不起跃迁;只有政治稳定、产业升级和面向全球的企业竞争力同时到位,才可能让一个地区从"曾经辉煌"重新走向"持续增长"。